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5、第五章 我推开门的

　　这一晚，我哼着《小星星》的调子推开门时，已是深夜。白天再和玛丽打照面时，她看起来状态舒缓了一些。当时她正给德国人翻身，在看见我的时候对我点点头，目光中露出几分释然。而西蒙·勒鲁瓦也没有再出现，没有杀戮，没有海战，只有两名借着头破血流来寻求掩护的抵抗者，和一个颅内压升高的法国男婴，用的是几天前那个中队长送来的药品。
　　“是婴幼儿常见病，先生，这是个法国孩子。他才几个月大，救治带来的长久收益远高于眼下的几瓶抗生素和两根引流管。”我对监察官说，“这孩子是练习脑室外引流术的绝佳病例，如果成功了，未来我就能多救一位德国士兵。而且，孩子是最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如果主宫医院同意收治，对维护贵军在占领区的声望将起到积极作用。”监察官懒洋洋地点起雪茄，满不在意地咬着烟屁股说，“你总是有五花八门的理由，英国人。我是学数学的，听不懂你说的这些玩意儿。我可以签字，但做完手术后，老规矩，你需要交份必要性评估报告。”
　　手术很成功，孩子的家属对我千恩万谢。虽然这份报告让我加班到深夜，但我却非常欣慰。身为医者，尽力挽救每一条生命时，我会暂时忘记我是郭文，而这让我能短暂地享受愧疚稍轻的轻盈心境——尤其是在生命如德国马克般贬值的如今，在这样的法兰西。
　　老屋内的温度如母亲手中坠落的薄纱，轻柔地亲吻着我的脸；光线若梵高蘸着颜料的画笔，在我晦暗的身体上绘就一笔夕阳下麦田的暖橙黄——直到我看见德国人同样流淌着暖意的金色发顶，方才发觉自己有些忘形。
　　我连忙收声，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玄关处摆着的旧油灯。德国人又贴心地把它点亮了。我提起它看了看，火苗像颗不会衰竭的心脏，健康地跳动着，此时此刻在我难得愉悦的心境下，它看起来也不像水中的维生素B2那般讨嫌。
　　上尉今天没有在马丁姨夫的椅子里看书，而是坐在餐桌边写些什么。他似乎正沉迷于他笔下的世界，听见我回来了，也没有立刻抬头。那种专注我理解，我在写处方和论文时，也经常是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出现的话。
　　我所在的位置正好让我能透过玄关的玻璃，近距离观察他的侧颜。沉静，认真，睫毛如同碧蓝色湖水上随风轻抖的鸦羽。小油灯昏黄的光线填平了手上的纹路和褶皱，让它看起来温润而厚实。他的手形状很好看，骨节虽因为长期持枪而略有些肿胀变形，却反而有种白桦树沧桑而细腻的矛盾美感。如果没有战争，我想，他的手应该如他所言，是在大学里握着琴谱，在柏林演奏的手。这双手更适合捧着浮士德和九三年，也适合弹奏舒曼和德彪西——而非握着枪械。
　　直到挂衣服时，我看到黄铜钩上的蓝围巾，才终于想起晨间留下的那两句“求助”留言。当时写下的时候，我努力将它粉饰成“人性的拷问”，却改变不了其示弱的本质。于是我救死扶伤的成就感被褪去些许，代之以丝丝缕缕因向敌人求助而起的羞耻心。
　　他倒是不设防，我路过他身边（只是因为灯火管制条例去拉紧窗帘）时，甚至得以窥见一眼他笔下的东西。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标题行写着“罗蕾莱”，可能是在默写海涅的诗；当然，也不排除是在给哪个同名的姑娘写情书——这让我想起我的病区里，一位被砍去双腿的年轻党卫军士兵。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开始出现消化道出血，却每天还在坚持给他的未婚妻写家信。
　　“我爱她，虽然她的脸其实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可我想，人要活下去，总得惦记着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虽然她可能已经改嫁了。我见不到她了，对吗？医生。我也下不了这张床。我的吃喝拉撒都在这张床上——我会在它上面生根的。这是报应。”
　　“报应？”
　　“我在斯摩棱斯克杀过一对老夫妻，为了逼他们的儿子出来。”
　　他这么对我说，然后笑了笑，低头继续写作。氧化的血块随着他的呼吸，有节奏地从胃管里上上下下。
　　“是的。”我当时回答。
　　我真正想说的是——确实是报应。而且，爱情，信念和写作都不能阻止死亡降临，也不能抹去他惨无人道的恶行。
　　我的快乐又被这怅然冲淡些许。而维尔纳看起来非常专注，也不像要和我说话的样子。我把目光收回来，讪讪地拿起沙发上的蓝色毯子，盖在自己的小腹上。月事尚未结束，一天下来，腰腿均是酸痛不已。
　　在这种半紧张半放松的状态下，我按着腰部，缩在扶手椅里，耷拉着眼皮烤火，又没来由地想起医学院图书馆里精装的黑塞和叔本华，包装精美，内容丰富，但有个共同的特点：
　　未经拆阅。
　　“柯克兰小姐，晚上好。您今天看起来很愉快。”
　　维尔纳放下笔，站起来，将椅子推回原位。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望他。
　　“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情，对吗？我想有好运降临在您身上。如果我猜对了，我希望这样的快乐伴随您每一天。我在指挥部的生活也很顺利，今天在老城内举行军事演习，大家表现得还不错，上校对我们表示了肯定，所以我很早就回来了。我试着作曲，但是灵感枯竭。我的音乐水平似乎退步了不少。本来我想在书房中创作，但我想，至少该获取您的允许，所以我只能暂时先借用您的餐桌了。”
　　在维尔纳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灰蓝色的漂亮瞳仁。它们清亮如水，温和而认真地望着我。他明明在说话，可我却觉得房子静得仿佛夜色下的芦苇塘，连呼吸都细微如苇花轻摇的声响。经历了这几个寻常又不寻常的晚上之后，我似乎飞快地蜕变成一个矛盾体，一个自我欺骗的矛盾体：我好像被我家的房门切割成两半。一半是“柯克兰小姐”，一半是“柯克兰医生”。只要到了医院，我好像就变了一个人。可回到家里，我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我更不认识的人。在盥洗室里看着自己的脸时，我会觉得它总在变化；而每天见到维尔纳的时候，都是这两个人在我身体里撕扯，争吵的时候。
　　它们的争吵没有声音；我却确确实实地因为被撕扯而疼痛着。
　　“我还有另一件事，柯克兰小姐。”维尔纳温声说，“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和您谈谈。关于今天早上，您留给我的那张纸条。您今天看起来很放松，所以我想，我也不该用军礼把气氛变得紧张，请您原谅我作为军人的一次失礼。另外，您不需要站起来，外科手术并不比宪兵看守大门轻松。这将是一次……闲谈。”
　　他的开场白总是如此冗长，但足够让我那点别扭的心情舒缓下来。我悄悄呼出一口气，微微点头，默认了他的“闲谈邀请”。
　　“夜色已深，还请您裹好毯子。柯克兰小姐，您的笔迹轻盈，优雅又带着芒刺……我可以说‘字如其人’吗？上次我就想这么说了，但我想，您当时应该不太想理我。”对视片刻后，他对我礼貌地微微一笑，声音和缓而沉静，“您和您的文字，都让我想起童年在弗莱堡时，河边的白桦树林。它们看似纤弱细腻，实则坚韧，即使河滩淤泥遍布，也总能深深扎根，春夏时挡雨，秋冬时遮风。这几天的事，也让我思考良多……但请您相信我，我很喜欢那首诗。无关您的职业，也无关政治……我只是在想，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在如今的时局下，还愿意写出这样的句子。它只让我对您更加欣赏。”
　　“您要知道，在如今这样的世道，有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请原谅我不能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我羞于承认，但我为之战斗的国家，它确实在对你们的土地进行暴力行为。而我一个普通军官的力量，并不足以抵挡国家机器的运转。面对被捕的平民，我可以试着在保证我自己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为他写文书，但我的力量非常有限……而且，如果您女友的家人进入盖世太保的审查系统，我将无权干涉。即使给我成为朗特纳克的机会，我想，我也并不能做到像伯爵那般勇敢，如果火势太大，我很可能只是那个在火场外面泼水的人，也可能只是冲进去抱出其中一个摇篮。不过，至少……或许，您也有那么一瞬间，认为我……”
　　说到这里，维尔纳欲言又止，声音里的和缓沉静也渐渐淡去。我悄悄揪着毯子上的绒毛，注视着他。他脸上露出一种天真又惶惑的空洞表情，垂着眼，显然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但他说出的内容，已经足够让我震动。集体疯狂下的德国人们，早就不该说出类似的话了。他们的动摇应该都被信念和荣耀掐死，尽数沉入莱茵河底；更不可能明明白白地承认“暴力”。维尔纳这些话如果被他们的盖世太保听去，很可能会被打成“意志不坚定的软弱者”，说不定还要和他们那些“青年团”的小男孩一样接受思想教育，每天将元首的演讲当做睡前故事。
　　他说他不是勇敢者。但他其实是勇敢的，因为他勇于承认现实，也勇于在罅隙中生长，勇于被现实压弯。
　　我觉得我有些怜惜他。
　　我一个在灰色地带漂泊的外国医生，又何尝不是和他一样？如果我脱下白大褂，我能做的只会更少。治疗法国人的许可，获取药品的渠道，医疗证明与报告的签署权，足以和侵略者对话的医师身份……今天出现的两个头破血流的抵抗者，就被我偷偷在胸口放了一枚硬币，装作结核病病灶*。他们被迅速收入感染科观察。经他们请求，我为他们开具了一些有限的药品和纱布，签在那个颅内感染的德国海军名下。
　　“代表自由法国感谢您。”在X光室里，他们偷偷对我说，“我们将前往伦敦。勇敢的英国姑娘，您叫什么名字？我们将把您的消息带给您的同胞。说不定，他们可以接您回家。”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祝你们平安。”我说。
　　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我早已无颜面对我的祖国。我从未忘记过我来自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救下的人是谁，还会暗自用希波克拉底誓词和“拿德国人当撒旦送来的临床案例”安慰自己。我为他们做的事情，看似“勇敢”，但与严峻的形势相比，远远不够。而且，如果让我真的掩护他们去沿海禁区，或者发放杂志和传单，我很可能不会答应他们。不过，在我静静望着维尔纳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在前往伦敦的路上了——晚间离开医院时，感染科那两张病床已经换了新的病人。
　　在刚刚来到圣马洛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私人诊所或者修道院，但我的“敌国国籍”却成为了最大的麻烦——除了这间老宅，我在这里没有亲人。而越发频繁的举报，以及恨不能当饭吃的审查表，都很快让我打消了这类念头。但有一件自私的事我要提及：我无法抛下我受过的系统性训练和临床经验，不希望我热爱的神经外科事业埋没在农场，刺绣，以及产房和摇篮里。
　　我叹了口气，把毯子裹紧些，点点头，示意维尔纳继续说下去。但他这一次却略显犹豫，再开口时，语气里染上了艰涩：
　　“柯克兰小姐，我曾经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权力和暴力之间守住一些东西，我也确实守住过，并曾为此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我要求我的士兵们礼貌对待他们遇见的当地居民，要求他们减少打扰，在不被抵触的情况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枪口不会因此从我身上移开，无论是我的国家，还是你们的国家。仅仅因为我是指挥官，仅此而已……虽然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是出于自保，自保没有错，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想法。后来我就开始选择性的耍滑头，如果我不是军官，很多事我就做不了，但我如果是军官，很多事我也必须做……这么说听起来很伪善，对吗？可是，柯克兰小姐，战争不会承认善意，它让人失去的不止是家园。人与人之间，连最起码的善意都被迫散失了。”
　　“所以，您问我，会不会像那位伯爵般进入火场，我想说——我希望我会。但我所希望的，并不等于我所能做的。您的处境，您的为难，我都明白。我也很清楚谁该为此负责……所以，如果一定有人要做这件事，那也该是我这样的人来做。我尊重医生，红十字和白大褂，本就不该被战争和政治亵渎。另外，谢谢您，愿意给我一次成为朗特纳克的机会，哪怕只是对我有过这样的期许……柯克兰小姐，这对我很重要。谢谢。”
　　维尔纳说完了。而后，又一次回到了椅子上，翻开笔记本，继续他的音乐创作和文学默写。我望着他漂亮的背影，却莫名有种被留在原地的感觉，心头郁郁，想和他说些什么，又不忍再打扰他。不过我很想喝些蓝莓杜松子酒。
　　虽然立场相悖，但许是处于同样的道德困境里，那晚，我望着维尔纳时，除却我生于离经叛道的同病相怜之外，还有无法自欺的欣赏：和那句“Ich verstehe”相同，他依然没有试图对侵略行为做任何遮掩，仅是将它当作一件羞于承认的事实来陈述。法国战败后的这一年多来，我也不是没有遇见过和他相似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反而多对我的“叛国”行为明褒暗贬，绝不会对我一个英国人说出这些话，也不会去在意我白大褂下真实的样子，更不会去想——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最重要的是，我也确确实实地，在维尔纳的身上，读到了什么尚未完全熄灭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用我的职业经验来解释，就是我救治过的那些濒死者。他们中有许多人，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又总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回光返照。
　　那是生命最后的抗争。
　　维尔纳在某种意义上，和他们异曲同工——
　　一个正在被战争机器吞噬的灵魂，在用残余的人性做着天真且无用的挣扎。
　　我尚且不敢说他确实不是那披着友善外表的军舰，但他无疑如那本《九三年》里所写：
　　“我们不能躲避亮光，正如我们不能躲避暗影一样。”*
　　我们活在暗影之下，也因此，更不能对亮光，视而不见。

　　一夜的睡眠过后，与维尔纳昨夜的首次“对话”，并没有随着逝去的梦境而逝去，反而更加费解地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几乎能听见他的音色在其中荡出波纹的声音；而我并不能以我所擅长的神经外科的医学原理去定义它，分析它——多么讽刺！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像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一样，享受他的夸奖，叹息他的理想，听他给我讲他的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和他感同身受；一觉醒来之后，我就又成了那幅挂在墙上的《珍珠女郎》了，或者英国雕塑——怎么都好。我成为了我最讨厌的闹剧似的女人。就好像只要我不开口，不将我的心事外化，我就还能虚张声势地假装我不是个不知廉耻的小丑。
　　就算维尔纳是人性尚存的，可信的，他也是德意志的士兵，身上也穿着那身漂亮的制服，是忠于他祖国和元首的侵略者。
　　就像意大利红十字会……如今的它完全失却了其中立与公正的原则，背离人道主义，为墨索里尼服务，沦为独裁者犯罪的工具。其实早在1935年，意军在埃塞俄比亚虐杀战俘，轰炸医院，使用早在《日内瓦议定书》中就被禁止使用的毒气屠杀平民的时候——意大利红十字会就选择对此视而不见了。
　　或许他们也曾忠于人道主义，但他们最后的选择，是忠于祖国。
　　所以，维尔纳的那身制服注定他只能怀揣有限的善意。他的铁十字勋章依旧如同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将我们分割两岸。如果他没有这身制服，如果我们异地异时而处，哪怕只是在战争开始前的巴黎相遇——我确会愿意与他分享更多，或许会真正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甚至有可能发展一段浪漫关系。
　　可他总会走的，西线军官们的调动总是和病房里的病人更替一样频繁。我没有问过维尔纳什么时候走，但他无疑会被战争带离；他不属于法国，不属于和平年代，也不属于我。
　　想到这里，我摇摇头，坐起身。也试图将那道亮光与它身后的暗影，一同摇出脑海。
　　维尔纳从楼上下来时，我正坐在客厅里吃早餐。他已经穿戴整齐，勋章规矩地戴在胸口，金色的头发梳得服帖，用发油仔细地抹好。见我坐在餐桌边，他走到客厅门口，站直身体，又碰了下他的鞋跟。我则放下红茶杯，平静地看着他。
　　“早上好，柯克兰小姐。请问现在我可以使用盥洗室吗？我大概需要五分钟剃须，清理牙齿和洁面。早餐我还是在指挥部自行解决。今天早上没有军事演习，洗漱后，我希望能在您的客厅中稍事休息。可以吗？”
　　我对他点点头。
　　他对我道谢后，快步走进盥洗室里。
　　这时，我又听见了玛丽的喘息声，以及她一贯细碎又急促得像老鼠的脚步。她又进了我家的院子。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一时间忽然有锁上家门外院的念头——我本来是担心我会错过深夜急诊求医的患者才刻意不锁门的。
　　“艾瑟尔！艾瑟尔，是我，玛丽！”
　　我无奈地站起身。但在我路过盥洗室时，一个念头忽然划过脑海。
　　我突然觉得玛丽和西蒙的目的，说不定和屋内的维尔纳有关。白天在医院也有很多机会，可玛丽却经常选着诡异的时间段出现：她来访的时间都是军官们根据一般规律，会在平民家中休憩的空闲时段。但她和西蒙，以及她背后的“抵抗军”，并不能具体得知指挥部的内部安排——所以，玛丽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扑了个空。
　　或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和他们起了冲突？但我没有听到风声，玛丽也并未提及。我也不认为维尔纳是会和他们那类人起明面冲突的类型——真吵起来，维尔纳是吵不过西蒙·勒鲁瓦的。就像你不可能寄希望于宾利先生能吵赢班纳特太太。
　　玛丽还在敲门。
　　而盥洗室内的水声停了。我回头看了空荡荡的楼梯口一眼，迅速将维尔纳的军官大衣和帽子抱到沙发上，用抱枕和蓝色毯子盖好，方才打开门。
　　“早上好。有什么事吗，杜瓦尔小姐？”
　　我看着玛丽的脸。我总觉得她今天看起来有些奇怪——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唇角的皮肤也破了皮。两个鼻孔边缘都凝固着血液的残渣。
　　“您的脸怎么了？”我问。
　　“我跑得太急，摔倒了。”她抓住了我的手，急切地说道，“没关系，艾瑟尔。昨天西蒙带我去见了抵抗军，他们答应救我弟弟，但是他们需要你的帮助……德国人的事情，我不懂，所以他们有封信让我带给你。”
　　“抵抗军的信？”
　　“是的，是的。”玛丽提高声音说，“抵抗军的信。他们说，只有你能帮上忙……你和上尉朝夕相处，知道他哪天执勤，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又在主宫医院说得上话。我们打听到了，这位上尉很尊重医生，而且你又救过党卫军军官的命……但具体怎么做，他们没告诉我。”
　　我接过玛丽递过来的信。信封上写着一句Pour le docteur Kirkland，笔迹歪斜，连“docteur”都写成了“doctur”。
　　盥洗室里依然没有动静。迟疑片刻后，我不动声色地将信打开。

　　“柯克兰小姐：
　　10月8日，今晚九点，圣路易斯码头以左，直行穿过灌木林，海边亮着灯的废弃渔棚里，与您详谈让·皮埃尔的救援细节，我们需要您的掩护。”

　　信件内容和封面上的字迹一致，法语拼写也是颇多错漏，但足够拼凑出大致的意思。我将信件折好，随手放在门口的小圆桌上，看着玛丽破皮的嘴角。
　　“抱歉，杜瓦尔小姐。”我说，“我爱莫能助。我并不知道上尉先生具体哪天执勤，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们从未窥探对方的私人生活。另外，我要指出：你的声音还不够大，还不足以让隔壁小院的加布里埃尔太太听见你的声音。看来你确实是初来乍到，不了解这位太太。她的眼睛很贼，但她的耳朵可不好，总喜欢把唱片的声音放得很大。你们很聪明，还能想到用谣言逼迫我——她确实能做到把绯闻传得连圣马洛的老鼠都在吱吱发笑。”
　　“艾瑟尔！”玛丽惊呼起来，“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不然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暧昧呢？什么叫——我知道他‘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另外，你是精心挑选了这个时间段吧？上尉先生最可能在家里的时间段。你们到底是想向我求助，还是有意让上尉先生知道什么？”
　　玛丽捂住了嘴，眼光中都是惊慌。我看着她，像看着一个被揭穿偷偷喝杜松子酒的脑膜炎患者，但这次我没有好心地把她拉到一边。
　　“当然不是！我……”
　　她大声说，用力地摇着头，时不时向后看看。
　　加布里埃尔太太家院子里的狗发出了愤怒的吠叫声。然后是什么东西扑通掉落的闷响，和那只狗在院子里奔跑，狗爪踩踏抓挠地面时，让人头皮发麻的不安声响。有两个巡逻兵路过我的门口，正好和我的眼神对上；但他们只是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走开了。
　　等到巡逻兵走远了，我才冷冷地对玛丽说，“哦？那么——你为什么现在还在我门口，而不是立刻逃走呢？他可是‘德国鬼子’。”
　　玛丽张着嘴，说不出话，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我看着她红肿的脸，心里又浮起一丝不忍。或许，她是真的摔倒了；但也不排除是西蒙对她做了什么。那天他们拉拉扯扯的样子，以及西蒙言语间肮脏的比喻……玛丽眼睛里的悲伤和空洞，又确实不似作假，还有她刚才向后看的动作……想必也有些难言之隐。我心里暗自有了思量。
　　“杜瓦尔小姐，”再次开口时，我收敛了语气中的尖锐，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也不知道你背后的人到底是什么意图。但你毕竟是法兰西的女儿，所以我会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至于你弟弟的事情，如果是真的，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另外，希望你转告你身后的人，上尉先生今天不在家。你该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恕我直言，我认为他比你的表兄更可信，不然你现在就不能在这里说话了。你确实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对吗？”
　　玛丽眼睛里流下泪来，冲花了她脸上的脂粉。“是的。”她说，“我只是来送信。我不来送信，我弟弟一定会死。我很抱歉，我没办法，艾瑟尔。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无论如何，我不希望你像我弟弟一样……无辜受累。”
　　说完，玛丽低下头，用长发挡住肿胀的脸。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
　　“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我没记错的话，杜瓦尔小姐，你昨天似乎值夜班。请尽快回家休息吧。”
　　玛丽点点头，望着我的眼神中闪过许多复杂的东西——歉疚，绝望，麻木。她低着头，佝偻着背，快步离开了我家的院子。
　　我松了一口气，把门关上。关门时手有些重，门闩发出一声闷响。而与此同时，维尔纳也终于走出盥洗室，站在楼梯口，目光温和地看着我。
　　他微微一笑，轻声说：
　　“谢谢。”
　　我还在思考那封信的事，故而有些心不在焉，只是沉默地路过他，走进客厅，准备把餐具端进厨房。他显然也不欲戳破我的尴尬，从善如流地走到玄关——我很快听见他发出了一声疑惑的“Hm”，但他又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收了声。
　　我方才反应过来。
　　他的制服大衣。还有帽子……我将目光投向鼓起来的沙发。上帝啊！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吗？我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方才一直处于一种奇妙的自信之中：他在家里，他在听着，而我不怕他知道，也不担心他会突然窜出来……而他只是一个认识不到一星期，连场正常对话都没有过的德国人！我甚至下意识地把他的衣物藏了起来。我藏他的衣服做什么呢？他是个军官，哪里用得着我多此一举呢？
　　维尔纳走过我身边，拉起毯子，披上大衣，军帽则被他暂时放在茶几上。他正在仔细地铺平我的蓝色羊毛毯，侧脸沉静，动作细致而利落。望着他的时候，我想，或许我可以对他说些什么；但好像说什么，又都不太合适。
　　“柯克兰小姐。”
　　他转过头，对我微微一笑。
　　“毯子我已经铺平了，但我忘记了抱枕摆放的位置。可不可以麻烦您帮下忙？”
　　他的语调真诚而温柔。那双温德米尔湖一样的眼，依然澄澈，温暖。我觉得他的眼神穿透了我，正一路爬进我心里去。在他温情脉脉的注视里，我似乎觉得没那么冷了。玛丽带进来的寒意在壁炉，阳光，他的目光里，慢慢地从我身上退散。
　　往沙发边走的那短短几步，已足够让我烦乱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我没有站到他身边，只是停在沙发的另一侧，与他隔着沙发面对面。他摆放的位置是对的。但我还是伸出手，轻轻地将抱枕褶皱的流苏轻轻捋平，又把枕角拽成一个小尖。
　　我没有再看他，但在这个过程里，我能感觉到维尔纳在静静地看着我。我缓缓收回手，却也没立刻离开客厅，只是停在原地，低着头，双手揣进口袋里，指尖却轻轻捏着口袋粗糙的里层。
　　有那么十几秒，我们谁都没说话。
　　还是维尔纳先开口的。他轻声说：
　　“柯克兰小姐……虽然这显得冒犯，但是，我想对您说，谢谢您，愿意相信我。这也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想对您说的话。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事情。希望今天没有多余的会议，如果没有的话，我将按时回到您的住所。愿您……今日平安。”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盯着抱枕上的布纹。阳光已经渐朗，光影随着风，在我视线里摇晃，陆离地变换着。
　　他戴好军帽，关上门，走进院子。
　　我终于抬起头，将目光投向窗外。
　　朦胧的纱帘将他深色的身影晕染得有些模糊，他走得稳而快，挺直如白桦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而我的手又再次落回方才他整理过的沙发背上，轻轻地抚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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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出自Tartakovsky, Cécile《Ces médecins qui ont résisté》中的记载
　　＊摘自《九三年》郑永慧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