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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讲一段,立一个案 每一段讲述 ...


  •   林茜递了瓶水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声音哑了点,但还是挺直了背。

      “我要讲名字。”

      “我叫邵唯。”

      “十八岁那年,我在‘讲述素材项目’里留了音,现在我要收回。”

      “我不是讲素材。”

      “我是讲命。”

      “他们不能拿我哭的视频去换资金。”

      “不能拿我的录音去交差。”

      “不能在她们一个个死了之后,还说‘她们素材反馈不错’。”

      她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一头短发。

      “你们可以打码,但这次,写我名字。”

      “让他们知道,我活着讲完了。”

      程漾把她的话一句没漏地记进原稿。

      “这份,我们立卷。”

      “她愿意实名,我们就写名字。”

      “你们说她是编号,我们就拿这名字顶上。”

      “你们写‘反馈良好’,我们就贴上‘人命未清’。”

      讲述会还没结束,联络组那边传来消息。

      “新增预约八十三人。”

      “其中二十四人希望录音讲述,五人愿意现场讲。”

      “还有一个女记者,说她曾在‘项目报道组’待过,现在愿意讲她当年是怎么接到稿的。”

      “她说,她是‘听哭的人’。”

      程漾一听,立马站起来。

      “让她来。”

      “安排第三场讲述会。”

      “我们就照这个规格搞——谁讲,我们就听。”

      “谁听,我们就记。”

      “谁记,我们就立案。”

      “我们不是在搞活动。”

      “我们是在追账。”

      “是让她们一条条讲完——她们怎么被写成数字,又怎么自己变回人。”

      “讲述人机制,从现在起,正式备案。”

      她回办公室,直接起草报告,标题只有一句:

      【关于“讲述人制度”入卷请求书】

      林茜在旁边帮她理资料,小声问:“你觉的他们那边会批?”

      “批。”

      “你怎么知道?”

      “他们怕。”

      “怕我们讲太多?”

      “不是。”

      “是怕我们讲的太清楚。”

      “怕我们不是在‘情绪渲染’。”

      “是照章立案。”

      “怕我们不是在爆料。”

      “是按程序清算。”

      报告发出去不到两小时,调查组那边回了电话。

      “同意备案。”

      “但要求讲述必须留音源原档。”

      “每一份需附‘讲述人自愿书’与‘内容核查无误确认函’。”

      程漾听完,直接把手机往桌上一放。

      “他们不是要合规?”

      “那我们就合规到底。”

      “下一场讲述会,换会议厅。”

      “开两天。”

      “讲完为止。”

      林茜问:“要不要准备点茶水?”

      程漾摇头。

      “准备空椅子。”

      “这次——不请谁。”

      “谁想讲,谁就坐。”

      “她们不是为了录音来的。”

      “她们是为了一句:这次你们听我讲完。”

      会议厅设在旧城北那栋老职工活动中心。

      门口台阶高,砖缝里长了草。

      桌子是从文化馆借来的,木头的,角还蹭着旧漆。

      程漾站在门口看了几秒,然后说了句:“就这儿。”

      “我们讲的,不是档次。”

      “是命。”

      她回头看了一圈:“灯装好了吗?”

      “装好了,棚灯、顶灯各三组,没开滤镜。”

      “收音设备谁盯?”

      “林茜那边。”

      “摄像不要转场,固定两个角,谁讲就定镜头。”

      “好的。”

      讲述会正式开场那天,下着点小雨。

      但人不少。

      有登记过的,有现场来的,还有几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性,说是“陪朋友过来”。

      现场坐了三十多个,站的更多。

      第一位讲述人是个二十四岁的女生,叫柳瓷。

      她没要化妆,也没带稿子。

      上台第一句话就把人听住了。

      “我被打针,是因为他们说我太沉默。”

      “打完以后我一天说了一千多字,他们说‘效果不错’。”

      “然后我就被标成‘反馈良好’。”

      “我才知道,我不是‘情绪异常’,我是‘配合度不够’。”

      “他们不是在治我,是在调我。”

      “他们要我像他们想的样子活着。”

      她讲的过程里,没哭。

      只在讲到“调”这个字时,把嘴角抿了一下。

      “我不想活成他们调过的样子。”

      “我现在讲话不顺,是因为我喉咙被灌药灼伤。”

      “我没办法像视频里那样讲话清楚。”

      “所以你们听不清我讲的没关系。”

      “你们看我写的就行。”

      她把一份文件放到桌上。

      “我保留了那张反馈表。”

      “上面写着:‘该资源可拓展,调适效果良好,建议继续试点安排’。”

      “我那时候刚过生日。”

      “我不知道我是哪天成了‘资源’的。”

      “现在我知道了。”

      “是他们看我不吭声,就觉的我能控。”

      “是他们看我不反抗,就觉的我好打。”

      “是他们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顺从。”

      “可我不是顺从。”

      “我是没的选。”

      她讲完后,程漾把那份反馈表拿过来,直接装档,没让她多等。

      “这份材料,我们正式入卷。”

      “你不是‘反馈材料’。”

      “你是证人。”

      “你讲的不是情绪。”

      “是案情。”

      第二位讲述人,是个男孩。

      他十八岁,穿着一件黑T,一上台就说:

      “我是被安排人的。”

      “我不是讲述人。”

      “但我现在想讲。”

      “我讲我当年,是怎么一步步把别人往那个‘体验区’里送的。”

      “我收的是现金,没有签合同。”

      “我当年跟着一个做‘项目协调’的老板,他说‘你就是联络员’。”

      “让我在微博、小红书上找那种‘说自己穷’、‘说自己没出路’、‘说想红’的女孩。”

      “我联系她们,送她们去‘风荷’。”

      “我告诉她们,有机会拍广告,有人请客,有人帮签工作室。”

      “她们信了。”

      “我送了七个。”

      “有三个,后来联系不上了。”

      “有一个跳楼,没死。”

      “但她现在说话断断续续的。”

      “她还会记的我。”

      “她见我那天,在风荷门口问我一句:‘你是哪个导演派来的?’”

      “我说我是助理。”

      “她说助理也算人吗?”

      “我当时没回答。”

      “我现在回答她。”

      “我那时候,不是人。”

      “我是工具,是他们用来筛人的筛子。”

      “她们进去,是我拉的。”

      “她们出不来,是我没讲。”

      “现在我讲。”

      “不是求原谅,是我知道——她们讲不出来了。”

      “她们死了,我活着。”

      “我就该讲。”

      程漾让人给他准备了档案表格,让他自己签字写名。

      他把名字写上去了。

      “我叫石然。”

      “十八岁。”

      “我不配的轻判。”

      “但我愿意作证。”

      第三位讲述人,是个记者。

      年纪不大,穿着长风衣,挎着旧单反。

      她坐在讲述位上,拉开背包,从里面掏出一张老档案。

      “这是我五年前第一次跟‘青年文化调研团’去拍专题时留下的项目安排表。”

      “上面写的是‘女性成长项目——心声采样’。”

      “他们给我的是素材清单。”

      “我对着清单一个个拍,拍那些‘说自己改变了’、‘说自己感激平台’、‘说自己愿意配合’的女孩。”

      “有一个女孩,我现在还记的。”

      “她说自己愿意拍视频,是因为不想被退回。”

      “她说她之前拍过一次,剪出来不够‘正能量’,被退了。”

      “所以这次她化了妆,笑的特别大。”

      “但她笑完那一段,转头就吐了。”

      “我想关机,被制片人拦了。”

      “他说‘先录完再说’。”

      “我那时候只觉的恶心。”

      “但我没说话。”

      “我不是没良心。”

      “是我知道——我要讲出来,就的丢饭碗。”

      “我那时候才刚转正。”

      “我怕被骂,怕被刷差评,怕‘态度不稳’。”

      “我后来没去风荷了。”

      “我转去别的板块。”

      “可那女孩后来死了。”

      “她被写成‘精神失调’。”

      “我知道她不是。”

      “我见过她下班走在那条小道上的样子。”

      “她走的直。”

      “她不是疯。”

      “她只是讲的太真了。”

      “真的让他们怕了。”

      “我现在讲,是因为我知道——她讲不回来了。”

      “但她那段视频还在。”

      “我带来了。”

      “你们可以放出来。”

      “让他们看看——她当时说的‘我愿意’是拿刀指着讲出来的。”

      程漾当场打开视频。

      片子不长,四分十七秒。

      前两分钟是讲述人讲自己“收获成长”,后两分钟是她关掉麦后趴在桌上吐的画面。

      视频结尾,只有一句话:

      【我讲了,我能活吗?】

      那一刻,现场没人说话。

      只有录音笔还在亮着灯。

      程漾收了视频,一句一字落档。

      “这段视频,立卷。”

      “这不是表演。”

      “是证据。”

      “她不是‘配合者’。”

      “是受害人。”

      她看了眼时间。

      下午四点二十七。

      讲述会还有七个讲述人排着。

      她说:“不撤场。”

      “我们听完为止。”

      “每一段讲述,不是直播。”

      “是——立案。”

      那天下午,讲述会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半。

      中途没人起身走人。

      现场椅子坐不下,就站着,站不住就靠着墙。

      有人点了一盒烧饼,一袋矿泉水放在后台,谁讲完谁就过去拿一口。

      也没人喊饿。

      因为没人舍的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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