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他和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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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1941年10月一起造访了我的人生。他占领了我的房子，我占领了他的心；这个时代占领了我们以彼此为岸的一生。”
这是多年之后，白发苍苍的我在讲述我与维尔纳的故事时，最爱用的开场白。
当时我独自生活在沦为占领区的布列塔尼，已被封闭了一年零四个月，离我二十六岁还有一个月零六天。如果单独品评器官功能，我大概还算年轻，属于莎士比亚以“太阳，月亮，海陆的珍宝”一类充满光芒的词语形容的年纪；但如果结合我的生活状态，那就只能说“熬过月食的月亮”了——我每一天在床上的苏醒，都是苟且与侥幸；而我每一次偷来的呼吸，都似乎在为自己敲响不为任何阵营所接纳的，孤独的灰色丧钟。
维尔纳来的那天，我醒来时，天色尚早。布列塔尼半岛秋日的海雾沉甸甸地压着天光，卧室和每天一样，被裹在一层青蓝色的晨影中，给人一种从海底深处悠悠醒来的错觉。“寂静而不见天日，缓慢而无处可逃。”在被德军接管的圣马洛主宫医院里，第一次亲手为德军士兵处理颅骨外伤后，我曾经在处方笺上写下这样的句子。它本是为了形容我自己堪称离经叛道的荒谬人生，如今想来，它竟是对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最恰当的一句总结，即使写下这句话时，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这个人。所以，偶尔我也会浪漫又骄傲地告诉年轻的孩子们：或许故事从我站在圣马洛城门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要发生。
我住在圣马洛镇绣球花街1号的一栋二层旧宅，位于古城之内，一个距离海边，行政中心和火车站都不远不近的抢手方位。1940年，我从巴黎搬到这里时，恰逢夏末秋初，绣球花期的末尾。院落内久无人居，荒草丛生，乱藤遍布，不得已，我只得将它们尽数除去，院落很快变得和我一般古板无趣，形同废墟；与身上别着五花八门的勋章的德国人打交道久了，我有时也觉得它是唯一能接纳我的坟茔。尤其在我每天从医院回到寂静无声的家，和晨起坐在梳妆台前，面对着满屋幽蓝的时候，这种奇异的茫然会变得尤为清晰——不知道是自己被时间遗落，还是主动抛弃了时间。
那天是1941年10月1日，一个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日子，时间是清晨。或者说，我认为特殊之处尚未发生。通常而言，德国人会选择在黄昏或者夜间走进这些被征用的房子里，因此我分外珍惜最后一个属于自己的蓝调时刻。
德军舰队巡航时轰鸣的引擎声，空远悠长的火车汽笛，街道上树枝被踩断时裂开的刺响——它们都被我轻轻踩碎在脚下，捻碎在洗漱时的水珠里，盘卷在细软扁塌的黑色长发间。然后，我拿起放在客厅里的收音机，走进厨房，听着广播里软绵绵的《Kann denn Liebe Sünde sein》，半遗憾半舒缓地拿出餐盘，食材和茶具。偶尔抬起眼时，可以看到厨房玻璃上映出的我的影子。它臃肿又无趣：起球的深灰色旧毛衣裙，流苏凌乱的白色披肩，虚影下扭曲着的，形同白坯面具的脸。除了一双绿色的眼睛尚且算作色彩外，浑身上下，再无其它艳色。
门被敲响的时候，我刚温好茶壶，准备煮一杯早餐茶。
我确定我没有听见奔驰车的噪音；因此我想，或许又是宪兵过来例行排查，又或许是军方临时叫我去配合托特组织做健康状态评估。于是，我只是厌倦地叹了口气，关上收音机，又把刚拿起来的茶具放回原位。瓷器碰撞流理台的声响干脆而短促，与门口的访客一般利落，没有发出回音。
直到我打开门的时候，我都并没有往事情应该发生的方向去思考。
我也完全想不到：
一个德国上尉，会以一种安静得形同朦胧海雾的方式，来到他即将占领的法国民宅面前。
上尉以一个庄重得如同参加医委会评审的姿势，站在我两步开外，手里提着一个皮质手提箱，笼罩在帽檐阴影下的五官深邃如刻；帽子上的金属鹰徽和橡树叶花环因蒙着圣马洛的晨雾而显得略有些暗淡——这些代表侵略与强权的标志，和他沉静儒雅的学院派气质同样朦胧地混合在一起，矛盾地定格在我的眼睛里。
一派沉闷的寂静。
片刻后，他放下手提箱，挺直肩背，立正向我敬军礼。皮靴擦碰的声音干脆而利落。
然后，他摘下帽子，向我致辞：
“早上好，柯克兰小姐。抱歉在这个时间打扰您，但我认为比起夜间，将初见安排在晨间或许能减少一些您的困扰。我是即将借住于您宅邸的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军衔，隶属于德意志国防军第83步兵师。”
前一天下午，我被临时要求从医院回到家中，配合两位宪兵上门检查宅邸。我本以为只是占领区的常规抽查——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这种事，我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我是在圣马洛主宫医院合法执业的神经外科医生，接受过无数次政治审查，宪兵们多数都是走过场。我家中明面上没有任何不该出现的物品（书房里偷偷放着英国小说，但它们已经被我伪装成医学案例汇编；通常不会有人对医生的读本感兴趣）。因此在他们两个闹哄哄地在楼上走动和交谈时，我只在楼下自如地倒上一杯红茶，自娱自乐地享用，就好像刚才那两个上楼的，不过是医院停尸房里新来的尸体——脑死亡了，但脊髓神经还没死透。
直到他们走下楼，并向我出具一封印着鹰徽和斜十字的公文时，我才得知，我的房子也不幸彻底真正意义上地成为了“沦陷区”。
“艾瑟尔·柯克兰女士，我们代表德意志第三帝国国防军荣幸地通知您，您的宅邸已被我军征用。第83步兵师第277团的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将于明日抵达您的宅邸，楼上窗户最大的那间房将属于他。请您做好迎接军官的准备，按照规定，我们将保留备用钥匙，并于明日交于上尉保管。在上尉居住于此的期间内，您将获得部分豁免权和优先权益，在公文中皆已写明。”
其中一位年长些的宪兵用生硬的法语对我说道。
我没说什么，只点点头，淡漠地接过那份公文，看都不看就重新折好。纸张干净整洁，但我却觉得比我的手术刀更加肮脏。然后，我进入客厅，在他们的注视下，找出宅邸和楼上房间的备用钥匙。他们用德语小声议论着：
“真没意思。这英国女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死人。一个个装得多么清高，刚开始都是端庄的淑女，碰一下她们，就像被踩住尾巴的老鼠……后面还不是都……啧啧。”
“她是个英国人。除非上尉不想要铁十字勋章了。一个在伦敦大轰炸之后，还能心安理得地给敌人治脑袋的医生——虽然她为我们提供服务，但如果我是她，我宁可用手术刀划破自己的喉咙。”
“给德国人和法国佬做手术，唯独不去救自己的同胞……喔，抱歉，小姐！我们忘记您的德语说得比法国人更好了！”
他们大笑起来，一边毫无顾忌地恶意揣测我，一边兴奋地用靴子和枪托蹂躏地板，用那些声音对我宣告：这里已不再是我的领地，而只是一处被征用的空间，如同此时此刻的圣马洛。
我对他们的恶意不置可否。
反对已经无济于事的时候，任何表态都是对时间的浪费。宪兵们接过钥匙，出门时诧异地看我一眼，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般平静——在这群把集体疯狂视为常态的德国人眼里，保持清醒反而成了最孤独的病症。
我再次打开那张纸，端详着那个即将来到我家的名字。
Werner von Birkenberg
我学过标准德语，知道Birken的释义是桦树。那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小时候，在女孩们喜欢玫瑰和铃兰草的时候，我却只喜欢桦树。柯克兰家在剑桥郡的庄园，就依着成片的桦林而建。关于那片桦林的记忆，伴随着我在法国的梦境：银白的树皮在风中剥落时有种空茫迷离的脆弱感，尤其在冬雪将至之前，淡乳白色的天空之下。它们总是那样明净，梦幻却忧郁地被夕阳淡淡的余晖笼罩着……
桦树山。这样让人追忆故乡的美妙姓氏！可惜它属于一个侵略者。
沉思间，军车的声音已经远去。我慢慢上楼，进入那间吐息着木质香和织物味的旧卧室，默默记下日期。1941年9月30日——九月的最后一天；我这间宅邸的哀悼日。
我最后扫了一眼被德军士兵划归“桦树山上尉”的房间，并将公文随意对折后，丢在窗台上灰尘最多的位置，且刻意避开了阳光照亮的地方。
现在，我与公文上这个漂亮姓氏的主人，在我老宅的门口，与渐浅的蓝色晨雾中，仿若两座有心跳和呼吸的雕塑般，死气沉沉地对视着。维尔纳已经再次提起手提箱，但他只是站在原地，拿着他的帽子，安静地看着我，没有迈步进门的意思。似乎只要我不表态，他就真的不会进来。
我在内心对他这种无意义的行径嗤之以鼻。人都来了，再表演一番对原住民生活的尊重，假装自己不是侵略而是寄居，并不会让他的立场有半分改变。
见我这般冷淡的姿态，维尔纳却并未露出任何负面的情绪，反而心虚似地垂下眼。
他再开口时，声音更加诚恳温和：
“我于今日凌晨抵达圣马洛时，已询问过当地下士。我知道我的房间在楼上，右转第一间，我将自行前往，无需您为难带我过去。贸然与陌生的独身女性同住本就是一种极其缺乏尊重与涵养的行为，是与我接受的教育相背离的，绝非我个人意愿。但我是军人，法律要求我必须服从命令。我会尽我所能，不去打扰您，不影响您生活的正常节奏，不引起您的不适。”
然后，他竟微微鞠了一躬。
“请让我再次对您致歉，柯克兰小姐，无论出于任何理由——我都打扰了您的生活。对不起。”
他这样温吞的喋喋不休反而让我更加沮丧。本就松松盘着的发尾滑脱，我抬起手，随手将它们重新挽好，侧过脸，不欲回答他。虽然这对军官先生有些不礼貌，但在昨天接到通知之后，我已经暗自决定，尽量减少与占领我家的房客交谈，除非他成为我的病人——毕竟有些时候，人道主义会让我不得不主动开口说话。医生向病人询问病情，房东与房客谈天说地——同样是语言，但后者非常容易被赋予不同的色彩，即使你只是正常的对他微笑。而且，家宅被征用本就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事，没人愿意给始作俑者好脸色，更何况我本就是独身女人，而这无疑将我更进一步地推到弱势地位。帕斯卡尔曾说过“沉默是最大的迫害”，但他也说过，“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我们至少不再往其中掺杂任何成分——尽管连沉默也会被人赋予各种含义与解释。”
按照我本来的想法，如果住进来的人敢对“柯克兰小姐”使用强制或者暴力手段，那么“柯克兰医生”绝对会让他后悔曾经走进这间房子。
但我想，现在我可以收起这份担忧了。
这位军官用词谦逊，态度诚恳，遵规守矩，举止得体到几乎可称之为低姿态。只可惜，这不是在和平年代，以热情好客著称的海盗之城，而是在战争时期，规矩成为暴力工具的德占区。
而战争下的人的生活，总是仿佛日复一日被海浪侵蚀的沙岸。时代的潮水不打招呼，不讲道理，自顾自地来了又走，打着滋润土地的名义，实际则把粗粝又苦咸的盐巴都沉积在每一寸沙砾间，慢慢地杀死每一条虫豸；直到整个沙滩都沦为时代的随葬品。
所以，无论他的语言如何真实，正在真实发生的，却只有一件事：
从他站在我门前开始，
一切就已经不会再是昨日的模样了。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能做的，只是抬起头，看着历史亲自走上我的门槛，而我已无力再回避。
我叫艾瑟尔·柯克兰，没有兄弟姐妹，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
我出生于英格兰剑桥郡的一个庄园家庭，父亲是一名性情古怪，固执，沉默寡言的会计师，母亲是名家庭教师，在我年幼时，因鼻窦炎引发的脑膜炎去世。起初我因思念母亲而哭闹，葬礼结束后，父亲立刻聘请了一位严厉的女管家来打理家事，不允许庄园内的任何人对我表示柔情。“哭闹不会让她的母亲死而复生。她不是婴儿，该学会面对失去和死亡。”在意识到表露思念和悲伤会惹来父亲的厌烦与他人的为难之后，我逐渐学会对情绪冷眼旁观，不再将目光和期待交给其他人，转而将喜怒哀乐寄托于书房中读不完的藏书，卧室的窗台，父亲带回家的工艺品，以及庄园后的桦树林与芦苇塘。
父亲尽管在情感方面分外严厉，但他对我的兴趣爱好反而并不干涉，且非常重视对我的教育。1932年，17岁的我怀揣着对神经外科学的热爱，被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录取，在这座自成古老童话的城市里，度过了世外桃源般的六年。毕业后，经导师推荐，我前往伦敦的大医院实习。在伦敦的电话亭与父亲通话时，父亲罕见地表达了他的喜悦：“Congratulations.”
但这些特别的开明，并不意味着我父亲能免去英格兰乡绅和庄园主的俗气——德军入侵波兰前的最后一个春天，父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安排了一纸婚约，而我与未婚夫素不相识（我只记得电报上印着的“马修”，“英国皇家海军”），我试着反对，自然归于无果。恰好我所在的医院组织志愿医疗团前往巴黎为西班牙难民义诊，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英格兰，将未曾谋面的未婚夫，脂粉味杂糅烟草味的议论，以及我自己无法确知的某种内在疲惫，都遗留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
1940年6月，德国空军在光天化日下空袭巴黎，市民大量出逃，德军一窝蜂般地涌入这座城市。医疗团早在听到风声时就启程回国，我却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借着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豁免，继续为当地未能成功逃出巴黎的居民诊治，只不过身份变成了“暂缓拘押的敌国医生”。最难的时候，医院里只剩下零星几个医护，棺材严重短缺，我们只能把尸体装进东拼西凑出来的袋子里。
很快，巴黎的仇英情绪就像野火，被德国人的广播和报刊煽动得越发激烈。德国人宣称一切都源于英国人抛弃了法国。在我门口的信箱被德国人，房东和邻居们的驱逐信塞满后，我选择离开巴黎，前往位于布列塔尼半岛西北的沿海小镇——圣马洛。
我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姨母，我母亲的妹妹玛德琳。她于1938年12月在圣马洛因急性肺炎去世。我至今记得拆开那封来自法国的信件时，钥匙掉在诊台桌面上冰冷干脆的碰撞声。
母亲逝世后，姨母对我颇为关照，但父亲不喜欢姨母，一度不允许我和她接触，理由是她抛弃庄园小姐的“体面”身份，去歌舞剧团担任伴舞女郎。直到我离开剑桥郡，我和姨母才逐渐恢复联络。这间房子，大概是姨母唯一成功赠予我的礼物——从小到大，她寄来的信件，裙子，首饰，各地的伴手礼——均被父亲原封不动地退回。
1933年夏天，她随歌舞剧团前往圣马洛巡演，与姨夫在当地的一次乡村舞会上相识，从此坠入爱河，一发而不可收。她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嫁给了彼时只有这间老宅，还是个渔民的姨夫——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姨夫的名字了，大概是让-奥利弗，或者奥利弗；姓氏是马丁，一个在法国喊一声，十个人里有八个人都回头的姓氏。但我却始终记得那场闹剧般的婚礼：姨母坚持要穿亮片短裙完成婚礼仪式，并因此和外婆大吵一架。外婆一怒之下，剪碎了姨母的裙子，躲在房间中痛哭失声，而外公则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一旁看戏的亲属们远远地望着姨母，故作姿态地摇头叹息，“往好里想——虽然是个不知来路，孤身一人的穷小子，至少他不介意她抛头露面，她婚后不需要和婆婆吵架。”而站在她身边的英国亲友，只有时年十七岁半的我。“你以后也要嫁给一个尊重你，把你当做完整的人的男人，而不只是一个穿短裙的舞娘，亲爱的艾瑟尔。即使没有人记得我，但我依然热爱舞台和舞蹈，并因此拒绝怀孕，而他不介意——我非他不嫁。”穿着旧婚纱的姨母在我耳边小声说。面对外婆的眼泪，她还是妥协了。
“命运是奇妙的，Auntie。正轨有时会导致脱轨。”
“是的。做你想做的，艾瑟尔。在你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唯一的理由就是你想这么做。”
姨夫信守承诺，与姨母一直保持着两个人的生活，婚后感情和美。我与姨母保持着通信，她也对我选择神经外科表示强烈支持。起初她在圣马洛的城墙上和酒馆里跳舞；后来姨夫转行从事葡萄酒贸易，她又开始跟着法国的歌舞团在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地巡演，依然是名不见经传的“Chorus Girl”，但她总能给我寄来造型美艳，笑靥如花的照片。她和姨夫合照里的座驾也从马车，自行车，变成了雪铁龙。直到五年后的夏天，姨夫在驾车去雷恩采购葡萄酒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自此之后，姨母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载我兜风的雪铁龙被撞成了废铁。我无法忍受家里空荡荡的酒窖，所以我卖掉了所有的酒，并一个人填上了它。”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
圣马洛是一座兼具厚重与温柔的小镇，富有中世纪的悠久风情。它被古老的花岗岩城墙环绕着，依着蓝宝石般的海面，街道错综，石屋林立，布局古朴，从不千篇一律；鸽子不怕人，咕咕叫着漫步过七座城门，潮气在高耸的教堂与蜿蜒的石板路里生根。它已经沦为德军在英吉利海峡的作战基地之一，周围建起了由陆军部队组成的防御带。许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相比作为风暴中心的巴黎，它如同一位年迈的修女，宽容地接纳了我。不久后，为了生存，我凭借爱丁堡的神经外科求学经历和在巴黎的经验，主动申请进入被收归军控的主宫医院。尽管德方已在八月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占领区行医的法令，但由于英德海战频繁，医生紧缺，我得以在神经外科任职。从此，我开始给德军治伤，也时不时给抵抗组织打掩护，于是越发活得像个医学院实验室里的恒温箱；而且还藏着标本。
起初我仍心怀侥幸，试图通过红十字会寄信给英格兰的家中。我在信中告诉父亲，我在圣马洛镇主宫医院任职，替临近村庄的孩子诊治脑膜炎，然后满怀期待地将它交给了红十字会。在那段等待回信的煎熬日子里，我还自我感动式地给那位马修先生写过几封“战地情书”，内容大抵是希望他胜利归来，说我愿意回到英格兰和他相见，问他是否可以接受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罪人——直到圣诞节那天，我的家信盖着“军事审查不通过”的印章，被丢在信箱下的雪地上。
我至今记得拾起它时，指尖冰凉刺骨的触感。
当晚，我把那封信和情书们毫不留情地投入壁炉。
战争摧毁了通信，也摧毁了我最后的多愁善感。我不去想父亲是否还健在，不去想那位未婚夫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虚有其名的未婚妻，不去看那些有亲人在德国战俘营里的人们的眼睛；又将走廊里姨母和姨夫的旧照拆下来藏好，换成圣马洛的风景照片。分界线的封锁、掩护法共和抵抗者、定期审查、治疗德军，日复一日——就这样，我连写信的欲望也逐渐并彻底地消磨了。我不再记录重要的日子，包括生日；也不再提起任何一个与“家人”，“团聚”有关的词汇，只每天穿梭于医院与老屋之间，偶尔会像地图上画错的路线，被调去德军指挥部或者临时医疗点。
这样的生活里，弥漫着死气的医院对我而言，反而比家里更为鲜活。还选择留在医院里执业的医护们自发地，也悄悄地团结起来；我的主任兼导师——亨利·布兰科医生，一位年过五旬，独身多年的神经外科专家，待我严格而包容。许是我经过巴黎生涯的严酷打磨之后，在手术台上表现尚可，加之战时医生的稀缺——不顾我的“敌国”国籍，他说服院委会并为我提交多封推荐信，于1941年初，在红十字会担保下，我成为正式的主治医师。这无疑让我这个“敌国公民”在法国的日子多了一层保障。我与他情谊也愈发深厚，某种程度上，他弥补了我家人不在身边的遗憾。
我还会接受到患者的善意——不区分国界的善意；我接诊的德军士兵中确实也存在得体而礼貌的个体。当然，这并不会让他们的罪孽减轻。
但我还是会梦见英格兰的冬天，一片凝白的天空下，我穿着白大褂，踏着落叶，穿过雾霭缭绕的白桦林；尽头的芦苇丛前站着幼时的我，和牵着我手的父亲与母亲。“为什么不上火车？英国的战士需要你，伦敦的市民也需要你，我的女儿。”而我总是无法回答；又被米字旗勒住脖颈，拖入英吉利海峡的幽幽深海，在德军战列舰断续悠远的鸣响中，满头大汗地醒来。停滞的思绪，会随着时钟的跃动，自苍白的英吉利跳回苍蓝的布列塔尼，回到我离经叛道的荒谬人生中去——
英国女儿，法国房客。
现在又多了一种：德国人的房东。
终于，我沉默着侧身，为德国人让开一条路。
“Merci.”
上尉戴好帽子后，和他的手提箱一起迈了进来。
这大概是个巧合；他踩进我家玄关的时候，锅炉的铁皮也和他的靴子一样叫了一声，仿佛两口憋久了的咳嗽。只不过德国人的皮靴咳得更沉重些。走路时衣裤摩擦发出的细微声响，又像是一只獾在抓挠着玻璃。
走廊里清水般的空气因混入了陌生人的气息而开始陌生，皮革，恼人的香烟，雪松和苦橙味的古龙水。德国人在路过我身边时，又对我轻轻一点头，看起来礼貌极了。而我却在望见他低垂眉眼的一瞬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不该产生在他身上的情绪。
恐惧。
和神经外科的伤兵们打交道久了，我总是对这种恐惧颇为敏感。病区里每天晚上都弥漫着这种情绪，在医院里，恐惧是有形有声的，极易被捕获和感知。尤其在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清楚地听到他绵长又颤抖的呼吸声。这些都让他显得胆小而保守，与我印象中那些发号施令，嗓子里仿佛藏着钢炮的德国军官截然不同。
他路过我了。我回过头，悄悄打量着他的背影。
挺括又沉暗的深蓝色制服大衣，和未被战争完全磨损的，年轻高大又挺拔的线条，一如《信号》上的国防军宣传照。转弯时露出一张沉静的侧脸，皮肤白皙，金色的发尾梳得平齐，整个人的气质坚毅又不失柔和。
我不愿承认，但他单从外表而言，确实像他的名字。
白桦树。
楼上传来一声门轴的轻响。
然后是刻意放轻的关门声。
我不自觉地放松了肩背，抬头看了一眼已经停摆的挂钟。它被一个粗鲁的德国兵用枪托砸坏了，在去年冬天一次搜查法共的行动中。
屋内海水般的幽蓝已褪去大半，取而代之以秋日晨光独有的，清澈又明净的淡白。
然后，我走回厨房，继续准备早餐。侵略者的造访打乱了我煮茶的节奏。温好的壶已经冰凉，本来已经烧开的热水也在方才涌入家门的秋风中，失去了冲泡红茶的黄金温度。这让我觉得有些闷闷不乐。虽然这种文化坚持在战争时期显得分外浮华，逃避现实，滑稽可笑；但这对于一个游离在异国他乡的英国人来说，反而更加无法容忍，总感觉什么最后的东西也在被慢慢抽干。同样，我也失却了再打开收音机的欲望。皮质军靴踏过木地板的声音——自从去年六月他们开进巴黎，这种声音就成了所有法国人枕边的噩梦——即使刻意放轻过，在这个许久未响起其它活物声音的房子里，也刺耳得堪比瓷杯摔碎的声音。
我和每天一样在客厅里吃早餐时，德国人带着他放轻后的噩梦声音下楼了。
我悄悄以眼角余光睨着他。
许是因为我在客厅里的缘故，他没有立即进来，而是先在门口踟蹰，静静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而当他目光落在客厅里那架旧钢琴上时，他整个人的气息明显都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几乎就要进入客厅——又在一只脚迈进客厅时，连忙收住脚步，回撤，规矩地站好。
“柯克兰小姐，您也喜欢弹钢琴，对吗？”他轻声问，“琴盖上摆着的，是谁的钢琴谱？德彪西，还是巴赫？我很喜欢德彪西的钢琴曲。”
我淡淡望他一眼，漫不经心地嚼着面包。
……那其实不是钢琴谱，而是我无聊时随手画出来的脑室结构简图。他看见的时候很可能会吓一大跳。
至于那架吸引他目光的钢琴——设计普通，样式老旧，并不算多么上等的松木琴壳和桃花心木贴面，即使我定期保养，木皮还是轻微剥落。和很多庄园出身的小姐一样，我自然也会弹钢琴，但水平有限，且并不热衷于此，搬来圣马洛之后，也只在百无聊赖时偶尔演奏。若非如今乐器折价严重，且我不忍心看着它被拆得七零八落，我可能会将它转卖贴补一些必要支出。
室内一时陷入沉寂。德国人见我不语，并没有强求我回答，反而识趣地后退一步，安静地站在客厅门口。直到我将刀叉放在餐碟上，结束用餐，他才轻叩了两下客厅的橡木门，立正站好。军靴磕碰的声音像两排牙齿用力咬碎了一块骨头。
他清了清嗓子，以一种汇报式的礼貌语气说道：
“柯克兰小姐，早上好。很抱歉打扰您用餐。稍后我将前往圣马洛的驻军指挥部，但在这之前，我想以房客的身份，而不是以军官的身份——正式拜访您。我知道您是镇上医院的医生。我敬佩医生，在华沙时，我曾亲眼看见濒死的战地医生将输血管插入自己的手臂中，以自身为失血过多的伤兵输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另外，我注意到您的桌子上没有放置茶杯……我的行李中，还有一些剩余的配给品，如您不介意，我希望可以为您准备一杯菊苣咖啡，或者洋甘菊茶，作为我赠送给您的见面礼。”
可能是因为刚才钢琴的小插曲，他的语气听起来舒缓多了。但那些柔软客套的措辞，从一个刚说完“失血过多的伤兵”，穿着硬邦邦制服的侵略者嘴里吐出来，反而显得格外讽刺，即使他本人听起来没什么恶意，语气甚至有些微妙的讨好。又有多少人倒在这个礼貌的小伙子的枪口之下呢？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
不过他打招呼的方式，以及把自己归类为房客的姿态，倒是不甚常见。自从法国战败，德国人们在占领区尽情狂欢，享受美食和美景，用德国的废品交换吕西安·勒隆*，“占领区就是帝国的跳蚤市场！”*，俨然以这个国家的主人自居。同样地，我经常听见女人们抱怨德国人把她们当成女仆和服务生，要求她们端茶送水，洗衣做饭。“真是过分！我们又不是旅店的老板娘。”但她们也只能在背后小声抱怨。通常而言，反抗带来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比起她们，我无疑是幸运的：被派驻到我家的这位上尉，显然没有把我当成女仆和服务生。不过我也不需要来自德国人的任何施舍。所以，我还是没有回答他。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反应，只是痴痴地站在门口，对着钢琴，自顾自地吟诵着赞美诗：
“请允许我说，您的钢琴真漂亮！日光在琴体上跳跃的时候，让人联想到春日的暮色。忘记寒冷，忘记置身于异国他乡之中……我很喜欢这里，柯克兰小姐。他们总算做了次让人觉得幸运的安排，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一间散文诗般，兼具优雅与灵动的宅邸。还有，一架亲切又美妙，让人忍不住怀念家乡的苹果酒，晚风与唱诗班的钢琴……”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