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体编号K》格莱维特

4、极端社会隔离研究实验 他们挑选“

　　第二周的实验推进得格外艰难。

　　Klaus开始出现频繁的重复行为。

　　李丹透过单向镜，看见他把那张皱巴巴的提示纸条一张张摆在桌面上，沿着桌沿抹齐，又全部拿起，再一张张摆回去，像是一台被卡死在同一指令上的机器。

　　他对明室的厌倦愈发明显，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朝空气发问：

　　“什么时候结束？”

　　无人应答。

　　更糟的是，食欲锐减与昼夜节律的彻底错位，使得□□分析中轻度炎症标志物上升——免疫系统开始被慢慢啃噬。

　　他的反应也迟缓了。

　　过去只要小窗一推开就会立刻接过餐盘与清洁用品，如今却像从水底慢慢浮出的影子，迟滞、麻木。

　　李丹担心，他还能否撑得过接下来十天的后期观察。

　　此刻，Klaus顶着一头亚麻色的“鸡窝”，佝偻坐在床沿，直面那面镜子。

　　他对着镜子说话，像是在与另一具隐形的自己对谈。

　　“我叫Klaus，你呢？”

　　——我叫李丹。

　　“我很喜欢你。”

　　——谁？……我！？

　　“你可以娶我吗？”

　　——娶？同性恋会被关进蒙比约监狱。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是不是我在监狱里又做错了什么？”

　　——不知道？

　　“妈妈和弟弟，你们在哪？”

　　——妈妈......和弟弟？

　　“我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口卖咖啡和香烟，应该能打听到你们的消息。”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可是为什么要判十年呢？”

　　——什么？

　　“别人卖的和我一样，才关几个月。为什么到我，就是重刑犯？”

　　李丹的困意在这一瞬被驱散，像被冷水兜头浇醒。

　　——他什么意思？

　　他，不是因为走私科技设备入狱？

　　这是警察局的误判，还是Klaus在撒谎？

　　但眼前这个失眠耗损、近乎行尸走肉的人，还能编出一套体面的谎言吗？

　　一个念头在她心里浮起，又被她按下。

　　她需要证据。

　　她在报告上细致标记下时间线与被她隐瞒了一部分的言语内容，脑中飞快拟定脱身计划。

　　敲门声骤然响起。

　　“Dan，李博士请你去一趟办公室，这边由大卫顶上。”乔柯斯的声音透过门缝，有些干涩。

　　大卫？那个给自己“放假”的家伙？

　　李丹没有追问。

　　她起身，前往李慧英的办公室。

　　门一推开，李丹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与对面一位着空军制服的年轻男人交谈。

　　“Danny，这位是James，你父亲老同学的儿子，现在在你父亲手下做事。”李慧英难得露出笑容，语气轻松。

　　寒暄几句后，李丹很快明白过来——这是相亲。

　　母亲并未征询她的意思，便擅自敲定了第二天的约会，还体贴地给她批了假，叫她回去休息。

　　回到观察室，李丹看见大卫趴着桌面没精打采。

　　她打趣：“这么快就结束‘休假’了？”

　　大卫闻声立刻关门，压低声音：“我的女王，求你千万别说我这几天‘休假’过。等项目一完，我请你吃法餐！”

　　原来是自己给自己放的假。

　　李丹抿嘴笑了笑，开始收拾这几天在暗室里临时安置的“家当”——洗漱包、替换衣物、几件日用品。若再多住些日子，这里确实足以成为她的卧室。

　　回家。

　　热水澡洗去一身的疲惫，李丹像是短暂回到现实。

　　她换好衣服，直奔警察局。

　　她还没掏出工作证，就被警长远远认出来。一路寒暄，客气得像送客入席。

　　听闻她是来查重刑犯与死刑犯的档案，警长露出心照不宣的神情，手续一路绿灯，档案也递得极为利落。

　　既然研究所的秘密实验“点名”重、死刑犯，背后必有交易。至于交易的细则，不言而喻。

　　李丹翻阅得不紧不慢，像随口闲谈般说道：“好像有个叫Klaus的，已经被我们所收了。他犯的是什么？”

　　警长呵呵一笑，语气轻松：“敢在交界处走私收音机，判他十年不过分吧？”

　　李丹装出受惊的样子：“那得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贵到这种地步？”

　　警长一愣，随即堆起笑：“外国牌子，飞利浦。很经典的款，对普通人家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过对您家，那可就是个小摆件了。”

　　李丹只微微一笑，不再接话。她继续翻阅，余光看见警长搓着手，难掩局促。

　　她合上档案，客套几句，说“最终要由母亲定夺”，便被警长送出门外，笑容一路随行。

　　回到家里，她取过摆在壁柜上的那台经典飞利浦收音机，装进包里，驾着白色甲壳虫，掉头驶向研究所。

　　走廊上同事们纷纷致意，显然知道她下午获准休假。

　　李丹一一含笑点头：“落了点东西，回来取。”

　　她提着包进观察室。

　　大卫不知所踪，只剩Klaus坐在床沿发呆。

　　李丹锁上门，从包里取出收音机，放在托盘上，连同一张纸条一起从小窗推进去：

　　——“请说出这个产品的品牌。”

　　Klaus盯着纸条，似乎读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他把收音机翻来覆去，抚过面板、旋钮、背板铭牌。

　　李丹的心，凉了半截。答案还未出口，她已隐约看见真相的轮廓。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像被磨损的金属摩擦。

　　李丹当即收回收音机，塞回包底。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那枚定时询问的闹钟又响了。

　　但这一次，他从对讲机里听到一声清晰的回应：

　　“很快。”

　　走出观察室，李丹没有等到大卫。她不能多留，匆匆离开研究所。

　　她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郊外的林地。

　　风从树林缝里穿过，带着冷意。她需要时间，去把散落的碎片拼成图。

　　如果Klaus是被冤枉的，警长为何刻意“加码”？

　　Klaus自问过，同样的货，别人只判几个月，为何独独他十年？

　　她闭上眼，回想他对镜子的呢喃。

　　他想念母亲与弟弟，他在交界处卖小商品，为的是打听她们的下落。这至少说明，他的两个家人不在西柏林，不在身边。

　　那么，为何他成了“重刑犯”？

　　母亲的秘密实验只要重刑与死刑犯；而警长可以“制造”一个重刑犯。

　　可监狱里原本就有足够多的重刑犯，为什么还要“伪造”？

　　除非，他们在挑人。

　　除非，他们需要特定条件的人。

　　她顺着思路往下走——

　　如果Klaus的家人不在西柏林，就不会有人探监，更不会有人为他翻案。这样的被试，最干净，也最“安全”。

　　他们在交易。

　　他们挑选“安静的人”，不会被想念的人。

　　但为什么是Klaus？

　　哪怕极端隔离实验残酷，却未必致命。若他活着出去，他依然可以举报。

　　等等。

　　母亲曾说：“完成实验的被试者都会被好好安置。”

　　可约翰说：“那些逃跑的被试者，会被解决。”

　　高G实验里，逃跑者被车祸“解决”。

　　那完成者要如何“安置”，才能永远不会说话？

　　只有死人会永远闭嘴。

　　想到这里，寒意沿着李丹的后背直爬上颈项。

　　林间并不算冷，她却觉得像被掏空了体温。

　　“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答案早就摆在她眼前——那一摞秘密实验的档案记录、那些干燥而冷酷的报告。

　　这座以“医学研究所”之名搭建的牢笼，从未移动过半寸。而她的母亲，是牢笼的缔造者。

　　李丹拭去已经在脸颊凝成细线的泪痕，重新发动车子。

　　她需要Klaus的家庭信息。

　　她需要知道——那些顺利完成了实验的被试者，被“安置”在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