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 4 章 事与愿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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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的是，上尉第二天起得格外早。而一夜的辗转反侧加剧了我月事来潮的懒怠——等我手忙脚乱地打开卧室门时，他已经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了，我只来得及在楼上看见他挺拔的背影。不过，昨天我用那么辛辣的诗句讽刺他，他不想再搭理我，也是情有可原。
又是一个晨光冷冽的雨天，屋内除了雨声和锅炉和木片偶尔发出的清脆响声，再无其他动静。白色蕾丝布帘把乌云的颜色过滤了，只余一层被切割出了形状的淡白，和空气里浮动的尘一起，沉默地覆盖在家具上。
不知怎么，明明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我却总觉得什么东西悄然变了。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奇怪的感觉；麻麻痒痒地在胸口流过去，然后整个人都觉得别别扭扭，怎样都觉得不自然。
我站在客厅门口，凝视着钢琴发呆。过了一会儿，才走进客厅。
餐桌上摆着一块怀表。在原木温润的底色衬托下，它显得格外醒目，看起来像是匆忙间被遗落在这里的，链子有些凌乱地搭在桌沿；又像是被维尔纳特地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相识的第五日，他摆放《九三年》的位置。指针滴答走动，乍听起来无声，实际却在不停地发出声音。怀表不同于纸条和书籍，纸条代表转述，书籍可以共读，但怀表却是靠近心脏，带着体温的物件，尤其他刚走没多久，还隐约带着他身上的古龙水味。没有皮革调，只有雪松木和苦橙，和银质外壳淡淡的金属气。
“算了，放着就放着吧。如果他就这么走了，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样想着，我坐在怀表前。乳白色的光在怀表的外壳上随着我的动作而流淌。我看着它，也像看着某种界限——如同夏日里冰淇淋的边缘，线条感逐渐褪去，慢慢融化成一滩黏糊糊的甜浆。
我随手拨弄着表链，不自主地陷入遐想。
即使我已经是现在这副逆来顺受的奴性模样，即使我对待他的方式堪称任性与失礼，即使他身处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的纳粹体制，维尔纳仍执拗地肯定我个人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并将我医生的身份与政治剥离开来，与我的相处过程中，也从未将我贴上“法奸”，“英奸”，“敌国公民”的标签。
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敌国军官……
我又想起前夜维尔纳的那句“Ich verstehe”，他转身离开的背影，他在楼上望着我时意味深长的目光……“私藏画着洛林十字的禁书。”“本次搜查暂缓执行！——仓库紧急警戒！”雾蓝色的晨光下，他沉默而疲惫的侧影，香烟上明灭的火星……
“The Last Rose of Summer.”我喃喃出声。
我这才发现：我竟从未怀疑他会举报我与玛丽。
窗外恰到好处地，雨声开始变大。我没有开窗户，却平白无故地觉得屋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潮闷湿黏，仿佛正身处一场只有我能感觉到的潮湿雨幕里。一种剧烈的麻痹感突然从脚底板，顺着腿一路爬上来，狠狠按在我心口。
我坐直身体，用餐巾仔细将那只怀表包裹好，放回马丁姨夫的扶手椅上，他的《九三年》旁边，算是间接对我那首恶劣的讽刺诗表达歉意。为了显得真诚，我还特地用餐巾的两角绑成一个小小的蝴蝶结。绑着绑着，却不由得失笑。明明它就是他的私物，被我这么煞有介事地装扮起来，仿佛下一秒要把它放在圣诞树旁——不过，到那时，说不定他就已经去别的地方了。
忙完这些后，我转身去厨房。
却在路过玄关时，发现门边的小圆桌上放着一块叠得整齐的淡蓝色围巾，围巾下，压着一张贴着薰衣草干花的纸条。
「柯克兰小姐：
昨日午后路过一个卖手工物品的摊位，摊主是位年迈的老人，做些手工活贴补家中。
故此，我买下了其中一件。
那位太太说，淡蓝色与白皙的肤色相配。而恰好，淡蓝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
是天空，也是海。
昨夜的事情我听见了一些。如果您需要我帮忙打听消息，可以将围巾挂在衣钩上，并在纸张的空白处写下需要我帮忙打听的名字。
事情结束之后，如果您喜欢这份小礼物，可以留下它。如果不喜欢，就将它继续摆在这里。我会收回，不让您为难。
如果您不需要我的帮忙，您可以将这张纸条夹在《九三年》的任何一页中。它在壁炉前的扶手椅上。
晨间有雨。希望您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天气会转晴。
诚挚地祝您今日工作顺利，平安且愉快。
W.」
我拿着纸条，手指又湿又凉。措辞仍是维尔纳一贯的风格，没有任何华丽词藻和暧昧情愫，普鲁士式的硬朗简洁。透过它们，我却似乎能看到，维尔纳坐在餐桌边书写着这些文字。他的制服，长筒军靴和勋章，都被浸泡在带着睡意的蓝调里；幽蓝色的噪点落入他的眼中，或许有泪水，有沉痛，有孤独——最终，都褪色成怀表上银白的余晖。
我隐约察觉，我似乎正与他产生着某种奇妙的连结。但无论如何，他不爱我。至少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爱情。我们之间，因为我对他的提防，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成形的交谈。我们有的，只是一张张在战争下显得分外可笑和幼稚的纸条，一次又一次没有下文的独白。
至少我不希望他仅仅依靠这些不牢靠的东西，就轻易的说他爱我。更何况我们这一次的交集，是基于一个少年，一个家庭的不幸命运；它本该死在那句低哑的“Ich verstehe”之中。
好在这些矫揉造作的情绪，在来到医院之后，都被破裂的头骨和脓液的气味赶走了。我又回到了“柯克兰医生”该有的状态，像每天一样在我的病区里行走，查房，穿刺，换药，刺激肢体反应，默默记下今天又见到了几种性状的脑脊液，另外思考着等下该向哪几个宪兵打听消息。
正在引导一位海军士兵抬起手臂时，我听见两个德国人在走廊里大声说：
“法国女人闻起来总是像香甜的白面包。”
“那也得让德国香肠先进去。最好再留点儿干酪……”
令人作呕的比喻。我皱了皱眉，又不合时宜地想起我家那位颇具绅士风度的房客。
可当我的目光落回病区时，却察觉到一丝兔死狐悲的罪恶感。护士们正忙着替伤兵擦洗身体，用温水和纱布清理他们的大腿根与下身，有些人在这样的日常护理中□□，醒着的那些甚至还会低声调笑。年长的护士见怪不怪，年轻姑娘却会脸红，或在转身后偷偷掉泪。
我手下的海军士兵握住了我的手，又在我抽出手的时候试图将我抓紧。但他眼神空茫，意识依然模糊。我将他的手放下，在记录本上写下评分，嘱咐护士们将他的手绑好，准备去给下一个被油漆桶砸伤脑袋的宪兵换药。
九月中旬，这位海军所在的军舰在海峡群岛和布列塔尼之间巡航时，遭到了英国飞机的轰炸。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被送到圣马洛治疗，坠海后并发肺炎和颅内感染。如今，抗生素已经不再对他起效，他正在一天天靠近死亡，区别无非是先死于器官衰竭，还是先死于脑疝；他的床头还摆着一枚战伤勋章。可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它看上去更像一块提前放好的墓碑。更悲伤的是——他或许并不知道自己被授予了这枚勋章。
工作间隙，我听见几位医护在不咸不淡地聊着让·皮埃尔的事情。
“杜瓦尔女士的弟弟捡到了一捆包裹着秘密材料和炸药的柴火。那孩子太不走运了——他在宪兵面前摔了一跤。”
“啊，那真是太不幸了。上帝保佑，可怜的年轻人！最近圣马洛的年轻人简直像是被镰刀收割过。”
“听说他现在被送进劳工营了。这算运气好的，如果有人干预，比如他姐姐，或者什么能说上话的人，说不定还能活。”
“德国人只会枪毙男人……他们当然不枪毙女人！前几天，我在圣文森特街上见过柯克兰医生家的上尉，布朗夏尔家的姑娘还主动和他聊天。”
“玛德莱娜·布朗夏尔？幸好她母亲是个瞎子，看不见她和德国的男人说话。另外，我记得当时参与独立性抗议的医生也有柯克兰医生吧？”
“当然。说起来，当时第一个公开抗命的医生，就是柯克兰医生。如果不是老亨利出面周旋，警察本来要带走她的！她真勇敢，年轻的英国姑娘……”
听到这句，我正准备给宪兵换药的手微微一滞。宪兵醒过来，迷茫地看我一眼，又闭上眼睛。
起初德方不允许法国人进入主宫医院就诊，但由于这是圣马洛唯一一家设备齐全的医院，因此本土居民反应强烈；同时托特组织对待工人的方式大多野蛮粗暴，医疗需求不断增加。主宫医院的医生们以《国际人道法》等国际法律为依托，拒绝服从占领军的命令，坚持接诊平民，并多次发起联名抗议。最终，为避免“秩序失守”，德方不得不再次对法国人开放就诊通道——仅限非犹太裔的法国人。
那个点头哈腰的中队长的油滑嘴脸，和少尉醒来时那句轻轻的Danke，又一次飘过脑海。我仿佛听见了农庄内撕心裂肺的惨叫，以及码头上那些被军靴踢打，踩踏，被皮鞭和铁链抽打的法国人们。他们在受辱，在挣扎，在慢慢死去。而我……
我闭了闭眼睛，低下头，强迫自己专注于眼前伤痕狰狞的头颅。
刚准备起身回诊室，我就被玛丽按住了肩膀。
“艾瑟尔，”她说，“跟我来一下。”
不等我回答，她就拉着我的手，急匆匆地往病区外面走。
半分钟后，我在医院的走廊里见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他自称西蒙·勒鲁瓦，是玛丽和让的表兄。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子大衣，身上散发出劣质白兰地与尘土混合的味道，看起来和许多生活困顿的法国中年人无异。他手背上有几道陈旧的伤疤，看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后留下的伤痕。
“玛利亚！您的绿眼睛真漂亮。”勒鲁瓦看着我说，“喔……森林深处的苔藓！刚才光线照在您脸上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种透明的海绿色，就像……”他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圈，“……德国人嘴里的橡树叶。他们最爱那玩意儿了，不是吗？亲爱的。”
他的说法让我觉得一阵恶寒。但想起玛丽昨晚的哭诉，和方才医护们的闲聊，以及我本身对于这片土地的愧疚——我强行压下了那份不适。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我不动声色地问。
“抱歉，您的眼睛，实在是太让人倾倒……我想您应该也猜到了，柯克兰小姐。我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过来做说客的……我可以贿赂宪兵队，但是，我并不能保证做到救我表弟出来。我最多只是托宪兵给他捎些破布片和糕点，还有浸满他姐姐眼泪的书信……有些话玛丽不好意思求你，所以只能我这个表兄亲自跑这一趟啦。”
而后，他突然伸出手，试图触碰我的脸。他的手上散发着淡淡的硫磺味，连指甲和手指的皮肤都被熏黄了。我对他的粗鲁感到非常反感，皱了皱眉，后退一步，不着痕迹地躲开。
西蒙·勒鲁瓦满不在意地笑笑，再看着我时，眼神带上了探究和淫邪的意味——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闪过的，却是维尔纳望着我时尊重而干净的目光。那对比太强烈了，以至于我看着西蒙·勒鲁瓦时，几乎有久违的恼怒感从心头一闪而过。就好像我阅读《哈姆雷特》时，读到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侮辱的心情——“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
当时我气愤于哈姆雷特对爱人的轻慢——至少说这句话时，他并不把她当作人，当作女性。她的性别和美丽，只是他和他的父亲可以调配，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当这种反差在敌人和“盟友”身上以一种完全相反的立场呈现时，总是很难去单纯地凭借制服和国籍来判断一些东西。
“您不知道吧？在家里住着德国人的女人里，您真是独一份的‘体面’，柯克兰小姐。为什么要把自己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糟蹋得又憔悴又苍白呢……我打听过您，您是老人和孩子们的白衣天使，您不止一次为了救人向德国人赔笑脸，聊闲天——您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冷冷地说，“另外，请您不要将我的职业行为说得如此暧昧。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
“人格？您是一个给德国海军治脑袋的医生，您觉得您在您的家乡人眼中，还有人格吗？如果不是您和您的老师愿意为法国人争取医疗资源，连法国人都会唾弃您。我们都知道您是从巴黎被驱逐过来的，圣马洛接纳了您，您却主动选择进入军控医院……”勒鲁瓦嗤笑了一声，“不说这些了。话说回来，柯克兰小姐，同样是德国人——您能向医院里的德国人赔笑脸，为什么就不能张口向您家里的德国人讨一份担保书，或者通行证？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您抱着德国兵头颅的样子，那副温柔的圣母姿态，足以征服任何一个男人，更何况是您家里那个好脾气的德国上尉……您那双骄傲的绿眼睛，您不知道它们有多么吸引人。只要您一个眼神……占领区有那么多德国人的女人，她们上不了战场，就为国家贡献她们的□□和屁股——远比您在那些病历单上动手脚来得要快。”
“我不认为这些和营救杜瓦尔小姐的弟弟有任何关联，先生。”我不想向他解释，冷冷地说。
“怎么会没有关联？小姐，您太天真了。担保信，通行许可……这些可不是配给卡那么简单。我只是向您求一条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捷径。而比起其他的法国姑娘，您的捷径已经非常干净了。您还没被他按在床上，不是吗？亲爱的。别忘了——他们是侵略者，一切都是他们的错。”
勒鲁瓦见我露出不悦之色，撇了撇嘴，收敛了一些轻慢的语气，但言语间依然肮脏不堪。走廊尽头不时传来德国兵们剧烈的咳嗽声和痛苦的呻吟声，混杂着“Scheisse”和“Verdammt”。他的“捷径”理论只让我觉得又悲哀又愤怒，虽然我并没有任何立场反驳他们。
我能做的，只是用力推开玛丽的手。而她的目光一瞬间变得哀恸。
“艾瑟尔……”
“请原谅，勒鲁瓦先生，我的病人还在等我。杜瓦尔小姐，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也该继续您的工作了。”
我冷淡地说，然后绕过他们两个，径直往病房走。
“您会开口的，柯克兰小姐，我们心怀慈悲的女医生！圣马洛的英国玛利亚！”
勒鲁瓦吹了个轻浮的口哨。我回过头，瞥了他一眼，他对我做了一个飞吻，又露出令人反胃的笑容。玛丽则用力地抓着他的手臂，面露难色，看起来似乎在哀求他什么；他们两个就这样拉拉扯扯地消失在楼梯间的大门后，中间还撞到了一个德国宪兵。而那天下午，我都没有再见到玛丽。
晚间我打开家门时，一眼就看向了门口的小圆桌。围巾和字条还在原地。同时，我注意到厨房的窗台上摆着两瓶牛奶，香肠和两个黑面包，但它们都被装在布袋子里，没有放进橱柜。厨房的流理台被擦得一尘不染，布巾尚且湿润，他大抵也进屋没多久。
维尔纳坐在马丁姨夫的旧椅子上，认真地读着他那本《九三年》。我走进客厅时，他照常向我道过晚好，就继续低头看书，全然不期待我的回应。但他看起来比昨晚的状态自在很多，也没再像初见那日般，没完没了地向我行军礼。
他也没有向我提及那块怀表的事。但他已经把它收起来了，我包裹怀表的餐巾，也被他折叠好，放回了餐桌上。他把它叠成了一朵玫瑰花。
白天的事让我胃口全无。我在犹豫片刻后，拿起随手扔在壁炉上的鲁滨逊，然后坐在了维尔纳对面，属于玛德琳姨母的扶手椅上。维尔纳惊讶地抬头看我一眼，没说什么，又埋头去和他的朗特纳克惺惺相惜了。
他今天格外安静。我则在他的陪伴下，一边百无聊赖地翻书，一边陷入思考。
我当然不会像西蒙·勒鲁瓦所说的那样做。他口中的“捷径”说法，其实是代表了一类人的观念，我不认可的，低级、缺乏尊重、充满歧视的观念；但如果我能反利用这样的资源为受害者们做些什么（当然是用我能接受的方式），与一条生命相比，我的沉默显得太微不足道。说起来，这也是我进入军控医院，选择在灰区生存的初衷之一。我从不认为传奇英雄般的好运气会降临在我身上。
可西蒙·勒鲁瓦与玛丽·杜瓦尔——他们太刻意了，刻意得让我忍不住起疑。
我们姑且认为玛丽·杜瓦尔小姐是真的忘了夜间通行证吧——她既然能够躲过宵禁和宪兵的盯梢，和我说话时，为什么不躲着维尔纳？这不像是一个能够躲过宵禁的人会犯的低级错误。还有西蒙·勒鲁瓦那些似是而非的话。
虽然，今天确实也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但为什么又是在我的病区里，又这么巧合地，被我听见？
我的直觉越来越强烈：
或许，我不该贸然向维尔纳开口。这件事方方面面都透着古怪。
维尔纳在这时，轻轻地放下了那本书。他站起来，走到钢琴前，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脑室结构简图摆在钢琴的顶端，才缓缓掀开琴盖。把手放在琴键上时，还不忘偷偷瞧我一眼。
我与维尔纳对视片刻后，想了想，默默地合上书，将它放在他的《九三年》旁边。
几秒钟后，他按下了第一个音符。
今天他演奏的是莫扎特，《小星星变奏曲》，轻盈明亮，纤细，灵动，充满童趣。第一次见面时，他说过他喜欢德彪西——因此我听到莫扎特时，其实有片刻的惊讶；另一件事，是它从一个穿着沉重死板的制服，戴着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德国上尉指尖流淌出来，听众又是一个每天和尸体与脑脊液打交道的医生的时候，特别像一出讽刺又荒诞的喜剧戏码。我想起白天同事们提及那位布朗夏尔小姐时的讽刺态度，它再一次提醒我，被占领者在侵略者营造的，宁静梦幻的泡影中喘息——是罪过；但白天那些让人觉得疲惫的事，又确实被这轻松的乐曲难以自控地驱散掉了。
“宇宙向我们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物质上耗损着，另一方面它在精神上上升着。”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在《宗教的形成》中写过这句话。
而我与它恰恰相反。
我在精神上耗损着；我在物质上上升着。
一曲奏完，维尔纳回过头，对我礼貌地弯弯嘴角，站起身来。他的笑容，又将弥漫在我心里的阴影驱散些许。
“柯克兰小姐，您今天看起来……心情不佳。不知道这首莫扎特，会不会让您觉得心情愉快一些。”
我一下子愣住了。
只觉屋内的暖意厚重起来，慢慢升腾。
“我不知道您还是否记得，我向您提过，我有个妹妹。她叫安娜，一个在德国非常常见的名字。她这么评价这首曲子：初听起来像是星星们在风里手拉着手摇晃。没多久，星星们掉进了酒桶里，然后一起耍酒疯。我告诉她这本来就是变奏曲。她说，它叫《星星疯了》。然后咯咯地笑。”
“小的时候，我调皮，把她的洋娃娃画得像诅咒人偶……她气得拿笔在我墙上写‘维尔纳是猫，狗，猪……’，还配上了简笔画。我母亲说我要负责任……代价就是它们陪着我十几年，直到我离开弗莱堡，去了柏林。安娜虽然有点记仇，但是聪明又善良，爱闹，爱笑，成绩也很好。大学毕业后，她从柏林回到弗莱堡，在一家面包店做甜点师。”说到这里时，维尔纳偏过头，轻轻地叹了口气，“她说，至少甜食能让人感到幸福……不知道她有没有交男朋友，如果有，希望那是个让她笑的人。”
我没说话，只静静托着腮。
听到最后一句，悄悄把嘴角的弧度用手指压住，才偏过头看他。
维尔纳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墙纸上。火光中，那个模糊的轮廓微微晃动，飘忽，像是犹豫着不敢承认的某种念头，在墙纸上凝结而成的另一半。
我蓦然回忆起那天清晨，他是如何局促地将烟头按灭在他自己的烟盒上；而在这回忆跳出脑海的同时，墙上的身影以一种无声无形的方式钻进了我的颅内，整个轮廓顿时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却反而更加不安。
“希望您的心情能舒缓些许，柯克兰小姐。已经有些晚了，您可以考虑吃些燕麦粥或者蔬菜汤，这些都是比较适合作为夜宵的食物。我在橱柜中放了一小瓶蜂蜜，是拉罗谢尔的一位修女赠予我的临别礼物，如果您不嫌弃，可以随时取用。另外，在您回来之前，我已经洗漱完毕，您有充足的时间享受接下来的夜晚，如非必要，我不会下楼打扰您。祝您晚安。”
维尔纳顿了下鞋跟，对我微一点头，利落地离开了客厅。而在楼上的关门声响起时，我也对着钢琴，轻轻地点了下头。
他的《九三年》还摆在原地，而我又一次做了袖手旁观的郭文。
我并没有向他求助。
但维尔纳似乎总是神奇地知我所想，在我心思纷乱的时候悄然离场；不知是故意早起把空间留给我，还是占领区的指挥部确实繁忙到等不及奔驰车来。总之，次日我起身时，室内已经一片寂静。灰白色的天空伴着秋日的清寒，穿过玻璃和窗帘，见缝插针地钻进卧室里。我侧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没来由地想起维尔纳昨夜提及的“临别赠礼”，直到冷意渐渐爬上脖颈和脸颊，才怔怔地回过神。
维尔纳今天第一次没锁门。我打开卧室门时，猝不及防被淡白的光线轻轻拥抱住，不自觉地走到他门边，打量着屋内的陈设。
屋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比我自己整理得还要干净整洁，是军官们公式化的整齐划一，除却窗台上多了一瓶薰衣草干花。我料想，这便是他贴在留言条上那一支的来处。他找出了玛德琳姨母的旧花瓶，而我在搬来这里后，一直把它放在衣柜里。红丝绒窗帘被他理得分外整齐，他住进来那天落着灰尘的窗台也被擦得干干净净，被我丢在角落的公文，这房子唯一的伤疤——它当然早就不见了。而在发觉这件事时，我终于觉得饥肠辘辘。
走进厨房时，我发现昨天放在厨房里的那一袋食物已经不在原地。橱柜里摆着他昨天提到的蜂蜜，碘酒瓶大小，挂着“Couvent de récollets”的硬卡纸标签。标签折痕遍布，边角磨损，显然这东西已经随主人颠簸过一段时间。
正考虑着要不要打开它时，我却听见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玛丽·杜瓦尔快步走进我家的院子，脸上还带着浓郁的哀戚之色。我不得不把小瓶子放回橱柜里，打开家门。
玛丽仍裹着那条枯叶般的披肩，在惨白的天光下，整个人看起来分外萧索。
“进来坐吧，杜瓦尔小姐。还有些时间。”我说，“德国人不在。”
“没关系，没关系。”玛丽仓皇地向后面看了看，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
我没强求，转身进屋，为她倒上一杯热水。
“艾瑟尔……”她接过去，声音依然颤抖着，“我和西蒙昨天晚上偷偷去了大贝岛。我弟弟的情况很糟……西蒙给看守的法国警察塞了些钱和香烟。他告诉我们，如果没人愿意为我弟弟做担保，因为他年轻力壮，他们要把他送去布雷斯特的工地……工地！我不想再承受一次这样的痛苦了，艾瑟尔！我的丈夫就是被抓去了洛里昂，他死了，德国人甚至懒得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现在又是我的弟弟！我唯一的亲人！”
说到这里，她掩面痛哭起来，哭声尖利地扩散在宁静的清晨里，全然是一副承受了重大打击的人该有的样子。我叹了口气，再次邀请她进屋，却又一次被拒绝，只能木然地站在门口等她冷静——一如在监狱和劳工营，那些可怜人走到我面前，等待我记录他们的体温数据。他们期待我说出“伤寒”，“肺炎”，“38.5℃”……我是医生，却多么希望他们真的是病人啊！可我身边站着德国的军医官和盖世太保。我只能悲哀地看着他们走进弥漫着汗臭，粪便味和腐烂味的车厢，如同被塞进铁皮罐头里的沙丁鱼，再断线风筝般，不知飘落在何处……某种程度上，我也是沉默的施暴者之一。有些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有德·马特尔医生宁死不屈的刚烈！
当暴行变得随处可见，人间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地狱呢？为什么发起暴行的人不会被惩罚？波兰，泽西岛，如今的布列塔尼……所有被战争践踏的无辜生命……
“求你了，艾瑟尔。求求你，看在圣马洛还愿意接纳你的份上……你是英国人，我知道你的立场比我们更敏感，知道这很让你为难……”见我沉默，玛丽一边擦泪，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但你……艾瑟尔，你可不可以求求你家里的上尉先生，为我弟弟提供担保。或者，或者能不能拿到一份已经盖章的证明，只差名字和岗位那种……我们和宪兵打听过了，不需要他签字。他是军官，能接触到发证的官员，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之后的事情，我和西蒙不会再麻烦你。我们实在凑不齐□□的费用，我弟弟是犯人，至少要五千法郎……”她胡乱地唠叨着，“我想过了，西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当然不是你必须要去那么做……可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啊！我们还活着。警察没有抓走我们！”
虽然我对玛丽意有所指的言论心怀不满，但“工作证明”和她口中的“工地”比起来，显然太轻太轻。走廊里听见的那几句污言秽语又开始在我心里盘旋——我最近总是格外容易感到内疚。和那些可怜的法国女人比起来，我的日子真是安稳得令人发指。
它们是《九三年》，是火腿和洋甘菊茶，是《小星星变奏曲》，也是那罐来自拉罗谢尔修道院的蜂蜜……想想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拉罗谢尔吧，想想你为什么还能在这里喝红茶，吃饼干，想想因为没有那些鬼证明而被枪杀的可怜人们……
强烈的内疚自心底翻涌而上。
“我可以试试，但不能保证他会帮忙。”终于，我看着玛丽破损的衣袖，低声说，“就算上尉先生不需要签字，但毕竟他要动用关系，对他本人也是有风险的。他属于那个体制，而礼貌不等于安全。我……会试探下他的态度。”
“好的，好的，”玛丽喜形于色道，“非常感谢你，艾瑟尔。你人真不错。怪不得你愿意给工地的那些伤员伪造病历。是西蒙告诉我的……”
说最后一句话时，玛丽抓住了我的手，用力握了握。
我不置可否，却隐隐觉得心头发凉。
“这话就别让上尉听见了，杜瓦尔小姐。”我说。
玛丽点了点头，把杯子还给我，转身走入晨雾与行人之间。
她破旧的披肩在风中飘摇着。
这让她看起来更像一张孤独的纸片；和这个国家所有被战争遗弃的女人一样，形单影只。
我叹了口气，转身回屋，静静望着门边还未收起的围巾和字条发呆。
犹豫片刻后，我终于将那条围巾挂在了门口空着的黄铜钩上。
盯着那抹淡蓝时，我蓦然想起医学院教授说的话：“最危险的永远不是可见的伤口，而是那些藏在完好皮肤下的内出血。”这道内出血此时将我困死在了两道力量之间：一个温柔到想让人去相信他的，投缘的奴隶主，和一个——成百上千中的其中一个：被战争卷入齿轮之下，但尚未完全被吞噬，在机器的缝隙里挣扎的奴隶。
离开家前往医院前，我在他贴着薰衣草的字条上，正对着他笔迹的下方，写了两行字。而这短短两行字我写了十分钟；我仿佛在给自己心里被掩埋的某种热切与希望，开具处方。第一笔落下的时候，一种麻木又撕扯的奇异感觉流过我的全身，羞耻，窘迫，期待，如释重负……我后背泛起一阵诡异的麻痒，仿佛有冷汗渗出，可当我伸手触碰时，棉质衬衫依然干燥挺括，皮肤仅是微微发凉，并无潮意。
我写下的是：
“如果给您一次成为朗特纳克的机会，您会选择走入火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