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昨日头条》寻凫

2、从盛典开始

　　我并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

　　在来柏林的路上，望着火车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从哪里开始。

　　一个小小的公民没有能力影响国家的走向。事实上我并不清楚战争的细节，你们知道的，军队从不招女人。那群人总是叫嚷着“战争让女人走开”，可实际上我们真的走得开吗？这不过是句玩笑话。

　　想到这里，我不禁冷笑了几声。

　　我出生在施瓦本——那时父亲刚被派驻到丹麦工作。乡下庄园的生活很惬意，溪边捉鱼、上树摘果、田野间奔跑……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地长大，和维罗妮卡一起。

　　她是施瓦本最出色的钢琴家的女儿，母亲经常带我去看演出。当两位颇为投缘的女士聚在一起时，跟在她们后面的小萝卜丁自然而然也凑到一块了。

　　然而这一切都在七岁那年结束。严重的通货膨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庄园里的仆人大部分都被遣散，母亲本就身体不好，还整日苍白着脸翻看账本。

　　可直到葬礼，我才第一次见到那个传说中的父亲。

　　童年时期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去哪儿了？她只会摸摸我的头然后看向远方，告诉我他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一直深信父亲其实已经去世了，母亲的说辞只是不忍告诉我真相，为了不拆穿她的良苦用心，我也只好故作相信地点头。

　　直到那天，我在模糊的眼眶里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黑黢黢的棺材前，姨母说那是我的父亲——父亲？好陌生的名词，我混沌的大脑呆滞了一瞬，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没死。

　　他只是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母亲没有骗我。

　　很难说我对父亲没有一丝怨恨，但在这件事上他确实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

　　父亲在施瓦本仅仅停留了一周，母亲的葬礼一结束，他就离开了，我被托付给生活在斯图加特的罗瑞姨母。

　　姨母对我非常好，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从来都不会单独亏待我，我想她是在心疼她病逝的妹妹。两个表姊妹每天吵吵闹闹，总是带我去隔壁的科恩兄妹家玩，我们五个人简直要把两家人的屋顶掀翻。

　　直到父亲结束在英国的外派工作，我才被接到柏林的比洛大街87号，和这个我一点儿也不熟悉的陌生人一起生活。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在来接我的那天和罗瑞姨母大吵一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和表姊妹、和科恩兄妹联系。

　　凭什么不让我给他们写信？这一点也不人道！

　　当我对着父亲又哭又闹，希望能凭借平常小孩撒泼的方式来唤起父爱，企图避免与朋友断绝联络时，薄薄的报纸后传来了慢条斯理的声音：“不，行。”

　　他斩钉截铁地宣告了我这个想法的死亡。

　　眼泪换不来他的同情，从那时起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父亲总是这样，决定了一件事情之后就不容更改，从来不向我解释原因。

　　和朋友的分离短暂地困扰了我一段时间，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打击，但随着我到了新学校，这份痛苦也如同一片落在身上的羽毛，被轻轻地揭过去了。

　　在罗纳尔多文理中学见到维罗妮卡时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当场抱着她亲了一口。

　　维罗妮卡说，她母亲一年前收到国家歌剧院的邀约来到了柏林工作，于是全家也跟着搬了过来。

　　我想这大概是我来到柏林之后最开心的一件事。

　　罗纳尔多文理中学和比洛大街一样种满了高大的椴树，它们也许是在这座学校还没建立前就矗立在那方土地上了，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深深的纹理，见证了漫长岁月里的故事——我常常看着它们失神，这时候维罗妮卡总会掰过我望着窗外的脑袋，让我正视她，检查她的发型有没有出错。

　　“没有，简直完美。”我衷心地赞美道。

　　维罗妮卡听到后满意地甩了甩一头金发，这是她的标志性动作。她有着一头漂亮的长卷发，阳光照耀下沉甸甸的发丝像是织入了纯金一般，或像是埋进某种奇特的琥珀之中，叫人第一眼就被吸引。

　　“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每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一万次甩头发的动作。”坐在不远处的沃尔克冷笑道。

　　“闭嘴！”维罗妮卡瞪了他一眼。

　　沃尔克总是这样，非要在别人心情很好的时候出言讽刺。如果我是沃尔克，我就会识相一些认真听课。可惜，他并没有我的自觉。

　　沃尔克撇了撇嘴，开始模仿维罗妮卡的动作，甩了甩自己并不存在的长卷发，显得滑稽可笑。

　　维罗妮卡气得脸庞通红，嘴唇紧紧抿起。但是讲台上赫尔曼夫人闪着蓝光的眼镜快要滑下长鼻，锐利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这边。我赶紧按着维罗妮卡，以免她头脑一热，冲上去给沃尔克来一拳。

　　沃尔克被点起来回答了几个刁钻的问题，完美的答案让赫尔曼夫人挑不出毛病。他坐下后歪头冲我们做了个鬼脸，露出身后被挡住的弗朗茨。认真听课的人余光察觉到我的视线，转过头来对我笑，不动声色地收起了手上的小纸条。

　　“我就知道，又是弗朗茨在偷偷告诉他答案。”我对维罗妮卡附耳。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弗朗茨和沃尔克的关系这么好，他们完全是两个极端——一个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一个极尽所能的出风头，生怕没人注意到他。自我介绍时沃尔克就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上校父亲。当然，他也确实收获了所有人的目光，不管是羡慕的、嘲笑的、好奇的、疑惑的，总之，他如愿以偿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随着年级升高，沃尔克对于一切可以拿来取笑的行为越来越紧咬着不放。我在作业上的一点小小失误会被他揪出来大肆嘲讽，维罗妮卡甩头发的动作会被他一次次拿来模仿。如果说作为同班同学，他还起码有点基本的尊重，那么对待那些他看不起的人，沃尔克完完全全就是在欺负了。

　　他经常找一些低年级学生的麻烦。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和那些臭烘烘的在泥潭里到处爬的小猪仔子没什么区别。

　　大多数时候维罗妮卡会和他吵起来，但我已经习惯于忽略他的一切幼稚行为，并且常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庆幸他身边至少还有一个正常人。

　　当沃尔克做得太过火的时候，弗朗茨会及时出来制止，从前我每一次被沃尔克气哭，先来道歉的总是他。

　　“对不起，我会好好说他的。”男孩对我伸出手，掌心是一颗包装漂亮的糖果。

　　我忍着抽泣接过来，算是接受了他的道歉。不过我还是垂下眼帘，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翻白眼。比起无济于事的道歉，弗朗茨更应该做的是与这种人断绝友谊。

　　而沃尔克会被弗朗茨推搡着，在维罗妮卡的瞪视下扭扭捏捏地来一句：“不好意思嘛，我没想到你会生气……那我下次不这样了。”

　　我只能不情不愿地点头。

　　一年又一年，无论我有多么希望看见他们的关系破裂，弗朗茨和沃尔克还是像我与维罗妮卡一样保持着亲近的关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两个甚至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和所有男孩们一样，他们加入了一个什么青年队，也许是叫青年团的组织，里面聚集着一大堆元首的忠实崇拜者。

　　我对纳粹党派和元首的了解更多地来自学校的必读书目《我的奋斗》，以及周围人的评价。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崇拜希特勒的，新政府上台后，元首的声望变得越来越高，学校里出现了不少“民族社会主义社团”。

　　幸运的是我们和沃尔克做了几年中学同学后他和弗朗茨便一齐转去了军事学校，我和维罗妮卡终于不用在学校里忍受他的恶作剧了！

　　沃尔克到军校后收敛了许多，也许是身体上的磨砺带来了思想上的成长。总之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毕竟我们还是会经常见面。

　　谁叫同区域的青年团和少女联盟总是喜欢一起举办活动。

　　是的，和男生的青年团对应，女生们也有自己的“元首粉丝俱乐部”。少女联盟会在定期的“运动日”组织女孩们练习体操、舞蹈，还会学习厨艺和家务，希望为德国社会培养出完美的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几乎所有符合种族标准的少女都加入了，这是每一个德国女孩都要经历的。

　　在我们加入少女联盟后的第二个夏天，柏林召开了奥运会，我和朋友们去现场看了开幕式。

　　那段时间里，街头到处飘扬着国旗，从私人住宅到公园再到广场，鲜红的、耀眼的黑色万字符在高处熠熠生辉。商店的橱窗展柜上换成了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同时——门口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牌消失了，街边公共座椅上的歧视性题词不知何时被涂抹成黑块，就连转角报亭里《先锋报》和《人民观察家报》也暂告缺货。

　　柏林在这个假期真正变成了一座节日之城。

　　“艾达，快！马上要开始了！”

　　“维拉，小心点！”

　　整个场馆黑压压一片，远处人头攒动，几万号人同时交谈汇成的蜜蜂振动翅膀般的嗡嗡声让我原本就急促的心情更加迫切。我时不时往入口处张望，一边四处点头向周围的观众们致歉：“让让，烦请让一让，谢谢！”

　　以精心梳理的发型被弄乱为代价，我们终于成功挤到了自己的座位前。后排几个梳着榛子头的男孩等待已久，其中一个站起来抱怨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不是都说好了要早点来吗？”

　　维拉支起手臂撇撇嘴：“沃尔克，这个问题还是艾达来回答你吧。”

　　现在我的形象堪称狼狈，额边的碎发因为出汗打着卷紧贴皮肤，原本花费许久时间编织的双股麻花辫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一侧勉强还能看出盘成圈的形状，另一侧则肆无忌惮地垂在脖子边，一改往日柔顺的模样，像是田间稻草人乱糟糟的手臂。

　　我一屁股坐在座位上，揉着凌乱的头发哭诉：“你们知道我在家里弄了多久吗？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编出的完美发型啊！为了和今天的裙子搭配，我甚至还特意挑了条丝巾来编，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嘶！”

　　头皮一阵刺痛，不知何时一根散落的头发缠上了背后的扣子。我感觉到脖子后有一阵温热的触感，瞬间僵住了，好像有一根木棍绑在了脊柱后面。

　　后座男孩忍着笑意帮我解开了它：“其实现在这个样子也不错，嗯，比较独特。”

　　“弗朗茨！怎么连你也！”我听出来这话里的嘲笑意味，刚到嘴边的感激又换成了气愤。

　　他和沃尔克两个幼稚鬼嗤嗤笑出声，我咬牙切齿地继续和剩下打结的头发作斗争，想着总有一天要去剪个短发。还是维拉富有怜悯心，掰过我的脑袋：“现在重新编一个不就行了。别动。”

　　而我们的两位好绅士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刚刚的行为是多么没有风度，对一位兴致勃勃精心打扮的淑女造成了多大伤害，只顾着探出脑袋寻找他们心目中真正值得关注的事件——元首何时进场。

　　人群开始浮动，低声议论纷纷，我立刻跟着站了起来。

　　前面有个背影挡住了视线，我努力地伸长脖子，如果有人碰巧用相机拍下这一幕就会发现我活像一只大鹅。而现在这只大鹅正在尽力把它的脚踮到最高，才得以一览刚刚没来得及欣赏的柏林体育场全貌。

　　尽管半个小时前才下了一场小雨，但现在阳光早已透过云层照进馆内，椭圆形的观众看台上座无虚席。看台西侧开口，连接宽阔的五月广场，广场草坪正中央矗立着高大的奥林匹克钟楼，顶部悬挂了一座新浇铸的铜钟。和钟楼遥遥相对的是场馆入口——马拉松之门，两侧整齐排列着身着灰绿色军礼服的士兵，左臂上统一带着万字袖章，胸前金色的饰绪在太阳底下光辉夺目，甚至抢走了几分鹰徽的耀眼。

　　这是1936年的柏林，五环旗与万字旗并置，橄榄枝与纳粹礼同举……德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它最好的一面。

　　那时我们都还只是罗纳尔多文理中学的学生，十几年的人生里从没见过这么宏大的场面，人群的嘈杂声让我们异常兴奋。

　　谁不想亲眼见到这位魅力非凡的领导人呢？整个中学的学生都是他的崇拜者；父亲在家虽然很少谈论工作，但提及元首时他会流露出难以察觉的赞赏；就连我最喜欢的赫尔曼夫人也会在私底下肯定他复苏工厂的举措。我们在课本里学习他的思想，从收音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在报纸上瞥见他的名字，而现在，我即将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他。

　　期待之际，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兀地响起，观众开始疯狂欢呼，我们激动地跟着人群高高抬起手臂行礼。

　　一个瘦小的军装男人走在队伍最前列，他步履矫健，吸引了在场所有观众的注目——那就是我们的元首，让国家重新复苏、让人民免遭饥饿、让德意志帝国再次伟大的领袖吗？

　　观众席离得实在太远，我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笔挺的身影。军号声宣告着希特勒的到来，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也是人生里唯一一次亲眼见到这位广播里才能听到的人物。此后许多年里，我从报纸上、电视屏幕中看到的各种各样清晰可见的正面照，都远远不及这个身影的印象深刻，深刻到像是烙印在脑海里一样。

　　战争结束后有人对他口诛笔伐，有人评价他是老奸巨猾的演说家，说他的事业都是用演讲打拼出来的。当然……后来发生的一切，那些被恶意挑起的战火，我自己，我的亲人，朋友，爱人，我们的不幸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位元首造成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其他国家的无辜公民，他们的不幸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对祖国的捍卫最终成为了挥向他人脖子上的尖刀……

　　眼前的女孩递上了一张纸巾。

　　我接了过来，攥在手里，却并没有什么眼泪可擦：“抱歉，我只是情绪有些激动。”

　　年轻人温柔地对我笑了笑，我一瞬间有些恍惚，好像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和朋友们站在拥挤的看台上，望着盛大的开幕式，露出一种饱含希望的、相信未来一切美好事物的笑容。

　　但当时你无法想象，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会变成恶魔、刽子手、战争狂。你看到的只会是他精心伪装后的华丽外壳，即使这外壳在不久后就会撕裂——至少在当时，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德国女孩看来，眼前奥运会的盛大足以让她对所有关于元首的赞美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