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24、第二十三章 索朗日出生

　　索朗日出生的次日，恰好是所谓的停战日。
　　当天，圣马洛下了雨。和1940年一样，德军在停战日的巡逻比日常频繁。公告前几天就发了出来：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活动，严禁人们在中心广场或者窗前摆放鲜花，但还是有许多市民自发为战争纪念碑献花圈。我们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并不能亲自去，但是亨利早早就预定了三份花圈，并拜托凯瑟琳的丈夫帮忙送过去。
　　主宫医院和每天一样忙碌，但我们从早上开始工作起，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事件发生——这算是好消息。在这座被铁蹄践踏得意志消沉的小镇上，民众更在意的是物资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也是这天晚上，我和消化科的鲍威尔医生，以及一名懂德语的实习护士，受命前往圣马洛邮政大楼改建的24小时救护站，为今天在圣马洛临时中转的一批轻伤员进行治疗，并进行感染鉴定——这种所谓的感染鉴定，其实只能通过是否发热和呕吐来简单判别，尤其在冬季，这种鉴定更多的意义在于区分士兵是不是在装病，不然也不会连手术室和X光机都不予配置。被确定身体无大碍的士兵们，将在此短暂处理后尽快返回部队。
　　我们只有三个人，也因此被德国人安排在一辆装了半箱土豆的卡车上，仿佛拉牲畜一般被关在黑暗的后车厢里，氧气来源是车后方的一扇小铁窗。
　　“我们好像三头要被拉去屠宰场的猪。”鲍威尔说。
　　“还不如猪。”我接道，“猪呼吸的新鲜空气比我们更多。”
　　“我本来准备今晚向我的未婚妻求婚，”鲍威尔略有些烦闷地说，“希望她不会因为我的缺席而和我分手。”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我问。
　　“一副手套。本来我可以再买一条围巾，可惜我在和宪兵打牌时输掉了三十法郎。”鲍威尔医生压低声音说，“对了，恭喜你，柯克兰医生——救了那个孩子之后，你又在圣马洛声名鹊起了。伪善的德国人。救这孩子只是为了表演他们的假慈悲，后面还会把他送到监狱。或者劳工营。”
　　“少说两句吧，朋友。你的未婚妻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向她求婚。另外，比起重伤员——面对轻伤员时，我的负罪感还能轻一点。”我说。
　　鲍威尔医生叹了口气。
　　“战争是原罪。”他说，“我们也只能这么骗骗自己啦。”
　　实习护士投来惊恐的目光。她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对我们大逆不道的言论噤若寒蝉。我拍了拍她的手，小声安慰她，“没关系，护士。车的噪音很大，德国人听不见我们说话。”
　　“真的吗？那就好。”她下意识地靠在我肩上，“我还没和喜欢的男孩约过会。我不想这么快被德国人抓走。我本来不想来当护士，可是家里需要钱。”
　　“恋爱的小铃兰花，你叫什么名字？”鲍威尔看着我们，打趣道。
　　“露希尔。露希尔·马肯尼。”
　　我本想对她说些安慰的话，却又觉得太过虚无缥缈。“一切都会好起来”，“战争会结束”……这些陈词滥调说出来毫无可信度。事实是我们今晚连能不能平安回家，都尚未可知，战时每一次呼吸的权利，都是从上帝和死神手里偷来的。
　　所以，我只是抬起手，环住小姑娘的头，很轻很轻地抚拍着。
　　很快，我们抵达目的地，在军医官的安排下前往不同的楼层。鲍威尔医生负责一层和二层，我被分配到三层。身为护士的露希尔则被分配到四层的病房区。夜间时段，大楼的窗户上贴满了遮光纸，这让它看起来像是在黑暗中蛰伏的刻耳柏洛斯，守在地狱门口，正张着它滴着毒液的嘴。而我们正低眉顺眼地走进它的口腔里，等待着被它的唾液和胃液腐蚀，再消化，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
　　在我坐在木质写字桌前，为一个党卫军伤兵进行止血和包扎时，有个男人对着我举起了相机。
　　我一言不发，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战地记者，或者报社的工作人员——阻止是无用的。这张照片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在报纸上，作为某篇亲德文章的配图，什么“占领区秩序井然”，“法国医护与德军合作融洽，亲密无间”……尽管事实并不是那样。人们只相信他们看见的东西，而不会在意真相是什么。
　　“中士格哈德·比伦贝格？”
　　“是的。亲爱的艾丽卡，你真漂亮。你身上的听诊器和铁十字勋章一样明亮。”
　　中士用轻佻的语气对我说，“可以为我唱首歌吗？就唱《Erica》。我相信它比一百只吗啡都好用。”
　　我头也不抬，手上骤然用力，把绷带狠狠一绑。
　　中士吃痛地“Ah”了一声。
　　同时，我在名单上对应的姓名后方，打下一个代表“未感染”的对号。
　　“下一位。”我冷笑一声说，“再见，汉斯。祝你早日在莫斯科听到《喀秋莎》。”
　　中士讪讪地白我一眼，我毫不畏惧地回看过去。后面的士兵把他推开，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房间。
　　分配到我手上的名单完成后，我准备去四楼的病房区看看露希尔。但在我走到四楼的走廊上时，却看到一个身着白大褂，背着大医药箱的身影，站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前。
　　门上的标语是：
　　“Nur für Deutsche”,“Zutritt verboten”。
　　直觉告诉我不对劲。我立即屏住呼吸，迅速躲到楼梯与走廊连接处的死角处，悄悄地观察着那个人的一举一动。果然，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插进门内，小心翼翼地转动着。
　　我没有听到开锁的声音，但却看到那道严丝合缝的门咧开了一条缝。“医生”又回过头看了看，方才将门打开，然后迅速消失在门后。
　　但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关紧门。
　　我松了一口气，刚想迈过最后两阶台阶，一个头戴钢盔，手里举着步枪的宪兵突然从另一边的货梯里走出来，用枪支卡住了那道即将关闭的门。木头枪托撞到金属门，发出一声清脆的闷响。在充斥着呻吟声和咳嗽声，以及说笑声的走廊里，任何动静都很容易被忽略；只是我刻意地捕捉到了它。
　　宪兵转身向病房内看了一眼，脸上露出贪婪且得意的笑意。
　　——赌徒们在看到诱人的赌注时，才有的表情。
　　他显然在这位“医生”站在门前的时候，就已经躲在那个货梯里了。
　　他把步枪斜卡在门上，转身进入那扇小门。
　　我感觉到心脏被一股没来由的恐慌抓住。如果我冲上去——我很有可能小命不保。但如果，我没有冲上去，那名不知道是抵抗者还是特工的“医生”，很可能死于非命。而它无疑会给德国人一个激怒他们的理由——前几天刚举行过的学生游行已经让圣马洛的气氛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之中，空气中似乎有无形的，绷得直直的弦，再承受不起任何一下拨动。动一下，空气就会变成芥子气或光气，将更多的人拖进墓穴里。
　　侵略者永远喜欢借题发挥。
　　且不能用常规的逻辑去推演。
　　而那些孩子还在监狱里。最完美的人质……
　　走廊里有两个党卫军士兵在大声谈笑。
　　我探出头，看了看走廊。
　　只有这两个党卫军。于是趁着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也悄悄地溜进了那道门，极其小心地将门虚掩上，并撕下一角处方笺塞进锁舌——这还是我从救助的抵抗者们那里偷师来的技巧。这两个人都没有将它关上，想必其中是有玄机的。德国人从来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把一切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我学着士兵们的样子挎上那把步枪。门内是螺旋形的上行楼梯，楼梯的尽头，是圣马洛在下过雨后，黑蓝色的夜空。我握紧了身上的步枪，手指放在扳机上，放轻脚步，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走上楼梯，迈出那道小门，以烟囱和水箱作为掩体，在糟糕的可见度里，逐渐向前方的两个人影靠近。
　　潮湿的空气扑在我脸上。我觉得整个夜空都压在我的肺上。
　　“砰！”
　　一声枪响回荡在雾气中。
　　我几乎看到了弹道的光线。
　　灰色的痕迹划破黑蓝色的夜空，在它身上留下一道硝烟味的伤疤。
　　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应声倒下，却并没有发出任何轰然倒地的闷响。我听见德国兵在说着什么，离得太远，我无法听懂。
　　但我听懂了他的鞋子。
　　嘎吱……唰啦……
　　它们在潮湿的地板上踩出黏腻的水声，每一步都仿佛在宣判死刑——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的方位。
　　我弓着腰，一点点靠近他们。
　　熟悉的肉皮烧焦味越来越重，浓重的血腥味慢慢取代雨水与砖块味，钻进我的鼻腔。我听见男人痛苦的粗喘声——那种人在呼吸系统受损的状态下才有的粗喘声。德国鬼子很可能打中了他的肺。
　　又是一声枪响。这时，我离他们只有一个水箱的距离了。
　　“说，你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
　　“Fucking hell Hitler...”
　　是标准的英音。我已许久未听过的我的乡音。
　　我蓦然呆住了。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一枪托砸在了宪兵的后脑勺上，而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的力气是哪里来的。德国人的身体歪了两下，随后烂泥一般倒了下去，钢盔滚落在我脚边。我气喘吁吁地丢下步枪，跨过那摊尚有呼吸和心跳的烂泥，弯下身去查看我的国人的情况。
　　“Doctor.”我用标准的英音说。
　　对方抬了一下手，身子已动弹不得。我这才看清楚，他身体朝下，死死地护着那个“医药箱”，箱子的顶端是一条长长的金属线，一头接在我们身边的水箱上；里面则是一个完好的电台，已被他的鲜血浸透。他的背上，正是肺部的位置——两个血洞，正在汩汩向外流血，均在要害处。
　　我连忙拿起听诊器，他却对我费力地摇摇头，一边痛苦地喘着气，一边断断续续地用英语对我说：
　　“……线……那里……”
　　他的手颤颤巍巍地指着德国人的天线。我知道他在和死神赛跑；我不再多问，只迅速扶起他，让他靠坐在水箱上，并迅速按照他的指示，将这根金属线的另一端搭在德国人的天线上。
　　他对我艰难地点头。我回到他身边，试图为他止血，他却一直望着电台：
　　“This...on...”
　　男人喘息着，话已不成型，嘴角翻涌着血沫。他指着一个开关。我连忙按下，并将箱子推近他。还好，它亮了起来；或许连它也不敢因被爱国者的鲜血浸泡而停止运转。我似乎看见他肺里的空气正随着他每一次艰难的呼吸，变成淡红色的雾气，消散在这个潮湿的夜里。血止不住了。死亡也止不住了。它正当着我，一个真正的医生的面，一步一步，缓慢地靠近这位“假医生”；它路过我，走向一个我不知身份，不知姓名的我的国人，一个即将为法兰西，为英吉利，为欧洲的和平而死的男人。
　　他才是真正的医生。
　　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医生之一。
　　他们以生命为药，以血肉之躯为刀，
　　为这个世界清除感染。
　　感染的名字，是战争。
　　英国人带着血腥味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眼中忽然亮起了光——我熟悉的，生命最后的绝响；然后，他吃力地伸出手，在其中几个按键上用力按了几下。
　　“RAF...Please...”
　　他的身体在我面前瘫软下去。眼睛尚且睁着，脑袋无力地垂向一侧。手还搭在电台上。
　　——他死了。
　　“Fucking hell Hitler.”我轻声说。
　　我没有时间悲伤，哀悼，划十字。时间只允许我伸手合上这个陌生人的眼睛；我没有看清他的长相——他满脸都是血。我只是机械地，一次又一次地按着那几个按键。这是我对他唯一有意义的祭奠，而按键的声音是上帝为他念出的祈祷词。
　　直到天边远远地传来发动机的引擎声。
　　它越来越近。
　　轰鸣声越来越大。
　　一切在电光火石间发生了。楼下的德军士兵开始跑动起来，空袭警报被拉响，总是仿佛什么野兽在嘶喊嚎叫的“Alarm”，以及楼内轰然响起的，几乎要将整栋楼都踩塌的脚步声，一齐尖叫着冲进耳朵，震得我头晕脑胀。他们的目标是地下室，或者什么其他的避难所——都不重要了。我甚至连维尔纳都没有想到，只是大脑空白地反复按着那几个按键。哒。哒。哒。一声又一声。每一下都仿佛有一枚钟摆在我胸腔中敲响。
　　第一个炸弹投下来的时候，我抓住了身边的钢盔，扣在我自己的头上。
　　最后的记忆，是翻滚的火浪，以及雷鸣般的巨响。
　　我抱住我陌生的家乡人，一起顺着地面垮塌的裂缝坠落下去。
　　后来，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
　　醒过来的时候，周边静寂如死，越发衬托得我的活像个笑话。
　　我试图呼吸。口鼻上糊了些冬雨后又冷又湿的飞泥，石灰的粉尘，掺着皮肉被烧焦时特有的糊臭气，它们顺着鼻腔爬上去，一路钻入耳道，沉进喉头。我咳嗽得口腔和喉咙里满是血味，双耳沉闷地噪鸣，头疼欲裂；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碎玻璃那样疼。周边是掺杂着汽油味的血腥味，但不是我的血。我的衣服虽然已经破破烂烂了，但身上没有地方在大量出血——如果有，我会体温迅速下降。头部无明显外伤，意识清楚，无恶心呕吐；躯干主体隐隐作痛，但不剧烈，试着收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时并没有脱离感，说明骨骼未断；肋骨区域被砖块卡住，轻微移动时并无剧烈疼痛，胸部区域完好，至少目前这个状态，不会发生致命的血气胸。
　　我试着扒开周边的碎砖和石块，发现自己被卡住了，完全动不了。头顶压着一个死人，血正顺着他的嘴巴，我头顶的钢盔滑下来，像一声声对生命的告别。我才意识到那个钢盔还戴在我头上。
　　我试着微微动了动头部。他胸口的什么东西随着我的动作，滑了下来，发出“叮”的一声。黑暗中，我隐约辨认出一个圆形的铁片，绞死的尸体般吊在我眼前。
　　那东西化成灰医生都能认出来。
　　听诊器。
　　不是露希尔。我不知道是不是鲍威尔医生——但我觉得更可能是我的国人。
　　那位不知名的英国先生。
　　他以他的尸体救了我的身体。
　　而他将他的生命献给了英吉利和法兰西。
　　他主动拥抱死神；却让死神路过我身边。
　　可我——苟且偷生的我怎么配活下来？
　　凭什么活下来的人是我？
　　一个救过盖世太保，与德国人相爱的——
　　维尔纳。
　　我猛然睁开眼睛。
　　“维尔纳……”我喃喃出声，“我想活着……维尔纳……维尔纳……”
　　那个在我背上轻轻写下“Leben”和“Lieben”的人，会永远站在我身后无条件支持我的人，把一生都许给我的人……那个以制服为盾牌，为无辜者一次又一次阻挡死亡的人……我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爱人，我的“丈夫”。吻我永远如吻至宝的人。让我想和他一起活到战争结束的人。
　　他是德国人……
　　一个值得我用尽全身力气去爱的德国人。
　　在血腥与焦臭里——在摆着晚餐的餐桌前，
　　在尘埃与火浪间——在托斯卡纳的艳阳下，
　　他抬起头，对我说：
　　“艾瑟尔，嫁给我。我们结婚吧。”
　　我在这灰色的天空下呼吸，挣扎，
　　苟且偷生的理由，
　　我唯一能抓住的，对抗命运的爱人——
　　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
　　时间变得黏稠，让我想起我家壁炉里被烤化的松木树脂，只不过这树脂长了脚，跳出来，烧灼着我的皮肤和我不断与身体作斗争的意志。我特别想晕过去，但我不敢。我试图回忆我国人临终时的眼睛，却发现我根本不记得他眼睛的颜色；我只能回忆维尔纳看着我和索朗日时，那双沉落着仲夏夜的蓝眼睛。
　　我在失去意识的边缘挣扎时，外面终于传来一阵急促的碎响与粗重的喘息声，紧接着，是一声又一声粗哑变调，压抑着恐慌和绝望的呼喊：
　　“有人吗？说话！还有人吗？艾瑟尔！艾瑟尔·柯克兰！艾瑟尔！”
　　我听着我的名字回荡在这片空荡的废墟上。
　　——我的维尔纳。维尔纳。
　　他果然来了。他终于来了。他来找我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人临死的时候也会有幻觉，但只是这个名字，哪怕只是想到他，就足以将我带回现实世界。餐桌不见了，阳光，索朗日与苹果花也消失了。我回到身体里，睁开干涩的眼，想喊，却只吐得出干哑的气音。我努力地扭动脖子，钢盔撞击到了一块凸出来的钢筋，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
　　“维尔纳……维尔纳……”我小声地念着，一边念着，一边撞着那块钢筋。
　　脚步声在头顶停了下来。
　　我听见石块开始被搬走。
　　隐隐约约的光线开始渗入眼前的黑暗。
　　光线由丝成缕，由缕成柱。
　　我逐渐分辨出——有双手伸进废墟，粗暴地拨开碎砖裂瓦，像疯了一般地挖。一些断肢被掀起来了。我头上的英国人被挪开，煤油灯的光线湍流般涌进来。我看见维尔纳戴着的手套被石灰锋利的边缘割裂，隐约看见些微的红色，浑身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力抓住那只手。
　　“维尔纳……我在这里……”
　　“艾瑟尔……艾瑟尔……”
　　艾瑟尔。Ethel。
　　他一边搬，一边重复我的名字，好像那是某种咒语，只要他反复召唤，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眼前的石块被一块块搬开，我周边的桎梏也一点点被挪开，我的四肢开始能够活动；在空间被扩张到足够大后，我被维尔纳抱了出来，放在一处尚且平坦的地面上。这时我才感觉到我像是从墓穴里被抱出来。
　　“艾瑟尔……上帝保佑，我的天……”
　　他打量着我伤痕累累的身体，隔着我身上破损的布片，轻轻按压我的肋骨和腿骨，又动了动我的胳膊，捧住我的头，拨开被血污糊了满脸的头发查看。
　　“别怕，亲爱的。我的头没有受伤。脸上也不是我的血。”我说。
　　“是吗。是的，既然你这么说，你是医生……看起来都是皮外伤。”他胡乱地说，“这真是奇迹……太好了。”
　　维尔纳喘了口气，脱下他的大衣，把我包裹住。我的伤口碰到他的羊毛大衣时，小绒毛刺得我有些痛，但温暖又熟悉的气息是最有效的止痛剂。他想低头亲我，鼻梁却撞在了我戴着的钢盔上，痛得皱起了鼻子。
　　他好像才注意到这个钢盔。
　　我仍在咳嗽。看到他这样，没忍住笑出声。
　　“我在第一颗炸弹投下来时，戴上了它。”
　　我哑着嗓子，沙沙地说。
　　“Good girl.”维尔纳贴了贴我戴着的钢盔，“但我从没觉得这玩意儿……这么碍事。”
　　“它救了我。你这是忘恩负义。”
　　“可它阻拦我亲你。”
　　我笑了笑，直起身子，坏心眼地在维尔纳的唇上咬了一小口。
　　“我要留着它。”我不讲理地说，“还要签上我的名字。”
　　维尔纳挤出一个笑容，睫毛颤抖着，眼睛里亮亮的，有水珠在滚动。他摘下它，放在一边，低头与我接吻，把我凌乱带灰的黑发别到耳后。他抖得厉害，吮吻我嘴唇的时候，几次让我的唇瓣从他唇间滑了出去。
　　“上帝保佑，我的艾瑟尔……你还活着。”
　　那双灰蓝色的眼里，充斥着我从未见过的绝望。他的脸有些肿胀，应该是跌撞磕碰的，也可能是被飞溅的石块碰伤的——方才又在钢盔上撞了一下；他狼狈得不像一个光鲜亮丽的军官，看起来丢盔弃甲，连呼吸都和周边的石块一样，是破碎的，拥抱间带着灰尘和血味。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感觉——就是我面对着那具熊熊燃烧的车尸时的感觉。
　　如果当时他真的在那辆车里……
　　我可能也会和现在的他一样，毫不顾惜地冲过去。不，是一定。没有可能，是一定。
　　哪怕最后一起被大火吞噬，尸骨无存。
　　一瞬间，我几乎看见了我与他的未来——两个躯壳在战火与废墟中，紧贴着，再相融，从此成为一体，再也不分开。
　　“你注意点。别被人看见……”我推了推他。
　　“没有人。只有我。”他说。
　　“只有你？”
　　“是的。”
　　我脑袋“嗡”地一下清醒过来：“你脱队了？”
　　“是的。”
　　“你这是开小差。你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我被维尔纳用力地吻住了。我们之间只剩下呼吸声和唇舌交缠的声音。
　　“艾瑟尔，如果你死了，他们怎么审判我，我都不在乎。如果你活着，我被砍一百次头，都值得。”
　　他轻声说。
　　我那些残忍的，清醒的话就再也说不出口——在失而复得面前，这些都不重要。我看着他，看着他用鲜血横流的手捧起我的脸，与我额头相抵，急促地喘着气。
　　“你被卡住了。如果我没来……”
　　“别想了，听话。都结束了，维尔纳。”
　　我把双手放在他的胸口，隔着制服爱抚着他。
　　“你会来的。我也会活下去。因为你答应过我……你会在托斯卡纳，向我求婚。我说过，我想和你一起，活到战争结束。”
　　“是。我会的。我当然会。”
　　维尔纳跪在地上，再次抱我入怀，呼吸时抽着气。我的脸贴在他的野战服上，侧耳聆听他心跳的声音。他不时捧起我的脸亲吻。
　　在他的吻变得急切时，我缓缓说：
　　“维尔纳，你刚才挪走那个死人……是个英国人。”
　　“英国人？”
　　“是的。”我顿了下，“说来话长。”
　　“那就回家再说。都不重要。和你比起来，这些都不重要……”
　　我覆上他的手，垂下眼睛，余光瞥向我国人的遗体——如果那还能称之为“遗体”的话。在维尔纳把他搬开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挪动四分五裂，面部也被石块和火浪侵蚀得面目全非。而我因为他的庇护，避免了这些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这场空袭可能与我有关？”
　　我一边说，一边慢慢攥紧他的手。
　　维尔纳的吻停下了。他与我拉开一点距离，指腹爱抚着我遍布血污的脸——我国人的鲜血；我看到了他绷紧的下颌线，再把目光放低一些，注视着他胸口的铁十字勋章。
　　四周静得我几乎能听见他怀表走动的声音。
　　时间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维尔纳反握住我的手，低下头，又一次轻轻吻我的鼻尖，吻我的脸颊和唇角，手指在我锁骨下的那道旧枪伤处抚摸。然后他颤抖着呼了一口气，那口气也是颤颤巍巍的，像刚从悬崖边上被拉回来。
　　“空袭和每一个德国军人都有关。”终于，他轻声说，“你什么都没做错，无论你做了什么，艾瑟尔——你跟他们除了国籍，没有其他关系，对吧？”
　　“No.”我凝视着他，慢慢地说，“Nein.I promise.”
　　“那就好。只要你没加入他们，一切就都有余地。先不提这些，让我好好抱抱你。”
　　维尔纳又是长出一口气，埋下头，把唇轻轻覆在我的颈动脉处，在那些没有受伤破皮的地方，长长地亲着。我们不再讨论这些血肉横飞的话题，只是作为一对劫后余生的平凡爱人，安静地在废墟中，拥在一起。
　　他刻意地不多问；我便也不多解释。
　　再开口时，自然地换了话题：
　　“你的脸怎么磕成这样？”
　　我轻抚着他的发尾，像我在家中时常做的那样。
　　“军车被占用了……我只能骑自行车过来。太急了，摔的。”他沉默片刻，不好意思地埋在我肩窝里，“我只是临时借用……我会还回去的。我记得是哪家人的自行车。”
　　“你的帽子呢？不会摔飞了吧？”
　　“差一点。它现在在车筐里。”
　　维尔纳的回答很可爱，与这场景毫不相干，不合时宜的可爱，说得仿佛一个考试帮别人作弊的好学生。我该想笑的。可是我却觉得一种玫瑰般芬馥的浓郁感觉冲上眼眶。我鼻子发酸，一时间竟说不出话，只用力回抱住他，不顾自己身上还在渗血的伤口，在皮肤的刺痛感间，在他身上的雪松木气息抚慰下，那种甜蜜的，只有他能填满的渴求再一次化作涟漪，在体内慢而轻柔地四散开来。
　　“别抱这么紧，艾瑟尔……你会痛。”
　　“活人才会痛。带我回家吧，维尔纳。”
　　那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把我包裹在大衣里，像做贼一样悄悄送回了家。我坐在横梁上，靠在他的肩头，用黑发和钢盔遮住脸。我们只能走小路回去，因为需要一路绕行开巡逻队。他今晚脱离集体行动，本身属于严重违规——即使他再怎么知道避开系统漏洞，也不能太过于大张旗鼓。黑色的树林在我们眼前慢慢倒退，不时能看见一点民宅里透出的，极微弱的光线。
　　土路颠簸，维尔纳骑得很小心。
　　他时不时问我：“痛不痛？”
　　“不痛。”我回答，轻轻依偎在他的肩窝里。虽然是冬天，偶尔依然有麻雀和乌鸦翅膀拍动的声音。圣马洛的海浪声仍在一波一波地低语着，树叶与枯草也在看着我们闲聊。我却在这昏暗与切察中，看见了我想象中，他描述中的托斯卡纳的阳光——又落回到他胸口的铁十字勋章上。
　　“今晚不要等我了。”他说，“但是不用担心。我会没事的。”
　　“唔。会怎么样？”我轻声问。
　　“可能会被关几天禁闭。”他回答，“我脱队的时候，行动已经结束了，最多是擅离职守。我会试着为自己狡辩，或者贿赂他们试试。”
　　“钱够用吗？”
　　“够用，Liebes。黑市比你想的要赚钱，只不过我不会在法国人身上捞油水。我答应过你，不会赚不该赚的钱……话说回来，亲爱的，你自己在家，又受了伤，要按时吃饭，上药。我回来要检查。”
　　“我知道。”我说，“可你怎么给你自己狡辩？你来的时候，搜救队伍已经离开了。”
　　“只能又推给奥古斯特了。”他佯装苦恼地叹口气，“奥古斯特就是上次我喝醉酒，送我回家的那孩子。他今晚在搜救队伍里，所以我才能这么快知道消息。我会和他配合好，说成是‘疑似听见金属摩擦声，怀疑仍有人员存活’之类的话。所以，别担心，亲爱的。我不会有事。”
　　我空出一只手，刮了一下我男朋友的鼻子。
　　“你就欺负老实孩子吧。”我说。
　　维尔纳故作委屈，“哪有？奥古斯特跟着我在黑市里赚了不少钱。他说你看起来和他妈妈一样温柔……虽然我觉得这个形容有点奇怪，但他说的是真心话。”
　　“那是他没见过我一枪托把人打晕的样子。”
　　我紧了紧抱着他的手臂，叹息道。
　　“呃……亲爱的，我想这是你们神经外科医生都能做到的事。”维尔纳说，“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比较喜欢……柯克兰医生的人道主义援助。”
　　我的脸腾一下红了。
　　“……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呢。”
　　“你。我连胡思乱想都是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