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28、第二十七章 我和维尔纳

　　我和维尔纳度过了风平浪静的短短三天后，麻烦又一次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许是我那天的消极治疗行为引起了监察官的怀疑（但他如果怀疑会当场扣下病历，且我并不认为他的医疗水平足够看出破绽）；又或许是在“举报换取配给票”的风气下，有人的意志终究向饥饿低了头；再或许，没有任何人举报我，只是上帝听见了罪人的祷告，准备将她的隐忧和诉求付诸实际而已。
　　盖世太保站在病房门口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和平常一样。
　　在我抵达圣马洛的这一年多来，我从未被盖世太保带走过，他们最多只是在医院或者我家中问话。我倒是被宪兵带走过几回，但面对他们的问题，我总能以准备好的说辞与医护们的作证平安脱身，最险的一次还是上次救下弗朗索瓦丝和索朗日。所以我以为他们只是平常的巡查，并没有多想，扫了他们一眼之后，低头准备稍后给病人做腰椎穿刺。
　　是个脑积水的海军下士，头围肿大，颅内高压，需要穿刺放液。
　　直到他们缓步走进病房，拍了拍我的肩膀。
　　“柯克兰医生，请随我们走一趟。”
　　病房内顿时鸦雀无声。正在换输液泵和测温的护士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我的方向看来，大气都不敢出。有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害怕极了，拿着绷带和体温计的手抖个不停。就连病房内的光线也配合地暗了下来——云层竟泛出一种少见的铁锈色，仿佛被风吹动的，渗血的裹尸布，大团大团地在天边翻涌。消化科的鲍威尔医生今天正好来查看几个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他想从病房出去，但被门口的宪兵拦住，于是只得抱歉地看向我。
　　我没理他们，只像平常一样将病人推起侧卧，然后直起身来。刚才说话的盖世太保见状骂了一句脏话，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腕。我扫了一眼领章，也是上尉级别，不过和我的维尔纳不一样——这是个地痞流氓。
　　我并没挣扎，只握紧了手里的医用束缚带。
　　“请让开。”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需要为我的病人固定体位。或者你们中的哪位先生替我扶着他？”
　　另一个同级别的盖世太保面无表情地举起一份公文，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我们再说一次，柯克兰医生，请随我们走一趟。你被指控怠忽职守，滥用药物，涉嫌维护敌对群体等多项罪名，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我也再说一次，请让开。”我冷声回答，“病床上躺着的，是你们的士兵。我现在需要为他进行腰椎穿刺。在你们的指控落实之前，我还是你们承认的主治医师。做完我的工作后，我会和你们走。”
　　盖世太保冷冷地看着我，终于后退了两步，偏了偏头。我像路过路边随处可见的狗粪一样路过他们，然后绕到病床的另一端，为士兵固定好体位，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先生，请把您身后的铁凳拿给我。”
　　我对其中一个盖世太保说。
　　盖世太保没说什么，撇了撇嘴，把凳子递给我。我终于坐下来，拿起医疗器械盘里的穿刺针头，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放液。
　　这位士兵的脑脊液是清亮的，像我最讨厌的白水。
　　穿刺手术结束后，我在记录本上写好记录，出示给盖世太保，示意并无任何敏感内容。然后，将经盖世太保翻阅后的记录本，交给鲍威尔医生。
　　“鲍威尔医生，请帮我交给布兰科医生。”我说，“我负责的病人们的治疗，用药和治疗进度都在这个本子上。我的医疗车，还请您替我送回神经外科，拜托了，谢谢。”
　　我隐约地听见有护士在哭。我不知道是为我，还是被吓哭的。我也来不及再安慰她们什么。盖世太保们按住我的肩膀，迫不及待地将我扭送出了病区。
　　我被粗暴地推进了医院门口停着的军车。在他们的对话间，我得知我将被送往临时审讯处。
　　车子开出医院大门，窗外是我闭着眼都能走过来的街道，配给商店门前依然排着长长的队，街角卖板栗的摊贩也还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边，随时准备着推车离开。
　　一只瘦巴巴的鸽子在天上飞。它好像看了我一眼，又迅速飞出了我的视线。军车晃晃悠悠的，我有些想吐，连忙闭上眼睛，并开始思索他们可能会问我的一些问题。但我知道，这次我大概率没那么容易脱身，我的英国身份会把一切不合理放大成政治行为。就像达维德遗书中所写的那样，虽然不是血统意义上的“生而有罪”，某种意义上，也算异曲同工。
　　脑海中闪过维尔纳温柔的目光时，我勉力吞下喉咙几度欲涌上来的酸涩。
　　好多话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说。
　　而这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比起死亡和离别本身，它们预期所带来的痛苦和遗憾总是更为剧烈。但我不后悔——在德国人入侵法国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掠夺和屠杀那些根据条约，本应得到保护与未来的无辜平民们，而至少在生命最后的几天，我间接地阻止过他们。
　　而且，上帝将维尔纳送到我身边，让他的名字成为我最后坚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词，让我度过一段在废墟上开出花的日子，已是我短暂，荒唐又灰败的人生中最明亮的回忆。说来卑劣，如果我就这么死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不是爱上一个穿着制服的侵略者，也不是没能为法兰西和英格兰而战，甚至不是客死他乡——而是没能将维尔纳那些不被承认的善意记录下来。
　　他们只记得他一直站在水中；但我记得他是如何被湍急的水流冲刷到伤痕累累，却仍不肯随波逐流。我记得他是如何阻挡吃人的漩涡，如何成为溺水者求生的浮木，如何目送着那些人回到岸上，重获新生，即使不会有人记得他——而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
　　而我最不后悔的事，就是第一次回复他的纸条，默许他走近我的世界。虽然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般爱我，一个没有任何立场，在道德灰区里苟且偷生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和结果主义者——
　　但我明白，
　　历史不会原谅我，
　　而他会。

　　临时审讯处——此前我去过那地方几次——在协助德国军医对被审讯的法国人进行身体状况评估的时候。长而无声的走廊，灰色的房间，一个又一个的铁门里都是半死不活的囚犯，窗户外能看到带着尖刺的铁丝网。这次轮到我自己了。
　　硬碰硬只会让我死得更快。我并未有更多挣扎。
　　我被带进一个密封的房间里。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士兵手脚麻利地将我按在铁椅子上。
　　“柯克兰女士，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主审官，上尉级，瓦尔塔·汉森。”一名戴着金边眼镜的党卫军军官翻着手下的材料，念道，“经调查，1940年9月27日，在对一名严重颅内感染的61岁法国男性平民进行治疗时，您曾力排众议，以探索性治疗为由主张开颅清脓。手术由当时尚未具备手术资格的您破格担任主刀医生，在亨利·布兰科医生的协助下完成，且您声称独立承担一切责任，主宫医院为此与您签订免责声明书。当日记录显示清除脓液约200毫升，脑脊液在此后的二十天内逐渐自橙黄色变为淡黄色，直至清水状。1940年11月22日突发脑积水，病情恶化……1940年12月30日，该病患死于颞角孤立引发的脑疝。后续您交予医委会的论文中有详细记录。”
　　“是的。”
　　“我们查阅了医学资料。在目前的神经外科领域，您的选择非常具有革命性。哈维·库欣在他所擅长的同样的领域，也曾连续遭遇失败，但您——成功了。”
　　“医生是人，不是神，所有手术都伴随死亡风险。”我说，“我并没有成功。这位患者死于术后并发症。”
　　“但您在三日前对于卡尔·赖尼克高级士官的治疗中，却做出了‘不建议手术，维持生命’的医学结论。在此前，您对于其他德国士兵的颅脑损伤治疗一直采取积极救治的态度。我们有多份您亲笔签字的医疗记录副本作为充分证据，指控您怠忽职守。”
　　我平静地回答，“1941年分配至圣马洛的医疗资源已不能与贵军初至圣马洛时同日而语，先生。即使是库欣本人，也无法在缺乏医疗资源的情况下，选择救治每一个士兵。在我战前读过的学术论文中，曾有作者提及，三万名伤员中就有三千位颅脑损伤患者，因此资源必须优先分配给更需要的人，比如——正躺在重症病区中，掌握战争技术的士兵们。”
　　汉森上尉满意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聊的另一件事了，柯克兰医生。您签字的部分死亡证明上存在细微的字迹差别，且患者抢救记录中的磺胺与吗啡用量，与卡尔·赖尼克相比甚至更高——这就是您所说的‘资源优先分配’吗？”
　　“作为医生，我经常会被打断去处理突发情况。如果您询问我具体是哪一次，我确无法提供具体答案。死神不会给我留足写死亡证明的时间。且卡尔·赖尼克高级士官入院时已存在脑积水征象，颅内压波动剧烈，正因前期的失败经验，我才选择了保守治疗。如果您认为这属于用药不当，我愿意接受布列塔尼大区医委会的专业复核。另外，请允许我重申：任何手术都有死亡率。”
　　我知道他们在暗指什么——
　　那些我救下的“劳工”。
　　但我不能畏惧。我只是直视着汉森上尉的眼睛。
　　汉森上尉轻咳一声，再开口时，却说出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
　　“柯克兰医生，您曾在10月14日举办的舞会中，救过征用您住宅的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是的。”我说，“那日舞会我作为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女伴，持有正式邀请函，且上尉为我提交了无责担保。”
　　“听起来你们相处和睦。”
　　“是的。我的房客尊重我的职业，我也尊重他本人的高尚品格。”
　　“经走访，抵抗分子玛丽·杜瓦尔在此之前曾多次拜访您，且在医院中曾有人目击您与西蒙·勒鲁瓦交谈，对方对您举止随意。您在日前的学生游行中，也曾因救治一名戴着三色旗围巾的孕妇，被指控过妨碍军务，但最后被国防军调查系统定性为‘遵循《日内瓦公约》精神的人道主义关怀’，并终止调查。结合您近期的行为，SD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您对第三帝国不忠，蓄意掩护敌对群体。”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先生。我只知道我救了你们的上尉军官，让他死里逃生。当天我曾提出要为另一位军官——我记得大概是位中尉——进行治疗。但我的要求被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拒绝。玛丽·杜瓦尔本为主宫医院的护士，她来拜访我并非不合常理。至于西蒙·勒鲁瓦，”我说到这里时，顿了一下，才说，“他自称是我一位病人的表兄。而我没有知道病人家属职业的义务。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死无对证了。”
　　“那位病人的名字是？”
　　“夏绿蒂·德沙雷特。在被送上手术台前，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勒鲁瓦那天是专程来嘲讽我的。”
　　汉森上尉的表情开始不那么轻松了。他手指轻敲着桌面，紧紧盯着我。我坦然地望着他，手指舒展着放在膝盖上。铁椅子坐得我腰部发酸，冷意飕飕地自小腹窜上来，一阵又一阵地刺痛，但我还是挺直了腰板。
　　关于西蒙·勒鲁瓦的话是假的，但病人的内容却是真的。因此，我并不怕他继续调查。
　　汉森又抽出一份文件，走到我面前，上面还弥漫着一股混合着血腥味和油墨味的奇怪味道——它和他身上的烟草味混在一起，我瞬间觉得恶心不已，忍不住捂住嘴。
　　见状，汉森上尉的表情更难看了。
　　“抱歉，可能因为没吃早餐，我有些不舒服。”我说，“请您继续吧。”
　　汉森上尉尴尬地轻咳一声。
　　“两天前——11月20日的这张伤员分流表上，这三个编号对应的‘轻伤员’在未完成身份登记的情况下被放行了。请您解释原因，柯克兰医生。”
　　“医生只负责使用标准化的评估流程，检查每个伤员的关键生命体征和伤情，并最终签下名字。身份登记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您应该去询问当日负责执行任务的宪兵，而不是我，汉森上尉。”
　　“看来您坚持不提供任何有效信息。”
　　“那要看您对有效信息的定义是什么了。”
　　我一边说，一边后仰身体，试图让自己离汉森上尉远一点，但还是觉得腹部刺痛，浑身发冷，头晕恶心。汉森上尉面色古怪地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很不情愿地给我递了一块巧克力——纸包装的烟草味比他身上的更加浓郁。
　　我说了句谢谢，并没有接。
　　大概我看起来有点虚弱，加上又是维尔纳亲自写过担保文书，从空袭废墟里挖出来的房东，汉森上尉并没有继续问什么，也没有对我用刑。他只是打开门，吩咐士兵把我押走。
　　进入走廊的时候，污浊的空气反而散去了一些，我瞬间觉得神清气爽了不少。
　　很快，我被关进一间狭小的囚室。囚室的墙上残留着一句约伯记，歪歪扭扭，写的是“Why do the wicked live, reach old age, and grow mighty in power?”
　　德国人因为担心传染病扩散，对每间囚室都进行过全面消毒。这反而让牢房成了指挥部难得的干净地方。来苏水的味道此刻竟比维尔纳的土豆浓汤和我的红茶更形同珍馐。
　　但我还是觉得头晕恶心，连忙躺在床上休息。刚闭上眼，一种悚然立刻从体内席卷而上，让我汗毛倒竖——又一次从床上弹起来，鬼魅般捂住脸。
　　只是这一次，不会有维尔纳守在我身边。自从我和他睡在一起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那样的梦，那种仿佛随时会被捂住口鼻溺死在深海之中的梦。
　　因为梦成了现实：
　　我不得不准备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我自己。而我在死前说出的所有道别，都不会被维尔纳听见。
　　所以，我没有哭。
　　我只是趁着我还可以呼吸，在内心继续为他祈祷那句话——
　　“……博爱的上帝，请您让我积攒的所有善意都报答在我爱人的身上……”
　　德国兵巡逻时靴子与枪支发出的声响，和其他囚室内传来的痛苦呻吟，与我心中绝望的回声相互呼应着。我并不指望自己能活下去。这是我的报应，我救治德国人和放弃生命的报应；我只希望我死之后，不会再有人因为我做的那些“违法”的事情再被牵连。无论是主宫医院，是亨利医生，还是维尔纳。
　　所以，我暂时必须撑住。

　　第二次审讯很快到来。
　　或许也没有很快，只不过昼夜颠倒和没完没了的昏睡让我觉得很快。时间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总是被最先蒸馏掉的东西。胃里早就空无一物。我食不下咽，也不记得德国人来送过几次饭，因此对时间毫无概念。
　　我再一次被按到椅子上。椅背硌人的凸起让我微微皱起眉头。
　　今天的审讯官换了人。是带走我的几个盖世太保之一，下士，年纪不大，头发向后梳，抹得油光锃亮，名字我忘了，姓是格斯纳，一口德国味儿的英语说得怪腔怪调，声音尖利得像个在马戏团舞台上狂叫不止的猴子，又像因为即将被主妇下锅而喔喔打鸣的公鸡。
　　“柯克兰医生，晚上好。”
　　格斯纳将桌上的文件夹缓缓摊开。
　　“我们不想对一位拥有稀缺医疗能力的女医生施暴。我们希望你交代事实。那些由你签字的病历上，超标准消耗的药品，都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对卡尔·赖尼克进行手术？另外一提，我可不像汉森上尉那样绅士——我弟弟就是被英国人炸死的。”
　　“我的操作均符合医疗标准。”我回答，“每份病历均经军医系统监察官审核签字。卡尔·赖尼克高级士官手术难度大，治愈概率低，病程长久，在医疗资源紧缺的当下属于次优先级。药品应该用于存活概率更高的病人。”
　　“可你曾经成功救治过多例难度远高于此的病人。你一直比你的老师更加胆大，小姐。”
　　“医学存在奇迹，伤寒也可害命，先生。”
　　“玛丽·杜瓦尔和你说了什么？”
　　“说她死去的丈夫。她是个寡妇。”
　　“你为什么阻碍军务？”
　　“我是在维护第三帝国的文明形象，先生。”
　　“你是否早已知晓刺杀计划？如果你不说，整个主宫医院都会为你陪葬。”
　　“我不知道。”我叹了口气，“那将是在让你们的士兵为我陪葬。主宫医院是圣马洛唯一具备颅脑损伤治疗条件的医院——不是所有伤兵都能等到你们把他们送去雷恩。”
　　类似这样的交叉问话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格斯纳懊恼地站起，走到我身边。他身上熏皮制服的腥臭味道混合着轻微的铁锈味钻入我鼻腔。我的小腹尖锐地疼了一下，随即想吐的感觉又一次涌上来。
　　然后他突然俯身，揪住我耳朵，嘴唇蹭过来，并把声音蓦地拔高。
　　“你是否蓄意通过消极治疗谋杀卡尔·赖尼克？你把我军的医疗资源用在了谁的身上？你是否曾在医院里配合抵抗组织放行可疑伤员？你是否曾将我军军官的动向透露给玛丽·杜瓦尔？”
　　许是上面还顾忌着我这双能做开颅手术的手，格斯纳没对我用切断手指一类的酷刑，只是揪着我的头发，在我耳边不停嘶吼着那些问题，几乎把我和椅子一起拖起来。我垂着眼睛，一边和想吐的感觉做斗争（如果我吐在他身上，很有可能会被借题发挥），一边脑子里反复回味着维尔纳望着我的目光，落在我唇畔和脸颊上的亲吻，夜里他落在我小腹上温暖的手。我甚至突然想到——我一开始不允许维尔纳说英语，他不得不说法语，直到得了我首肯……而格斯纳终于在我耳边吼到声嘶力竭。
　　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泼下，才把我整个意识猛然拉回。
　　人在这种时候脑子里总会闪过很多没用的念头。有点像作家们，活的越痛苦，灵光一闪的名句就越多，自己给自己找精神寄托。
　　我闷哼一声，整个人不受控地开始发抖。
　　格斯纳冷笑起来。
　　“嘴真硬，英国婊子。你不会是以为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会来救你吧？”他慢悠悠地说，“别做梦了。玩女人的军官名册比你的处方还厚，没人会傻到为了个女人赔上自己的前途。移交同意书上，他可是签了字的。你应该知道吧？他是协助整顿圣马洛医疗体系的监察官之一。他不签字，我们可没办法带走你。”
　　我垂着头，并未说话。
　　但在心里默默回答了一句：
　　是你们这个癌症晚期一样的垃圾体制逼他的。
　　如果他像个坚守爱情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不签，更甚之——连累他自己：我反而会在牢里骂他一顿。
　　但无论他签不签，我都不会真的怪他。
　　迟早有这样的一天。
　　作为协助者，或者作为情妇。
　　“如果不是你确实医术过人，留着你还有用，你早该被我们和犹太猪们一起枪毙。你知道吗，柯克兰医生？”格斯纳弯下腰，端详着我的脸，伸手弹了一下我的眼皮，“你可以一直这样嘴硬下去。我有办法在不留下任何外伤的前提下，让你……变得永远无法工作。比如给你的手注射点什么……让你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且不会有任何人追究我。”
　　我终于抬起眼，冷冷地盯着格斯纳。但我知道他是虚张声势。他们不会蠢到现在就剥夺我作为“资源”的价值，那是他们的底牌；现在提及，是想让我的信念快点瓦解——医生最怕的是再也不能救人。
　　我们正在对峙的时候，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敲响。一个穿着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中尉走了进来。他与格斯纳互相举过右手后，指了指我，方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函件，递给格斯纳——我注意到格斯纳看完后瞬间冷汗直流，连嘴唇都颤抖起来，和刚才那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判若两人。
　　中尉鄙视地瞥了格斯纳一眼，开口说道，“把柯克兰医生带回她的监室。”

　　回到囚室，我就迫不及待地抱着小铁桶开始干呕，虽然我其实除了一些胃液和胆汁，什么都没吐出来，但还是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囚室内又被消过毒，来苏水的味道让我觉得舒适了不少。在这个过程里，我的囚室外一直有德国人在走动——反而给了我一种身在医院住院部的荒谬错觉。
　　有人开门进来，递给我一条浸湿的毛巾。我还听见了水杯放在铁桌子上的声音。
　　“谢谢。”我接过去，忙不迭地擦干净脸。
　　“别谢我。”一个陌生的男声说，“谢您的男朋友，还有我太太。我太太很喜欢您。或者您可以允许我和他打一架？多年前，我输给过他。我一直耿耿于怀。”
　　我的手顿了一下，继续擦干净脸，方才回过头。
　　是个年轻得过分的党卫军上校——脸上有道闪电形状的长伤疤，眼睛像水晶珠那样蓝，眉目深刻，身姿挺拔，脖子上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在昏暗的房间闪着阴冷的光。他身上还挂着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勋章。
　　很好猜。克劳斯·乌尔曼。
　　克拉拉的丈夫，维尔纳的儿时玩伴和靠山，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宠儿”。军官聚会那次他也来了，但当日情况混乱，且彼时我还不是维尔纳的女朋友，故未与我打照面。
　　很讽刺。比起国防军，党卫军更声名狼藉，更等同于刽子手。
　　可这个党卫军此时却是我最大的救星。
　　我扶着床尾站起来。
　　然后，对他略一点头，轻轻弯了弯膝盖。
　　“很高兴认识您，乌尔曼上校。”
　　“果然是英国人。跟某人一样，古板守旧。”他漫不经心地挑了挑眉，指了指床铺，“坐吧，柯克兰小姐。抱歉，我来得有些晚。我的会议和应酬实在太多了。”
　　“没关系。”我说，“现在……是什么时间？”
　　“11月23日，晚上六点。”
　　“是吗……已经两天了。”我轻声说，“他还好吗？”
　　“至少看起来还好。他现在还在指挥部，只是不能明着来见您。别怪他。”
　　我轻轻一叹，“我都明白。我怎么会怪他？一切都是我自食恶果，他来了，我才要生气。我只求不会牵连他，还有主宫医院。”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继续保持目前的回答，您所担心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本来是一桩小事，只不过因为您是英国人，SD才这么小题大做，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指标要求，所以……好在和两军交战不杀飞行员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哪方会轻易杀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
　　他说得很委婉。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这大概是因果报应——达维德因我们而死，而我立刻成为下一个达维德。只不过他们并不否定我的血统，而是否定我的国籍。
　　克劳斯笑了笑，继续说，“昨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连夜整理材料。您的主治医师推荐信，合法居留许可，红十字会留存的义诊记录，定期审查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还有您留档的医务报告，参与的军医处会诊与手术记录。原来您救了这么多德国人。或者我该说——幸亏？”
　　说到最后一句时，克劳斯放慢语速，看起来若有所思。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像被打了一耳光，但是感觉不到什么痛楚。分不清是神经麻痹，还是太不知廉耻。
　　“我以战备督察的名头干预了这件事。来之前，我正在质问汉森上尉：‘这是一个能给我们救许多伤兵的外科专家，你们就因为她的英国国籍，一条匿名举报，和一个法国女人的几句闲话，随便定性为危险分子？这叫浪费元首的人力资源。我代表希姆莱长官询问你们，你们的动力是否是因为年终圣马洛的抓捕名额没完成，而非为帝国清理□□’。他见到我时腿都在发抖。他和他的审讯一样低级。另外，明天和后天，您可能还要被继续例行审讯几次，今天我出面之后，他们应该不敢再对您用刑了。”
　　“谢谢。”我抬抬嘴角，看着他说，“另外，请代我向克拉拉问好。”
　　克劳斯咧嘴一笑。他门牙的缝有点大——这让他本来一派正经强硬的外表多了几分年轻人的生气；如果忽略他看着我的惋惜又尖锐的目光的话。
　　“您看起来脸色不好，柯克兰小姐。”他再说话时，语气柔和了许多，“我不给您形容那个人的样子了。我只评价一句话，那就是，如果您死了，他也活不下去。他是我的挚友，如果不是他，我早该在少年时代，就饿死在弗莱堡的小路上。您上午的审讯记录我看过，辩护非常漂亮，但恕我直言，我看不出任何的求生意志。反而……像是在殉道。”
　　我没有说话，只轻轻抚着干呕之后仍在翻腾的腹部，垂下眼睛。
　　——不愧是能得到希姆莱赏识的人。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而他仅仅通过那些侧写，就看破了我内心真正的想法，且比我自己形容得更加贴切。
　　“我不了解您，也不想知道您为什么会这样想。但至少，想想那个用整条生命爱着您的人。奉劝您，不要再拿自己开玩笑——先从吃饭喝水开始。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会告诉他，您在认真地活下去，等着再一次见到他。”
　　克劳斯离开了。
　　门又一次关上。
　　我在寒冷与寂静里闭上眼。偶尔有其他监室的声音传过来，咳嗽声或者呻吟声。
　　不多时，又有德国人来送饭。黑麦面包，热蔬菜汤和香肠碎。大概因为乌尔曼上校刚刚来过，所以他们不敢对我有任何慢待。我拿起面包，一口口咽下去，一边吃，一边想起将自己交给维尔纳那天时，我对他说过的话——“我想和你一起活到战争结束”，而不是“我愿将所有的善意都报答在你身上。”
　　所以，我必须睁开眼睛，
　　只为了再一次看见我的爱人。
　　即使现在，连幸福都像是错误。
　　即使现在，我并没有资格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