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14、第 14 章 我躺在

　　我躺在床上，把自己埋进枕头和被褥里，不让自己去听楼下响起的水声。我想那是维尔纳在洗杯子，我握过的，喝过的，亲吻过的杯子。我不知道在他把杯子丢进洗碗池之前，会不会把自己的唇也贴上去。我又想起来，因为赶时间——我担心自己会错过与他相处——我又没有收拾盥洗室。这是我在听见那个铁皮怪物被军靴踢到时特殊的响动（就像港口气急败坏的军官们在战列舰的铁皮外壳上跺脚）时，才蓦然回忆起来的。
　　他在收拾残局。
　　而我面对着我的残局，却不知该如何收拾。我不知道我与他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以及我算不算他的情人。我努力说服自己还不是，他的表白我并未明言接受——虽然行为也是思想和语言的外在表现之一，但有些时候它也只是行为本身而已，比如法理学上所讲的事实行为，就不需要任何意思表示；所以有了专为解决性冲动而出现的职业，□□关系再如何亲密，也永远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关系。
　　我与他的□□关系也尚且处在不产生任何实际意义的阶段。一切还处在可以解释为重大误解行为，且可撤销的阶段。
　　我也知道，我应该做的是什么。
　　所以，在自己亲口将“情妇”说出口时，我逃走了。我在和他一起作为同谋者欺骗法国人，欺骗这片接纳我的土地。而我在这之前刚刚将叛国行为推进到产生实际损失的阶段。那个名词从喉咙里跳出来时，我几乎尝到了血味，好像它是锋利的刀片——
　　你害死了爱国者。
　　你救了敌人。
　　你背叛祖国。
　　不，我救了无辜的平民——神学家奥古斯丁如是说过，在执行一场正义战争时，达成目的的手段如何是不会影响到战争的正义性的，不论这一目标是通过运用诈术还是面对面的战斗而实现的——＊
　　可救下无辜的平民不是你真正的目的，你真正的目标，是救你心爱的男人，一个身披侵略者制服的敌人——它并不是“正义的战争”。即使它所带来的善的结果，在适当场合下失去了罪恶的特性，它本身，也依然是一种恶。＊
　　我在楼下的关门声响起时，迅速钻出被子，跳下床，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前，把窗帘掀开一个小角。
　　维尔纳没有回头，走得也很快，加布里埃尔太太也没有再出现。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道拐角，我的视线之外。远远地能看见指挥部方向的强光，军车的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传到这边来——对于那附近的街区的居民而言，必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我拉上窗帘的一瞬间，突然觉得分外讽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为居民区清除炸药的居然是德国人。即使他们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体制，不是为了无辜的平民。
　　太荒诞了。
　　我那条脏污破损的绿裙子还挂在衣柜门上，随着我走动时带起的风，微微招摇。它仍绰约，沉静如松柏林，只是松柏的绿枝被战火烧焦，掰断。它像一个病灵，裙摆上的破口正恐慌地张着嘴。我竟好似从它们口中听见集中营和劳工营中，被鞭打折磨的人的惨叫；我看见玛丽燃烧的眼睛从裂口中间，沼泽似的暗影里浮现，血从其中汩汩流出，一只嘴角还挂着尸体肉丝的老鼠从洞中窜出来，隔着睡袍噬咬我胸口那处“上帝的勋章”，啃食我的灵魂，对我嘶嘶地说：“□□”，“叛徒”。
　　我与那病灵对视半晌。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拿着它走下楼，并把它扔进壁炉里的——由维尔纳——一个德国军官燃起的壁炉。火光舔舐着我的脸，热得似被刚扇过耳光，布片的焦糊味充斥着壁炉前，残留着乳香味和皂粉味的空间。
　　我看着我的裙子被吞噬，仿佛在给这一晚之前的自己举办无声也无人的葬礼。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屋内一片静默。客厅的壁炉已然燃尽，一炉冷灰，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我的衣冠冢。我觉得我已经死在了昨天，现在则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昨夜我睡得并不安稳；我在临睡之前还在担心，是不是会突然响起或远或近的爆炸声，或者街道突然戒严，像那天维尔纳阻止过暴力搜查的街道那般，把邻居们，包括我自己，揪出来送去给碎镜小组陪葬。
　　都没有。
　　圣马洛依然一派安祥宁静（相对于巴黎而言）。街道上自行车叮铃叮铃的声音和车轮碾压小石子的声音，是如此悦耳，胜过任何一曲德彪西。没有被抓走的年轻人们愉快地吹着口哨，迎接人生充满体验感的，新的一天。今天的风似乎有些大，海浪声此起彼伏，远远地飘进室内，但与此同时，天空则分外晴蓝，万里无云，又在客厅内打下深浅不一的漂亮光影。
　　如果没有德国人的靴声，一切都该充满希望，和苹果酒的香气一样甜美，浪漫，轻盈，令人陶醉。
　　我的心情短暂地轻松起来，轻声哼着《斯卡布罗集市》的调子。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可晃进厨房时，我又唱不出声了。
　　那只洗净晾干的玻璃杯——我昨夜用来喝牛奶的杯子——在晨光下，沉默又空明地站在窗台上，似乎在对我咧着大嘴笑。我不知道是它是在配合我的愉悦心情，还是嘲笑我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拿起那杯子，端详半晌。杯子上印上了我的指印。我吻了一下那杯子——我还没有擦口红；而我才发现，我已经记不清维尔纳昨晚抱过我多少次。但我却记得，昨晚我是多么下贱地一次次蠢蠢欲动着接触他的身体，最后索性主动靠在他怀里。这让我连推开他的样子，都像极了欲擒故纵的情场□□。
　　我与他现在算什么？意识层面的一夜情？我现在不承认自己是他的情妇，还来得及吗？我到底算不算他的情妇？
　　——为什么我总是想着给一个德国军官做情妇？
　　加布里埃尔太太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她那市侩的，尖锐得像长笛般的声音响起来：
　　“啊，上尉先生！您果然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昨晚过得还愉快吗？另外，柯克兰医生应该快回来啦……”
　　我不知道维尔纳会怎么回答她，连忙把杯子放下，冲进盥洗室，把木栓挂好。上班时间快到了，且盥洗室离玄关更近，如果他上楼，我可以更容易地溜出去。
　　家门被打开的时候，我背靠着盥洗室的门，屏住了呼吸。我明明看不见维尔纳，可我却能感觉到他的每一寸目光，每一声呼吸，他的所有神态，动作，他制服大衣和野战服的每一道褶皱，乃至于他胸口铁十字勋章的冷光。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默片一样播放着。他停在了盥洗室门口，我的心怦怦乱跳，有那么几秒，我以为他在叫我的名字：艾瑟尔。但是事实是我和我的颅内感染病人们一样——在幻听。
　　维尔纳没有叫我的名字。
　　即使现在只有家具们听得见他叫我。他也在像家具们一样保持沉默。
　　半晌，维尔纳迈开步子，离开了走廊。我听见他上楼和关门的声响，方才舒了一口气，打开盥洗室的门。我早上没有点燃壁炉，盥洗室和屋内一样冷，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我也没有心思再煮红茶，做早餐，只想赶紧出门去医院上班。
　　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别扭什么。
　　就好像我今天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能够让我昨天的所有行为都一笔勾销——当然不能。但昨天的事让我属实无比想念我身上的白大褂。
　　“柯克兰医生？”
　　走出院子的时候，我正好和加布里埃尔太太撞上，她正牵着她儿子的手，准备送孩子上学。那小男孩手里还拿着一根在目前看来比宝石更奢侈的波板糖。
　　“早上好，加布里埃尔太太。”
　　我对她笑了笑。
　　同时，在内心默默念了一句“mein Gott”。
　　“早上好。英国小姐，你这是要去哪里？昨晚值夜班，上午应该睡一觉的。看你的黑眼圈，比加利的狗毛都要黑……”
　　没等我回答，她又往我院子里看了看，指指我的房子，压低了声音。
　　“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可要多注意……昨天你不在，你家的德国鬼子带了女人回家。可别传上不该得的病，月经带，内衣，沙发套……都洗干净，听说小诊所里，最近去看那种病的女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多谢您的关心，尊敬的太太。但这些话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说。”我微微一笑，提醒她，“另外，波板糖还是放在家中比较好。这东西现在不好得，会招人眼红。”
　　加布里埃尔太太撇了撇嘴，显然对我泼她冷水的行为不是很高兴。
　　“我还要去医院。失陪了，太太。”
　　“医院？你怎么又去医院？”
　　“比起来过妓女的房子，我宁可回医院休息。”我对她略一欠身，“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
　　我路过她身边时，听见她小声说了一句“傲慢的英国人”。我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但在我的老房子彻底消失在我视线里之前，我还是没忍住，回了一下头。
　　维尔纳果然站在二楼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他对我挥了挥手。我看不清他什么表情，没回应他，只是低下头，将脸埋进围巾里，快步离开——Bugger，我今天戴的还是他送我的那条蓝围巾。

　　圣马洛的一切看起来都和前一天没什么变化。配给商店的长队和每天一样长，其中有个别人在抱怨前夜工兵通宵排爆的行为导致他们没睡好觉。广场上的妓女还在慢悠悠，懒洋洋，坦胸漏乳地和男人调情。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发生。有只鸽子落在我的手提包上，咕咕两声后，又飞走了，只在包上留下一个袖珍的树枝印。有个小贩在往检查的德国宪兵脸上吐烟圈，年轻的小士兵咳红了脸。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
　　我想，大概是舞会的消息还没传开的缘故。
　　我和每天一样走进医院，和医护们打招呼，一路上到三楼，换上白大褂，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穿上它的时候，我终于觉得如释重负，整个人都神采飞扬了不少。虽然我还是觉得什么不太一样——但至少回到医生身份，能让我短暂地找回一些支离破碎的道德感。命运让我穿上这件白大褂，给我拯救生命的机会，我分外珍惜；我不想在我还能救人的时候就被唾沫淹死，至少等到我救完人再用唾沫淹死我。
　　在我作为“通敌妓女”被绑上耻辱柱之前，先让我——
　　作为医生，再救一个能救的人。
　　走进诊室时，凯瑟琳正在打哈欠。
　　“早上好，艾瑟尔。”她揉了揉眼睛。
　　“早安，凯瑟琳。”我说，“你看起来没睡好。我这里还有些红茶，你要喝一点吗？可以提神。”
　　“谢谢！你总是如此慷慨，艾瑟尔。”
　　我笑了笑，撕下一张空白的处方笺，给凯瑟琳分了一些茶叶。
　　“艾瑟尔，幸好你没住在那附近……昨天半夜，德国人突然封锁指挥部周边的街区，军车轰隆隆的，探照灯比太阳还大。”凯瑟琳说，“听说有抵抗分子在旧下水系统安装了炸药，德国鬼子连夜排爆。我的孩子们还以为水管里有小美人鱼。他们兴奋了一晚上。”
　　“喔，我想起来了，凯瑟琳。你正好住在那附近。”我回答，“昨晚对你来说一定很不容易。”
　　“啊，是的。”凯瑟琳耸耸肩，“不过深想起来，非常可怕。一旦爆炸了，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虽然整个城市都对德国人感到不满，但是……哎，很多行为无法评价对错。只能说有些抵抗分子的行为和恐怖袭击也没什么区别……虽然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但我没那么高尚，我不想被牺牲。如果要牺牲，请留下我的孩子们。”
　　“别这么说。”半晌，我回答她，“……发起战争的人，他们才是卑劣者。”
　　上午，我照常查房，扒开一个德国水兵的眼睛查看对光反应。他的眼睛如同砧板上死鱼的眼睛，完全没有反应。
　　又一个快死的人。我摇摇头，直起身。
　　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喧闹声。
　　我连忙走到窗边。
　　看向楼下时，却愣住了。
　　——楼下围了一圈人。他们中间是一个躺在血泊中的女人，血正从她的头部汩汩流出。但却反常地，没有人上前。有两个护士，但站在一边窃窃私语。还有几个人在向那个女人投掷石子。宪兵则在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热闹，嘴里还聊着些什么。
　　我没什么犹豫，拿着记录本，一路奔下楼。
　　我的白大褂顺利让人群为我让开一条路。我蹲下身，查看地上的女人的情况。女人大概三十多岁，后脑的颅骨被砸裂了，鼻梁和眼眶骨骨折，满脸淤血。脑组织变形，大量出血，重度颅脑损伤。翻开眼皮，瞳孔接触到光线后尚有反应。
　　我对那两个护士说，“去叫担架。她需要立刻手术。”
　　她们两个却没动，反而为难地看着我。人群亦是在我说完这句话后，变得鸦雀无声。
　　“医生，我想我需要告诉你一些事。”他们中有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冷哼了一声，“这女人叫维拉·洛朗，是我的老师，一个通敌妓女。”
　　说到最后那几个词时，那孩子压低了声音，看看四周。围观者们大多露出憎恶和恐惧的表情，有夸张者正捂住口鼻扇风。
　　男孩看宪兵们没有过来的意思，才继续道：
　　“她的奸夫——我是说，情人——是德国人。他被调离圣马洛，但他没有带她走。没有人送她过来，她是靠着最后一口气从学校走过来的。她在上课时被砸破了头——冲锋，起跳，飞扑，啪。你不知道喝彩声有多大，医生，女孩们像看见了美国的橄榄球明星一样。”
　　说到最后，男孩的嘴角因为控制不住笑容在抽搐，眼里有骄傲，也有鄙夷。
　　“橄榄球明星。”我冷笑一声，厉声问，“你的女老师的头，是你的达阵线吗？”
　　男孩讪讪地，没说话。
　　我闭了闭眼。我胸中久违地被悲愤与悲凉充斥着。我仿佛透过维拉支离破碎的头颅，看见了我的结局。
　　“护士。”我再一次开口，“去叫担架。”
　　“柯克兰医生……”
　　“我不能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词。”我淡淡地说，“我会签字负责。洛朗小姐由我收治。快点，死神不等人。”
　　护士们这才转身，一溜小跑进了医院大楼。
　　我抬起头，对那个年轻人厉声说：
　　“孩子，你面前是一间军控医院，里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救过德国人，包括我。在我下楼之前，我的手刚刚翻过一位德国海军的眼皮。所以，你也要砸死我吗，年轻人？还是你想烧了主宫医院，让法国人也失去就医权？你的石头该砸向始作俑者，至于她——她该由历史来处决，而不是你。她的死亡不该由你来同意。”
　　两个护士带着担架来了。我没再看那个孩子，头也不回地走进医院。我隐约听见身后有议论声——“英国人”，“抛弃法国”，“脑膜炎专家”，“家里有军官”，我知道他们或许也会用揣摩维拉的语言揣摩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选择拯救维拉的同时，也是在试着为自己清创，为自己控制感染——同样名为“通敌妓女”的病毒，也正在我颅内形成脓肿灶，只待喷发，再等待历史与时间决定，是否要为我注射抗生素，为我开颅放液。
　　我只有等待权，而没有求救权。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在门口的信箱里收获了一小包劣质的红茶，附着一张粗糙的小纸片。借着一点暗淡的月光，我模糊地辨认出来，上面写着的是“Merci.V.”
　　纸片看着像是学校的教科书上撕下来的。
　　留言者当然不可能是维拉——上午我为维拉动了手术。她现在还在病房里。她的情况非常不好，临下班的时候我嘱咐值班护士，如果出现突发情况，就通过我的私宅电话联系我。
　　没有人来看她。没有人关心她是死是活。
　　除了我——一个和她一样，也许未来会步她后尘的英国女人。
　　我想办法联系到镇上的学校，他们却对她的身份和家人信息讳莫如深，也因此治疗费用只能由我垫付。亨利知道这件事之后，提出要和我一起承担治疗费用，被我拒绝。
　　我的法国父亲还不知道——
　　我是在为我自己赎罪。
　　除了维拉的风波，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其他风吹草动。下班的路上，还有病人家属认出我，和我热情地打招呼：“柯克兰医生，晚上好！”——如果法国人知道我和德国军官跳舞，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
　　就连西蒙·勒鲁瓦也并没有来医院，更没有出现在任何街头巷尾——有关碎镜小组的一切，仿佛从未在圣马洛的土地上出现过。虽然很伪善，但我希望他和他其他的小队成员没有被捕。逃走，或者隐姓埋名，都好——如果他们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请不要再把无辜的日子人推上赌桌了！
　　我把这两样东西拿进屋里，放在小圆桌上。
　　维尔纳已经在家中。他和之前一样，坐在马丁姨夫的扶手椅里，安静地看着书。钢琴的盖子开着，应是在之前弹过，等下可能还准备继续弹奏。壁炉和他每次在场时一样，烧得暖暖的。
　　他看起来和每天并无区别。但我们都知道区别已经显而易见地存在。时间和命运是多么奇妙的东西——那场刺杀，也只发生在前一天。不过在医院久了，一夜之间，甚至一分钟，一秒钟之间，一切天翻地覆，急转直下，都是太常见太常见的事。在我们神经外科，总会有脑疝而死的病人。上一秒呼吸心跳尚且正常，床边的家属还在说笑，下一秒哭声就响了起来。
　　听见我进来，维尔纳把书合上，直起腰。可他什么都没说，没打招呼，也没站起来，只是背对着我，木雕泥塑般坐着。
　　我也没说话。我最擅长的就是保持沉默。
　　一时间，屋内只剩下我脱下大衣时的布料摩擦声，和炉火跳动的声音。又有松脂被烤化了，发出“啪”地一声脆响。
　　我走进厨房，拉开橱柜。
　　橱柜里摆上了他从指挥部带回来的东西。黑麦面包，牛肉罐头，黑啤酒。面包切开且用碗碟罩好，牛肉罐头和黑啤酒还没打开（另外一提，牛肉罐头不止一天的量）。
　　我没说什么，只默默吃掉了那一小碟面包，并把黑啤酒打开，倒了一杯——我家没有啤酒杯，我只能用我喝牛奶的杯子——本来想给维尔纳，想了想，最后还是自己喝了。气泡沙沙地灌进嗓子时，我吞下了一个嗝。我讨厌黑啤酒，它真难喝！
　　客厅里又响起脚步声。维尔纳站了起来，走到楼梯口。他并没靠近厨房，我也没感觉到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想我昨晚和今晨的两次拒绝彻底伤了他的心，他大概要把他说的“回到原点”付诸实践了。
　　或许——我也不知道原因——我该再喝杯啤酒，他的黑啤酒。他还在楼梯口徘徊，可我回过头，永远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我说不上是什么感觉，许是白天在医院被维拉的事情冲击太大，我此时此刻并不像昨夜一样情绪激荡。那个麻木，死气沉沉，允许一切发生的艾瑟尔·柯克兰又回来了。
　　维尔纳在我开始倒第二杯啤酒时，缓步上楼。
　　啤酒泡沫溢出牛奶杯，顺着我的手背和流理台的边缘滴下来。我却并没擦，只把啤酒瓶颓然放下，在昏暗的厨房里握着杯子，僵硬地站着。
　　——我想，我可能出了神；不然我不会听不到他下楼的声音。而他们德国人的靴子总有一百种方式发出声音。也因此他站在我身后，覆住我湿漉漉的手时，我的手狠狠地抖了一下，几乎可以归类为痉挛，差点把那可怜的玻璃杯彻底砸在地上。
　　但我没有。因为他握住了我。
　　黑啤酒顺着我们的手指横流。
　　起初他没说话，从身后把我环住，拿了块布巾，把我们的手擦干净。布巾被挂回去了，但是手却没有收回去；两只手都没有。一只握紧了，另一只搭在我腰间，松松地环着。
　　他开始叫我的名字。
　　“艾瑟尔。”
　　“嗯？”
　　“艾瑟尔。”
　　“……嗯。”
　　“艾瑟尔……”
　　“嗯。”
　　他不再叫我了，只抱紧我。寂静。屋里静极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像听音乐一样听他的呼吸，仰起头，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今晚没有月光，客厅隐约的光线把窗户变成镜子，而我们的影子在黑洞洞的窗户上交叠在一起，直到他慢慢松开我，把我转过来——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我却听见脓肿在脑袋里轰然炸开，脑袋里的血流开始失序，脑脊液都在各个脑室间乱窜起来——我恍恍惚惚，我朦朦胧胧，眼前的一切像是浮光掠影。他似乎总有让我精神错乱的能力。
　　维尔纳望着我，眼神幽深如夜海，仿佛藏有压抑许久的惊涛骇浪，那股潮水在临界点来回翻滚。他指腹细微的纹理和老硬的枪茧，正一寸寸在我脸上留下名为他的烙印。我也伸出手，捧住他的脸。我的双手贴在他的脸颊上，爱抚着他——我从未这样，作为女人，缱绻地抚摸过一个男人的皮肤。它们带着胡茬，温热，略显粗糙。我听见维尔纳立时变得急促的喘息声：一个男人情动时如梦似幻的呼吸，它轻颤着，每一声喘息都像有一只蝴蝶落在我心头。
　　他的大拇指落在我唇上，轻轻地摩挲。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一切的道德与法理，总会在某一瞬间屈从于本能的性冲动。他缓缓贴近我。越来越近，我们的鼻尖轻轻碰到一起，再错开。我几乎已经能感觉到他唇瓣上干燥的触感——
　　电话铃声响了。
　　我们仿佛被捉奸——几乎如同火烫般，猛然拉开距离。而我与他的手还停留在彼此的脸上；我的四指指尖用力按着他的脸，拇指则轻抵着他的下巴。
　　“我得去接电话。”我收回手，快速地说，“主宫医院。”
　　维尔纳没说什么。他只是垂下眼，手指从我脸颊上滑下来，点了点头。我则随手拨弄了一下头发，快步走到客厅，接起电话。
　　“护士艾琳·格莱蒂，柯克兰医生。维拉·洛朗在五分钟前突发脑疝死亡。死亡时间是19时36分。”
　　“知道了。”我说，“通知教会来认领遗体吧。”
　　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
　　“我明白了。按一般流程处理。”
　　“好的，柯克兰医生。”
　　我放下电话，坐回扶手椅里。维尔纳走过来，单膝跪下，轻轻握住我放在膝盖上的手。
　　“发生什么了？艾瑟尔。”
　　“我有个病人去世了。”
　　“很特别的人吗？”
　　“也不是很特别。”我心情沉重地说，“一个……他们叫她‘通敌妓女’的中学女教师。她叫维拉，维拉·洛朗。”
　　维尔纳没说话。一种凝滞而伤感，犹如葬礼上的白布的气氛开始在我与他之间扩散。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有心情回忆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性冲动了。
　　他握了握我的手，“我在听。”
　　“她是一个德国士兵的情人。他离开了圣马洛，但没有带她走。她失去了庇护，被她的学生砸碎了颅骨，凭借着求生意志走到医院，倒在了医院门口。没有人来通知我们……当时我在三楼的病区查房，听到有声音，才注意到楼下的事情。我想，她的求生意志……或许就是再次见到那位士兵吧。她的学校，家人，都不承认和她有关系。治疗费是我为她支付的。”
　　我说完维拉的故事，只觉得我与维尔纳身在墓园中。
　　我是墓碑。而他，是墓穴。
　　我们两个——是一座坟。

　　————
　　＊出自胡果·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