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聂葳蕤

3、第三章

　　县一中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但也比想象中广阔。

　　学校确实免了我的学费，但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加起来，每月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食堂找了份勤工俭学的工作，每天中午和晚上帮忙打饭、洗碗，可以免费用餐，还有每月一百五十元的补贴。

　　学习成了我唯一的出路和全部的寄托。当同学讨论新出的电视剧、明星八卦时，我在啃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当她们结伴逛街时，我在图书馆角落里刷题。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奖学金是我重要的经济来源。

　　高三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的窗户漏风，我手上长满了冻疮，握笔时钻心地疼。同桌林薇递给我一盒冻疮膏：“我爸从省城买的，你试试。”

　　林薇是城里孩子，父母都是老师，家境优越。她是我在高中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虽然我们的世界天差地别——她烦恼的是该报考清华还是北大，我烦恼的是下个月的生活费还差多少。

　　“谢谢。”我接过药膏，指尖触碰到她温暖的手，有些不习惯这样的善意。

　　“陈晓，你想考哪所大学？”林薇问，眼睛里闪着光，“以你的成绩，国内的好学校随便挑。”

　　我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上面挂着冰凌：“能考上哪所就哪所吧。”

　　其实是能去哪所免费、有补助的学校。我已经查过了，师范类院校有生活补贴，军校不仅免费还有津贴，一些偏远地区的大学录取分数线会低一些...这些才是我真正考虑的选项。

　　高考前三个月，父亲来学校找我。那是他三年来第一次来。

　　他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个编织袋，在光鲜的学生和家长中显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他有些局促地招手。

　　“爸，你怎么来了？”

　　“来县城办事，顺便看看你。”他把编织袋递给我，“你妈让带的，咸菜和煮鸡蛋。”

　　我接过袋子，很沉。

　　“快高考了吧？”他问，眼睛看着地面，“有把握吗？”

　　“还行。”

　　又是一阵沉默。他摸出烟，想到在学校门口，又放了回去。

　　“那个...你弟今年中考，成绩不理想，实验中学怕是进不去了。”他终于切入正题，“得交择校费，八千。”

　　我握着编织袋的手紧了紧：“家里...有吗？”

　　“我想办法借了点，还差三千。”他抬头看我，眼神躲闪，“你要是考上大学，能不能...先工作一年？帮家里渡过难关，你弟不能不上学...”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三年前的字据还历历在目——高中毕业必须工作养家。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这句话真的说出来时，还是像一把钝刀子在心上来回割。

　　“我知道了。”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

　　父亲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有些愧疚，匆匆说了几句“好好考”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手里编织袋的提手勒进掌心，留下深深的印子。

　　回到宿舍，我打开编织袋。里面除了咸菜和鸡蛋，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黑色灯芯绒面，千层底，针脚密实均匀。是母亲的手艺。

　　我把脸埋进鞋子里，闻到棉布和浆糊的味道，还有家里土屋特有的、混合着柴烟和潮湿的气味。眼泪终于掉下来，无声地浸湿了鞋面。

　　高考那三天，我像是站在独木桥上，身后是悬崖，前方是迷雾。每考完一科，我就把所有的知识点从脑子里清空，为下一科腾出空间。没有紧张，没有期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专注。

　　最后一科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教室外下起了雨。考生们欢呼着冲出去，家长们举着伞在门口迎接。我慢慢收拾好文具，最后一个走出考场。

　　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没有伞，也不着急躲雨，就这样慢慢走回学校。街道两旁的香樟树被雨水洗得碧绿，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

　　经过一家书店时，橱窗里展示着大学招生简章。我停下脚步，看着那些美丽的校园照片——未名湖的波光，武大樱花的绚烂，厦大芙蓉湖的倒影...那些都是别人的风景。

　　回到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室友们都回家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的床铺是最简陋的，连床垫都是学校发的军用垫，薄薄一层。我从枕头下拿出存折，上面有这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三百元。离父亲说的三千，还差七百。

　　我坐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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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后，我回到村里。

　　进村时是傍晚，夕阳把土墙染成橘红色。几个坐在村口闲聊的妇女看见我，停止了交谈，眼神里带着复杂的情绪——同情？好奇？还是等着看好戏的兴奋？

　　“晓晓回来啦？考得咋样？”

　　“还行。”我低着头快步走过。

　　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更破败了。猪圈塌了一角，用树枝勉强撑着；屋顶的茅草被风吹乱了好几处；院墙裂了缝，从外面能看见院子里晾的衣服。

　　弟弟陈亮长高了不少，穿着新买的T恤，正拿着手机打游戏——那是我去年奖学金给他买的，最便宜的智能机。看见我，他抬了下眼皮：“姐，回来啦？有钱没？我想买游戏皮肤。”

　　“没有。”我把编织袋放下。

　　母亲从灶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在蒸馒头。她看起来更瘦了，鬓角有了白发。

　　“回来了？饿不饿？馒头马上好。”

　　“爸呢？”

　　“去镇上了，说有事。”

　　那顿晚饭吃得很安静。母亲做了两个菜，白菜炖粉条和炒鸡蛋，大部分都夹到弟弟碗里。我啃着馒头，味同嚼蜡。

　　晚上九点多，父亲回来了，身上带着酒气，但眼神清醒。他看了我一眼：“考完了？”

　　“嗯。”

　　“成绩什么时候出？”

　　“月底。”

　　他点点头，没再问。但那种反常的平静让我不安，像暴风雨前的宁静。

　　成绩出来的前一天，家里来了客人。

　　一辆白色的SUV开进村里，停在我家院门口，引得邻居们探头张望。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大约三十五岁，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肚子微微凸起，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阳光下刺眼。

　　父亲早就在院子里等着，罕见地换上了过年才穿的那件夹克，虽然洗得发白，但熨得平整。母亲也换了件相对干净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李老板来了！快请进请进！”父亲迎上去，脸上堆着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那个被称作李老板的男人点点头，目光扫过院子，最后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神让我不舒服，像在打量一件商品，评估价值和成色。

　　“这就是晓晓？比照片上水灵。”他说，声音粗哑。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脚冰凉。照片？什么照片？

　　母亲拉了我一把：“晓晓，叫李叔叔。”

　　“李...叔叔。”声音干涩。

　　“哎，好孩子。”李老板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

　　那顿饭是我家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母亲杀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炖了蘑菇；去村口小卖部买了瓶三十块钱的酒；还炒了肉片，炸了花生米。父亲不停给李老板敬酒，说着奉承的话。

　　我坐在最下首的位置，食不知味。李老板的手机不时震动，他瞥一眼就按掉，但有一次手机屏幕朝上放在桌上，恰好被我看见——微信对话框里，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头像发来信息：“今晚老地方？想你了宝贝。”

　　紧接着又弹出一条：“上次那个学生妹还有没有？我朋友也想要。”

　　我胃里一阵翻搅，差点吐出来。

　　饭桌上，父亲和李老板的对话渐渐清晰起来。

　　“晓晓成绩好，今年高考，本科肯定没问题。”父亲说。

　　“女娃嘛，读书差不多就行了。”李老板抿了口酒，“早点成家立业才是正事。我前妻就是书读多了，心气高，过不到一块去。”

　　“是是是，您说得对。”

　　“彩礼我上次说了，十八万八，三金另算。”李老板放下酒杯，“不过我得先验验货，要是...你懂的。”

　　父亲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李老板放心，我们家晓晓规矩得很，平时学校家里两点一线...”

　　“那就好。”李老板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下周末我再来，带晓晓去县城买几身衣服，顺便...培养培养感情。”

　　他们又聊了些细节——婚礼怎么办，彩礼怎么给，什么时候领证（李老板说等我满二十岁就去登记）。我像个局外人，听着自己被明码标价，被安排人生。

　　李老板走时，父亲一直送到村口。回来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换上了熟悉的疲惫。

　　母亲在收拾碗筷，动作机械。我站在堂屋中央，看着他们。

　　“你们把我卖了？”我的声音在颤抖。

　　父亲点了一支烟：“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李老板条件多好，县城有房有车，开建材店，一年挣几十万。你跟了他，吃香的喝辣的，还能帮衬家里。”

　　“他比我大十七岁！离过婚！而且...”我想起那些微信消息，恶心得说不下去。

　　“离婚怎么了？更知道疼人！”父亲提高了音量，“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咱们这条件，能找这样的不错了！”

　　母亲停下动作，小声说：“晓晓，你爸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我笑了，眼泪却流下来，“为了我好，所以要把我嫁给一个约炮成瘾的老男人？为了我好，所以用我的彩礼给弟弟交择校费？为了我好？”

　　“混账！”父亲把烟摔在地上，“怎么跟父母说话的？我们养你这么大，不该回报吗？你弟是咱家的根，他必须上好学校！你一个女娃，早晚要嫁人，嫁谁不是嫁？”

　　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被生活压垮的、过早衰老的脸。突然之间，所有的愤怒都消失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悲凉。我理解他的困境，理解他的选择，但这理解像毒药，腐蚀着我心里最后一点对亲情的幻想。

　　“我不会嫁的。”我说，声音平静下来。

　　“由不得你！”父亲吼道，“彩礼我已经收了五万定金！下周末李老板来，你必须去见！”

　　我转身回到自己的小屋，关上门。门外传来父亲的骂声和母亲的啜泣，还有弟弟不耐烦的抱怨：“吵死了！我还打游戏呢！”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月亮很圆，但被云遮住了一半，昏黄的光晕染开来，像哭肿的眼睛。

　　那一夜，我做了决定。

　　凌晨三点，父母和弟弟都睡了。我悄悄起身，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衣服，身份证，高中毕业证，还有那张存折。全部装进一个旧书包里，还装不满一半。

　　我从枕头下拿出那双新布鞋，穿在脚上。千层底很软，走起路来没有声音。

　　推开小屋的门，堂屋里传来父亲的鼾声。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见桌上没吃完的菜，照见墙上的全家福——那是弟弟满月时拍的，我被挤在最边上，只露出半张脸。

　　我轻轻打开大门，老旧的门轴发出细微的“吱呀”声。父亲的鼾声停了一瞬，又继续响起。

　　走出院子，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土墙，柴垛，半枯的石榴树，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衣服。一切都笼罩在朦胧的月光里，像一场即将醒来的梦。

　　村口的老槐树下，我跪下来，朝村长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然后起身，踏上了通往镇上的土路。鞋子踩在尘土上，几乎无声。路两旁的玉米地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催促。

　　走到公路边时，天边开始泛白。远处传来鸡鸣声，此起彼伏。第一班开往省城的客车从晨雾中驶来，车灯像两把利剑，劈开黑暗。

　　我招手上车，投了三块钱硬币。车上空荡荡的，只有司机和两个早起的老人。我在最后一排坐下，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客车发动，村庄在后退，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弯处。前方，公路延伸向雾霭深处，看不见尽头。

　　太阳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芒刺破云层，洒满大地。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的旧生活，被永远留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