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之门——命运交织，千年之门即将开启》雪飞满天0414

72、探讨武帝更化改制，董氏儒术愚民工具

　　“我明天一早给你两个伯父打电话。”父亲说道，“就订在西城宾馆吧，定个能摆几桌的大包间。”
　　“我明天去办。”大哥问道，“要准备酒吗？”
　　“酒不用准备。”齐珏对大哥说道，“我们车上带了齐家自酿的白酒，应该比市面上卖的酒好，放心吧。”
　　“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明天见。”大哥起身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玉儿。”送走大哥后，我觉得该让齐珏改口了，于是说道，“以后别再叫伯父伯母了，该改口啦。”
　　齐珏一听，脸颊瞬间红到了耳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这孩子，急什么？”母亲瞪了我一眼，转而对齐珏说道，“别听他的，等你习惯了再改口也不迟。”
　　“不了，妈。”齐珏轻轻叫了一声，羞涩地低下了头。
　　母亲脸上立刻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可这笑容仅仅维持了几秒钟，就被一种失落的情绪笼罩了。
　　“妈。”齐珏察觉到了母亲的情绪变化，连忙说道，“您老放心，我和卫国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过一段时间，去京城跟我们一起住吧？”
　　“这事以后再说吧。”不等母亲开口，父亲便接过了话茬，“我们没别的想法，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过得好。”
　　“放心吧。”我点了点头，说道，“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玉儿，你陪咱妈说说话，我和爸聊点历史话题。”我心想，得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眼前这位五十年代兰州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虽说他在中学教了一辈子书，但对历史的研究从未中断，许多观点就连专业的历史专家都未必能及。
　　齐珏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对母亲说道：“妈，咱们去卧室聊吧，让他们父子俩好好说说话。”
　　我在父亲身边坐下，说道：“我想请教您这位兰大历史系的高材生一些历史问题。”
　　“好啊，你想问什么？”一提起历史，父亲脸上总会泛起喜悦与骄傲。我知道，这是他对历史深入骨髓的热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
　　我递给父亲一支烟，说道：“半年前公司开了个研讨会，有几位史学专家提到汉武帝时期的更化改制，说正是这次改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繁荣的根基。所以我想听听，从历史研究者而非政治家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这可是个大课题。”父亲眯起眼睛，沉思片刻后说道，“上大学时，我主修秦汉史，那会儿对汉武帝的更化改制评价很高，觉得正是这次改制打下了中国历史繁荣的基石。不过后来研究了秦以前的西周、春秋和战国历史，尤其是对诸子百家学说有了更深的理解后，我的看法改变了。”
　　“也就是说，您起初是赞同的，现在却不认同了？”父亲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他对待历史向来严谨负责，尤其是自己研究的课题，即便因种种原因没能将历史研究作为终生事业，我也知道他从未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索。
　　“不错。”父亲点了点头，说道，“如果把历史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封建社会，这个结论或许站得住脚。但要是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汉武帝更化改制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动机，并非史学家评价的那样光彩夺目。”
　　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震。原本想从他的研究成果里验证齐家寻找月光之门的动机，分析这种动机形成的缘由，没料到他的结论竟出乎我的意料。
　　“汉武帝更化改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董氏儒术成了统治工具。但在历史进程中，董氏儒术的这种工具性并非始终有效。在朝代更替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大多不是董氏儒术，而是春秋时期其他学派的思想，比如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可一旦夺取帝位、巩固政权后，新的当政者却无一例外，都把董氏儒术奉为统治思想的正源。这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
　　父亲提到墨家和法家思想时，我怕打断他的思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插话。
　　“然而，当新的封建统治者以董氏儒术为指导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后，一个惊人的事实便浮现出来 —— 这个政权会以极快的速度走向腐败，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紧接着便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旧政权被推翻后，新政权重建秩序，随后又迅速腐败，再被后来者取代。这种历史进程，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而言，带来的是统一与动荡的循环。从政权统治的时间来看，最长的不过两百八十多年，最短的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即便后世评价极高的大唐，在安史之乱后也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说明什么？说明构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朝代更迭。这种情况放眼世界历史，唯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这样的特色。”
　　从父亲的话里，我能听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早已形成体系，于是追问道：“您认为，以董氏儒术为正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
　　“可以这么说。”父亲答道，“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像一座金字塔：塔尖是封建统治的代表，也就是皇帝；往下是他的代理人，代为管理所有事务；代理人之下是庞大的官僚阶层；再往下是富绅阶层；最底层则是普通百姓。在这种结构里，最高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了解底层百姓的诉求，最多只能知晓代理人的诉求。而每一层级的代理人，其诉求体现的都是本阶层的利益，对下层的体恤微乎其微，这就导致最高统治者很难真正看清社会的真实面貌。”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就像那个流传千古的笑话，晋惠帝听说百姓没饭吃，竟反问‘何不食肉糜’，听起来荒唐可笑。很多人觉得这是晋惠帝个人的问题，可实际上，多数时候这种情况是封建帝王的共性。信息不通畅，再加上统治阶层、代理人阶层、官僚和富绅阶层都在追逐私利，到了底层百姓身上，就成了被放大无数倍的苦难。”
　　“同时你也能发现，朝代更替初期，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社会反而会更公平，生产力也能快速发展，很多盛世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可等到政权稳固后，统治者要守住既得利益，需要一个理由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外衣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董氏儒术 —— 因为只有它能为这种需求提供全套的理论依据。”
　　“我明白了。”我终于领会了父亲的意思——法家、墨家和齐家的联盟，正是始于元光元年，而这一年，恰是董氏儒术成为西汉统一政治思想的开端。
　　我接着追问：“您是不是觉得，董氏儒术只满足了封建统治集团的需求，却对被统治的社会基础 —— 普通百姓缺乏体制性的关怀？”
　　“可以这么说。”父亲对我的理解颇为满意，他笑了笑，继续解释道：“董氏儒术的核心是等级思想，它在荀子‘天地君亲师’的理念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是一套森严的等级排序。这套体系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暗藏不合理之处：天地作为自然的存在，本就无人能掌控；但‘君、亲、师’的排序并非天然属性，而是人为强加的结果。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原本人格平等的人变得不再平等——这恰恰是封建统治最需要的理论支撑。董仲舒精准地迎合了这种需求，为统治者量身打造了这套学说，它自然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维护权力的工具。”
　　我猜想父亲对此一定还有更深的研究，便试着引导他继续说下去：“既然如此，其他学派肯定不会任由儒术一家独大，他们应该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吧？”
　　父亲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按理说，其他学派确实应该反对儒术的独尊。春秋时期本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各种学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墨家、道家、法家、儒家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当时的佼佼者。可惜道家作为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没能进一步发展壮大；最令人遗憾的还是墨家和法家的学说——墨家思想蕴含着人格平等的理念，若以此治理天下，中国历史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法家思想则体现了规则意识、法治精神和契约观念，只可惜后来的继承者过于强调规则与法治，忽略了人性中潜在的能量，最终没能成为封建社会治世的主流。”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变法都源于法家思想的实践，除了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成功地铸造了一个强大的秦国，其他变法要么失败，要么不了了之。在儒术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任何违背儒术的政策，必然会遭到儒术惠及阶层的强烈反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当时秦国的主导思想并非儒术，变法不会受到被儒术洗脑的利益集团的围攻和抵制，所以即便商鞅身死，变法依然得以延续。不过，法家子弟过于推崇严刑峻法，也确实掩盖了不少变法成功的闪光点。”
　　这些观点我还是头一回听说，细想之下确实很有道理。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关于秦国变法的文章，其中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变法造成了“强国弱民”的局面 —— 对民众的管理过于严苛。这既是秦国能强大到吞并六国的原因，也是秦统一六国后仅过了十二年，就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源。
　　“爸，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如果把法家思想具体化为管理工具，再给这个工具辅以尊重人格与生命的理念，效果会更好？”我试探着问道。
　　“你的说法还不够准确。”父亲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是第一位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首先都是人，必须有与人的本质相匹配的思想，来作为掌控管理工具的准则。如果没有这种思想的约束，即便管理暂时取得了成功，也绝不会长久。就像秦国，通过变法加强对百姓和物资的管控，让自然条件并不占优势的秦国成了最强大的国家，但这种强大却掩盖不了民众的虚弱。”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秦国的变法或许并非主动求变，而只是不想被当时的强国吞并、为了自保才采取的手段。秦国百姓花了上百年时间，才逐渐接受了这种管理模式。可秦灭六国后，却简单粗暴地把这套管理方式直接复制到六国故地，根本没给六国的百姓和士绅适应、接受的时间。这种强推的做法，自然会引发不满。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人纷纷响应，并非他们二人多英雄了得，而是六国的百姓和士绅压根就没有真正接受秦帝国的政策。如此一来，秦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管理首先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董氏儒术呢，却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强行附加了以‘君为臣纲’为代表的社会等级属性，正好迎合并满足了汉武帝集权一统的需求。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儒术不断被强化，最终成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这虽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但真相或许并非如此。”父亲点起一支烟，反问我：“你觉得真相会是什么？”
　　我顿时语塞。压根没料到父亲会突然抛来这个问题，自然猜不出他口中的“真相”究竟为何，只好请他继续说下去。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研究历史，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汉武帝的更化改制，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受北方匈奴的威胁，不得已靠和亲换取和平，这种状况延续了六十多年。刘彻亲政后，为了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甚至要把自己的亲姐姐远嫁匈奴。当时的朝堂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吸了口烟，接着说道：“为了反击匈奴，永绝大汉的后顾之忧，刘彻需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推翻这种治世理念，把大汉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恰好给了他所需的全部理论依据 —— 不仅有集权一统的依据，还能取代朝堂上的黄老思想，达到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目的。”
　　“事实上，汉武帝只是把董氏儒术当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他真正的治国思想依旧是法家那一套。这一点，从董仲舒的遭遇就能看出端倪。更化改制完成后，作为改革理论的创造者，董仲舒并未得到刘彻的重用，而是被外放去王国担任国相。相反，张汤、桑弘羊等人却深受器重，许多酷吏也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像义纵、王温舒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就连混了几十年毫无建树的主父偃，也能官居高位。由此可见，利用董氏儒术完成更化改制后，作为理论创造者的董仲舒，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说，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用的还是法家的治世思想和手段。真正让董氏儒术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和臣子。他们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能看透汉武帝‘阳儒阴法’的本质，最终一步步把董氏儒术推上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宝座，也让大汉从武帝后期开始，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