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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章 远赴重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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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一连数日颠簸不休,巨浪撞在船舷上,闷响阵阵,像有人在外头一下一下捶着铁皮。舱里的油灯随浪头左右摇晃,灯芯被风呛得发黑,光影在木壁上忽明忽暗,照得人脸也忽长忽短。
舱底积着薄薄一层水,混着呕吐物和咸腥的海风,气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许相臣倚着舱壁坐着,胃里翻腾得厉害,却不敢躺下——他一躺下,便只听见水声,像要把人吞进去。每当特别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探进衣襟,指尖触到那只陈桥塞给他的荷包。
荷包是蓝布缝的,边角针脚略有些歪,看得出是她夜里赶工做的,里面收着一缕青丝,外头还裹了一小片她写过的字条,字条上只有两个字:平安。
布面被体温焐得温软,带着一点淡淡的皂角气,是陈桥常用来洗衣的那种大皂角。每一回船身剧烈倾斜,许相臣心头发紧时,便这样摸一摸,像是还能记得柳岸秋风里,她站在芦丛边,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却仍一字一句叮嘱他“平安”的模样。
同舱还有四位青年,陈鹏、刘慧、邱炳峰、黄奕晓,都是这趟公费留学的学子。起初几日,大家晕得连话也懒得说,只各自抱着搪瓷脸盆呕吐,舱里满是酸腐气味。
有人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脸色蜡黄,连水也喝不下,说是水都带着海腥味,喝了胃都打颤。
后来风浪稍定,有人勉强能坐起来,才渐渐搭起话。
陈鹏性子爽直,是大北学堂出来的,靠在木架上叹了口气:“这海也真熬人。可比起国难,这点颠簸又算得了什么。”他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发皱的报纸,纸角已经磨毛,是上船前在北平火车站买的。
“你们看,这几日的消息,”他手指点了点一个地方,“那边还是乱,我们这一趟出去,可不是单纯念洋书,更要学真本事,那些洋炮洋枪我都要给咱们国家造!”
邱炳峰接过报纸,借着昏灯扫了几行,轻轻点头:“正是,国内如今的弊病,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改过来。”他戴着厚厚的圆框眼镜,即使在船上颠簸了这么久他还是冷静,“要学人家实业、理化,学真正能用的本事,回来才能救百姓。”他指腹摩挲着那块地方的图案,随后把报纸小心折好,又还给陈鹏,“我原想学工,后来改了机械。机器这东西,看着冷,可若造得出,便少受人掣肘。”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父亲在天津开小作坊,去年被洋货挤得关了门。他走时没说话,只把工具箱擦了又擦。我那时便想,总得有人把东西造出来。”
刘慧是同行里少见的女留学生。她坐在下铺,鬓发被舱内潮气浸得微湿,额前几缕碎发贴在颊边。
她手里捧着一本旧医书,书脊已经裂开,用细线缝过,书页间夹着几张写满批注的纸。听见两人说话各言其志,犹豫片刻后也开口,声音清亮:“我原先在家,旁人还说女子不必远赴重洋,安稳嫁人便是。可国难当头,谁还理他男的女的,我就要出一份自己的力气。”她摩挲着书边的折痕,“我想学医,日后若是再有战乱,能救治受伤的同胞。”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上有常年做针线留下的薄茧,“我母亲不让我走,哭了三夜。我说,若我留在家里,看着同胞受苦却什么都做不了,那才是真的不孝。”展开的手慢慢握紧,“这双手锄得了地,绣的了花,也能救得了人!”
在四个人中,黄奕晓年纪属于略轻些,眼底带着少年锐气,手里还攥着一支钢笔,指节上沾着墨渍,听见刘慧的话,他低声附和:“我和你们想法一样,只是心里也明白,这条路不会平顺。”他顿了顿,又低声补了一句,“说不定,还要挨饿、挨骂,甚至挨枪子儿。”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却不像在逞强,倒像是已经想过很多遍。
舱里静了一瞬。
忽然间陈鹏很乐观阔气的摆了摆手。
“去去去,那我要是真的客死异乡也值了!只求有人能够把那些学来的笔记都带回去宣传。”
油灯啪地爆了一声,灯花落下,舱顶晃下一点灰,许相臣伸手掸了掸肩上的灰,笑道:“挨枪子儿也不怕,只要别晕船晕死在这儿。”
众人都笑了,笑声在狭窄的舱室里显得有点轻,却让沉闷的空气松了些。
几人相视,彼此都懂对方的心思,没有再多豪言壮语。陈鹏把报纸塞回衣袋,邱炳峰合上膝头的书,刘慧把医书按在胸口,黄奕晓则把那支钢笔别回上衣口袋。
风浪仍在翻涌,船身又一次重重倾斜,油灯险些翻倒,许相臣伸手扶住,灯影晃过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即使是这样依旧无法扑灭这盏微弱灯光的油灯,就像他们一样。
那夜之后,他们便更熟了些,一路漂洋过海也算是有个伴了。比如晕得厉害时,谁若还能动,便替旁人递水、拧帕子。
夜里风大,舱门被吹得哐当作响,陈鹏便起身去顶住门。刘慧晕得最重,却仍不肯放下医书,说多认一个词,日后便少一分无用。邱炳峰常在灯下算题,草稿纸写满便裁成小块,再翻过来写,纸不够时,便用铅笔在木板上演算。黄奕晓爱写信,写给家中的父母,也写给北平的朋友,写几句便停笔,像是怕把心事写得太满,船载不动。
许相臣找他要了一些纸也写信。
他写给陈桥,写给母亲,写给老太爷。写给陈桥的那封最长,写了一半又撕掉,怕自己写得太软,让她在岸上担心。最后他只写平安,写船已近港,写自己一切尚好,让她不必挂念。可写到末尾,他还是添了一句:“柳岸风大,少去。”
船抵港口那日,天色阴沉,码头上的雾气混着煤烟,呛得人直咳。岸上有人举着牌子,说着他们半懂不懂的话,行李被一件件吊上岸,汽笛声、车轮声、叫喊声挤作一团。许相臣提着那只樟木箱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北平离自己已经很远。远到他几乎不敢细想,怕一想,便连脚下这一步也迈不稳。
陈鹏拍了拍他的肩:“许兄,到了。”
许相臣点点头,握紧箱柄,跟着众人踏上异国的土地。脚下的地面是硬的,没有船身的摇晃,他反而有些不习惯。回头望去,那艘载他们远渡重洋的轮船静静泊在港湾里,烟囱里冒出灰白的烟,像一声长长的叹息。
北平这边,陈桥始终悬着一颗心。
她照旧做针线活,给母亲缝补旧衣,替巷口书铺装订散页,只要得空,便往河滩跑。河滩上风大,芦花被吹得乱飞,沾在她袖口、发间。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是去年母亲给她做的,今年又续了一层里子。她碰见刚收网靠岸的渔民,就上前轻声打听远洋海况。老渔民捋着胡须,告诉她最近外海风暴多,航路凶险,却也说不准那艘载着学子的船如今到了哪一处。
“姑娘,别天天跑。”老渔民看她脸色发白,劝道,“海上的事,急也急不来。船若平安,自会靠岸。”
陈桥听了,心里越发忐忑,夜里常常睡不安稳。她总梦见海上骤起狂风,梦见许相臣站在船头,衣襟被浪打湿,回头看她,却喊不出声。醒来时,窗纸发白,屋里冷得厉害,母亲在隔壁咳嗽,她披衣坐起,直到天明。
这样苦苦等了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北平的风一日冷过一日。巷口的槐树落尽叶子,书铺掌柜把门板卸下半扇,晒受潮的旧书。许府大夫人也常问起她,每次见她,总塞些点心、布料,嘴里说“那孩子出息,你不必太挂心”,可眼神里的担心藏不住。有一回,大夫人拉着她的手,忽然落下泪来:“他走时没跟我说一句实话,只留了封信。我知他怕我拦他,可我是他母亲啊。”陈桥便陪她坐一会儿,说些宽心的话,回去后仍旧往河滩跑。
一日午后,信差送到海外来的邮件,辗转送到她手上。信封沉甸甸的,厚得反常,边角被邮路磨得发毛,上面贴着几张陌生的邮票,邮戳也盖得模糊,隐约能辨出“OCT”的字样。陈桥抱着信,快步走到熟悉的柳岸芦丛边坐下,手指有些发颤,拆了好几次才拆开。
里面是许相臣写的厚厚一沓信纸,整整有十五页,每一页都满满当当的内容,字迹工整,墨色深浅不一,像是分了几个晚上写成。
除了报平安,说船已经平安抵达,路上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还细细描摹异国风物——西洋的街景、有轨电车、图书馆,还有她从未听闻的洋式器物、当地风俗,一桩桩写得生动。
他写电车在街上叮当作响,行人穿深色大衣匆匆而过,帽檐压得很低;写图书馆的灯亮到深夜,书架高得望不到顶,管理员是一位白发老人,总戴着圆框眼镜;写自己初到宿舍,窗缝漏风,便用旧报纸糊上,夜里仍冷得睡不着;写同舱的陈鹏、邱炳峰、刘慧、黄奕晓,说他们各有志向,不像浮泛之人。写到此处,他又补了一句:“他们皆非庸碌之辈,我与之同行,不敢懈怠。”
信纸里还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黑白照片,是他们在码头拍的——五个人站成一排,身后是轮船和灰蒙蒙的天。许相臣站在最边上,穿着离家时那件藏青长衫,手里提着樟木箱,脸上带着一点拘谨的笑。
陈桥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指尖轻轻抚过他的脸,像是怕碰碎了。
信末,他写:“秋栗,北平该落霜了。你素来怕冷,出门务必添衣。河滩风大,少去。若有人问起我,只说我平安便是。相臣在此,一切珍重,勿念。”
秋风拂过,掀动纸页。芦花飞起来,落在信上,又被她轻轻拂去。陈桥逐字逐句读着,悬了三个月的心,终于稳稳落定。她把照片夹回信里,将信纸小心折好,贴身收起来,心里默念,他一切都好。
她在柳树下坐了很久,直到日头偏西,河面泛起细碎的金光。回去时,她把那封信夹进一本旧书里,那是一本他们经常念的诗集还有一些散落的纸写着许相臣写给她的诗,每一次读到陈桥都会红了眼眶。
许府那边收到信后老太爷已经睡下了,就剩大夫人念佛,她坐在床边。她不识字只能让听差去打扰二姨太。
大夫人拿着那四张家书和两个丫鬟一起去了二姨太的偏房。
二姨太给她一字一句念着家书的内容。
“让母亲和祖父担心了,相臣已经抵达这边,已经落脚在学堂,还请母亲和祖父也保重身体,二姨太和三姨太也要一切安好。”
大夫人没有再说话,眼眶却悄悄红了,她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轻轻发抖,却没有哭出声。
终于,三个月的担惊受怕,三个月的夜不能寐,都在这一刻化成了无声的泪。
窗外,北平的夜风穿过胡同,吹得窗纸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一声,两声,悠长而安稳。
陈桥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看着窗外一片漆黑,忽而想起许相臣走的那日,也是这样的秋风,也是这样的柳岸。他回头看她,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说出什么。那时她以为,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日子还长。
如今日子确实还长。
只是这长日子里,隔着一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