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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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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直直地上升,气浪抹乱了周围的人影,模模糊糊的灰军装,无数双靴子走来走去。在熊熊火堆面前,一群意气风发的学生将书扔进,嘴里念念有词地发誓。
第一个领头人:
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捍卫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付之一炬。
第二个发言者:
反对堕落和道德败坏,捍卫纪律和家庭、国家的伦理!我把亨利希·曼、恩斯特·格莱瑟和埃里希·卡斯特纳的书付之一炬。
第三个上前了:
反对政治冷淡和政治背叛,拥护为民族和国家献身!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福尔斯特的书付之一炬。
第四个扬手:
反对依据害人的精神分析学夸大无意识冲动的意义,捍卫人类灵魂的尊严!我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付之一炬。
第五个开口:
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我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书付之一炬。
第六个接着:
反对犹太人的、民主化的新闻主义,捍卫在国家重建工作中的精诚合作!我把西奥多·沃尔夫和格奥尔格·波恩哈德的书付之一炬。
第七个跟上:
反对文学出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捍卫相互信任的精神对人民的教育!我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书付之一炬。
第八个继续:
反对肆意诋毁我们德国的语言,捍卫人民最宝贵财富的培育!我把阿尔弗雷德·科尔的书付之一炬。
第九个大喊:
反对卑鄙无耻和狂妄自大,捍卫对我们不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啊,把图邵尔斯基和奥赛斯基的书吞掉吧!
火光照亮他们疯狂的脸颊,混杂着破空的尖啸,大地似乎都在晃动,整个空气在蒸腾。
黑色烟云突突地往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焦渣到处飘坠,一角有字迹的焦纸片飘飘荡荡,被灼热的气流狠狠拍在我眼上,眼皮一阵刺痛,如同两把利剑穿刺眼球。
我想扯下纸片,转身离开这个广场,但是有一双手从背后牢牢控制住了我,令我动弹不得。我试图睁开眼,眼皮却像被沉重的石头压住一样难以抬起。
眼前一片黑暗,而我从纸上读到:
这只是个前奏
他们在何处焚书
最终也将在何处焚人
……
我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珠,仿佛劫后重生般喘着粗气。梦中的感官被无限放大,火苗似乎已经扑到脸上,明明是在寒冬,全身上下却都汗湿了。
这是我第一次梦到五年前的事情。
那年我十五岁,哭喊着求父亲不要夺走我最心爱的书。他将我拉到广场,站在人群里让我直视中央的火堆,平静地说:“不要变得和你母亲一样懦弱。”
漆黑中传来对面均匀的呼吸声,令我安心了不少。我的室友是个来自萨克森州的音乐系学生,因为柏林大学招收的女学生实在太少,这才把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到一起。
我坐在床上冷静了一会儿,摸黑倒了一杯水。
此后的好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想到被处死的三人,想到勒曼教授的告诫,想到那天早上的争吵,还想到了……妈妈。
我清晰记得妈妈在闭上眼睛前不断重复一句话:“艾达,你要一直向前走。”
我趴在床边,眨着眼睛看着她疲倦的脸庞。繁复的帷幔把她层层围起来,仿佛与外面的一切事物都隔绝了。
“我会的,妈妈。”我用下巴蹭了蹭她伸出的手心,轻轻说道。
维拉来见我时,眼下两道重重的黑眼圈把她吓了一跳。她捧起我的脸颊仔细端详:“你怎么回事,最近失眠吗?”
我疲惫地点点头,简单讲述了布拉基诗社的事情。她囔囔着要检查我有没有受伤,在我解释明白之后才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还以为警察把你也抓过去拷问了。幸好没有出事,不然我可要担心死了。”维拉摇了摇我的胳膊,随后又感叹道:“没想到大学里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可怕了……我就说你应该和我一起上卫校的。”
行人在校道积雪上踩出的脚印汇成新的道路。有的人抱着书本脚步匆匆,有的三三两两嘻笑玩闹。
庭院中心有人在高声宣讲着什么,周围乌泱泱聚集了一圈人。
我们走到人群外缘,中间的人正演讲至激动处,他振臂高呼,听众纷纷鼓掌。我们静静听了一会儿,然后我对维拉说:“走吧。”
“嗯?不再多听一会儿吗?我感觉他说的太对了!听得我现在就想开上坦克踏遍欧洲了。”
经常会有人在中庭演讲,但听多了之后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演讲都在重复一样的主题。不论演讲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内核永远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雅利安人种是最高贵的人种。德国人民的困苦都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贪婪的犹太人,而现在人民要做的就是清除这些阻碍因素,重现德意志的光辉。
生物系的说,人类是在生存斗争中发展的,劣等的民族与其文化都会被优越的民族与文化所取代;社会系认为,社会是有组织的统一体,对于组织中的有害部分应当予以清理;哲学系的说,顺着强力意志一往无前,哪管它伏尸遍野、血流滔天……文学系?文学系是最喜欢演讲的。
如此看来,倒也算得上某种“学术自由”。
“如果你每天都听不同的人做相同的演讲,你也会感到厌烦的,维拉。”我兴致缺缺。
“是吗?”她对我笑笑,“那我们别待在这一成不变的环境里了。走,我知道哈克广场新开了一家甜品店……”
在我的记忆里,维拉永远充满活力,永远热情。
“所以,你是因为不相信他们真的叛国了而烦恼?”
我们坐在街边的长椅上,吃着刚刚买来的甜品。
“至少以我对弗里达、莉亚和埃德加的了解,他们绝不至死。”我笃定地说。
“别那么自信,女孩。”
维拉咬了口“柏林的空气”。这其实就是一种奶油布丁,上面点缀了杏仁奶白霜,中间混合水果夹心。只是因为名字独特才成为经典招牌。
“我们卫校有个才14岁的学生,平时看起来瘦瘦小小,我每次见到她都忍不住想为她遮风挡雨,可后来才从她室友嘴里得知,她是次次考核的第一名,练习搬运伤员时她抬担架抬得最稳,打针也永远只需要扎一次。”
维拉甩了甩头,继续道:“所以说,永远不要只凭你一个人的印象去判断人。况且,最终的判决已经给出了答案,你的直觉和法律,谁更准确?”
她的这番话让我开始思考我是不是真的太过于依赖自己的主观印象。
可从他们被抓走到死亡不超过三天,杀人犯至少还得经过起诉、审判、上诉之后才能执行死刑,这样是不是太过仓促?
“你又不是学法律的,叛国这么严重,说不定有特殊的处理方式呢。”
维拉满不在乎,说起隔壁的医学院里有一个卷头发男生最近在追求她,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
不过,维拉的这番话启发了我。
周末,我去了一趟学校图书馆,试图查阅法律相关书籍。
浩瀚如烟的专业文书看得我实在眼花缭乱。它们不像生动的文学作品,读起来能够透过纸张勾勒另一个人的灵魂。这些条文冷静、严谨、规范,每一个字都经过考量,每一句话都带着明确目的,却难免显得枯燥乏味。
我对着这本厚厚的刑法典,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阿德琳娜?”
我抬头看去,是曾经在慈善捐款活动中认识的法学院三年级学生,卡尔·格罗图斯。
他的视线移到我手中的法典,笑了:“我记得你是文学院的吧?怎么,最近对法学感兴趣?”
我点点头,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便是最好的求助对象:“格罗图斯先生,我最近在了解目前法律中关于叛国罪的罪行定义,但翻了许久也没找到具体的条文,您知道应该去查哪本法典吗?”
“现行体系吗……”
他思考了一瞬,转身消失在层层书架中。
过了一会儿,格罗图斯拉开椅子在我身旁坐下,翻开手中那本《1933至1936年法律修正案编纂》:
“1934年3月24日颁布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能够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赶紧接过来。
重罪叛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国家领土完整、改变宪法……不用想就知道不可能。
叛国罪——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德国声誉、战时叛国行为……排除最后一个,那么只剩两条。
可,无论哪一条我都不认为会是弗里达他们能做的。
泄露国家机密,需要将机密传递给外国政府或者工作人员,第二条更是指在国外的德国人。
至少,按照条文里的字面规定,除非弗里达他们是间谍,构成第一条,否则叛国罪的罪名根本不成立。
“怎么了?”格罗图斯问道。
我摇摇头,向他道谢后起身离开。
“阿德琳娜,等等。”他快步追上来,语气压低了几分,“你是不是在调查布拉基诗社的案件?”
我连忙嘘声。
勒曼教授曾告诫过我不要再去打听,其他同院同学也对这件事缄口不言。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刑事案例分析课有时会讨论最新的案件……布拉基诗社,作为‘叛国罪’的典型被引用分析过。”格罗图斯看穿了我的想法,补充道,“但我其实一直都对这个案子的定性存有疑问。”
我看了他一眼,将他拉到僻静的拐角。
这里远离阅览区,只有落满灰尘的旧书静静立在书架上。
我松开手,盯着他的眼睛:“你究竟知道什么?”
“你是他们这个社团的成员吧?没有被盖世太保连带盘问已经是很幸运了。”
格罗图斯顿了一下,似乎在权衡该说多少,最终还是开口:
“虽然教授上课分析时强调判决符合现行框架,但我们小组私下按照刑法条文去推导时,发现整个证据链几乎是空的——没有直接证人,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记录,没有金钱往来,甚至连他们是否真的‘煽动国家不安’都无从考证,唯一的关键证据只是几封模棱两可的私人信件。”
寒意顺着脊背窜上来,我呼吸微微一滞。
“然后呢?”
“然后?”格罗图斯轻笑了一下,语气中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意味,“然后他们就死了。阿德琳娜,这就是法学的现实。”
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所以,你也不认同这个判决?”我问。
他没有附和我:“我对判决没有意见——只是在想,这样的判例,会不会成为未来更多案件的范本。”
我心头一紧,指甲掐进掌心。
弗里达她们的死,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司法事件,而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先例——一个可以被反复使用、不断扩大的先例。
一旦这样的判例成立,接下来,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被定罪。
“如果连一封信件都足以成为罪证,那么你、我、所有人都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为被告。”
格罗图斯点点头:“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你应该知道,新闻和舆论能够塑造人们的认知,而真正的法律程序,早已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空间里。”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强烈的不安在心底盘旋。
“但无论如何,我建议你不要去追究了,这个案子全程都是由人民法庭和盖世太保操办的……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你自己不被波及。”
我能看出格罗图斯是在真心建议我。
“我会考虑的,多谢你告诉我。”我疲惫地靠在书架上,有些走神。
他们的死,究竟是因为真的有罪,还是——必须被判有罪?
走出图书馆,北风裹挟着细雪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将围巾拉高了些。目光落在飘雪的回廊中,几个穿褐色制服的男生夹着《种族与优生学》快步掠过。
格罗图斯停下脚步,递过来一张烫金卡片。
“下周宣传部在市政厅有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新时代的媒体责任’,我想你应该会感兴趣。”
我迟疑地看着他,并没有立刻伸手去接。
“新闻发布会?”
“是的。”格罗图斯轻轻晃了晃卡片,“许多报社记者都会到场,包括外媒代表,也允许学生入场听证。不过重点是……发布会将正式通报一系列近期案件。你可以亲自来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定义‘事实’的。”
“可你怎么会有邀请函?”
“我现在实习的律所,是宣传部指定的国家法律服务站之一,负责新闻管控相关的司法解释。”
我当然清楚这样的发布会意味着什么,表面是在讨论媒体的职责,实际上却是政府对舆论的统一定调。
但我不确定格罗图斯是想借此试探我的态度,还是想借机向我传递某种信息。
“不好意思,她那天已经和我有约了。”
一双手揽过我的肩膀,我转头看去。
“你怎么来了?”
弗朗茨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拢起,露出好看的眉眼和光洁的额头。他挑了挑眉:“我在校门口等了半天都没看见你,就直接进来了。你果然在图书馆。”
格罗图斯扫视了一眼弗朗茨身上的军装:“这位是?”
“你好。弗朗茨·冯·莱温斯基。”
格罗图斯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流转了一瞬,最后停留在我脸上,笑着收起卡片:“如果你改变主意了,随时联系我。”
他说着,微微颌首,转身离开。
远处传来悠长的钟声,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出声——
“等一下。”
他顿住脚步,侧过头。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我答应你,请把邀请函给我。”
……
“为什么不等我开口就拒绝他?”
我坐在车内,质问弗朗茨。
他抿了抿嘴,手仍搭在方向盘上,指节微微收紧:“反正我觉得他没安好心。”
“这是我的事情。”我盯着他,“你该让我自己做决定。”
车内沉默了一瞬,而后弗朗茨微微仰头,呼出一口白雾:“行。”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偏头看向窗外。风雪依旧未停,行人们裹紧大衣,匆匆穿行在灰白交错的街道上。轮胎碾过积雪,簌簌的细微声响填补了我们之间的空白。
车子停在电影院门口,我拉开门。
“电影快开场了,进去吧。”弗朗茨走过来替我裹紧了围巾。
远处的霓虹灯管在雪幕中嗞嗞闪烁,海报架上《血与土》的宣传画被风吹起一角,露出后面被覆盖的《蓝天使》海报,玛琳·黛德丽的红唇依旧鲜艳得刺眼。
想到弗朗茨好不容易从军队里抽出时间,我轻轻“嗯”了一声。
电影结束后我们去了熟悉的那家法餐厅,出来时天色已晚。
“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弗朗茨突然停下来,路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你今天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开心。”
我告诉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总之,我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很不好的感觉。”
淡淡的须后水味道包裹了我——弗朗茨抱住我,下巴搁在我头顶,传来的声音仿佛隔了一个大西洋:
“不要担心,这只是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我们不会被抓走、也不会被处刑。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怪罪自己。”
我仰起头,看着他的脸,试图在眼神中寻找到一丝熟悉的情绪。
“是吗?可是,我并不是在责怪自己。”
他胸前的鹰徽硌得我脸疼,我皱了皱眉松开他:“我只是在想他们,他们真的该死吗?”
没有直接证人,没有金钱交易,没有实质行动,仅仅因为几封私人信件,三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
“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多呢?裁定罪名是政府和法院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他的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不,有关系。”
我后退一步,失望地看着他:“当前一天还在和我说话的人第二天就消失了,我得有多冷漠才能够做到视而不见?”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试图让他明白我的感受。
弗朗茨无奈地扶住我的肩膀:“我知道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很难受,可说到底还是他们的错不是吗?没有必要为这些背叛国家、触犯法律的人而伤心。”
“法律……呵。”我又想到和格罗图斯的交谈,“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杀人,还是放火?泄露国家机密?做间谍?”
我抓住他的手臂:“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是因为写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凭什么要被处死?这样的法律是否太严苛了?或者说,这根本就是滥刑,是暴政……”
“你疯了吗?不要再说了!”
他突然打断我。
我怔在原地,看着弗朗茨瞪大眼睛的样子。
余光里,街边的巡逻警察目光投向我们,像一头正在狩猎的灰狼。视线交汇的一瞬间,鸡皮疙瘩立刻顺着脊背爬上来,如同细小的石子铺满了每一寸肌肤。
如果这是一个连我都懂的道理,那么那些从小就被严格教育的政客精英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不仅知道,甚至还有意为之。
我再次看着弗朗茨。
他的声音软和下来,像安抚孩童一样摩挲我的后脑勺:“好了,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吧。”
我冷哼一声:“你说得没错,我就是疯了。”
说完,我甩开他的手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