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章 趁着他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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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他没有看我，我偷眼打量着他。这个德国人在进入他的领地之后，一改刚进屋时胆小又保守的姿态，似乎从刚才那副略显滑稽和僵硬的入住仪式中缓了过来，此刻正努力地想让自己显得平易近人。
他转过头时，我还没来得及收回打量他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和他四目相对。
这一次，我竟一时怔住了。
他的眼睛。
自从法国战败，被困在占领区之后，我从未在一位陌生人的脸上见过这样的眼睛——或者说，他的眼神。它本来只是一双普通的蓝眼睛，在他晨阳般轻暖的眼神笼罩下，竟像极了晴日下的温德米尔湖，干净而通透，温和地看着我时，又恍若被刻意多添了果汁的蓝莓杜松子酒，入口清甜，尾调一分酒精辛辣——简直如同端给贪嘴幼童般诚惶诚恐的温柔。这样一双清醒又酩酊的眼睛，不该属于一个在波兰前线受过炮火洗礼的上尉军官，不该属于占领者和侵略者，更不该属于对我们这类人颇有微词的盟军与部分法国民众；对我们表示理解的人，看着我们时，也总是带着同情和悲哀的情绪，从不曾如此这般不带指摘，不带探究与打量；他的目光平静，富有敬意，又带着一种生动而单纯的好奇。
我在心里暗自叹息。
如果这是和平年代，在巴黎的咖啡馆或者伦敦的书店，或许会有神往的女人，愿意为这样令人心驰的灰蓝色写诗。可惜，现在是战争时期，而它们还完好无损地嵌在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的颅骨里；因此，我更倾向于选择贴在灯箱上，那些安安静静的颅骨X光片——医生从不该被看似无害的外观迷惑。
“颅脑外伤引发的迟发性颅内感染，就像内芯被蛀空，外观却仍完好的苹果，病入膏肓往往埋藏在完好无损之下。”我曾在论文中写过这样的句子，一如卓别林的《Modern Times》里，那个在工厂里突然精神失常的主角。
“一个德国绅士，陆军的军官——他在波兰，在法国的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这样礼貌？一边对占领区的女人们彬彬有礼，一边悄悄堵上战俘们越狱的通道……Modern War Times。我希望他不要随身携带嘲讽丘吉尔的漫画书！”我这样想着。
片刻的沉默后，我端起餐具，步伐平稳地走出客厅。维尔纳立刻礼貌地退至楼梯口，忙不迭地与我拉开距离。
我不欲多分眼神给他，只将餐具手法平缓地放进洗碗池，然后重新拿出茶具。
生火，热水，暖热茶壶，两茶匙红茶——英式标准，一匙一杯。只不过一杯加奶，一杯不加。算是主人待客的礼貌，也是以此表态：
我无意与你为难，也请你保持距离。
我端着茶出来时，维尔纳正背靠着楼梯口的栏杆，仰头端详着墙上挂着的圣马洛老照片，侧脸从容而沉静，看起来并没有对我的“拒绝”表示不悦。我则端着茶盘，面无表情地走进客厅，将茶盘放在餐桌靠近门边的一侧后，方才拿起我自己的那杯，以示“请便”。
维尔纳转过身，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我不会打扰您的正常生活，还请您放心。刚才是我唐突了……厨房是私密的空间，我不该贸然提及，希望没有让您困扰。但，谢谢您愿意与我分享茶水，柯克兰小姐。这是很珍贵的见面礼。”
说完，维尔纳走过来，小心翼翼地伸手，端走了茶盘内另一杯不加奶的红茶。他并没有顺势坐下，反而局促地回到了客厅门口，与我隔着几步远的距离，安静地站着喝。“多谢您的款待。”他在喝茶的间隙，轻声说，“另外，柯克兰小姐，我携带了一些必要的清洁用品。我用过的杯子，我会自行清洗干净，无需劳烦您。清洗干净之后，我会将它放在餐桌上，您自行收走即可。”
我没有说话，只喝了口茶，算是默认。
这个裹在压抑里的清晨，终于接近尾声。直到我推开家门离开，我与维尔纳之间均未再交谈——这两杯茶水之间的蒸汽，就是我们初见时，唯一的“交谈”。
一个英国女人，骤然和一个陌生的德国军官同居——这件事就像揣在口袋里的刀子，割伤自己的手，也刺破本就不牢靠的遮蔽。比起有资格为之痛哭的法国人，我能做的，只有对此保持一种冷漠的让步姿态。我在敦刻尔克之后仍选择留在法国，且在巴黎沦陷后没有选择自杀，某种意义上，是命运在收取我苟且偷生的代价。
走进主宫医院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宪兵用暧昧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还说着我听不太懂的德国方言。我路过他们身边时，其中一个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英语说了句，“您觉得上尉和温莎公爵谁更英俊？英国小姐。”然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并将一口香烟呛在我脸上。
“请不要在医院里抽烟，先生们。”我回答，“但你们可以跟着你们的狗出去抽烟。”
“狗？”另一个说，“我们没有带狗进来。我们把狗拴在外面。”
“是的。”我说，“所以你们才要出去抽烟。”
说完，我面无表情地路过他们，径直上楼，往诊室走。医院的同事们友善地向我问好，只是比起昨天，今天他们的目光里多了一丝同情。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轻叹：“不幸的圣马洛！又来了一位‘柯克兰家的上尉’……她还这么年轻！多么可悲！”
在诊台前坐下后，同诊室的医生凯瑟琳·费朗茨告诉我，昨晚又有两个海军士兵死了，分别死于消化道出血和脑疝。
“可怜的小伙子，满床都是血，胃管里都是咖啡色的血渣。那孩子才十七岁，死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比起来，脑疝的那个还幸运一点。”她说，“你家的德国人什么时候到，亲爱的？”
“他已经到了。”我说。
“这么早。是个怎样的人？”
“谁知道呢，”我耸耸肩，“至少看上去不坏。亨利今天还在雷恩的医院研修吗？”
“是的。”凯瑟琳说，“本来他想把名额让给你。只可惜，不然……要吃些覆盆子饼干吗？”
除了常规的治疗，查房，接诊病人外，今天还收治了一位重度颅脑损伤的党卫军少尉。据送他来的几名士兵说，是在圣马洛郊外铁路附近的农场搜捕游击队员的时候，和农场主产生冲突，为“通过毫不留情的行动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放火烧毁了农场，被愤怒的农场主砸破了头部。另外还有两三个烧伤的士兵，惨叫着被送去了普外科。
“农场的其他人呢？”我一边查看伤情，一边问。
“都烧死了。不多，八个人，一条狗。”士兵耸耸肩，满不在意地说，“谢天谢地，奶牛和骡子还活着。我们把它们牵回了指挥部，它们一路上叫个不停。”
我没表现出什么。只像每天一样，联系其他科室的医生会诊，并在会诊结束之后，与另一位普外科的医生一起，嘱咐助理医生和护士准备手术。医护们的脸上写满麻木；大家一边换衣服，一边还在小声讨论着：谁家的丈夫被关进了大贝岛上的临时集中营，谁家的儿子被送去军工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以及今晚要怎么利用有限的食材做出能入口的晚餐。
“昨晚德国人又去我家中了，要求我父母尽快撤离圣马洛，不然就把他们送去昂热。理由是年老体弱，不能给他们提供……”
“‘经济价值’？好像是这么说的。后来呢？”
“没有然后。我给了他们一只鹅。一只活着的鹅！那只鹅在他们的靴子上拉屎，所以他们走了。”
术前准备室里响起笑声，我也不例外地弯起嘴角——没人愿意给一个满手鲜血的党卫军做手术，因此这样的调侃是可以被接受的。
“茶话会时间结束了，朋友们。该出发了。”
我说，并推开了手术室的大门。
这位少尉虽然是重度颅脑损伤，但从类别上区分，仅是战时典型的开放型颅脑损伤，没有脑挫裂伤，减压后数小时到一天内即可清醒。三个小时的手术后，他在医护们兼具释然与憎恨的目光中被推出了手术室。“真不知道该希望他死还是他活。”其中一名护士小声说，又被麻醉师飞快地捂住嘴。
我在诊室内休息的时候，这位少尉的长官专程前来感谢我。更准确的说，是感谢我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少尉军阶再低，也是军官。士兵有义务为第三帝国牺牲，但是军官……尤其是党卫军的军官，在占领区‘被平民重伤死亡’，和‘在执行任务中英勇负伤，被占领区医院抢救成功’，宣传部会抱着第二种亲嘴的。这是非常具有政治重量的事，柯克兰医生——如果一名军官死在暴民手里，我在雷恩的旗队长，或者再倒霉点，柏林那边，会认为我连一个农场主都清理不掉。您不知道，死亡报告可比负伤报告难写多了。旗队长当然不会有事，我们这种普通军官可就不好说啦！”
“Herr Hauptsturmführer，我是医生，您不必感谢我。所有手术都有死亡率，即使现在，这位军官看起来手术非常成功。”我说，“但如果他后续康复情况不佳，或者军方对圣马洛城内其他活着的人采取‘政策’，那么我为您逆转的‘管理失败’将失去意义……少尉，以及那几位由于‘过于专注地执行任务，不慎被点燃衣角’的普通士兵，”我放慢了“accidentellement”的语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无论是神经外科还是普外科，病人后续的康复都需要足够的磺胺，普鲁卡因，吗啡等药品。中队长先生，您位高权重，还希望这段时间，您多照顾主宫医院。如果有什么‘政策’方面的消息……”
“明白，明白，”这位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脸上堆满笑容，握住我的手，隔着医用手套亲吻了一下我的手背，压低声音说，“我知道怎么说最简单，我会说他是被掉下的房梁砸破了脑袋，那几个人也只是被火星选中的倒霉鬼……战争时期，只要能活命，谁在意真相呢？我这枚Hauptsturmführer的领章，就拜托您啦，柯克兰医生。我是讲道理的，我知道医生不是万能的耶稣基督，但这个废物，唯独这个废物，至少别让他死太快……妈的，幸好只有这一个汉斯是军官！”
他走之后，我立刻将那双医用手套丢进了开水房的锅炉里。但珍惜军衔和性命的家伙们，动作总是很快——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宫医院门口停着一辆军用奔驰车，几个党卫军士兵正在搬运着印有“医疗物资”的小木箱，往主宫医院的楼里走。
我驻足数了一下。四个。虽然不多，但它们最后是用给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可就不一定了。
至少还有得用！
如你们所见，这就是我离经叛道的荒谬生活——实实在在地践行着克尔郭凯尔那句“人通过选择成为他自己”，根源于祖国的前线与法国奔逃的难民间的一念之差，一步步，把我从那个站在爱丁堡医学院门口高声宣誓的天真女学生，变成站在刚施加完残暴行为的党卫军面前，以一副巧言令色的丑陋姿态，接受对方感谢的女医师。在这场名为战争的瘟疫里，我们不过都是戴着不同面具的求生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在罅隙里苟活，只不过克尔郭凯尔通过思想，而柯克兰通过手术刀。我说他们是混账，那为混账治疗的我呢？是不是也是披着医生皮囊的混账？
晚上我回到家时，维尔纳已经在家。家中的壁炉暖暖地燃着，柜子上的装饰品仍在原位，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但即使如此，任何人和一个陌生人贸然共处一室，都会多少有些不自在，哪怕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更何况现在我们不是萍水相逢的陌生旅客，而是被命运强行凑到一间房子里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
维尔纳没有坐在壁炉边，而是坐在窗边的单人沙发上，一个病患家属们来访时常坐的位置。他正举着一本《九三年》在阅读（里面并没有夹着《Lustige Blätter》），看起来非常专注。制服外套的领口解开一些，可以看见里面白色的衬衫领子。睫毛在眼底打下一层苇花般的阴影，平白将他硬朗如刀刻的五官线条柔化几分。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
听到我进来，他合上书，礼貌地冲我点点头。
我睨他一眼，没有回答，自顾自将外套挂在门边空着的黄铜钩上，平静地走进客厅，在壁炉边坐下烤火，一边按摩因长时间把握器械而麻木的指节，一边盯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发呆。
德国人还在安静地翻着书，只是翻书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而夜晚总是拥有把一切感觉放大的能力，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中；深夜的医院无论发生什么，都比白天更让人觉得悲凉和疲惫。但那些人是病人，而坐在我家沙发里的不是病人，也不是病人家属，而是一个四肢健全，神志清楚，正享受着悠闲秋夜的德国男人。这个认知，让另一种比不自在更难以自恰的尴尬感，开始在我手脚和胸腔里慢悠悠地散开。
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家里突然多了一块被大风刮到晾衣绳上，又被雨水浸透的灰绿色羊毛毯，不属于此地，碍眼，多余，乍看起来无害，实际沉重得无法轻易掀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水吹到我身上。如果贸然去碰，还有可能会被上面别着的勋章划破手。
这块我扔不出去的羊毛毯开始演讲了：
“柯克兰小姐，我无意冒犯，也尊重您的沉默，也不会做任何伤害您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和平共处。当然，您也随时可以向我开口，无论您有任何需要和疑问，或者是想随便说些什么——这是您的房子，您可以畅所欲言。另外，我在指挥部用过了晚餐……”
维尔纳在我身后，滔滔不绝。我背对着他，心不在焉地托着腮，一言不发。其实我想说：我希望你是内斯比特笔下可以实现愿望的魔毯——这样我就可以许愿战争结束，许愿你离开这里，回到你的Birkenberg去；如果这些愿望是泡影，就请你保持安静吧，羊毛毯先生！……我当然不能。畅所欲言从德国人的嘴里说出来，就像裹着天鹅绒的匕首，裹得再厚，乍看起来再无害，也改变不了其危险品的本质。而且，别说“畅所欲言”了——连英国的小说都被你们视为反德宣言！《鲁滨逊漂流记》，一个流落荒岛的可怜人的求生记——丹尼尔·笛福又和希特勒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我不用为他做晚餐，这还是让我松了一口气。他目前还没把我当女佣使唤。他如果让我做晚餐，我想我会考虑为他做一份仰望星空派……那些牙尖嘴利的小鱼伸出焦黑的饼面，一定就像他们的海军部队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时的样子。漂着焦油的海面，U型舰艇的残骸……
德国人的书掉到了地上，这让我从漫无边际的臆想里回过神来。他低声说了句Excusez-moi，但没再坐回沙发里，而是有些局促地在那一小片区域徘徊，军靴嘎吱作响，吵得人心生烦闷——于是我决定去厨房待一会儿。起身时我用力拨弄了一下柴火；他让我感觉好像我被赶走了。
这感觉让人心碎。所以，看吧，说什么不打扰，都是空话。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打扰。
我走进厨房，拿出一块黑面包。它们孔洞遍布，面包皮上被烘烤出的斑痕深浅不一。“它看起来像一块风化的岩石，躺在命运的砧板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外面的风还在刮，盯着窗外久了时，隐约可以看到房子院墙外，几棵杨树摇晃的轮廓。客厅里书页翻动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德国人坐回沙发里时在调整坐姿，发出两种布料磨蹭时的细微沙响。
这太荒谬了：一个德国国防军上尉在客厅读法国大革命小说，而一个英国神经外科医生在厨房给黑面包做手术。
晚餐时间相安无事，我依然沉默，客厅里只有他翻动书页的声音和火焰跳动的哔啵声。收拾停当后，我蜷缩在壁炉前的扶手椅里，一边偷偷阅读裹着《人体解剖学论》外皮的《鲁滨逊漂流记》（本来是《儿科疾病学》，但我想新的外皮足够让维尔纳对我敬而远之），一边烤火，而德国人在钢琴边像个假装不饿的饿死鬼一样转悠着，黑黢黢的影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
这一切都让我烦闷。我本想直接上楼，但又觉得不公平。这是我的家，他才是那个没资格留在客厅里的人，该撤离的是他，不是我。
啊——多么可悲！
法国的悲惨世界，柯克兰的四一年！
我从鲁滨逊第一次学着搭房子，一直读到他在岛上第一次生大病并康复后（那会儿他大概在岛上已经生活了十个月了）时，德国人又一次打破沉寂。
“柯克兰小姐，”他摩挲着钢琴上的一层细灰，轻声说，“这间屋子让我想起战前在弗莱堡的祖宅。我的上一站是圣洛，在那里时，我住在指挥部的军官宿舍区。军官们总是有许多虚与委蛇的社交活动，让人头痛。”
“宴会上大多数是管弦乐器，提琴，圆号……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应酬，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钢琴。非常让人羞愧的是，有些时候为了满足军官们的寻欢作乐，不懂事的宪兵们会去居民家中掳掠乐器。在拉罗谢尔，我曾亲眼看见一架钢琴在运送过程中，被枪托不慎砸毁。还有一次，在圣洛，一位音乐教师因拒绝为军官们演奏小提琴，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砸烂了它，也因此被指控挑衅德国军人……我为那位老先生写了文书。但我没等到处理结果就被派往了圣马洛。我希望他可以平安。”
我没抬头，但却悄悄听着。余光瞥见他时，他的手已摩挲上我放在琴盖的那几张纸。
“抱歉，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和您提及这些粗鲁的事情。您是否介意我弹奏这架钢琴？”
他温和地问。
我当然并未作答。我才意识到我手上的小说没有翻页，连忙寻找起刚才读到的段落。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德国人拿起“琴谱”的声音。
“失礼了。但是我……”
他的声音尴尬地断在空气里。我在片刻的心脏发紧之后，继续看着手上的小说。但余光却已经不自觉悄悄飘向他的方向——他最好别对我的简图做出任何负面评价，无论是语言还是表情。
“这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样子，对吗？”他举着那张简图端详了一会儿后，用带着一点好奇的语气询问我。“原来它有这么多管道在运行。这些孔洞还有名字，马让迪孔，卢什卡孔……真是太神奇了。它分为这样多的功能区，像一座精妙绝伦的宅邸……脑脊液是什么样子的，柯克兰小姐？是白色吗？”
正常的脑脊液是无色透明的，白色的则是脓液状脑脊液。黄色的是感染状态，红色的是出血。
至于他口中说出的白色——大概率是大脑的白质，俗称脑浆。
他放下它，又一次立正站好，靴跟碰出的清脆声响让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他。
“柯克兰小姐，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敬意。能画出这样精细的示意图，足可看出您卓越的医疗技术。其实……今天我在指挥部工作时，当地的军医官和士兵向我提及过您的名字。他们对您的医德和医术表示高度肯定。请允许我代他们向您表示感谢。”
说完，他对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但我却完全不觉得愉快，甚至隐感不适。他的最后一句话踩到了我心头隐藏的伤疤。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这类话，但被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时，还是会觉得在被我自己残余而无力的那些道德感打耳光。
我低垂眼睛，放下书，头也不回地转身上楼。
将德国人隔绝在另一个世界之后，我终于轻轻舒了口气，拉起窗帘，在一片漆黑中点燃床头的小油灯。这是我们在德占区的灯火管制条例下养出的特殊技能之一：再黑灯瞎火也能摸索到油灯的芯在哪里，并成功点燃它。我在点燃它之后，才想起来，拜楼下的德国人所赐，现在我的家没有被切断电力——却反而更觉得如鲠在喉。
火苗微微颤抖着，泛着红光。它将我的影子和床柱的影子一起，投在斑驳的墙纸上，远远地看起来，竟像个坐在囚车里的囚徒。
我盯着那影子一会儿，只觉得莫名惆怅。
——其实我这种逆来顺受也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即使我将那封公文丢在灰尘最多，最昏暗的位置，它也是强行进入了我的家门。
这是德国人占领我家的第一夜。虽然我的门锁着，但毕竟家里多了个不速之客，某种意义上，它让我的家成为了旅馆。因此，和旅馆老板们一样，我躺下了，却也只是“躺下”了，并不真的安稳。尤其在我听见夜班火车汽笛的鸣响，以及那片早已不属于圣马洛的沿海，德军战列舰停靠时特有的轰鸣声时，“旅馆老板”的认知就越发清晰。
我闭着眼睛，意识却始终还在运动：一会儿是今天和那位中队长油滑又冷血的机锋，一会儿是在1939年的春末，从加来前往巴黎的火车上，带队的老医生和我聊起南森国际难民办公室，“我受到了它的鼓舞。一个流离失所的人的生命，可能因为我们一次博爱的思考而改变。”他拿着一本破旧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对我说，“Inter arma caritas，在战争中也要怀有仁慈之心，更何况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之中。”
如今想来，那些词句已经在日复一日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救护行为中失却逻辑，只剩下与红十字同色的“博爱”，“仁慈”，“Inter arma caritas”，在眼皮间幽灵般颤动着。还有获得诺贝尔□□的杜南——可在如今的欧洲，红十字代表的是和平，还是救助？
我们笔下简单明了的数据和症状背后，是触目惊心的人间疾苦；医疗记录上的每一项例行操作，都是我们曾从死神手中争夺生命的证明。而军控医院的悲哀就在这里：我们争夺回来的生命，或者也将成为别人的死神。比如今天这个杀人放火的少尉——我确确实实救活了他。术后的第五个小时，护士告诉我，他醒了过来。我去查房时，他嗓子还哑着，对我模糊地说，“Danke”。那副真诚的模样，乍看起来和普通病人无异，以至于我一时分不清我到底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贪生怕死的刽子手。
白大褂。囚服。通行证……
“他们对您的医德和医术表示高度肯定。”“宁可给德国人和法国佬治病，就是不肯救自己的同胞……你该用手术刀割断喉咙！”“为什么不上火车？为什么不去前线？英国需要你……”
倦意如蛛丝织成的网，我躺在上面，却因为明知它不牢靠而提心吊胆，心神不宁。然后它就真的破了，没有止境的坠落感猛然将我抛进无底深渊——
我血流加快，迅速睁开眼睛。
入目是油灯模糊的轮廓，和遍布窗帘的噪点。与此同时，我听见我房间对面，那位免费住宿的客人轻手轻脚地锁上了门。
旅馆又在一瞬间静如坟墓。
我翻了个身，再次闭上眼睛，耳边只剩下被褥与身体摩擦的细微声响。这一次，我终于陷入昏迷般的睡眠。
第二天清晨，我是被一段隐约的钢琴声叫醒的。睁开眼时，眼皮尚且酸痛着。这也算医生们的职业病之一，动静再小，也足够把我们随时从深眠里拉出来。
曲子似乎是《Casta Diva》，恰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贝里尼。我揉着眼睛，拍拍脸起身，穿好胸衣，随便找了条旧裙子换上。对着镜子简单梳理了一下头发后，我才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
客厅关着门。
出于对演奏者的尊重，无论是走下楼梯，还是走到玄关的玻璃后时，我均尽量未发出声响。
隔着玻璃，我看到维尔纳坐在钢琴前的背影。他并没有点燃壁炉，而是坐在一片幽蓝之中，专注地演奏着；他肩背微伏，剪裁合身的制服勾勒出他后背优美流畅的弧度。温柔的咏叹调自钢琴中流泻而出，仿佛俄耳甫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亲临客厅，且正在亲吻着他的指尖。我不知道他的面前有没有摆着琴谱，但我想，大概率是没有的。客厅的光线昏暗，且他背对着光源，并不足以让他看清音符。如果是这样，他的演奏水平确实可以窥见一斑——艺术无罪，即使演奏它的人是“罪人”。
我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他的演奏。随着音符的婉转起伏，这间老屋仿佛化身为德鲁伊的树林，而诺尔玛正手持槲寄生，在月光之下，祈求和平降临大地……和平。如今只能在音乐中实现的天堂般的梦想，多么美好而圣洁的意象！昨夜隐生的不快，也在魔法降临般的美妙乐声中渐渐散去。我想起母亲健在的日子，父亲还会弹奏玛祖卡，母亲会抱着我在庄园里转圈，我们的笑声回荡在风信子与绣球花海间……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演奏却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离开了树林。我失神地睁开眼，却看见我的手正停留在玄关的玻璃上，并在本来洁净的玻璃上留下了几条丑陋的指痕。而维尔纳正隔着它们，带着一点窘迫，一点吃惊，怔怔地看着我。他的手还停留在琴键上，一点余音融入客厅的蓝调，袅袅地在我与他之间晕开。
我一时有些窘迫，连忙溜进厨房，迅速从柜子里拿出饼干罐，企图装作自己只是肚子饿了，下楼找东西吃。而维尔纳已经走出客厅，有些局促地站在厨房门口，仿佛偷偷溜进图书馆的禁书区，还没看完，就被管理员抓现行的好学生。
“早上好，柯克兰小姐。”他不好意思地说，“抱歉，打扰您休息了。您昨夜睡得好吗？”
我没答话。只站直身体，故作气定神闲地打开饼干罐。随着“啪”一声脆响，罐口和盖子上沾着的饼干渣飞了出来，溅得满流理台都是，还有几颗溅到了我的发稍上——For God's sake！
我庆幸我背对着他。
“请不要为那只饼干罐感到尴尬，柯克兰小姐。我妹妹每次打开颜料盒时，也经常弄得一团糟，总说是我的琴声吵到了她的颜料……她最喜欢的画是《珍珠女郎》，临摹过很多次。”维尔纳声音里带着笑意，温和地说，“今天早上，我们会在金雀花广场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我起得很早。军车应该在半小时以前到，但是它没有来……不过，对我来说，也并不奇怪。”
他一边说，一边拿下门边挂着的制服大衣，慢慢地扣着扣子，低柔地诉说着：
“我一直在客厅里等候，和您的钢琴一起。尽管我没有获得您的准许，演奏的时间也略显失礼，但我……我实在没法坐在它旁边，却假装自己不想弹它。我非常抱歉，柯克兰小姐，但自从我离开德国，这是我第一次在非应酬场合，弹奏一首只属于自己的钢琴曲。在进入军校之前，我是柏林高等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只是……很遗憾，我没能按期毕业。”
说到这里，维尔纳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而我的手一直放在饼干罐的边缘上。饼干的甜香味和他身上的古龙水味一起弥漫在鼻尖，眼前仍是一片狼藉。我眼梢瞥见他戴上了帽子——我熟悉军官们这样的姿态：这意味着他要出门了。可是，军车还没有来。它一点要来的意思都没有。而厨房内靛蓝色的晨光已经渐渐褪去，仿佛压在残骸上的潮水，正在被天堂上的某位女神偷偷拖走，并将它换成月光般的晨光。
维尔纳碰了一下鞋跟。我转过头，看着他，恰好撞上他温润的眼睛。
他对我微微点头，再次开口：
“还有一件事要谢谢您，柯克兰小姐。您的房子临街，而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树叶和海浪的声音。我仿佛睡在一首散文诗的字里行间……您家中的床铺也非常干净，柔软，舒适。我昨夜一夜无梦，对我来说，非常难得。祝您拥有美好顺利的一天。”
他走了。那个挺拔的深蓝色背影很快消失在我家的院子里。而我也终于拿起一块饼干，慢腾腾地放进口中，机械地咀嚼着。但当我望着门外那片安静而荒芜的熟悉景色时，却突然有一股又喧嚣又静默的奇怪热流，歌唱着《诺尔玛》的咏叹调，错乱地沉降在我的身体中——
“Va crudele！（去吧，残酷的人！）”
——“Bello a me ritorna！（美丽的人，回到我身边）！”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