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三章 后来，乃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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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乃至于几十年后——我有时会想，那两句顺序颠倒的咏叹调或许是惠特曼笔下“像空气，不可捉摸却能呼吸到”的预言和暗示，也可能是种警示：无法控制的感情，对神灵的亵渎，对祖国的背叛，一起走向熊熊烈火。但我当时只觉得他是个善用玩笑化解窘迫的普通贵族，带着社交季的绅士们或真或假，但确实令人愉悦的体贴。比如，他在第二个晚上没有再喋喋不休，也识趣地没有再对我的职业大肆夸奖，而且默默帮我把玻璃上的指印擦干净了。
“德国人有没有让您把早餐端到床边，柯克兰医生？或者让您陪他玩纸牌游戏。”第三天的白天，我在病区内查房时，护士艾琳·格莱蒂微笑着与我聊天，“今天我出门的时候，看见我的女邻居在洗他们的制服，边洗边哭。真是让人难过……”
“太不幸了。”我回答，“我的房客还没有让我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我认为他或许有些害怕我，可能因为我忘记了收起摆在琴架上的画。”
“画上是什么？”
“颅骨和脑组织。他每天都锁门，可能担心我会趁着他睡觉时偷偷给他开颅，把他的脑脊液换成英国的红茶……格莱蒂小姐，请看住贝尔纳先生的手。我要给他做腰椎穿刺，他总是乱拔胃管。”
护士们笑了起来。这些人里，也不乏家中被迫住着德国人的，甚至有从主卧搬到院子里的柴火房的——当苦难成为不痛不痒的调侃，往往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不足为奇的普遍现象。比起来，我确实足够幸运。至少我目前还算是“房主”，回到我自己的家也并不需要沿海禁区的laissez-passer。
早上出门前，维尔纳告诉我，他今晚要去军港迎接新来的上校，晚间有应酬，会很晚回来。“可能会喝些酒。”他的话语间难掩愉悦，“我酒量不佳，但我会忍住不喝醉，不会让您为难，柯克兰小姐。”
我当时正在厨房洗碗，头也没抬，只默默关上水龙头，慢慢地擦拭着碗碟。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他顿了下鞋跟，礼貌地向我告别。他关上门之后，我才又一次拧开水龙头，继续手上的活计。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被水珠折射出妍丽的光，又从瓷面上迅速滑进深不见底的下水管。
他信守承诺；傍晚我回来时，他确实不在家。熟悉而快活的独处时光短暂地回归到房子里。我拉上窗帘后，在木地板上轻盈地转起圈来。自从七月末德国人将沿海地区划为禁区后，在“海盗之城”看海都成了奢侈；日落前一小时，所有渔船必须回到距离海岸三英里内且保持静止，就连走出圣皮埃尔门都有可能像可怜的古皮尔先生一样，被哨兵射杀*，更别提这里本来最为特色的一项活动——城墙漫步了。因此当地人的娱乐生活，除了偶尔的亲属聚会（且必须掩人耳目，不然可能会被认为是非法聚集），就是在家中自娱自乐。转了几圈后，我又关上灯，打开家门，怀着久违的轻松心情在院子里吹风。
我家大门对面，恰好有个年轻的国防军上尉在逗树上的流浪猫，嘴里发出幼稚可笑，带着舌音的咪咪声。他似乎因为那只猫不肯从树上跳下来而颇为苦恼。听见我出门的声音，他扭头问我，是否有可以喂给猫的食物。我愣了一下，隔着一条路，摇头回答，“没有。”
上尉看起来有些失望。小猫得意洋洋地对着上尉叫。
“医生小姐，它好像不喜欢我。”德国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或许……您可以试试？我非常喜欢猫，想抱抱它……”
“您认识我？”我有些诧异地问。
“认识。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提过您的名字，他说您是一位非常让人尊敬的房东。”
“现在他才是主人。您没有去参与今天迎接上校的聚会吗？”
“那位上校是他的好友。”陌生的军官说。
我走了过去，还没站定，小猫顿时从树上跳进我怀里。军官发出一声惊喜的“mein Gott”，但是小家伙只肯把屁股对着他。我试着将小猫交给他，但是它在接触到军官大衣的时候，立刻委屈地喵喵叫起来，迫不及待地跳回我怀中。
德国人耸了耸肩。
“好吧，它确实不喜欢我。”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伸过手，抚摸我怀中的猫咪。有几个戴着绉纱软帽的法国夫人走过，经过我身边时，低声说了句，“喔，是那个给孩子们免费治病的英国法奸。”然后骄傲地瞥了我一眼，扬长而去。她们身上那些陈旧而昂贵的布料，昭示着她们来自于镇上那些有头有脸的家族；也是这样的身份让她们敢于这般“口无遮拦”地对待我。
我早已经习惯这样的评价，因此在片刻的心脏微沉之后，我只是不动声色地摸着小猫的背脊。反而是我身边的陌生军官尴尬地对我说，“请别在意。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如果在场，一定会开口为您说句公道话。他在指挥部的食堂用餐时，就是这么做的……他说您举止得体，品德高尚，富有教养，绝非她们口中那样的人。”
“是吗。他还说了什么？”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在战争时期，能从事热爱的事业是种幸运，任何文化都不应因此被诟病。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记不太清了。”军官回答。
一句和柔情毫无关联的实话；但我心里却有种古怪，荒诞，又复杂的奇怪感觉。小猫跳出我的怀抱，一溜烟地跑走。军官望着它，失落地叹了口气，向我敬礼后，转身离去。我本来轻松的心情也随着他们一起，消散在沉沉的黑夜里。
我回到卧室里，在梳妆台前茫然地坐了一小会儿，又将玛德琳姨母的旧照片从暗格里拿了出来。背景是圣马洛的金雀花广场，姨母赤着脚，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亮片短裙，黑发披散在肩，笑容灿烂地跳舞。照片的背后写着一段英文：“1933年6月30日，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致20世纪最伟大的舞蹈家，我的妻子，玛德琳·马丁女士。”落款是“M.”。
“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种幸运。”我喃喃出声，又遗憾地想，“任何文化都不该因为战争被诟病……他确实很理想主义。战争时期，谁还愿意把人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呢……”
我今晚没有关掉楼下的灯，也没有熄灭壁炉，只是一个人空荡荡地懒着。维尔纳回来的时候，我正歪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哼着《The Last Rose Of Summer》的调子。他果然喝了酒——我听见他略有些不稳的脚步声；但我故意没下楼。我想听听他一个人的时候，在楼下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今天会弹什么曲子。他一定不会放过那架被他当成宝贝的旧钢琴。
听，他果然掀起琴盖啦！
踏板在嘎吱作响……
他在演奏德彪西的《Clair de Lune》。一首法国人写给夜晚的情诗，而今却由一个德国军官在异乡演奏。每一个空灵的音符，都化作月光，沉静地在夜色中流淌，为这本该被紧张与阴郁笼罩的房子平白笼上一层柔软而无形的纱，肌肤也似乎被那柔纱缓缓抚过。
不多时，曲终。
他又在楼下坐了一小会儿，才将琴盖合上。盥洗室的水声。刻意放轻的军靴声。房门被推开。门闩卡进木槽时，铁皮片的微响。他锁门了，屋内却隐约传出一声低沉的叹息。
几分钟后，我才推开卧室的门，轻手轻脚地往楼下走。室内有一点轻微的白兰地气息。但今晚，我在玄关的小圆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
「柯克兰小姐：
多谢您留下灯光与壁炉。
这首《Clair de Lune》，聊作谢礼，希望您能喜欢。明天早晨指挥部有临时任务，我会很早出门。提前祝您早安，也祝您今夜好梦相伴。
——W.」
我将纸条轻轻放回原地，转身进了盥洗室。再次与镜中的自己相对时，我脑海中回转的旋律，却已经从那首爱尔兰民谣，悄然变为了德彪西。
次日我轮休，未去医院，算好时间，方才出门领些面包和皂粉。食物严重短缺，面包房排队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这也意味着，我至少要听一个半小时的八卦和烹饪心得。
配给制初引入占领区时，经常看到有装作孕妇的主妇们冲到队伍前端，为了先后顺序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时间久了，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一种默契，在排了几个小时仍只能提着空篮子离去的时候摇头叹气，而不是用辱骂和指甲向同胞宣泄不满。街角卖板栗的摊贩在宪兵“光顾”之后，连忙开始收拾摊位。别提人了，这年头，连圣马洛的鸽子都得学会审时度势，才能不被做成烤乳鸽。
快走到配给商店所在的圣文森特街时，我却听见前方一阵嘈杂，一种不属于日常生活，又被迫成为日常的喧哗：砸门，枪支上膛声，狗吠，以及训牲口一样怒吼着的德语。仓皇的脚步声，伴着无力的叹息和门板开合的吱呀声，却又让空气成为临终者病床前所独有的，喧嚣的死寂。宪兵们不耐烦地架起铁丝网，驱赶靠近路口的人群，也包括我。
“Weg da！Kontrolle！”宪兵粗鲁地嚷着。
我叹了口气，和围观的法国人一起，在铁丝网后面望着一片混乱的街道。人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屋宅，在初秋的海风里瑟瑟发抖，有些还穿着睡衣和拖鞋。宪兵们把守着大敞四开的房门，等待下一步指令。有一家的玻璃门被枪托不慎打碎，满台阶的碎片和金属狗牌一起划破空气，刺得人眼睛发花。
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例行检查——否则他们会客气很多，至少在占领区维持着文明的表象，而不是如同对待华沙的街道和巴黎的难民那般野蛮。我隐约听见有人说：“听说是私藏了禁书……用红蜡笔画着洛林十字的那一种。”周边的人则指了指宪兵，做了个用拉链封住嘴巴的鬼脸，示意他噤声。
“也说不定是偷听BBC呢。”我身后一个年轻人凑过来，碰了碰我的手臂，“对吧，柯克兰医生？小国的朋友，丘吉尔！”
“行了，小伙子，少说两句吧。”一个老妇人说，“还嫌被抓走的男人不够多？不知道这次又有多少人要被送去大贝岛，雷恩，还有昂热……”
我不忍心再看，准备绕行离开。却在走出一段距离后，远远地听到了一声：
“柯克兰家的上尉！”
我心头一动，连忙转身往回跑，挤进人群的另外一侧，直到站在最前方。维尔纳正从道路的另一端快步走来，停在队首一位拿着记录本和文件袋的中尉面前，二人相互敬礼。他站得笔直，手背在身后，一副军官们发号施令的官僚姿态；然后，他指了指那扇破碎的门，面露不虞，而中尉则迅速低下头，看起来似乎在听训。
我远远地望着维尔纳开合的嘴唇。他在昨夜的纸条上提过一句模糊的“临时任务”，应该就是指这件事了。
“祝您早安，也祝您好梦相伴。”
果真是“Modern War Times”……漂亮的苹果，生虫的内芯。夜里弹德彪西，清晨执行命令……
中尉猛然抬起头。他们交谈了好一会儿——其实表情看起来更像争论，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大，但被掩盖在女人和孩子悲切的哭泣里。男人们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握紧拳头。老人们则颤巍巍地画着十字。几只鸽子飞过来，咕咕地叫了几声，又似乎意识到来错了地方，匆匆扑腾着飞走。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他们的交谈结束了。我看到那位中尉将记录本递给维尔纳。维尔纳接过去，在上面飞快地写着什么，然后将它交还给中尉，微微一挥手。
“本次搜查暂缓执行！接临时通知，仓库紧急警戒！命令确认！”
中尉喊道，并与维尔纳互相敬礼。然后，宪兵们哗啦啦地收起枪支，搬开路障和铁丝网，列队离开街道。
噤若寒蝉的居民们连忙躲回屋中。有个孩子躲在门后，悄悄看着维尔纳，又很快被大人拽回了家里。看热闹的人们也在顷刻间，交谈着闲话，鸟兽般散去，只剩下还站在原地的我。方才说话的老妇人拉了拉我的衣袖，示意我快些离开，见我没反应，又拄着拐杖慢慢走远了。
一时间，街上只剩下我与维尔纳，还有混乱中被遗落的一只拖鞋，和台阶上闪着光的碎玻璃。
维尔纳没有立刻走。他一改方才盛气凌人的姿态，有些疲惫地低着头，本来笔直的肩背也弯了下去，像一棵被挤压得打弯变形的白桦。
半晌，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个金属烟盒，点起一根烟，闷闷地抽着。
我在片刻的吃惊后镇定下来。这时，维尔纳抬起头，恰好与我对视；他愣了一下，笨拙地对我点点头，神情依然沉静，整个人看起来像某种沐光的界碑——我不由得呼吸一滞，不自觉地握紧面包篮。
他拿着烟的手骤然做了一个丢弃的动作；但他没有扔掉还在燃烧的烟头，看了一眼墙壁，又看看自己的皮手套，最后拿出那个烟盒，略有些局促地将香烟在烟盒上按灭了。然后他迈开步子，似乎想走过来。
我却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即使他确实是那棵白桦树：植根在命令与灾厄之间的罅隙里，以自身让那道罅隙成为距离的界碑——但，如果不是他们，这一切本就不会发生；他的军衔和命令，也不会有任何用武之地。从罪恶中走来且微弱挣扎的善意，就像坟墓上盛放的雏菊花，灿烂，悲悯，也由死亡和尸骸滋养，一如昨天晚上，那些看见我与德国军官交谈的妇人们对我的评价——“喔，是那个给孩子们免费治病的英国法奸。”
言犹在耳。我明明非常清楚这件事。可回到家后，我却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直在反复思考这场并不算多么震撼人心的清晨偶遇。维尔纳望着我那片刻笨拙又沉静的目光，和他这几天长篇大论的独白，总仿佛一层会说话的朦胧蓝雾，萦绕在安静的房间里，又吵得我头晕脑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午后，我的月事突然造访，于是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黄体素的周期性波动，匆忙整理完家中后，不管不顾地倒头昏睡。
在睡梦中，我又一次来到了那片白桦林，只是这一次白桦林的尽头不再是芦苇塘，而是空荡荡的圣文森特街，和巴黎火车站喧闹的站台。它们交错着出现。维尔纳手中的香烟，我手中前往加来的火车票，它们和小报角落的讣告混合在一起……“巴黎美国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蒂埃里·德·马特尔，因无法接受德军进入巴黎，于1940年6月14日在韦伯街18号的公寓中结束生命……”
醒来的时候，我大口喘着气。临睡前我没有拉窗帘，但屋内已经一片漆黑。乱跳的心脏让我觉得分外难受——直到我瞥见门缝里隐约透出来的光线。
德国人……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居然没听见……不管了，我现在很饿。我不想因为他的存在让自己饿肚子。
楼下非常安静。
我穿好衣服，蓬乱着头发下楼。
维尔纳坐在客厅的餐桌旁，还在读着那本《九三年》。他斜对面的位置摆着一人份的晚餐：夹着两片火腿的黑面包，饼干，还有一小杯裹着白毛巾，放在铝制杯子里的洋甘菊茶。
我不由得愣住了。但在看见我时，维尔纳却仿佛看见了什么期待已久的人，眼睛一亮，略有些急促地站起身。军靴不慎踢到桌子，响声闷重，我不由得皱了皱眉。他的脸迅速红起来，略有些局促地对我点头致意。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抱歉，失礼了。今天……今天下午我回到您的宅邸时，您还在休息。我想，您醒来时或许需要用餐。所以，虽然未经您允许，我还是进入了您的厨房，但我没有使用您的任何配给，仅使用了您的餐具。由于担心烧水的声音会影响您休息，我用两颗苹果向邻居太太换取了这杯热水。”他说，“我知道红茶可能更合您的口味，但我不好打开您的柜子。一份……回礼，希望您能喜欢。”
面对他突然的“热情”，我有些诧异，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沉默地打量着他。他看起来有未尽之言，目光隐隐带着些期待。但很快，又像被乌云遮蔽的星星，迅速消弭了。他最后也只是欲言又止，讪讪地坐回去，拿起书，脸色又一次恢复沉静。
我却敏锐地察觉到：他似乎有些失落。
那一瞬间，我其实联想到了前日那位陌生上尉的话，“他说，您绝非她们口中那样的人……”，不由得心有戚戚焉。我想，他是在期待我记住今天清晨的事。就像我：无论再怎么习惯冷言冷语，我多多少少还是会希望历史能记住我的救护行为，而不是只看我手下救活了多少德国鬼子。这很功利，对吧——但我也只是想想。再淡泊名利的人也会下意识地做不损害名声的事，会为每个月惨淡的账单发愁。
我年轻的孩子们，别忘了，虽然他的行为让人感动，但这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是一名被他占领房子的英国法奸。所以让我们姑且忽略我对他由于感同身受而生的松动吧，只看待行为本身。对于他的行为，我不觉得他做的是错的，我也不否认它的作用和意义。我更多的感觉，只是一种麻木的悲凉。大概和我亲手把红十字会的旗帜覆盖在运输军用物资的车辆上时，是一种感觉——我是在贯彻保护与中立的宗旨，还是披着和平与公正的外表协助战争？
所以我并没有出口安慰维尔纳。但出于对他行为的“不否认”，我还是坐在了他为我准备好的位置上。几乎是同时，维尔纳也抬起头，满眼惊喜地看着我。他张了张嘴，又立刻敛了目光，重新回到雨果笔下的世界里。
洋甘菊茶尚有余温；我与维尔纳并未交谈。只有我咀嚼食物的细微声响，炉火偶尔的劈啪声和书页翻动的声音，替我们无声地交互着。那种又喧嚣又静默的奇怪热流又一次在我身体里翻涌起来，而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该如何命名。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打乱，却并不显得紊乱，反而搅动着，生动着。
直到我把用过的杯盘端进厨房的时候，腹部传来的刺痛才让我微微皱起眉，也将那迷茫而无名的念头赶走了。冰凉的水，稀缺的皂粉，经期的疼痛和主人自如的懒惰，共同携手战胜了本就无人在意的体面——这是战争时期；于是我将用过的餐具漫不经心地丢进洗碗池，径自上楼离开。上楼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样应该更让他觉得我是个邋遢，懒惰的女人了吧——不然他怎么连句晚安都不曾再对我说呢！
次日清晨，我又在餐桌上看到了一张新的纸条，摆在我昨天坐的位置上。而他的位置上摆着那本他看过的《九三年》——好像在提醒着我什么。
「柯克兰小姐：
昨日读书时思索至朗特纳克的经历，我走了神，未曾与您道晚安，失礼了。
我尊重您的沉默。
但我依然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分享更多。
您昨夜脸色有些苍白，望您注意休息。昨日用过的餐具已经清洗好。
愿您今日平安。
——W.」
朗特纳克。又是纵火者，又是杀人者的朗特纳克；救了三个孩子的生命，又亲手把那三个摇篮推进大火里的朗特纳克。用善良的闪电击倒身为袖手旁观者的郭文的朗特纳克。最大的善，就是没有恶到极致的朗特纳克。
不知为何，看着他的字条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袖手旁观的郭文；从而有些心烦意乱。尽管家中无人，我还是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魔鬼盯着那样，在桌边站了半晌，椅子拉开又推回几次，直到秋日独有的明澈光线在我的脸上和发梢上跳跃——方才在他昨晚坐的位置旁坐下，摸上那本《九三年》，将它翻开。
本来只是随意打开，却正好翻到《克莱摩尔号军舰》，我想，大概是上帝也在意有所指地讽刺我们这类人什么。
“它有商船那种笨重而且和平的外貌，可是外貌是不能相信的。它的建造有双重用意：狡猾和坚强；在可能的时候就欺骗，在必要的时候就战斗。”＊
我抚摸着他读过的书页，将这几行字轻轻念出声。这时，窗外传来风吹树叶的轻微声响，似乎在回应我的诵读。我抬眼望着那些透亮的叶子，看它们在布列塔尼澄蓝如海的天空中，纤薄小船般摇摇晃晃，再被秋风揪下枝干。它多么像战争开始之前，那些未曾被扭曲，本该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熠熠生辉的人生轨迹！——于是，我心里那些本就混合着杂质的柔情，就这么轻易地被叶子摇碎，取而代之以学生时代特有的愤懑激情；朗特纳克与流浪猫都死去了，只剩下头顶纳粹斜十字，老鹰和橡树叶，身披杏仁灰绿色制服的德意志国防军。
无论维尔纳如何礼貌，克制，如何充满善意，他都是法兰西这片火场里的纵火者之一，而纵火者，从没有资格在火场里呼吸——我的心脏，也不该因为维尔纳而燃起火苗。但作为他为我执言的谢礼（虽然他并不知道），我还是撕下了一张空白处方笺，回应了他的留言：
「一个轰炸了教堂的士兵，走在废墟里
他捧起尚未破损的圣母像，
向她祷告，欢喜而虔诚
可他触碰她的瞬间
她已身染灰烬与鲜血」
然后我将字条和处方笺一起折好，夹在了方才我读的那一页，并正好让它们压在那几行字上。走出门的时候，我想，或许他再也不会回应我了吧！——或许……又或许。谁知道呢？没有时间去期待什么了，也不该再去期待什么。现在，我必须赶快去主宫医院，去到那些会让我被评价为叛徒和天使的病人身边……
那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宵禁。客厅里空无一人，没有开灯，只有燃烧的壁炉，以温暖与光亮，无声地等着我回来；玄关处摆着一盏老旧油灯，刻着姨夫的姓氏“Martin”，灯体被擦得干干净净，但因为玻璃罩上满是划痕，光线如同缓慢在水中扩散的维生素B2，莫名显得郁郁寡欢。如果不是这些东西，我会以为家中无人——家中久违的安静。德国人在楼上待着，一点声响都不曾发出，不知道自己猫在卧室里做什么。
我在壁炉前休息了一会儿，又起身去厨房，本是准备给自己找点东西吃，但在打开厨房的底柜时，我听见了维尔纳下楼的脚步声，连忙站起来，装作去拿红茶罐。
维尔纳停在了厨房门口，手放在厨房的门板上，垂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他穿着便装，一件灰色的针织外套，白衬衫，红棕色背心，一条棕色斜纹布西裤，以及一双棕色的旧皮鞋，在昏暗的暖光中显得格外沉静温和，像奥斯汀的小说里常写的老派绅士们，与那个把军装穿得像宣传画的上尉判若两人。
他和昨天在街上的姿态一般，深深地低着头。
而后，轻声说了句：
“Ich verstehe.”
自从维尔纳占领这间房子，他还是第一次对我说德语。说完，他就步履沉重地回到客厅，坐在壁炉前发呆，一言不发。
屋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时针走动时轻微的切察声。
我满腹不解，手在红茶罐上尴尬地停了一会儿，才悻悻地转过身。却在偶然瞥见已经空无一物的餐桌时，骤然反应过来。
他竟然在回答我的那首讽刺诗。是“Answer”，而不是“Explain”。没有道歉。大概是他也知道那毫无用处，破碎的玻璃门和街道上的拖鞋，已经无声拒绝那些虚空的字眼。
我惊讶于他的不辩解，也庆幸于此。前者在脑海中短暂地闪烁一下，便被一种单调而熟悉的苦涩取代。但当我再次看着他的背影时，又猛然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法国人会庆幸虚惊一场，会偷偷把禁书藏起来，德国人会指责军官临时变卦，办事不力。只有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和我这个路过的异乡人，为他弯下去的背脊驻足——法国的孩子们会甜甜地叫我“爱喝红茶的天使”，他也曾在指挥部的食堂里，为我说出一句“任何文化都不该因为战争被诟病。”
可我却写下了那样的句子。出于某种早已如影随形的阴霾，将我内心那一处沉重的空缺，建构在另一个灵魂的伤口之上。一时间，我竟觉得我被拖回了第三天的夜里：只不过这一次，穿长裙戴软帽的人是我，而沉默的人变成了他。而他怀里没有温暖的小猫，只有一个冰凉的金属烟盒，还被他亲手变成了烟灰缸。
我忽然觉得自己格外卑劣。我想点一支烟，即使我根本不会抽烟。如果我会抽烟，我至少可以和他借个火。
深深地叹一口气后，我伸手去拿红茶罐。
在我正准备将第二匙红茶放进茶壶里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我下意识地以为是病人家属来求医，连忙放下茶具，走出厨房。维尔纳也站起来，停在客厅门口，手指习惯性地搭在腰部右侧配枪的位置——即使那里现在只有一条空荡荡的皮带。
“柯克兰医生家。请问是哪位？”
“护士，玛丽·杜瓦尔……艾瑟尔，我有急事找你！我弟弟……我弟弟出事了！求求你打开门，我想不到别人能帮忙，亨利医生还在雷恩……”
她提到了亨利医生。所以听到这里时，我下意识地以为是她的弟弟突发脑部疾病，需要紧急救援。加之她又是确实每天打交道的同事，于是我不疑有他，连忙打开门。
玛丽·杜瓦尔是主宫医院临时聘用的护士，主要负责伤员的身体护理。她是今年九月刚从迪纳尔流亡过来的难民，和在圣马洛打渔的弟弟相依为命。她自称二十七岁；但如果乍看外表，可能会有人以为她已经人到中年——身材瘦小而干瘪，枯黄稀疏的长发，单薄佝偻的后背，粗糙的双手和眼角的细纹，都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个时代强加给她的苦难——尤其在她利落地给德国人翻身拍背，擦拭污秽的时候，更没人会忍心打听她的过去了。
“艾瑟尔，”她抽泣着说，“我弟弟被德国人抓走了，关在大贝岛上的监狱……德国人说他是抵抗军。”
抵抗军——一个不能被德国人听见的词汇，尤其在巴贝斯车站事件之后。我心头一紧，不自觉地回过头，视线和屋内的维尔纳相交。但让我惊讶的是，他脸上并无什么多余表情，反而在与我对视后，微微点了点头，做出了一个“请”的礼貌手势。
然后，他转过身，稳步走上楼梯。
油灯和壁炉的光从他的身上离开。可我望着他逐渐隐入昏暗的身影时，心头却还是控制不住地微微一暖。
楼上响起关门声后，我立刻虚掩上门，把玛丽带到后院。
“你不该这样莽撞，杜瓦尔小姐。所有人都知道，我家里来了德国人。而且还是个军官。”
“对，对……我很抱歉，艾瑟尔，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我刚来没多久，什么人都不认识，有人建议我来找你。虽然你家现在有德国人，但你家的德国人对你不错……”
我连忙捂住玛丽的嘴。
我的邻居加布里埃尔太太可是个长舌妇——这些话如果被她听去，我在圣马洛本就毁誉参半的生涯就真的要声名狼藉了。
“我和上尉先生没有任何交情。”我说，“发生了什么，杜瓦尔小姐？”
“我弟弟今天下午出门捡柴火，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法国警察告诉我，他被指控散播了抵抗军的传单和手稿，当场人赃俱获。可是我弟弟没上过几天学，艾瑟尔，这绝无可能……德国人晚上还来了我的家里，但他们什么都没搜出来。我们家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印刷品。”
“是宪兵抓走的，还是盖世太保？”
“宪兵和法国警察。上帝保佑，他目前只是被关起来了。警察把他的牢房号告诉了我。”
“不幸中的万幸。他们为什么会指控他？”
“我不知道……我能想到唯一的可能，是他不小心接下了不该接下的东西。”她颤抖着说，破败的披肩被寒风吹起来时，显得格外凄凉，“他还那么年轻，他是无辜的，艾瑟尔。他是男人，不是女人，我不想他被枪毙，求求你……”
我看着她，思忖片刻。
“今天有些晚了，杜瓦尔小姐。您也听见了，他已经回了房间。抵抗军的事情太敏感，我胆子再大，也不能去贸然敲他的门，但我再见到他时，会尝试和他打听风声。白天我也会试着帮您向宪兵们打听消息。对了，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让·皮埃尔。谢谢你，艾瑟尔。谢谢……”
玛丽眼睛里涌出亮亮的泪花，伸手抱住我。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快些回去吧。拿好夜间通行证。”
“通行证？”她愣了一下，如梦初醒般，“哦，哦……我忘记带了。我是一路避开宪兵过来的。谢谢你，愿上帝保佑你，艾瑟尔。”
她说完，不待我回答就转过身去，快步走出我的院子。
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我并未怀疑太多。我确实曾不止一次帮助抵抗组织，法共，或者只是丈夫被无故带走的主妇——向医院里的德军士兵套话。我本就对法兰西心存愧疚，对于这样的请求，我通常不会拒绝，前提是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赔进去。
良久，我仰起头，长出一口气。
却在不意间，与上尉的目光再次相撞——只不过，他在楼上，我在楼下。他依然身着便装，双手背在身后，嘴角噙着一抹礼貌却略显疏离的笑意。
我直直地看着他。他与我坦然相望半晌，冲我微微点头，随即拉上了窗帘。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