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40章 194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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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31日，法国，勒阿弗尔
今日下了雪。
雪尚且不成朵，虽然不及维尔纳第一次吻我的那天大，但足以模糊人的视野。风将它们毫不留情地投进港口边一处圣母雕像下，早已结冰的池子里，很快掩盖落在上面的枯叶和被贵妇与军官们扔进去的硬币。海雾在蓝调时刻里泛着柔软的蓝光，温柔又缥缈，船坞边停着辆和铁达尼号同样漂亮的轮船，船头亮着的星点灯光在潮湿里弥漫出童话般的质感——可惜我对船研究不多，不知晓专业术语，也无法判断它的型号，但它大概是辆法国人的商船；远远地能看见水手们和穿着艳丽的女人们在舷梯上亲吻。
“救救我——我的手……”
“唰啦……唰啦……”
这里是勒阿弗尔的港口，而我刚配合德国军医，在身后的旧仓库里，做完今天的最后一台截肢手术。它被临时改做普通伤员（不如说是那些无法被安排进医院治疗的伤员）的安置处，长而漆黑，宛如鲸鱼和蟒蛇的血盆大口，我们手里的器械成为它的牙齿，配合它吞吃和消化掉一个又一个士兵。伤员凄惨的叫声伴着接连不断的锯声，从薄薄的仓库墙壁后传过来，而那声音让身后的鲸鱼和蟒蛇又成为一台巨大的屠宰机器；抑或柏林博览会上拍摄的流水线来形容它，更为合宜，只不过它生产的不是工艺品，而是无法被重复利用，看起来批量化生产实际每个都带着独特印记的零件——对于战争机器和以战争为机器者本身而言，零件没有心，没有命，只是出入库单上的一个数字，抑或一句冷冰冰的电文。在他们以残破的身体，喊着“Heil Hitler”，再感恩戴德地在病床上接受一枚随处可见的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事实是他们效忠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的感恩。
吱呀一声呻吟般的怪响。
我身上的大衣被冷白的光劈开一道缝隙：一个护士踢开门。她浑身血污，面如止水地端着两条人腿，其中一条还穿着军裤和军靴，大概是因为肿胀得厉害，已经无法再将物资脱下来重复利用。她瞥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端着它们，往不远处的另一栋建筑走去——那里是德国人集中处理“医疗废物”的地方。
我不再看她，扣紧大衣的扣子，往港口外走去，在岗亭处将临时通行卡和我的证件一起递给宪兵。宪兵看了我一眼，填写离开时间，将卡片上“1月31日”下的小方格盖上糖果大小的斜十字印章，方才与证件一起还给我，说了句“Bitte”，开门放行。
我将这张纸折好，放进手提包内，往港口附近的电车车站走，准备回到红十字会临时介绍的住所，一边走过积雪的矮丛，一边试图接住在天空中盘旋的雪花。
像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已经在勒阿弗尔重复约三个星期。
1月7日当天上午，经历了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在车上被突击检查过两次后，我顺利抵达勒阿弗尔，在附近的咖啡馆暂时停留了几个小时后，选择了视线范围内一间旅客出入较多的旅馆入住。老板娘接过钱，翻了翻我的瑞士假护照和证件，熟稔地将它们收好，和另一沓花花绿绿的护照放在一个篮子里，并拿出外籍客人登记簿。
“您的证件需要暂时交给我保管，小姐。您是外国人，我需要向德国人报备。长租还是临时住宿？”
“临时住宿，夫人。”我说，“两晚。”
“您从哪里来？”
“卡昂。”
“您为什么来勒阿弗尔？”
“医疗支援。我在卡昂的报纸上得知勒阿弗尔需要医生。”我搬出火车上的同一套说辞，“我是瑞士伯尔尼小岛医院的志愿医生。明日我将去勒阿弗尔的红十字会报到，在红十字会安排住所之前，我将在此暂住。”
老板娘没说什么，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上了简单且模糊的“医护人员，中转”，随后丢给我一把钥匙。当天下午，我在房间内短暂休息，直到傍晚时老板娘敲响我的门，把我的证件还给我，同时还递给我一张时限两日的临时通行许可，我才走出旅馆，在门口短暂而惬意地吹了一会儿风——至今我依然记得，呼吸着沿海城市特有的潮湿味道时，那股胸口涌动着的澎湃情绪：
维尔纳，我来勒阿弗尔等你了。
你能感觉到吗？
你一定能猜到。
维尔纳，如果你知道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会说什么？
我想，你只会对我说“去做你心甘情愿的事”。
我想，你会等，会守，会爱，哪怕像等待一场雪在六月落下，哪怕像白桦树静静守着它无法拥抱的月光——只因为那场雪是我，那抹月光是我。
因为我们相爱。
勒阿弗尔作为法国西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人口，都是圣马洛远不能及；比起来，圣马洛几乎可以归集为渔港城市的范畴。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更靠近英吉利海峡），圣马洛比起勒阿弗尔，堪称安宁，尤其在美国人加入战局之后。日益激烈的战局反而加剧了外国人的“流通”程度，有许多没办法获得分界线Ausweis但需要前往巴黎换证或换乘的外国人，也有返回西班牙，葡萄牙被拒的一些人，自水路绕行至勒阿弗尔，将其当做中转城市，因此我的瑞士证件很容易泯然于宪兵流水线般的检查机制里——尤其对于熟悉的旅馆老板而言。
这也是我选择一间客人较多的旅馆的原因。
凭借着这张例行公事的通行许可，我得以带着我的假文件前去红十字会“报到”，并在当日随医疗队前往港口，为一支被鱼雷击中的德国海军部队进行治疗。无论是开颅，截肢还是气胸——都是我在圣马洛早就做惯的工作，尤其是开颅——也因此，勒阿弗尔红十字会为我向德方报备时，我得以顺利拿到短期的通行许可和居留许可，时限至二月十五日。
两天的临时通行许可到期后，我便暂时和德方护士一起居住在伤员安置处里，直到红十字会为我安排住处。她们会在宿舍里开座谈会，用带不同口音的德语谈起她们的恋人，丈夫和孩子，畅想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战争胜利后的未来，同时庆幸她们随着西线部队，而不是滴水成冰的苏联前线。
由于我的姓氏带着浓重的“德味”，她们对我虽然带着警惕，尚且还不算过分排斥，偶尔也有人与我交谈。
“比尔肯贝格小姐，您怎么会从瑞士来到诺曼底？要知道现在留在中立国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志愿医生。”我笑笑，“虽然也不是真的志愿。小岛医院派遣我来到诺曼底。战争总是让人身不由己……不是吗？”
“您的姓氏很好听。您的父亲是日耳曼人吗？”
“是的。但我母亲是法国人。”
“怪不得您同时会法语和德语。您有丈夫吗？”
“未婚夫。”我迟疑了一下，说。
“他也在勒阿弗尔？”
“不，他在圣马洛。应该就要来了。所以我才在这里。”
“听起来真不错。没什么比相聚更让人振奋了。您的未婚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钢琴教师。”我翻了个身，闭上有些发热的眼睛，一边将有些哽咽的声音压在被褥的声音里，一边轻声回答，“不过他更适合当厨师。晚安，女士们。”
一个声音悲伤地说，“真幸运啊，不是军人。我的丈夫自从十月去了莫斯科，就再也没有寄信回来。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我他必须立刻去军营为车辆装载物资。”
“他一定平安无事。”另一个声音轻柔地说。
“不。”抽泣声响了起来，“我在一个月前收到了阵亡通知，他死在了莫斯科……圣尼古拉斯之夜那天……我的三个孩子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阵亡了，连我也被调来这种鬼地方……临走前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乖乖听祖母的话，爸爸总有一天会从鞋子里长出来……”
——这时我还不知道圣尼古拉斯之夜是12月6日。同日，我的维尔纳出院回家，与我在餐桌前接了许久的吻，庆祝所谓的“久别重逢”——我在很久之后才无意间知道这件事。
“听说确实不容乐观。最近去了好多医生和护士，还有些部队也……”
“别再说了。会被说影响士气的，姑娘们。”
这句话背后的恐怖含义谁都清楚。这个声音听起来比其他人都年长，我想大概是德方的护士长。很快，所有的灯泡都被熄灭；而屋内除了那名护士的哭声和其他护士的鼾声，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我不知道是哪位女士的脸，但我的视线里开始出现一张哭泣的德国女性的脸，以及被送上卡车时，她是如何背对着身后远去的孩子们哭泣……可她们又做错了什么？时代把罪过强行加诸于每一个不会被铭记的人身上，陪着真正犯下罪行的人受苦受难……
荒诞至极的战争！荒诞至极的时代！
比起这位无名护士，比起客死他乡的乔治·费斯，比起那些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的女人……我已经不配被称之为战争受害者。
至少现在，我爱的人，在意的人们——
他们都活着。
我的父亲（我希望他还活着）。
亨利。
维尔纳。
阿尔芒娜。
菲利普。
既然提起菲利普——像我之前所说的，我并不完全相信菲利普的话——当然，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恶意，毕竟在风声愈紧的如今，一个愿意冒着风险乔装打扮，配合维尔纳亲自送我出城的人，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伙伴和朋友，即使他说他是为了报答维尔纳的“救命之恩”。在这之前，他也一直对法国人隐瞒着我和维尔纳的关系，没有因为我是德军情妇而否定我。要真的算起来，菲利普为我们两个做的，远比我们付出的要多。但我毕竟和他共事了一段时间，深知单单凭借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卡昂——或者再夸张一点，巴黎——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绝无可能蔓延至封锁线外。
而这个说法也在阿方斯的说法中得到了验证：
交易。
既然没有人护送我前往里昂，那么也意味着，实际上除了菲利普和维尔纳，不会有人在意我离开卡昂之后要去哪里，换言之，不会有人为我到达里昂这件事负责。“交易”的标的，很可能只是Combat的瑞士文件与卡昂抵抗组织的□□，而非抵达瑞士。像我说过很多次的那句话，“真正的秘密从不会住在语言里”，细节越多，漏洞越大，为了掩盖我的德军情妇身份，菲利普绝不会把整个计划告诉阿方斯。
因此在阿方斯为我伪造沿海禁区特别通行许可时，我编造了一个俗套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英国皇家海军，而他最后一次写给我的信，是从勒阿弗尔寄来的——所以我希望去勒阿弗尔先行寻找他，然后再自己想办法前往里昂。
在战时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部队的番号和病床的分配一样多变，无从辨认真假，而阿方斯只需要告诉菲利普，“她已经安全离开”，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失去丈夫的英国女人要去哪里，只要她不危及法国和抵抗组织。因此对于我的谎言，阿方斯并没有过多询问，还好心地建议我，“您可以靠着医术吃饭。如果您没找到您的丈夫，可以跟着别的英国士兵走，要是能找到去加来的部队，就再好不过啦。柯克兰医生，战争时期，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至于维尔纳——逃往瑞士的路线，是与地图上的大致方向相吻合的，既然他与菲利普短暂地交谈过，他非常有可能将他的打算透露给菲利普。而在勒阿弗尔与瑞士的事情上，我与维尔纳一直未能全然达成一致：他主张我们先行前往瑞士结婚，而我则提出可以在那之前，先与他一起前往勒阿弗尔。但我没有告诉他的是，除了和他一起走这件事对我产生的巨大诱惑力，还有我的一点私心：勒阿弗尔离英吉利海峡要更近些。如果我和他提及这个想法，将不可避免地再次谈及敌对国双方的立场问题，而我们对此都无能为力。提出来，只会徒增烦恼，无论争吵与否，都会浪费本就不多的相处时间。虽然是逃避，但站在现在回望过去，我只觉得我的决定无比正确。
自瑞返英，需要绕行法国，通过西班牙偷渡，难度有增无减。勒阿弗尔虽然也是沿海禁区，但战前我去利物浦和普利茅斯短途旅行时，经常看到有前往勒阿弗尔的往返商船。所以……等到未来战争结束的那天，或者战况没有那么吃紧的时候，我可以和维尔纳一起返英，将他介绍给我的父亲……虽然很有可能并不会得到父亲的祝福，但至少我能带他去母亲的墓前，告诉她，我找到了与我相濡以沫，且极其尊重我的丈夫……
我的思索被自行车的铃声打断。
雪落满了我的睫毛，化成一片水珠，朦胧间，我恍然看见了维尔纳。是他在停战日那天，穿着野战服，灰头土脸地骑自行车，还在对我微笑的样子。大概思念就是这样，实际分开的时候无知无觉，完全没有小说里写的大喜大悲，情况也不允许我们撕心裂肺，歇斯底里。在当时，它只是一件必须被推着向前走的事情——瓢泼大雨来临的时候，忙着撑伞的人，通常是来不及哭的。只是在抵达卡昂，菲利普陪着我去理发的时候，我看着头发落在地上时，突然泪流满面，吓得理发师连连对我道歉。菲利普不得已，中断剪发带我出去。
“你不能这样，艾瑟尔。”菲利普板起脸，严肃地说，“至少近期，你陷入回忆的时刻只会更多。你该知道这一次没有人再给你撑伞了。你如果不想让上尉做的一切全都白费，就别像豌豆公主一样随时随地流眼泪。”
“我知道，菲利普。对不起。”我忙不迭地擦着眼泪，“我只是……我想起他总是默默打扫我的长头发……他还说，什么时候我想剪短都可以。只要我想。”
菲利普无奈地说，“前面很少见，后面我赞同。剪头发是你的自由——但你现在不是柯克兰医生了，艾瑟尔。理智点。短发会很适合你。”
“还有后半句，菲利普。”
“什么？”
“……他说他宁可每天清理满地的头发，也不希望我不情不愿地剪短它。抱歉，菲利普。我一时……我确实不该这样。”
菲利普好一会儿没说话。他只等我缓过来之后，带着我再次进入理发店，又递上三十法郎，算是把这件事圆了过去。这次的事情让菲利普有些后怕，再三嘱咐我，不许再犯类似的错误——也因此，在我刻意以维尔纳的姓氏编作假名字的姓氏时，菲利普没有表示反对。
“他们以你的姓氏称呼我，
一声，一声，
是安慰，是承诺。
是我对世界披上名为你的嫁衣，
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却——也是习以为常的麻痛，
是思念；是灵魂漫长的凌迟。”
“比尔肯贝格小姐，晚上好。”
见我没有反应，自行车上的人先行向我打招呼。随着这声问候，维尔纳的身影也在我回过神的那一刻消散。天色已经全黑，只有站牌上的荧光涂料还残余着些许暗淡的光线。
冷风和着来人的目光割在我脸上。
“晚上好。……弗林特先生。”
我淡淡地回答。
“幸好赶上了。我专程骑了五公里路过来，吹了五公里的冷风。你是富有同情心的好医生，不会忍心让我空着车后座离开的，对吧，亲爱的？而且——我已经在Le Canon预定了位置。我付了三十法郎。”
弗林特的话让我皱起了眉头。有几个一起在等电车的路人正在往我们的方向看——而对于我们这类人而言，任何一点多余的注意都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
不得已，我只好坐上弗林特的车后座。
“路太滑了。你可以抱着我的腰，拉文德。”
“谢谢。我可以握着车座。”
弗林特耸了耸肩，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行驶在勒阿弗尔昏暗的夜色里。我懒得指责弗林特刚才的大胆话语，只握着冰凉的自行车座，静静看着这座没有维尔纳的城市在我眼前明信片般掠过——随着微风轻轻摇晃的枯死的树，迎着风雪沉默地行走的行人，随处可见的，穿着各式制服的德国人。转弯时，鼻尖掠过烤栗子的浓郁香气；瑟瑟发抖的摊主正在和德国人讨价还价。
“要吃烤栗子吗？”
“不了，谢谢。”我说，“容易睹物思人。过去在圣马洛的时候，都是我的丈夫剥给我吃。今天有什么消息吗？”
弗林特的声音被自行车颠得起起伏伏，“有。但是，没什么消息就不能过来见你吗，拉文德？流浪者偶尔也需要歌颂生活。”
噢。我好像忘记说了。
弗林特先生——全名威廉·弗林特，三十岁左右，一个伪装成法国人的英国人。他眉眼间有些肖似莱斯利·霍华德和让-路易·巴罗，属于光顾裁缝店的贵妇和姑娘们会目不斜视的类型。他的对外身份是裁缝店的老板，真实身份是SOE的特工，背靠资源，得以假戏真做，同时也为当地抵抗组织服务。
我与他的结识说起来非常戏剧性，连被一纸公文带到我家中的我的丈夫，比起来都要更逊一筹。
在勒阿弗尔安顿下来之后，由于初来乍到，又是独身女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盘查，我在私人时间内鲜少出门；而在我与勒阿弗尔的德国人接触的时间里，他们从未谈及83师相关的消息，伤兵也以海军士兵为主，鲜少遇见陆军士兵——这一切都让我心急如焚，只能在日记本上写些不会被人深究的话安慰自己，“我知不知道不重要，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事情总在发生着。即使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最亲爱的旅人。”
我担心这种焦灼的状态会让自己露出马脚，于是决定去裁缝店订购些便宜的材料，准备做些针线活给维尔纳，袜子，手帕，围巾——什么都好，只要能打发时间。弗林特——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威廉·弗林特——本来只当我是平常的顾客，与我闲聊，询问我的姓名。我不想留下“拉文德”的痕迹，在看了弗林特一眼后，报出了一个绝对不会在诺曼底出现，查无可查的名字。
“瑞贝卡·费斯。”我说。
“喔。您是给您丈夫挑选的，对吗？”
“是的。”
“我好像听过您的名字，女士。在布列塔尼的一场庄园舞会上——但我不记得是哪个城市了。对了，您的丈夫，是不是叫乔治？”
弗林特漫不经心地打开抽屉。我心头一慌，但表面上仍保持镇定，默默握紧了手提包。虽然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防身的东西，连香水都没有。但既然他能知道这两个名字——我不认为布列塔尼大区的间谍案会转移到平级的诺曼底大区，尤其在乔治已死，作为唯一涉案人的我也“病故”的极端情况下。
最大的可能只有一种——我也只能赌一把。
犹豫了一下后，我选择继续撒谎。
“……是的。”
“乔治还好吗？”
“……很遗憾。”我做出悲伤的表情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接到圣马洛的来信，他在十一月因意外事故去世。先生，请帮我把这团白色的毛线包装起来，我准备给我们的女儿织一条围巾。”
弗林特当时没说什么，只将毛线团打包好递给我，不动声色地放我离开。那天，我回到红十字会宿舍的时候，已经双腿发软。之后的几天我都过得战战兢兢，直到弗林特的电话打到红十字会的宿舍，告诉我，我订购的三种颜色的线团均已经到货——我知道，我应该是逃过了这一劫。
——我就这样与弗林特误打误撞地相识了。在得知我的身份是志愿医生，在港口为德国人治伤后，弗林特顺势拜托我“帮他些小忙”。我也将乔治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只是我讲述的是阿尔芒娜的版本，隐去了和我的真实身份有关的部分。弗林特为我准备了一杯加奶的锡兰红茶，加了两颗方糖——我没有拒绝，而是平静地将茶喝光。
“在别的地方要做出讨厌这种喝法的样子，比尔肯贝格小姐。”他说。
“多谢提醒——但在别的地方我也喝不到锡兰红茶。”我放下茶杯，回答，“我想它已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这是从利物浦带来的吗，弗林特先生？”
弗林特轻轻笑了几声。他把茶具端进水槽，而后定定地望着我。
“事实上，剑桥。”
“喔。那说不定我们去过同一家店。”
于是我的生活里又多了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出现的故乡人。应他的要求，我会为他和他的同伴在港口提供一些便利，协助他悄悄掩护和救治一些受伤的英国士兵和特工。作为报酬，我请求他帮我注意布列塔尼——尤其是圣马洛一带的消息。
“我的丈夫还在圣马洛。他是位钢琴教师。”我这样告诉弗林特，“虽然他答应我，会在一月来到勒阿弗尔……但毕竟是战争时期，一时一变，我担心我的丈夫会被德国人抓走。”
“上帝。拉文德，你结婚了？”
“是的。”
“真的？法国人？”
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模糊地回答，“嫁到布列塔尼很常见。这件事是真的。”
“好吧。”弗林特真情实感地叹了口气，“……我本来还想问你……下一次探亲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可能是飞机，也可能是船……你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尽管弗林特看起来大失所望，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但他带来的消息，多是一些关于抵抗运动的边角料，鲜少有德方的消息。我一次次怀揣希望和他碰头，又一次次背着失望回到宿舍，接着给维尔纳做针线活。
我一直没有等来维尔纳，倒是免费的毛线越攒越多。本想给他织条围巾，后来干脆改成了织毛衣。
15日，20日，30日……31日。一月就这样在我手中的钩针和毛线里，悄悄被织进了衣料之中。每次抱起来，都沉甸甸地，平白无故让我心如刀割。每当我夜里失眠，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爬起来，抱着那件还没织好的毛衣入睡。因为担心会弄脏，我还会小心翼翼地用干净的白大褂裹紧它……
眼前的场景在思绪间，逐渐变得熟悉，缓慢，再静止。弗林特带着我走进裁缝店，路过不会说话的人台和穿衣镜，一路进入他的工作间，再从缝纫机里拿出一袋文件。虽然知道很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信息，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将那袋文件抢了过来，迅速拆开，一封一封翻过去。
“德国占领当局继续巩固大西洋壁垒，沿海堡垒和要塞化持续进行，英国试图建立布列塔尼的逃亡网络。”
“让·穆兰在 1 月初空降法国占领区协调抵抗网络，法国多个孤立小组开始出现联系。”
“1942年1月15日，快艇La Korrigane离开布雷哈特岛，驶向朴茨茅斯，成功逃离德国控制。”
“德国国防军第83步兵师已完成整师调动，现已撤离法国，隶属中央集团军部队序列，转战东部战线……”
——我忽然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了。弗林特似乎在叫我，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耳边，只剩下这几个英文单词，如同撒旦的低语反复回响，眼前的一切开始分离崩析，扭曲，破解，仿佛那场来自我母国的空袭——
83步兵师。
整师调动。
撤离法国。
转战东部战线。
撤离。法国。
东部。战线。
“东部战线……是苏联，对吗？弗林特先生……消息可靠吗？”
“当然。西线的步兵师从12月就开始陆续接到调令了。你怎么了，拉文德？你脸色很不好。”
“是吗？我……”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维尔纳一直坚持要把我送去瑞士……那个写在里昂的“C”，不是Center，而是“Combat”！而无论是勒阿弗尔还是瑞士，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他和菲利普精心为我营造的童话……只不过这场童话被乔治·费斯的重见天日强行打断，维尔纳尚且来不及和Combat建立正式的联系，只能匆忙将我托付给菲利普，送往卡昂，将联系降格为交易……
12月以来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都串成了一条线：
克劳斯说出的那句“你会后悔的”，维尔纳望着我的眼神，被拒绝的延期驻防申请，他在书房里睡着时紧皱的眉头，每次和他畅想在勒阿弗尔的未来时他的顾左右而言他，他突然提出却并未付诸实践的孩子，还有阿方斯口中提及的“德军情报”……
维拉，对了，还有维拉……
“我绝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维拉·洛朗。”
“我从不对柯克兰医生撒谎。”
维尔纳，你这个守信用的骗子……
“拉文德？”
“我的丈夫……他不会来了……”
我的声音，乃至于喉舌和嘴唇都在发颤，脑海中响起乏味却格外尖锐的鸣响声，似是闷雷，又似是蜂鸣……我的手死死地地攥着那沓电文。它们从英文变成法文，德文，最后只变成一个“Werner”……他的名字跳出了纸面，刺进我的眼睛……屋内穿着半成品白纱晚礼服的人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缀珠帽子下没有五官的头部，似乎在无声地嘲讽着：那些不被承认的人想要幸福，永远是隔着玻璃的痴人说梦。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睛忽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似乎听见弗林特在叫我；我又仿佛突然看见了圣马洛克莱因蓝色的黄昏——穿过车站，主宫医院，空袭的废墟和街道，看见我们那幢沉静的旧居，看见壁炉前维尔纳读书看报的身影。我看见他在厨房里为我煮那杯没喝到的苹果水，餐桌上放着他说好要给我买的小一号的烤鸡，钢琴上依然摆着我随手画的脑室结构简图。两把空荡的扶手椅面前，壁炉熊熊燃烧，火苗仿佛不肯停止跳动的心脏，热切地跳动着，跳动着。
白色的蒸汽在维尔纳的手指间升腾。他低头抿了一口那杯苹果水，微微一笑，然后转过头。
他看见了我。
他轻声叫我的名字。
“艾瑟尔。”他说，“我爱你。”
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却在迈开步子的瞬间，什么东西从眼睛里掉了下去。
一切都消散了。
仿佛一张造景的幕布，从我眼前被恶狠狠地抽离。
连痕迹都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