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第四十一章 我醒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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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小屋里。房间内只有我身下这张简易的木床。四面贴着绿色鸢尾花图案的壁纸，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只有一枚空荡的钉痕和钟表的残迹，让它宛如一间墓室，也像临终者的告别房。我觉得脸部微微发烫，四肢冰凉，浑身发冷。我知道，那是这段日子以来的奔波，担惊受怕，牵念和记挂，在所有为之坚持的信念崩塌的一刻终于席卷身体，攻破本就摇摇欲坠的免疫力的防线，化作蜘蛛毛茸茸的腿，将我这只被世界唾弃的蝇虫，毫不留情地困在网里，捕食，消化。
——维尔纳去了苏联。
这是我渐渐恢复意识之后，想起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我要回圣马洛”。
即使那里除了回忆，已经什么都不属于我。
我平静得仿佛自己已经死了。即使我正在发烧，晕倒之前又是满头满脑的幻觉，意识混乱得仿佛谵妄者——醒来之后，只剩下一片被抽空的虚无，四肢僵直，什么也不想做，呆呆地躺在床上，连呼吸都觉得疲惫。啊，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我的爱人，他走了。他这个大骗子。“我从不对柯克兰医生说谎。”言犹在耳……真是让他占了便宜：他还没向我求婚，却先把我的心脏娶走了。真过分，对吗？……我还想把第一句“我爱你”留在婚礼当天……可法国已经没有他了。
至少，在最近的一两个月里，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身边的世界里了。
至于以后……
战争……它会结束吗？
对于我而言，战争，它还会结束吗……
屋外传来缝纫机运转的声音时，我终于想起门外还有一个活人——一个我的国人，我的故乡人：他在我记忆里的名字是威廉·弗林特。SOE的特工。他是裁缝店的老板，店名似乎叫Maison du Fil Fin——翻译成我的母语，是House of Fine Thread，一个很容易被人觉得太花哨的名字。我们在合作，因此他给了我很多免费的毛线团。十个，也可能十二个，十五个。总之，足够我给维尔纳织一件没有复杂织法的平针毛衣。
终于，我从床上挪下来，摇摇晃晃地推开门。
屋里散发着纺织物和机械润滑油的味道。弗林特坐在缝纫机前，正将一份电文压进布料里。见我出来，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只是静坐着，望着我——目光里仿佛盛着剑桥郡阴云密布的深秋；满地金黄的梧桐叶——已经死去的叶子，犹带温暖，却不再有生命力。
我的异常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懂是怎么回事。更何况，弗林特是个英国特工。
果然，他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战前嫁给他的？”
我没说话，只摇了摇头。
“那看来是战争开始之后，不被承认的那一种了。”弗林特挑了一下眉，没再继续踩缝纫机，而是一针一线地将布料收边。他一边缝，一边淡淡地说，“如果不是你刚才的反应太大……我会认为你是被德方策反，经过专业训练的女间谍，拉文德。但没有哪个间谍会蠢到主动让英国人知道，她有个德国恋人，还会为此当场昏倒。间谍都是最好的演员，这不符合间谍的基本要求。”
我点了点头。然后，仿佛一个裂纹的木雕像杵在原地，衰败地盯着缝纫机转轮上的反光，继续沉默。
“我想和你谈谈，拉文德。”
弗林特走过来，揽过我的肩，带着我走回那间告别房，和我并肩坐在床上。我没有拒绝。或者说，我连拒绝都没力气，完全反应不过来我在面对的事情。我的手放在膝盖上，而他的手伸过来，轻易地将它们包裹住，他的体温隔着膝盖处的布料陌生地传来。我想挣扎，可手指已经不听使唤。它似乎置身于苏联的冰天雪地之中；指节和照片里的士兵们，扣着扳机的手一样——均已经被冻僵。
——他们都死了。
“It is the glory of God to conceal things*，”他以熟悉的剑桥郡口音对我说，“你不是一个坏人，拉文德。我看得出来，你只是一个女人。战争中有太多身不由己的事，我明白……既然上帝让我与你在勒阿弗尔奇迹般相遇，那么我相信，一定有他老人家的理由。”
“你想说什么？弗林特先生。”
“拉文德。我可以不在意你过去的恋人是德国人，不在意你为什么来到法国，又为什么从布列塔尼流落到诺曼底。至少我认识你的这几周，你确实帮了我很多忙——而且既然乔治能和你合作，还把妻女的照片交给你保管……没人会责怪一个好医生。到现在为止，你做的一切，足够让你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我喃喃道。
“是的。特工也有假期。”弗林特的语调颇为温柔，“你现在完全可以继续在这里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回到英国去，亲爱的。你可以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而我也不会向任何人提起。就算有人知道你过去的事情，也没人会愿意质疑一个伦敦公务员的妻子……不是吗？”
是的。看起来多么光鲜亮丽，充满希望的未来。多么标准，多么干净，多么体面的未来！这大概是战争开始之后，我离我的家乡最近的一次。我不得不承认，它对我是有一定诱惑力的——只不过，就像少女们追捧莱斯利·霍华德那样的诱惑力；它是随着电影播放结束和被扔进垃圾桶里的海报而消散的幻象，触手可及，却永不真实。我与维尔纳相恋——对于世界而言，它仍是通敌叛国之罪；而逃避——逃避就能卸掉我灵魂上的枷锁，磨平刻在我心脏上的名字吗？
正因为维尔纳离开了，所以我才必须回到圣马洛。
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回到圣马洛寻找我。
而如果他死了……
——那么，我将是他在我们相爱过的世界里，唯一的纪念碑。
我不能走。
无论如何……
温度开始回到我的四肢百骸。而在弗林特试图把我的手拉到他的膝头时，我终于有力气抽回手。
“抱歉，威廉。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必须回到圣马洛。我知道在你面前，为一个敌对国军人说一些听起来是在寻求谅解的好话，是在侮辱你，侮辱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也不会和你赘述他做过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他和那些人，不一样。”
弗林特显然并不信。他惋惜地摇了摇头。
“拉文德，即使他确实是你口中的个体，集体的恶却是烙印。一滴干净的水，不可能在脏水里存活，迟早要被同化。……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波兰，布鲁塞尔，巴黎，还是诺曼底……我见过德国人照顾独居的法国老妇，见过有位四十多岁的军官向华沙难民的避难所里扔罐头——也见过他们在华沙的广场上，枪杀那些夜间离开自己所在位置的波兰战俘。而当时，那些可怜人只是站起来，躲避突然冲到广场上的一匹战马，不想让自己被踩死。仅此而已。血流成河，成百上千的人……”*
“我不否认。而且——我的那个他，他的手上确实也有血债。虽然非他本意。”我隐晦地回答。
“我不是这个意思。”弗林特说，“我只是想提醒你，拉文德，即使上帝保佑你，真的让你把他从那个鬼地方等回来……你无法估算战争摧毁一个人的样子，亲爱的。如果他变成麻木不仁的屠杀者，刽子手，你还会继续爱他吗？”
“他不会的。”我说，“而且，如果他真的变成那样的人，即使我爱他，他的心，也不可能再属于我——无论如何，就当是为了结局到来的那一刻，我没有遗憾吧，威廉。”
弗林特又长长叹了口气。他没再说什么，起身出了门外，再进来时，递给我一杯水，一张中年男人的照片，和一枚裁缝店的名片卡。
“带着这张名片，去绿码头街76号。那儿住着一个废品回收商，就是照片上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叫让-路易·拉拉特，是个□□贩子。以你现在的身份，想回圣马洛，必须要一份合理的返程许可。他经常回收到旧纸张，布料，一些混在废弃物里的，刻废和磨损的假印章，后来搭上了德国公司在勒阿弗尔的分包商。虽然不及抵抗组织的印刷工坊那么精细，但也没听过有什么不好的评价。你可以去找他问问。”
我抬起头，望着弗林特略带惆怅的脸，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与宽慰。
“谢谢你，威廉。谢谢。”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那就努力活下去吧，拉文德。”
弗林特靠在门边，微笑着看着我。
“Anyway，Hope to see you again.”
走出弗林特的裁缝铺时已经过了宵禁，电车的最后一班早就开走了。但由于我随身携带着Laissez-passer，并不担心德国宪兵的抽查，准备将我的夜间出行解释为约会导致的“忘记时间”——这种旖旎又含糊的事儿，总能唬住死板的德国人。
裁缝铺离红十字会的宿舍大约4公里。弗林特没有再提及送我回去，那句“Hope to see you again”已经代表了他的选择。我并不能奢求太多，他能最后帮我这个“投敌叛国的女人”一把，已经是仁至义尽，否则我确实一时间难以找到路径。不过，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奢侈品，明天只能先去和老板谈谈，碰碰运气。
街道上行人寥寥，偶遇的几个都是持有通行许可的码头搬运工，或悄悄出来透气的夜班工人。
雪已经不再下，只有屋顶上细小的雪末，细盐般不时被风吹下来，给人一种还在下着零星小雪的错觉；月亮从被风吹散的云后走出来，静静悬挂在漆黑的天空中，仿佛一枚被贴在铁幕上的圆形锡制贴纸。而在看到它时，我心里空空的，却又隐约怀着一丝朦胧的希望——在莫斯科，或者加里宁，斯摩棱斯克，维尔纳也正和我望着同一轮月亮，像我思念他一般思念着我；而这让我感觉到胸口微热，片刻后却又觉得发闷——我与他相恋这么久，似乎还没一起像这样走在街上，手牵着手看过月亮与雪景。我们最多只是在家中，还需要关上所有的灯，熄灭炉火，才敢偷偷将窗帘打开一道缝隙，站在月光触碰不到的阴影里。那时，维尔纳会从身后静静地抱着我，看月亮，看雪，看风中摇晃的白色枯枝；而每当我回过头，总能被他天鹅绒般的目光爱抚，或者收获一个同样如同天鹅绒的亲吻，吻在额头或嘴唇。
想到这里时我甚至笑了起来，全然不像一个与心爱之人分离的苦主，而只是一个要回宿舍，在路上坦然接受士兵盘查的“瑞士女医生”。
我只能等你，维尔纳。
你不在，我只有我自己。
因为我还在这里——所以生活还要继续。
“A man’s spirit will endure sickness, but a crushed spirit who can bear？”*
——Life and breath.
第二天中午，我找了个行人最多的时段，去了绿码头街76号，找到了弗林特说的让-路易·拉拉特。他在看了弗林特的名片后，直截了当地问我想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去圣马洛，理由是探望病重亲属。
“用一次？”
“一次。”
“单程？”
“单程。”
“医生？给德国人工作？”拉拉特翻了翻我带来的证件后，一口烟圈吐在我脸上，才说。
“是的，拉拉特先生。”我说。
“布列塔尼方向，雷恩倒是有，五千法郎。圣马洛没有现货。一万法郎可以做。”拉拉特说，“但既然你是老熟人介绍过来的，可以给你实惠些的价格，小姐。八千法郎，能以假乱真。”说着，他从柜台下变戏法般拿出两张限时返程的Ausweis，以示意他所言非虚。
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在拉拉特报出价格时，还是心里沉了一下。我刚来勒阿弗尔没多久，当然支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价格。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半年的工资……而且如他所言，我是弗林特这个老熟人介绍来的，想来他也不至于真的蒙骗我。
在我垂头丧气地思考怎么继续和拉拉特谈价时，拉拉特又一次开口：
“我知道你肯定付不起这么高的价钱，女医生。但我还有条路子给你。”他抽了口烟，又递给我一张带着起了毛边的名片，“玛尔塔·埃尔梅林，埃尔梅林诊所的太太，她需要助手。你可以考虑去给她做兼职。”
“什么兼职？”
“堕胎。”拉拉特轻描淡写地说，“德国人来了之后，越来越多我们的姑娘肚子大了起来。医生们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违法，违背教义，又损害自己名声，尤其在纳粹的占领区。愿意做这个，技术又好的医生，那是可遇不可求……如果你运气好，赶上好面子的贵族或者法国官员，他们给的报酬可以抬到几万法郎。还有妓院那些偷偷留下孩子的女人们……妓院要把德国人的蛋蛋哄开心，所以开价更不含糊。如果你愿意干，我下午会去找埃尔梅林夫人聊聊。”
“一单通常多少钱？”
拉拉特伸出两根手指。
“两千？”我问。
“两千？开玩笑，两万。*这都算便宜。两千最多能请来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太婆。”
拉拉特抬起耷拉着的眼皮睨我，眼神仿佛在看一只在大街上撅着红屁股学人的猴子。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虽然我不是出身于教会家庭，但“堕胎”这件事本身，还是让我浑身感到一阵恶寒。我没有说话，沉默地站在柜台前。拉拉特并不催促我做决定，悠闲地趴在柜台上吹着口哨，一边翻着一本脏兮兮的旧书，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属于那种纳粹不鼓励阅读，但在废品站出现合情合理的东西。还是艾瑟尔时，我曾经有幸借着出诊的机会，在一名宪兵的陪同下登上格朗贝岛，瞻仰了这位作家的墓碑——一个已被英法海峡的潮水侵蚀如铁的花岗岩十字架。
翻书声和座钟的哒哒声，以及门外嚓嚓的脚步声，叮铃铃，滴滴的车马声，还有水被泼到马路上的声音，和午后的阳光一起倾轧在我身上。
“在布列塔尼方言里，‘贝’的意思是坟？他们真的这么说？”*
拉拉特指着那本书上的一处，问我。
“是的。”我说。
“你想好了吗？比尔肯贝格小姐。”
“是的。”
我盯着柜台上自己扭曲的倒影回答，并伸手将那张名片拿起来，放进了手提包。拉拉特则了然地合上书，将那本书随手放进身前的柜台里，并与我约定晚上再次见面详谈。我无法形容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只记得在回港口的路上，我在过马路时，因为走神险些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忙不迭地说了句“Sorry”，又在车主古怪的眼神里，迅速反应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改口“Tut mir leid”。对方看了看我的日晒红十字臂章，仿佛躲避瘟疫般，一溜烟地骑着车逃走了。
当晚我如约见到了拉拉特，并在废品站见到了名片上的玛尔塔·埃尔梅林夫人。我本以为会是位和加布里埃尔太太类似的市侩妇人，却不成想是位看起来分外体面的中年美妇，穿着一件价格不菲的皮草，抱着宠物狗，一副上流社会的姿态，看起来和废品站格格不入。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之后，她仔细询问了我的从业经历，同意接纳我作为她的助手。同时，拉拉特许诺会在2月13日，将我要的东西交付给我。
“但我的证件有效期只到2月15日，埃尔梅林夫人。”坐在她的副驾驶上，随她前往诊所时，我说。
埃尔梅林夫人并不介意，温柔地说，“没关系，我乐于帮助陷入困境的女性，亲爱的。你会明白的。我听让-路易说，你要回圣马洛探望重病的家属？”
“是我的姨母。我母亲是法国人。”
“你结婚了吗，亲爱的？”
“还没有。”我说，“但我有一个未婚夫。”
“也在圣马洛？”
“曾经是的。”我平静地回答，“只是……现在不知道在哪条战壕里。”
“你准备等他？”
“是的。恕我冒昧，夫人，您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业？”
“我之前的恋人是位美国大兵。”埃尔梅林夫人把车停在路边，点起一根香烟，摇下车窗，满不在乎地笑笑。“他离开欧洲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二十三岁，正在巴黎的一家诊所实习。我曾无数次有自杀的念头。绝望之下，我在怀孕的第十二周辞掉工作，欺骗家人要去美国深造，实际是远赴波特兰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美国早就有了家庭。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孩子？我当时特别想从波特兰的大桥上跳下去。一位美国妓女注意到了我，把我介绍给了一名友善的女性堕胎医生。从此，我立志要帮助像我一样非自愿怀孕的女性。女性应该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那是她们对人生的掌控权。上帝给予女人子宫，无论生育与否，她们都不该因此被辱骂——孩子，可以是活下去的希望，也可以是毁灭人生的开关。法典里总是说堕胎是故意杀人罪，但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错。”
就这样，在勒阿弗尔最后的半个月，我过上了一种从未想象过的奇特生活：
白天在港口继续为德国人治伤，晚上则跟着埃尔梅林夫人在停车场接应那些需要帮助的女性，将她们带回诊所进行手术，完成工作后，由我的雇主亲自将我送回宿舍附近不引人注意的巷子里。回到宿舍后，和偶遇的医护虚与委蛇，洗漱，净手，为维尔纳继续织毛衣。
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主要有三类人：士兵和战俘们怀孕的妻子，被德国人□□的可怜姑娘，还有轻率的少年情侣们。在第一次从一位战俘妻子的身体中娩出已经成型的男胎时，我还是没忍住，完成手术后，在小巷尽头吐了许久。尽管这位客人在事后对我与埃尔梅林夫人千恩万谢，我也为她能重新开始人生感到高兴——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在杀人。“别这么想，拉文德，所有刚入这行的医生都这样。”埃尔梅林夫人安慰我说，“所以，我从不为那些想留下孩子的女人安排手术。我会对带她们来的人开出很高的价格，或者安排几个月后的期限。我不怕他们去找德国人举报，每年我给德国人的保险费可比一张举报信值钱多了。”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镜子里的女人一天比一天削瘦，本就不甚丰满的脸凹陷下去，灌满夜色的阴影，简直像魔鬼在我脸上踩出的一对脚印。眼底发青，那双维尔纳钟爱的绿色眼眸，仿佛长满苔藓的雕像的眼睛，浑浊而僵硬，有时连宪兵们在看我证件上的照片时，都要多看几眼，直到我不得不出示我的工作证明，才放我走。
只有每晚在回到宿舍里，夜深人静，听着我手里的织针相碰的啪嗒啪嗒声时，我才会有种奇特的不真实感：
是不是我不该这么平静？我平静得不像个与爱人分离的女人。有时我会觉得我自己冷血得可怕……我似乎做什么都在想维尔纳，又好像根本就没有在想他。每次想起他时，第一个跳出脑海的，永远是“他去了苏联”，而我，是一个被他留在法国的女人，一个为了跑回圣马洛等待他，为其他女人做堕胎手术，为敌国士兵治脑袋的女人——而我甚至不知道等回来的会是什么，能不能成功地跑回圣马洛，会不会在半路就被盖世太保抓走……而后，我总会深呼吸一口气，继续在小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织着那件维尔纳穿不到的白毛衣，直到时钟指向3或者4，才本着对心脑血管的尊重，抱着那件毛衣睡一小会儿。但只要我闭上眼睛，就会满耳朵都是他的声音，他说过的情话，他在我们匆忙分别时变调的哭声……噪点是他眼睛的蓝。从他抱着我走出监狱的身影，到他在玄关前最后一次与我拥吻……我从楼上走下来，扑在他怀里，被他用大衣裹进怀里……那些紧贴着他胸口睡着的夜晚，餐桌上的土豆栗子浓汤……他指尖弹出的《Greensleeves》，在海边渔棚被他拉进怀里时一瞬间的安心感，虽然我从没承认过……
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水滴落在我的右眼上。我多么想骗自己，是他一路找到了勒阿弗尔——而我清楚地知道事实：那是我自己的眼泪，是我习惯性侧躺时，眼泪从左眼砸在右眼上，而枕头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湿了一片。
春意渐近，寒意未散。我在勒阿弗尔的最后一日——2月13日，终于在这样麻木的日子里悄悄到来。这段时间里，我要离开勒阿弗尔的消息也早已传开，有些德国兵还在与我打趣，问我要去往哪里——我告诉他们，我即将返回卡昂，等待诺曼底大区的下一步分配，他们还笑着与我约定，回到卡昂后给他们寄张明信片。
同日晚，我在拉拉特那里拿到了我要的限时Ausweis，允许事项处明晃晃地印着“仅限一次穿越N.E.线，地点为勒阿弗尔或圣马洛”字样，下半部分盖着战地司令部和C.L.P.A.的圆形印章，手写的各项信息已经填写齐全，背面则是我所谓的“家庭成员”。一起交给我的，还有一张前往卡昂的火车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拉拉特把那本《墓中回忆录》送给了我。
“一份小礼物，比尔肯贝格小姐。虽然纳粹不喜欢它，但你是瑞士人，不会有人诟病你带着这东西的。”他说，“而且夏多布里昂就是圣马洛出身，你带着它，反而会增加故事的可信度，路上也可以解解闷。代购火车票的费用，我就不收了。”
我没有拒绝拉拉特的馈赠。我让他赚到了至少五份定制通行证的分成，对于他来说，这样好的赚钱机会并不是时时都有。
向拉拉特道谢后，我将证件和车票收好，抱着书，转身离开了绿码头街，慢慢地往电车站走去。
依然是港口对面熟悉的电车站，有些认识我的宪兵远远地对我挥手，我也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我“工作”了一个月的港口传来连绵起伏的海浪声，和码头劳工搬运物资时，铁链撞击船坞的声响。一阵风吹过，有些商户门口的风铃叮咚作响；也将孩子们在室内的嬉笑声和隐约的音乐声吹进耳朵。
是《Clair De Lune》。
维尔纳第一次完整演奏给我的曲子。
我不信神。但我想，是上帝通过这首故事开始时的德彪西，在悄悄向全世界宣告——我是唯独属于维尔纳的那一抹月光。而现在，这抹月光，要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去等待她心爱的白桦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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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特的话出自箴言25：2
*惊马事件出自Tomasz Sudoł,的论文《PNZBRODNIE WEHRMACHTU NA JEŃCACH POLSKICH WE WRZEŚNIU 1939 ROKU》中，提及的真实屠杀事件，发生于1939年9月13日，波兰赞布洛瓦，当时在场有4000名波兰战俘。
*艾瑟尔的引用出自箴言18：14
*废品回收商的描写依据来自Nazi German waste recovery and the vis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The case of waste paper and rags，Heike Weber
*黑市的运行和□□的相关描写出自GERMAN BLACK MARKET OPERATION IN OCCUPIED FRANCE AND BELGIUM,1940-1944，Paul Sanders
*两万法郎：Nancy Howell Lee，《Search for an Abortionist》中提及，1960s的堕胎费用从200-1000美元不等，取中位数600美元，反推当时的法国占领区购买力，约为2万法郎。
*引用自《墓中回忆录》郭宏安译本
作者有话说
第43章 第四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