《破晓》聂葳蕤

6、第六章

　　大学毕业那年夏天，我选择了一座距离家乡两千公里的沿海城市。

　　面试了七家公司，最终被一家中型设计公司录用，职位是文案策划。薪水不高，但足够我在城市边缘租一间小公寓，养活自己。

　　搬家那天，全部家当只装了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和日常用品，另一个装书——大学四年攒下的，大多是二手书，书页泛黄，有些还有前任主人的批注。

　　新公寓在老旧小区的一楼，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但有个小院子，长满杂草。我花了整个周末清理，拔掉的野草堆成小山，露出下面干裂的泥土。去花市买了最便宜的绿萝和吊兰，挂在窗边，一点点绿意，让房间有了生气。

　　工作比想象中忙碌。设计公司的节奏很快，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加班是常态。我的直属上司是个三十出头的女性，雷厉风行，要求严苛。最初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被批评——方案不够创意，文案不够犀利，对接客户不够圆滑。

　　但我学得快。观察同事如何工作，模仿上司的沟通方式，深夜研究行业案例。三个月转正时，上司在评估表上写：“学习能力强，有韧性，可塑之才。”

　　我成了同事眼中的“拼命三娘”。总是最早到公司，最晚离开，周末也常来自习。他们不知道，我不是热爱工作，而是害怕空闲。一旦停下来，那些被我压在心底的东西就会翻涌上来。

　　父母很少联系我，除了要钱的时候。弟弟上了职高，学费生活费都是我负担。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会准时转账回去，然后关掉手机，不去看父亲的责骂或母亲的哀求。我知道弟弟根本不好好上学，知道那些钱可能被用来买烟酒、充游戏，但我依然按时给。不是出于亲情，而是一种赎罪——用金钱买断情感上的亏欠，这样我就能告诉自己：我不欠他们了。

　　表面上看，我过得不错。工作稳步上升，一年后加了薪，两年后升了职。租的房子换成了朝南的电梯公寓，虽然还是很小，但有了阳光。买了人生第一件品牌大衣，打了折，依然花掉半个月工资。站在试衣镜前，我看着里面的自己——剪了利落的短发，化了淡妆，穿着得体，像个真正的都市白领。

　　但镜子不会照出夜晚的我。

　　噩梦从大学时期就没断过，工作后反而变本加厉。新的梦境加入了职场元素：我在重要提案会上突然失声，ppt一片空白；上司当众撕掉我的方案，碎片像雪一样落下；客户指着我的鼻子骂，而我的脸变成了母亲的脸...

　　我开始害怕睡觉。晚上靠着咖啡和浓茶熬到凌晨两三点，实在撑不住了才倒在床上，祈祷能一觉到天亮。但通常睡两三个小时就会惊醒，一身冷汗，心脏狂跳。

　　更糟糕的是，白天也开始出现症状。在地铁上突然呼吸困难，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我身上；开会时毫无预兆地心悸，手心冒汗，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走在街上，突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像隔着毛玻璃看世界。

　　我知道这是心理创伤在爆发。大学时那些被暂时压抑的恐惧、愤怒、委屈，在生活相对稳定后，终于找到出口，汹涌而出。

　　但我不能倒下。倒下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够强大，承认那些过去依然能伤害我。所以我学会了伪装——在心悸时深呼吸，在恐慌发作时躲进洗手间，在失眠的第二天用遮瑕膏盖住黑眼圈。

　　完美假面，这是我给自己的保护色。

　　公司年会那天，我穿了新买的裙子，化了精致的妆，被同事夸“焕然一新”。酒过三巡，气氛热闹起来，有人起哄让每个部门表演节目。我们部门决定合唱，我站在人群里，跟着节奏拍手，脸上带着和大家一样的笑容。

　　但我的意识是抽离的。我看着这一切，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电影。那些笑声、碰杯声、音乐声，都隔着一层膜，模糊而遥远。我突然想：如果我现在消失，会有人发现吗？会有人真正在意吗？

　　“陈晓，你没事吧？”旁边的同事碰了碰我的胳膊，“脸色有点白。”

　　“没事，可能喝多了点。”我挤出微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其实杯子里早就换成了白水。

　　去洗手间时，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妆容完美，发型一丝不苟，但眼睛是空的，像两个深不见底的洞。我凑近镜子，仔细看瞳孔里的倒影——那个小小的、扭曲的我，也在看着我。

　　“你到底是谁？”我轻声问。

　　镜子里的女人没有回答。

　　年会结束后，我谢绝了同事续摊的邀请，独自打车回家。车窗外，城市的霓虹流淌成彩色的河，高楼灯火通明，每一扇窗后面都是一个故事。这座城市有千万人口，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回到家，踢掉高跟鞋，扯掉裙子，换上旧T恤和运动裤。卸妆时，我看着逐渐露出真容的脸——肤色不均，黑眼圈明显，嘴角因为长期紧绷而微微下垂。这才是真实的我，疲惫的，伤痕累累的，勉强支撑着的我。

　　手机亮起，是母亲发来的信息：“晓晓，你爸住院了，高血压，要交押金三千。你转过来吧。”

　　我盯着那条信息，很久没有动。然后打开转账软件，输入数字，确认。整个过程机械而熟练，像完成一项日常工作。

　　转账成功后，我走到阳台上。冬夜的风很冷，但我需要这种冷，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对面楼的窗户大部分都暗着，只有零星几盏灯还亮着。其中一扇窗里，隐约可见一个人影在走动，大概也是在加班晚归。

　　我想起林深。大学毕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最后一次见面是毕业典礼那天，我们在人群里远远对视，他朝我点了点头，我也点头回应。没有告别，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听说他去了北京，进了出版集团，实现了他的梦想。

　　有时我会点开他的朋友圈——封面是星空照片，签名栏只有一句话：“让每本书找到它的读者。”很少发动态，偶尔转发行业资讯，从不出现在照片里。

　　我想过联系他，但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同学？朋友？还是那个拒绝过他告白的人？最终什么也没做，只是偶尔在深夜，翻看我们大学时的聊天记录。那些简单的对话，关于作业、天气、食堂的菜，现在看来都珍贵得让人心酸。

　　凌晨三点，我还是睡不着。打开电脑，开始写方案——其实不急，但总得做点什么。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响，像孤独的心跳。

　　写着写着，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滴在键盘上。一开始只是无声地流泪，后来变成压抑的抽泣，最后是放声大哭。我蜷缩在椅子上，哭得撕心裂肺，哭那些从未被允许表达的委屈，哭那些假装坚强的日日夜夜，哭那个被困在童年土屋里永远长不大的自己。

　　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嗓子哑了，眼泪干了。我抬起头，窗外天色开始泛白，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我洗了把脸，重新坐在电脑前。文档上沾了泪渍，字迹模糊。我删掉重写，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慢慢地，把破碎的自己一点点拼凑起来。

　　方案写完时，天已大亮。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方块。我站在光里，感到一丝虚脱后的平静。

　　我知道问题还在，创伤还在，但我还站着。这就够了。

　　手机又响了，是上司：“陈晓，昨天说的方案，上午能给我初稿吗？”

　　我深吸一口气，回复：“能，九点前发您。”

　　然后起身，洗澡，化妆，换上职业装。镜子里，那个完美的假面又回来了，无懈可击。

　　出门前，我看了看阳台上那盆绿萝。冬天里，它依然顽强地绿着，新抽的嫩芽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

　　“加油。”我对自己说，推门走进晨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