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15、第十五章 我被爱人离

　　我被爱人离去的声音唤醒。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蓝调时刻里的早晨。我扒开窗帘时，犹可见隐约的荧光。前夜下过雨，外面是靛蓝色的，湿漉漉的街道上，落叶铺陈遍地，晶莹剔透地凝满秋霜，犹如满路星河。我爱的人正踩着这星河走在路上，军靴的声音与石板，与落叶，摩擦出细微的声响。
　　路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看起来仿佛行走在油画里。
　　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方才拉开窗帘。阴沉的天气让屋内看起来比它实际所在的时间更早些，仿佛尚且不舍离去的夜色的触手，轻抚着我的眼睛。
　　走廊里暖意升腾。维尔纳的房门开着，手提箱还放在衣柜边。窗台上的干花看不出褪色与否，但房间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痕迹，包括那只杯子。
　　我想，他应该在临走前把它洗干净了。
　　楼下的壁炉烧得很旺，我在楼梯口就能听到火焰跳动的声音。我不知道维尔纳是几点醒的。他或许一夜未眠，因为我也没怎么睡，始终半梦半醒。
　　昨夜我对他讲了维拉的故事后，他只叹了口气，换了个姿势，靠在我腿边。一只手犹向上举起，牵着我的。我并没有挣开——那已经没有意义了。
　　维尔纳没有看我。
　　他望着炉火，轻声问了一句：
　　“你觉得我会让你成为第二个维拉，对吗，艾瑟尔？”
　　“我不想骗你，上尉先生。我不知道。我想……关于我们之间，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想清楚。我很抱歉。”
　　“你永远不需要向我道歉。”他背对着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行为……可很多事不是麦独孤的性本能理论那样简单。”我回答。
　　“那就不解释。”
　　他叹了口气，仰起头，从地板上站起身来，一边整理衣袖，一边说：“艾瑟尔，你说需要一些时间……是多久？”
　　“我不知道。”
　　我低下头。这个晚上，似乎我一直在说我不知道。可我确实不知道。我这几天面对的东西比最难的疑难杂症还要无解。我看着他的手，看着他袖口上我缝补过的痕迹，心似乎被挖空了一块，又被维拉鲜血淋漓的伤口填满。这样不为叙事所容的我们，真的有资格拥有“我们之间”吗？像我们这样只有在黑暗里，月光下，才是人的人……他刚牵过我的这只手，白天也签过带血的文件；我刚捧过他脸颊的手，白天抱着德国士兵的头颅。我又想起“月光与旅人”的童话故事——旅人可以在黎明出发，但黎明会杀死月亮。
　　维尔纳在我身边站着，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手，又分外无力地放下，贴在身侧。他就这么沉默着，从我面前离开，去了厨房。我听见他在倒啤酒，我打开的那瓶他的黑啤酒。但我没听见他拿其他的杯子。一杯。两杯。三杯——喝到第三杯时，他又举着杯子转回客厅，没有坐下，只靠在壁炉的另一边。
　　彼时我还坐在扶手椅上，一面看着我的衣冠冢，一面为维拉默哀。火焰的光影仿佛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一朵一朵地绽放，舞动，那些明亮的色泽在我与他之间漂浮。
　　他又喝了一口啤酒。
　　“还在想洛朗小姐的事？”
　　“算是吧。”我看着壁炉说，“你呢？在生气吗？”
　　维尔纳短促地笑了一声。他走过来，将杯子放在两把扶手椅之间的桌子上。他双手的拇指抚在我的耳侧，手指贴着我颅骨的侧边，弯下身。
　　而后，一个吻落在我的头顶。
　　那一声轻细酥麻，像乐谱的最后一个尾音，干净，轻灵，又仿佛一滴雨水自云中滴落。
　　“还觉得我在生气吗？”
　　维尔纳拿起杯子，对我笑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他把我的杯子拿进了他的房间——却好像也把我的心一起拿进去了。我抬起手，碰了碰头顶，他吻过的那一小处头发；我想那个吻粘在了我的指尖上，而十指连心，所以它再也不能和我分开了。
　　——这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无聊，冗长，临门一脚，昏暗，禁忌，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它却让我觉得安慰。急性的感染褪去后，再一次复发时，往往势如破竹，再难消弭。
　　我在这种病理状态里走下楼。
　　餐桌上摆着洗干净的杯子和一本《傲慢与偏见》，书里夹着一封信，信上写着我的名字。

　　——

　　My Dearest Ethel,

　　见字如面。如果我能这么称呼你的话。
　　抬起笔时，有许多话想对你说，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空洞。你说需要思考，我也是。或许我本不该再留下只言片语，打乱你的思路。
　　但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我保证，在你思考清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打扰你。
　　我先说些你最关心的事。
　　首先，报复性屠杀不会发生。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是你没有让我成为圣马洛的阿尔方斯·莫泽＊，也是你救下了无辜的圣马洛市民。
　　我以“行动仅造成一名我方军官轻伤，危害尚且可控，且犯罪分子认罪态度良好，不宜在高压时期推行报复性枪决等集体惩戒行为，可能引发民众恐慌，动摇民心，危及地方稳定，代价过高”为由，提交了报告，在乌尔曼上校的支持下，顺利获批。克拉拉应该告诉过你，我们是童年好友，也是他以“我方后勤人员检查疏漏，有伤军容”为由，封锁了消息，并处罚了当日负责后勤检查以及泄露宴会消息的宪兵。我于昨日白日与其他军官换班，整日在外执勤，圣马洛的大街小巷，确无人提及。你可以放心。
　　虽然这身制服很肮脏，但如果它能抵御一些炮火和死亡，那或许它也有没那么肮脏的地方吧，我想。我的国家，我效忠的军队……我们确实有罪。所以即使我做的事让我成为靶子，我依然愿意制止报复性屠杀，不为脱罪，只为赎罪。
　　我想你会支持我，理解我。
　　也只有你会。
　　另，玛丽·杜瓦尔和她的弟弟让·皮埃尔在入狱当晚服毒身亡。抱歉，我直到现在才敢告诉你。西蒙·勒鲁瓦与另外几名爱国者的尸体在小巷中被发现，推测为以身殉国。我尊重他们的爱国情怀，但我不认可他们的理念——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仇恨德国，假如易地而处，我也会仇恨剥夺我家园和生命的侵略者——而是他们明明已经可预见代价，还把老人与孩子压上无法止损的赌桌，只为换取指挥部的一片残瓦。
　　经调查，玛丽姐弟的父母在今年七月已因年老体弱被送去昂热，玛丽的丈夫同时被捕，不久后死于洛里昂的工地塌方事故。西蒙·勒鲁瓦，则为十月一日农场火灾中，受害者的家属。那名农场主是他的父亲，案发时他躲在地下室中，事后侥幸逃脱，其他家人均不幸遇难。因此，他联合圣马洛市内几名爱国者，组成临时抵抗小队，作出了激进行为。但请你不要内疚，他们当晚的行为，与你无关。无论你怎么选择，这件事，都是一件悲剧，只是悲剧声量的大小。
　　战争造成的悲剧。
　　我身上的制服造就的悲剧。
　　我想，在你面前，我可以大胆地只提及我的制服，而不是我和我的制服。拥你入怀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又一次找回了那个在夏洛滕堡斗琴的我，而不是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我爱你。很爱很爱你。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写到这里时，我特别想说爱你。
　　对不起，又和你提及那夜的事情。我知道那夜对于你来说，意义有多沉重。它对我亦是。但你是个理性，实际，敢于直面现实的姑娘，比起虚无缥缈的情话，回答你所有问不出口的问题，或许是你真正想要的。歌德在《浮士德》中，曾经写过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长青”；克劳塞维茨也曾在《战争论》中提及，“在某个具体战例中，运气的成分越小越好。但我们不能习惯性地采取保险的打法，我们的理论分析将表明，这样做是犯了大错。有时候，最大限度的敢作敢为是智慧的最高境界。”＊
　　艾瑟尔，你不是他们口中的那种人，永远不是。我也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维拉·洛朗。
　　你滋养我枯竭的生命之树；也因此，我愿为你敢作敢为。无论你最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的选择始终如一。
　　按时吃饭。
　　不要用冷水洗头发。
　　我出发太早，不能为你煮红茶。会冷掉。
　　不要半夜喝红茶。你第一次煮柠檬红茶给我那晚，我一夜没睡好。不过，如果是你煮的，我愿意为之夜夜失眠，变成精神病也心甘情愿。
　　桌子上的《傲慢与偏见》，是送给你的礼物。我知道，以你的文学素养，一定早就读过这本。但我觉得，你不一定爱看爱情小说，我想你更喜欢柯南道尔，我在书柜里发现了全套。可我还是想把它送给你。我是在指挥部收上来的禁书堆里发现它的，费了些周折才把它带出来。
　　我本来想昨天给你。可我在你进门的一瞬间，什么都忘了。我只想……

　　此致
　　W.

　　——

　　笔锋看似柔和，却字字像用止血钳拨开脑组织，不需要流什么血即可将深处的化脓灶一一翻出。他在不动声色地为我清创。我几乎想大胆地相信，这个男人能在战乱与道德的罅隙里与我一起种出玫瑰。病理性的温柔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着。
　　或许我确实不会成为第二个维拉，但有件事他弄错了——我正在成为他们口中的那种人。
　　摊开的书页上，有一行被维尔纳划了线，是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表白的话语：
　　“我总是想克制，但现在实在克制不住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无法压抑内心的感情。请允许我说，我爱你、敬慕你。”＊
　　我没有在书上注释的习惯，也因此，只是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内，并和那本《傲慢与偏见》一起，放在属于我的那把扶手椅上。我注意到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放着他的怀表。
　　他又（我想是故意的）把它放在家里了。
　　那是他的爱物之一。

　　白日我为维拉结清了医药费，去停尸房见了她最后一面。如果今天没有家属认领她的尸体，她会在次日医院定时处理无主尸体的时间被拉去公共墓葬区。护士为她做了基础的遗体处理。而我看着她的脸时，似乎看着自己又被埋葬了一次——第一次，是把那个尚未做出叛国行为的柯克兰烧死在我家的壁炉里。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以这样屈辱且孤独的方式，被英国和法国唾弃，死在某个无名之地。
　　我本想去维拉执教的学校打听她的住址，理智让我打住这个念头。对我们这类家中住着德国军官的女人的流言，从来就不曾断过，超过医生怜悯范围的关心会把我推入地狱。
　　她唯一的遗物是一张夹着她恋人相片的项链，护士们为她把它戴在脖子上。
　　是个国防军。
　　和维尔纳一样，上尉军衔。
　　除此之外，她口袋中空无一物。
　　我看着她的项链，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副场景：
　　圣马洛的秋雨——我在手术室忙碌的时候，维拉在大雨中奔跑。雨水倾盆而下，似乎要埋葬她，一滴滴在她身上作着莎翁笔下悲哀的标记。她的目的地是圣马洛的旧车站。车站门口，围绕着看热闹的法国市民和零星的德国军属。维拉在人群中找到她的恋人，在所有人面前哭泣着，与他拥吻，而他承诺会回到法国带她离开——她或许会许下类似的诺言，说会一直在圣马洛等待他归来；她无法进入车站，只能看着他进入行军队伍，看着德国人们仿佛一个个被投入战地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流水线。
　　汽笛拉响，火车轰鸣着消失在视线里。人群散去。维拉转过身，一步步走向来时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水，向学校走去……她的耳边只有火车汽笛的余声，和恋人埋葬在喧嚣中的“Ich liebe dich”……她走进学校大门，像每天一样，走上讲台，在转身板书的时候，一块砖头伴着“通敌妓女”的唾骂，砸向了她的后脑……
　　我亦觉得我的颅骨在隐隐作痛。只不过击打我的不是砖头，是词汇，是来自母国的千夫所指。
　　叛国者，Putain，Whore，肮脏的子宫，德国人的走狗……
　　我们被教育着国家的福祉是我们思考一切的规则起源；我们因爱上敌人被视为潜在威胁，即使我们——或者说，维拉——她爱上一个男人本身这件事，只要她不利用此进行加害祖国的行为，从行为法的角度而言，并不对于她所在的社会福祉产生切实的威胁与损害。对她的处决，是道德权的正义在行为权上的滥用。她被归类于敌人的床榻，而不是己方的三尺讲台。
　　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现实是维拉极致孤独地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身边只有一个加害着法兰西的我，想念着一个可能让我重蹈她命运的男人——
　　可能。不是必然。
　　没有损害任何人的维拉是不幸的。她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辜负了她的信任。可我相信维尔纳不会，维尔纳做的桩桩件件都在表明这件事。如果有一天，我也因为这样的缘由死去，这个男人会是冲破一切藩篱来认领我的人；我遇见的，是愿意为我拆卸鹰徽，用每一个细枝末节，尽他所能保护我远离谣言和风暴的男人；一个连拒绝的姿态都为我设计好的男人；一个愿意为我的一次垂青，微笑着上断头台的男人。
　　至少，现在我是这个男人唯一停靠的彼岸；至少，他还会按时回到我的家；至少，他不会让我这样孤独地死在停尸房。

　　这一晚，我本来要值夜班，但我想方设法地和普外科另一位法国同事调换了——以我家里剩余的布里干酪为代价。但我答应对方时并没什么犹豫。
　　下班的时候，又下起了雨。
　　我匆匆赶回家时，家中尚且无人。
　　我外衣已经湿透，头发也因为潮气而凌乱地蜷曲着，连忙进盥洗室整理仪容，一边狼狈地擦着头发，一边想着，或许，该考虑改掉我这不爱带伞的坏毛病。
　　我从未如此想跟维尔纳说些什么。
　　但回应我的，只有脚下木地板发出的细碎吱响。
　　我点燃油灯，百无聊赖地看着光焰在寒夜中颤抖；又恍恍惚惚地提起它，踱步至厨房——水壶里空无一物，炉灰死气沉沉的，没有火星，冷的透透的。
　　我才注意到我还没脱下大衣。我摸出夜间通行证，随手放在门口的小圆桌上，眼睛却不自觉地盯着门口。
　　没有声音。没有脚步声。
　　我回到客厅，坐在属于玛德琳姨母的那把老旧扶手椅上。一种无法言说的冷寂也随之在我对面沉甸甸地坐下，让我想起某件同样沉甸甸的大衣，走近时总是带着秋日的寒凉，晨昏的雾气，而被它拥抱住时，暖意融融，如置身春光夏日；苦橙，烟草，雪松木。还有，属于我的红茶气息，或许还有饼干……我百无聊赖地用手掌撑着额角，把那本《傲慢与偏见》翻了又翻，他的信看了又看——眼睛时不时又不经意落在维尔纳那只怀表上。
　　“你不能去到我思想不到的地方，永远是我跟着思想，思想跟着你；思想睡了，你肖像就走进我眼睛，唤醒我的心，叫心跟眼睛都高兴……”*
　　宵禁早就到了。
　　巡逻兵的脚步声来了又走，已经数不清几茬。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门开关过四次，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我坐不住，起身，掀开了钢琴盖。久未演奏，如今只有《天佑国王》的曲调，是我闭着眼睛也能弹出来的；《绿袖子》的谱子——我试了几次，虽可成曲，但错音颇多，断断续续。仿佛那天被玛丽打烂的绿裙裙摆——越演奏越觉得心中烦躁不安，只得转而演奏《天佑国王》。
　　壁炉上摆着的旧钟指向一点的时候，我的家门终于被敲响。
　　我心头一喜，连忙小跑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却不是维尔纳，而是一个我有些面熟的普通下士，胸口挂着的“狗牌”在昏暗的夜色下，把我家中本来向日葵般的暖光折射得冰冷刺眼，钢盔上尚且带着未干的雨痕。
　　“晚上好，柯克兰医生。”下士立正站好，对我敬了个礼，用蹩脚的法语向我问好。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我问。
　　“我还是说英语吧——柯克兰医生，您的钢琴声非常动听。但这里是圣马洛，您应该考虑换首曲子。”他说，“您可能不记得我，但您曾在医院为我治疗过伤口，我的头有一次被游击队的地雷炸破，是您接诊了我。”
　　“喔。”我说，“多谢。”
　　宪兵再次敬礼，转身离去。我本想询问他维尔纳的消息，但理智让我咽下了那句问话。宪兵的来访打断了我的想念状态，却反而让我心爱之人的缺席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在场，孤独与割裂感在空气中如同摔碎的白兰地，更加肆意地蔓延开来，让我头晕目眩。
　　或许，他只是在指挥部通宵执勤——可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是，又像某天晚上一样参加应酬？他睡在哪里，指挥部？还是他那两位童年好友的家中？如果喝了酒，会不会有人照顾他？
　　我好像并不知道他酒量多少……
　　我颓然关上门，坐回钢琴边，转为弹奏《小星星变奏曲》的前半段（后半段我自然更没办法记得，家中并无琴谱）。可恍惚间，我又觉得我触碰的是许多块冰凉的墓碑。它们就背在我的背上，也藏在维尔纳胸口的铁十字勋章里。

　　这一晚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枕着维尔纳送我的《傲慢与偏见》，与那封充满爱意的长信。也因此，我是被加布里埃尔太太扯着嗓子唱歌的声音吵醒的。她大概是在院子里砍柴，声音断断续续，气息如同毫无规律的潮汐，时而嘶吼，时而轻缓，有几句像快断气的病人，又有几句仿佛精神高蹈的革命家。
　　我从未听过如此刺耳的《J’attendrai》。
　　“Quand le vent chantera
　　Dans les branches,
　　Je sentirai ton pas
　　Près de moi.”
　　（当风在树枝间吟唱，我会仿佛听见你的脚步声，在我身旁。）
　　被骤然吵醒让我觉得烦闷不已，尤其在我醒来面对着凌乱的客厅时。没有盖上的钢琴盖，被我压乱的沙发，我油光锃亮的脸和蓬乱的头发。怀表依然放在小圆桌上，没有被动过的痕迹。空气里残留着灰烬未散的气味，客厅的壁炉早已冷透了，没有人再为我燃起。
　　我开始觉得害怕。
　　一天一夜。我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它短得要命，和许多等待的女人正经历的漫长的分离相比，不值一提。可是我明知道他还在圣马洛；这让他尚且短暂的缺席构成无边无际的恐慌感。而我没有任何光明正大获取他消息的渠道。而对于他这类人而言，突然失去消息，可能意味着调离，受审，抑或……
　　传来消息的时候，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况且不会有人通知我，我也没资格被通知。我害怕，我怕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是告别；一句淹没在挥手时衣袖声音里的“Alles Gute”，一句不能在阳光下说出口的“Ich liebe dich”……
　　再看淡生死的人，也会在某一刻惧怕心跳停止之后，漫长的虚无。只要想到再也感受不到世间万物，再也无法与爱人的手相握，便觉得恐惧。
　　深入心底和骨髓的本能恐惧。
　　这种恐惧驱使着我跑上楼梯。
　　维尔纳的房间开着门，屋内一切如常，窗台上摆着干花，衣柜边的皮质手提箱扣得整整齐齐。
　　手提箱还在；——还好，手提箱还在。
　　我用力眨眨眼。深吸一口气，快步下楼。
　　将自己收拾停当后，我出门前往医院。迈出门的瞬间，我发现自己忘记吃早餐了，也没有烧水煮茶。脚步停了一瞬，我选择不再回头。
　　不会有人在身后对我说“愿你今日平安”。
　　行经通往他指挥部的小径时，我几次不自觉地扭头，回头，当然无果。我在诊疗室与走廊间穿行时，居然下意识地期待与他撞见的瞬间：也许是在楼梯转角，也许在某位伤兵床边——我的病区里其实也有83师的伤兵。
　　我当然不会询问他们。
　　每当我从忙碌的治疗中抬起头，每当病房的门打开，或者德国人的交谈声在走廊里响起时，我的眼睛总是会不自觉地望向门口。
　　查完房回到诊室时，亨利医生走过来，把一小玻璃瓶牛奶放在我桌上。玻璃瓶上贴着被撕掉的旧标签印，显然又是亨利专门给我留的。
　　“数量不多，但是足够泡两杯红茶，艾瑟尔。”亨利说，“昨天有病人给我送来的。我给你留了一瓶。你比我更需要这东西。”
　　“谢谢，亨利。”我在片刻的怔愣后，回答，“我家这个月的牛奶正好消耗完。”
　　“喔，那看来你最近经常喝茶。”
　　“做菜也消耗了一些。”我笑笑，没头没脑地说，“土豆浓汤加牛奶的口味很不错……”
　　Oh my God,Verdammt！不对，Bugger！
　　我说错话了！
　　“……土豆浓汤？德国人让你下厨了吗，我的孩子？”亨利的目光立刻变得不满起来，推了推眼镜，把手揣进口袋里，从鼻子里哼着气：“他们总是这样，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又不是他们的仆人。我悄悄和83师的病人们打听过他，说是个爱看文学作品，喜欢音乐的家伙，性格比医院门口的那只肥猫还温顺——没想到也会这样。怪不得你今天看起来魂不守舍。”
　　我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找补，大脑飞快地旋转着，好一会儿才说：“其实……没有。他昨天并没有回到我家。……是我拿了他放在柜子里的土豆。”
　　“那本来也是我们的。德国人放在你柜子里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亨利说，“艾瑟尔，他真没有欺负你？”
　　“真的没有。”我强作镇定地摇头，手指不由自主地轻轻在处方笺上画圈，“别担心，亨利。他从未对我有任何失礼的举动。而且我从昨天早上起，再没看见过他……非常难得的独处时光。”
　　“被调走了？”亨利问。
　　“倒不是。”我回答，心却莫名地沉了一下，“箱子还在。”
　　亨利望着我半晌，轻轻点了点头，“没事就好。”
　　恰好这时护士来敲诊室的门，说有一个伤兵突然呕吐。我连忙起身，拿起记录本离开诊室。
　　就这样，整整一天，我都处在这个魂不守舍的状态里。
　　但我终究没有见到他。
　　我蓦然忆起，他其实并没有理由来医院，他的公务领域与医院的交集并不算多，至少这些天我一次都没见他来过。而自从亨利医生问了我那个问题之后，那种本就清晰的缺席感越发刺痛得可怕。只要闲下来，那些词汇总会我脑海中飘过——我的麻木终于被我不再习惯的孤独吞吃掉了，直想不顾形象地大口喘气。
　　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希望发生什么就不会发生什么，越怕发生什么就越会来什么——你希望时间快点走，它绝对慢得像蜗牛。你希望按时下班时，绝对会临时接诊一个病人。但你会因为他并不严重而在心里欢呼雀跃。
　　无论如何，我终于挨到能够回家了。
　　走出医院时，暮色已深。我站在主宫医院楼下，半晌才迈开步子。不会有人来接我，我也不该期待有人来接我。就算有，他也不可以来。
　　圣马洛反常地在十月下旬飘起了第一场薄雪。银色的星星们落在地上就融化了，只余下大片大片的潮痕。
　　我推开家门，房子里黑洞洞的，没有任何光线。
　　夜晚又一次回来了。
　　而他依旧没有回来。
　　我冲上楼——他的箱子，还在。
　　还好……还在。

　　————
　　＊阿尔方斯·莫泽：出自《冬日列车》，1941年8月，巴贝斯车站袭击事件被暗杀的德国军官，希特勒得知莫泽的死讯后，下令立刻处决100名人质。
　　＊《战争论》：引用版本为张蕾芳译本。
　　＊《傲慢与偏见》：引用版本为王月译本。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