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昨日头条》寻凫

5、布拉基诗社

　　冬寒卷过寂寥无人的街道，风刮得呼呼响，我缩了缩脖子，裹紧大衣，加快脚步走到院门口。铁制的信箱冰冷冻手，我哆嗦着摘下手套，取出里面的一叠信件之后连忙钻进屋子里。

　　赫尔加夫人递上了一杯热牛奶，随后又去忙碌，我坐在壁炉旁慢慢整理信件。

　　里面好几份政府的征兵宣传单，最上面是一张鲜红的图画——一个满脸横肉、面目可憎，还有着鹰钩鼻的脸藏在被拉开的幕帘之后，底下是无数双举起的拳头，画面中间用醒目的加粗字写着：犹太人，战争的煽动者，战争的延长者。

　　又是无聊的反犹宣传画。

　　将它们丢进火炉后，剩下的是父亲的信件和他订购的报纸。我从中挑出一封印有向日葵的信封，忽略上面鲜红的审查戳记，用小刀割开后，一张相片滑落出来。

　　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正面照。

　　翻过来，背面用俄语写着：剧院的芭蕾舞团表演很精彩。奥列格·谢尔盖耶维奇·奥尔洛夫斯基，1938年1月。

　　我把父亲的报纸和信件单独整理出来，又跑上楼将相片贴到书桌旁，和奥列格之前寄来的明信片挨在一起。再加上以前在法国、意大利和丹麦度假的照片，我总共收集了十几个国家的风景照。

　　和奥列格保持了一年多的通信，那本俄语教学书已经被我写上了满满的笔记。

　　上大学之后，我基本住在宿舍，偶尔回来一趟。刚才急着拆信，此刻走出房间我才发现，家里除了我的卧室还保持着原样外，其余地方看起来都有些杂乱。

　　鞋架上的皮鞋被随意堆放，茶几中央的烟灰缸里塞满烟头……更别提父亲的书房了，桌子上的文件堆积如山，各种资料凌乱地分布着，有的被随意折叠，有的甚至被撕碎，纸屑散落一地。

　　我捡起门口的纸团，摊开抚平后是一份题为《关于加强德日联合经济协作纲要》的指令，由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签发、远东事务组接收。空白处有一个硕大的铅笔问号——看来父亲对这份纲要有所异议。

　　赫尔加夫人正在和沙发上的红酒渍做斗争，见我走下楼，她解释道：

　　“菲尔塞克先生今天邀请了客人，中途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位先生吵了起来。客人们离开后，菲尔塞克先生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很久，不久前也出门了。”

　　这是把家里当成他们聚会的场所了吗？真不知道在发什么神经……

　　我叹了口气，转身回房间，继续与未完成的读书报告作斗争。

　　清晨起来时，身着灰色常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餐桌前边吃早餐边看晨报，属于我的座位前摆着一份黄油吐司和冒着热气的牛奶。

　　我坐到对面，尽力委婉地向父亲表达了我对他生活习惯的不满，尤其是书房。他抬起眼皮，极其敷衍：“平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住，整洁，于我而言是最无关紧要的事。”

　　……我冷冷地说：“希望您那些女伴看到家里乱糟糟的不会产生对您负面想法，以免您在外的形象受损影响事业。”

　　父亲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你不该这样对我说话。”

　　我没有吭声，那话是我故意拿来呛人的。母亲死后他虽没有再婚，却女伴不断。呵，也许我该感谢他从来没有把她们带回家过，否则我刚记住一位女士的名字和脸，不出一个月便用不上了。

　　父亲抬头望向我：“对了，你在学校参加的那个什么社团……”他眯起眼睛，虽然脸上已经泛起皱纹，但眼神仍旧锐利。

　　“只是一个读书爱好者的组织罢了，无需劳烦您操心。”

　　“不管因为什么目的加入，你之后都不要掺和了。那个社团里有人被秘密告发了严重的罪行，涉及的人都要受到牵连。如果不是我，你现在已经在监狱了。”

　　他放下报纸，慢条斯理地擦着嘴角：“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执意要学这个毫无实用价值的文学，把生命浪费在好几个世纪前的语法结构和隐喻游戏……实在想上大学的话，学个音乐或者美术不好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转系事宜。”

　　又是这样的论调。

　　即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专心于工作，我平时的生活有赫尔加夫人照料，他对我只是偶尔问候一句。

　　可某些方面，他又显得控制欲极强，比如在我的人际关系上，要求我断绝与斯图加特好友的来往，甚至没收了一堆信件；又比如在选择大学专业上，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学一些符合“家庭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学科。

　　当然，我不会听他的。

　　我站起身来打断他的话：“首先，我非常感谢您这位外交部事务司司长支持我上大学，毕竟没有您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其次，文学系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唯一的不好大概就是不能为您培养一个合格的女儿。最后，您慢慢享用，我吃完了。”

　　刀叉摔在瓷盘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你太天真了！这会……”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拎起包转身离开了家门。

　　暴君暴君暴君暴君！康斯坦丁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制独裁君主！我气呼呼地在心里咒骂他。

　　户外凛冽的寒风如刀子般割脸，我踩在还未清扫的积雪上，怒气被风消解了不少。理智回笼后，我开始思考最近发生的事情。

　　几天前我就听到消息，与我同一个社团的莉亚、埃德加和弗里达在上课时被警察带走，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现在甚至连父亲这种校外人士都知道了，他们究竟干了什么？

　　带着忧心忡忡，我到了学校，坐在课室里心不在焉地听古高地德语文学课。此前我已经询问了很多同社的同学，他们纷纷表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社团莫名其妙被解散。于是在勒曼教授宣布下课后，我立刻跟了上去。

　　“噢……菲尔塞克小姐。”学生大多都涌出了课室，勒曼教授看到我，和蔼地笑了笑，“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教授，关于您刚刚讲的内容，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您现在方便解答吗？”

　　得到肯定反应后，我翻开标注得密密麻麻的诗集：

　　“您提到了《尼伯龙根之歌》承载着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基因，克里姆希尔德更是贯穿全诗的核心人物。但为什么诗人在前半部用‘百合般纯洁的公主’形容她，到后半部却改称‘蛇蝎心肠的妇人’？明明都是为亲人复仇，哈根杀齐格弗里德被称作忠勇骑士，而她复仇就成了魔鬼附身？这样的转变跨度是否有点太大……”

　　“不错，你能够有自己的思考。”勒曼教授说，“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古诗歌的道德叙事传统。你看，当克里姆希尔德向母后哭诉时，用的是‘êre’（荣誉）这个词——但在策划复仇时，诗人特意改用‘rache’（复仇）。这种用词的降级正暗示了道德评价的转变。”

　　我赶紧翻到对应章节：“可是，哈根杀人时诗人也用‘rache’这个词啊！”

　　她扶了扶眼镜：“那是因为哈根的复仇对象是外族人。注意齐格弗里德的尼德兰血统，而克里姆希尔德最后联合的是匈奴人。中世纪诗人看待暴力，首先考虑的是族群归属而非行为本身。”

　　“所以，这是中世纪道德观里‘内外有别’而导致的评价差异？”

　　勒曼教授点点头。

　　“多谢教授，我明白了。”我抱着书继续跟在她后面，“说起来，这个疑问还是我在课余的社团读书会里讨论产生的，现在看来，它很适合做我的论文选题。”

　　她呵呵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聚在一起：“社团讨论是一种很不错的学习方式啊。年轻人嘛，就该多互相交流，不要整天局限于自己的世界……如果你想深入研究那个问题，可以去档案馆查阅1902年冯·德莱登教授那篇《论日耳曼史诗中的暴力合法性》，应该能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

　　拿笔记下后，我斟酌着开口：“教授，我在社团里的几个同学似乎好几天都没来上课了，我听说是出了一些事……您知道吗？”

　　听到此话，勒曼教授收起了笑容：“你说的，是布拉基诗社？”

　　她停下脚步，严肃地望着我：“布拉基诗社的那几个组织者涉及到另一个案件，已经被处以叛国罪了。”

　　“叛国？不可能！”我下意识惊呼出声，周围路过的人频频回头，“他们绝对不是这种人！”

　　“事实如此，孩子。”勒曼教授思索了一会儿，“总之教授们得到的统一消息是，涉嫌与同党发表并传播谋反言论。”

　　“那他们现在……”

　　头发花白的老人摇了摇头，颇为叹息：“唉，两天前已经被枪决了。”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冷汗直流。

　　不。

　　五天前的下午我们还坐在中庭的圆桌上讨论《愚人船》的象征意义，一向沉默的埃德加与莉亚罕见地争论了起来，脸上带着因激动而泛起的红晕。

　　上个月的读书分享会，莉亚认真而又自信地说了一大段她对《尼伯龙根之歌》中英雄主义和悲剧命运的思考，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洒在她头发上。

　　……

　　去年秋天，弗里达对我伸出手，笑着说，欢迎你加入布拉基诗社。

　　可此刻，记忆中那些生动的面庞、飞扬的神采，都被狠狠碾碎；那些思想的交锋、文字的激荡，都已经戛然而止。

　　我不敢去想象他们目光呆滞、身体发白，胸间还带着一个可怖血窟窿的样子——他们明明该是那么鲜活的人！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腔下方的那一处凹陷里冒出来，我想方设法地压迫那股神经冲动，可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格外沉重。狭窄的鼻腔无法呼吸，像是堆满了沙砾一般闷涩，喉咙艰难蠕动了几下，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勒曼教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孩子，你以后也别再打听他们的消息了，不要给自己惹麻烦。”说完，她就迈步出了大门。

　　门外风雪飘摇，天地一片空白，教授逐渐远去的背影消失成一点。站在宏伟的古典建筑里，四周的画像仿佛扭曲成了一个个空洞的枪口。我穿着大衣，只觉寒冷。

作者有话说

　　终于写到正篇了，希望没有太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