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5、第 5 章

　　第五章 活下来不容易

　　毕业汇演之后，刘杏芳感觉与东峰的关系近了一些。她跟在东峰后面去学校拿毕业证，东峰好像没有刻意躲避她的意思。他们还会说些闲话，说些同学的笑话。黄亚明和几个同学追上来，叫东峰为蔡九哥，东峰红着脸笑着答应，称杏芳为林十娘，杏芳故意嗔骂一句：“别乱叫，我不是林十娘，林十娘哪有我的模样俊！”
　　杏芳回到家，将毕业证交给父亲刘炳忠看。刘炳忠说：“我还想看到我女儿的高中毕业证。要上高中了，你还去吗？”
　　“不去行吗？”杏芳淘气地故意问父亲。
　　“不行。”刘炳忠的脸严肃起来。
　　“可你刚才这么问，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再上学呢。再说，我真想为家里做些事呢，照顾奶奶，减轻你和妈妈的负担，让弟弟妹妹专心读书，他们成绩好。”杏芳说。这也是她心里想的。
　　“我听说我们大队有些伢妹子读了初中就不再准备去上学了。我担心你也不去。你必须去！你和弟弟妹妹都要去把书读好。家里有我，有妈妈，我们还做得动，用不着你。”刘炳忠凛凛地说。
　　“好了别唠叨了，我去还不行吗？我跟那些不去上学的伢妹子不一样呢。”杏芳耸了耸肩，嘟哝说。
　　刘炳忠脸色柔和起来，语气柔软地说：“我女儿从小就有主见，为爸争气，爸喜欢。爸妈不管有多苦多累，有多委屈，也要供你们几个孩子上学。爸妈指望你们！如果你们不读书了，爸妈还有什么指望呢！”
　　刘炳忠四十多岁。从1950年开始，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沉甸甸的帽子，戴了二十多年，挨批斗挨了二十多年，低头低了二十多年。他压抑自己，谨小慎为，不乱说乱动，为的是保全这个家，保全母亲，保全妻子儿女。久而久之，他麻木了，习惯了，习惯了低头，习惯了挨批斗，习惯了唱《地主分子之歌》。有时候，往事也像风暴一样裹挟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让他胸口要爆炸似的。

　　刘炳忠的祖上是读书出身的殷实人家，到父亲这一代，家里在镇上有绸缎铺，有伙计，有院子；在乡下有三条垄的上好水田，百多亩，有大院，有长工。父亲娶了两房，大房生了个女儿，二房生了儿子刘炳忠。大房带着女儿在城里经营绸缎铺，父亲带着二房住在乡下。乡下的大院方方正正，外面的围墙用青砖砌成。院子较深，但一眼可以见底。院里的房子有正房，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砖房。在五间正屋中，中间的三间为两层楼的木楼，东西各一间低于楼房的房子，算是楼房的披厦，对楼房起着拱卫和烘托作用。楼房前面有立砖砌成的台阶，台阶两侧各有一块上圆下方的础石，础石上是涂着油漆的明柱，明柱上方有拓展的廊厦。这大院是刘炳忠的祖上在咸丰年间建的。在五间正房中，有一间是大房的。大房也会带着女儿回来住住，但住个把月，就会去镇上，她说习惯了住镇里。
　　在刘炳忠印象中，父亲穿一身深色绸衣，头发雪白，梳得整整齐齐，纹丝不动。他出门时把手朝二房挥挥，说：“我去绸缎铺看看。”二房就知道他是去大房那里。就说：“好。我在家里盯着点。”他每回一去，就是十天半月。
　　乡下有私塾，是刘家的。小时候，刘炳忠就在私塾读书。刘炳忠在私塾有个同伴叫朱世明。朱世明是家里长工朱端来的儿子。朱端来十几岁时从河南逃荒过来，那一天，刘家为老母举行生日宴会，很是热闹。小乞丐朱端来想蹭口肉吃，就不请自到地到院里帮忙劈柴火。刘父见其精瘦，但有力气，无亲无故的，无父无母的，就生了怜悯之心，将他留了下来。
　　这朱端来做事舍得花力气，做事替主人着想，话不很多，“老爷老爷”地叫着，很讨刘父的欢喜。他虽是长工，不上桌吃饭，但隔三差五，刘家总要为几个做长工和打短工的炒肉蒸鱼。有一次，刘老爷去长工房，见朱端来在看一本破旧的《昭明文选》，大吃一惊，就把他叫到一边，严厉地问他隐瞒了什么。
　　朱端来只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来历。原来小乞丐朱端来不是他原先说的武汉以北的人，是原汁原味的北方人，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边上，那里的土地种植大片的高粱、玉米和麦子，冬天的时候，黄色的泥土一望无际。朱端来家里原本富足，有田地，有山林。六岁的时候，朱端来就进了私塾念书。十二三岁，家里发生了变故。一个叫王十四的刀客在桐柏山落草为寇，成了土匪头子，危害四乡。有一天，王十四派细作装成货郎到村里侦察，觉得朱家有油水可捞，先把朱父绑了票，勒索了不少银钱，但还是撕了票。王十四犹嫌不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率大队土匪蹿到村里，一把火烧了朱家宅院，也烧了村里所有房屋。朱母在这场火中丧生，临死时，给了儿子端来一个银手镯，叫他千万别弄丢，要他快些跑，跑得远远地，再也不要回来。朱端来就这样死里逃生，跟着村里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流落到南方。走着走着，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们有的饿死了，有的被抓了壮丁。
　　“这原来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年头活下来不容易啊！孩子，你在这里好好干吧，我不会饿着你。”刘老爷说。
　　到朱端来三十一岁的时候，刘父出面，给他说了门媳妇。刘父给自家长工说媳妇，既是想把朱端来长期留下来，又确实是从心眼里喜欢他这个长工。媳妇是一个村的，是一个佃户的独生女儿，长得也清秀。刘老爷出面说媒，那佃户一百个情愿。朱端来到佃户家做上门女婿，倒插门，刘家给佃户免了一年的租金。那一家子千恩万谢，只差没给刘老爷磕头。
　　结了婚以后，朱端来依然在刘家做长工，仍像过去一样尽心尽力，一样全心全意。刘老爷的儿子刘炳忠一岁时，朱端来有了儿子朱世明。朱世明的名字是刘老爷取的，世明世明，做这世上的明白人。朱世明从小就跟在刘炳忠的后面跑。刘炳忠上私塾时，朱世明也跟着去了。这都是刘老爷允许的。刘家三代单传，刘老爷老来得子，喜不自禁。大房没有给刘老爷生儿子，他才找了二房的。二房嫁过去好多年才生下儿子刘炳忠，儿子出生时，刘老爷已经五十五岁了。他下决心好好培养儿子，偌大的家业，需要儿子来继承。他有意让朱端来的儿子朱世明跟着自己的儿子上私塾，是让儿子有个伴，还因为他了解朱端来的人品，他放心。其父秉性好，儿子也会好，荀子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和谁在一起，影响其将来的命运。这是刘父的心里话。
　　在私塾，教书的易先生既教之乎者也，教《论语》，也教白话文，教数理，教胡适和鲁迅。十几岁的刘炳忠跟朱世明说，这先生的脑子是个宝库，里面什么宝贝都有。

　　到1948年，私塾易先生给刘老爷留下一封信，在秋天的一个黎明不辞而别。他在信中说刘老爷是乐善好施的善人，他感谢刘老爷对他的照顾，他说炳忠是聪慧好学的好孩子，建议送其去城里上中学。炳忠是一年多之后才听说那私塾先生是共产党，是以当私塾先生为掩护的地下党，是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而从武汉逃到南塘乡下的。南塘是“三不管”的地方，让私塾先生避过了风险。刘老爷在土改时因为家产厚实，被定为大地主，是要枪毙的，已经关进城里的看守所去了。儿子刘炳忠忽然记起私塾先生留给父亲的信，立即将信找出来上交。私塾先生已在武汉的一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他闻迅后也给临水县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说刘家虽有剥削行为，但没有血债，还经常接济附近佃户，最重要的，是知道了他的身份而没有告发。凭这封信，刘父活了下来。后来刘炳忠问过父亲是不是真的知道私塾先生是地下党，刘父不置可否，说：“事情都过去了，我不活下来了吗？”
　　刘父想到第一次见私塾先生的情形。那是1946年冬天，他去镇上的绸缎店，遇上县政府文书，那文书跟他熟，说你不是要找一个私塾先生的吗？我给你介绍一个。他把同来的一个穿长布衫的人介绍给他。那长布衫自称姓易，三十多岁的样子，文质彬彬的。刘老爷一看就中意，把他带回了他的乡下私塾。
　　有一天傍晚，他去私塾，见私塾易先生的房间有五六个陌生人，他们好像是在开什么会。私塾易先生见他去，感觉突然，就介绍说是他武汉的朋友来看他。后来，刘老爷常见陌生人中的一个，在私塾来来去去。他有疑惑，觉得易先生不仅仅是做私塾先生这么简单，但他没多问。
　　又有一次，他去私塾时，见易先生的书桌上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易先生来不及收进抽屉，被他看到了。他知道是什么人。他立即猜到了易先生的身份。
　　1948年春节的时候，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带着几个兵到他的乡下，大房哥哥的副官偶见私塾易先生，似觉面熟，正要盘问，刘老爷立即上前，介绍说是他的私塾先生，也是亲戚，在他家有好些年了。那副官见他这么说，又见自己的长官不言语，就不再说什么了。
　　原来那私塾先生是武汉的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在特务要动手的前夜，组织上安排他撤离至临省。正巧，临水县政府有个地下党，就是那文书，将他介绍到了刘老爷的私塾。临水县离武汉较远，而刘家又是有背景的，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在长沙的军中任职，一般人不会也不敢怀疑到他那里去。这样，易先生以教私塾为掩护，继续领导地下党的活动。
　　当然，这些事，刘父刘老爷并不知道。要到二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女刘杏莲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偶读解放初期的学校党委副书记易某的回忆录，才发现自己的爷爷确曾有保护过地下党的私塾先生的经历。易某在回忆录里对刘老爷对他的保护写得很详细，充满感激。这么说来，她的家也是为革命作过贡献的。这让大学生刘杏莲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她将易某的回忆文章复印几份，一份给了父亲刘炳忠，一份给了姐姐杏芳，一份给了弟弟清正，一份在爷爷坟前焚烧，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

　　死罪免了，活罪难熬。一有政治运动，刘老爷就要被揪出来斗斗。1956年，大地主刘老爷去世，留下地主婆妻子和儿子刘炳忠相依为命。刘炳忠离开私塾时去城里读了两年书，回到家乡，家里成了地主，他接了父亲“挨斗”的班。他的大妈妈，也就是父亲的大房，已于1949年携女儿去了台湾。大妈妈的弟弟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是驻守长沙的一个独立师。临去台湾前夕派人接了姐姐一家同去。刘老爷舍不下二房和儿子，就让大房带着女儿去了。刘老爷临咽气时拉着炳忠的手，说：“你要记着你在台湾还有一个姐姐，她比你大五岁。你要是以后能见到她，就说爸到死都挂念她，放心不下她。”
　　刘炳忠点头答应。是啊，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连着筋，连着心，行千里，隔海峡，不知生死，父亲怎么放得下呢？但炳忠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没有很深的印象，也没有太好的印象。姐姐每次带他玩时总显得不耐烦，一个骄傲的公主样子。她们来乡下住的时候，母亲给她们打扫房间，她们走了，又搬出她们睡过的被子洗晒，她们一句谢谢都没有。但是，姐姐去台湾前夕，他和父亲在镇上送她和她母亲上军车，姐姐跑过来抱住他，泪流满面，将一个精致的纯铜算盘给了他。那算盘是姐姐最喜欢的玩具。那一刻他才知道他的姐姐内心是爱他的，是不舍他的。
　　此时，他们家的私塾，已扩建为村小学；他们家的院子，已被充公，先是土改工作队的办公室，后来做了大队部。一个富农的房子，成了他们的家。那富农的房子，是几间青砖瓦房，有些破旧了。那富农搬到几间茅草房去住了。这挪房的主意是朱端来给土改工作队出的，他说刘家保护过地下党，这地下党现在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啊！为这事，刘老爷在一个黑夜摸到朱端来家，说了谢谢两个字。村里知道内情的人说，刘家的长工有情有义。
　　土改时，长工朱端来因为有讨米的经历，根正苗红，又有文化，表现积极，主动靠近工作队，被认定为土改根子而受重用，入了党，当了村支书。朱端来的儿子朱世明，也就是刘炳忠的玩伴和私塾同学，当年没有跟炳忠去城里读中学，而是跟父亲在家里干起了农活。父亲受土改工作队差使，这里调查那里摸底，丈量土地，朱世明也跟着去。那时候，朱世明已十六七岁。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个40来岁的南下干部，他注意到了少年朱世明，见他做事勤快，老实憨厚的样子，又有文化，就发展他入了党。朱端来见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一到冬天就哮喘病发作，就有意将儿子往前推。1958年，朱世明结婚时，人民公社成立，村改为大队，一纸任命，年轻的朱世明当上了南塘大队的支部书记。
　　朱世明当上书记后，其父朱端来跟他郑重交代：“爹只叮嘱你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保护刘家。刘老爷对我们有恩。他不在了，他家里人还在。我讲不出大道理，我只知道我们不能做忘恩的人！”
　　在私下里，朱端来一直称刘父为刘老爷，即便刘老爷成了落魄的大地主。朱世明说：“我知道，爹。您当年靠近土改工作队，也了为了保护刘家。您推我当书记，也是记挂刘家。”
　　朱世明看上去憨厚实在，做事本本份份，内心却清清楚楚，好歹有本帐。
　　朱世明结婚这一年，刘炳忠也结婚了，找的是邻近大队一个中农的女儿。这邻近大队不隶属云阳公社，是另外一个县管的。刘炳忠大喜之日的先一天晚上，朱世明悄悄去了他家，送了一床踏花被和一对绣着鸳鸯的枕头。他是特意去县城买的。在那个年月，这是一份大礼了。朱世明说：“炳忠哥，我明天不方便来，我提前来祝贺！”
　　炳忠没想到刚刚当上大队书记的朱世明会来给他送贺礼。他的眼睛充满惊异。他有些无措，手有些颤抖地接过贺礼，接过一份真情。自从他家成为地主，他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之后，全村很多熟悉的人，都避之不及，包括父亲当年接济过的佃农。他的家，是全村最孤寂的家，他和他的母亲，是全村最孤寂的人。
　　昏黄的煤油灯下，世明眼里闪烁出真诚的光芒。他说：“你们知道现在这形势，以后，我恐怕在明面上不能多跟你打招呼，但是，你家对我家的恩，我们都记在心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也是代我爹来的。”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不要因为我们而影响你。你是大队书记了！”炳忠诚恳地说。他本是个厚道之人，他习惯了人情冷暖，他说的话也是推心置腹。他知道，他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两个尖锐对立的水火不容的阵营。他更知道，只有朱世明好，朱家好，他的家才会好，才能平安。
　　炳忠的母亲拿出油炸的红薯片和兰花豆，还有糖果，从床底下搬出准备第二天喝的米酒，给世明和炳忠一人倒了一碗。世明起身谢伯娘，端起酒碗跟炳忠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他说：“情在酒里。祝贺你，贺喜伯娘！”然后悄悄出了门。

　　阶级的鸿沟，已像大海一样将两个儿时的小伙伴生生地分开。他们的交流只能在没有人的黑夜里进行。他们都为对方着想，他们没有因阶级成分的对立而疏离了情分。这是一种情份，一种感恩，也是一种回报。在这以后的岁月，朱世明从未为难过刘家，多次明里暗里保护刘炳忠，甚至为保护刘炳忠而不惜得罪治保主任，一只脚踏进了学习班。
　　刘炳忠从来不提与朱世明过去的关系，他还甚至有意识地疏远朱世明，与朱家形同陌路。朱世明在春节时以看看有不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名义来家里，给他母亲拜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糖果塞给他母亲，他在一旁不多说一句话。他怕隔墙有耳。他从未跟女儿说过与朱家的关系，“保守这份秘密，就是保护自家的平安！”

　　苦日子最难捱，这些年，□□，反右，□□，□□，运动没断过，而且恐惧的是□□还要十年来一次。如果不是朱家父子明里暗里保护着，他不知道一家子还能不能活下来。听说邻县有个老地主就是在烈日下被斗死的，女儿见父亲死了，就跳了河，连尸首都没找到。还有，几百公里之外的湖南道县，村村杀地主富农，一户一户地杀，老少不留，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有一个郭姓地主的儿子在县城上学，大队书记打电话骗他回去杀他，在路上碰见村里的一个老人，老人说你还敢回家？你家里人都活埋了，快跑呀，孩子。这郭姓少年转身就跑，最后乞讨到了临水的南塘村，投奔表姨家。这表姨就是下屋场生产队的。想想那老地主，想想道县的地主富农，想想郭姓少年被活埋的一家人，他的命运就幸运多了。真是祖宗积了德啊，父亲积了德，如果不是当年父亲动了恻隐之心，施恩小乞丐，哪有今天全家人的平安呢？如果不是生在临水这方福地，他一家人哪有这样的顺遂？越想，刘炳忠越感激父亲，觉得父亲仁义，求仁得仁，善有善报。每年七月半的时候，还有大年三十的时候，他都要关上门，拿出藏在房梁上的父亲和祖宗的牌位，带着全家老小给父亲和祖宗磕头。他会虔诚地烧几张纸钱，说着感恩的话。在一次磕完头时，他对几个孩子说：“你们要记住，世明叔叔对我们一家是最好的，但不能说。”

　　三个孩子，大女儿杏芳，二女儿杏莲，小儿女清正，都是刘炳忠的命根子。是他和母亲、和妻子孤寂生活和所有希望。他本来只想生两个就好了，把她们带大，但老母亲坚持要他们生个儿子，说养儿防老，刘家三代单传，不能到你这代断了根。他想想也有道理。第三个生的是儿子，他如愿以偿。他给儿子取名清正，源自《晋书》里的话：“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寄托了他的期待。他读了七八年书，没有什么大用处，但读的书让他视野开阔，让他抵御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风风雨雨。他坚持要三个孩子去读书，就是要他们增长见识。女儿是要出嫁的，要离开父母，他坚持要女儿去读书，是不希望看着半大的孩子做家务，干农活。他对三个孩子说：“现在读书没有出路，不等于以后没有出路。”
　　一年到头难得见油腥的苦难生活，让人发慌。有一年老母亲过生日，刘炳忠去水坝边捉了些麻拐（青蛙），又去水田里摸了半桶田螺。他剖好麻拐；让妻子一颗颗剥出田螺肉，洗净之后，切成片状，用队里分的舍不得吃的茶油爆炒，放些切断的春韭、酸菜，还有紫苏，做成一大碗汤。麻拐也是红椒爆炒，出锅时放些切碎的紫苏。这两个菜端上桌时，三个孩子兴奋无比，杏芳吃着吃着，竟哭了起来，眼泪掉进碗里。奶奶忙问怎么了，杏芳低头答道：“太饿了，太好吃了！”
　　说着，她又往自己碗里挟麻拐，又给弟弟妹妹挟麻拐。
　　刘炳忠瞬间流泪了。女儿是兴奋得流泪，他是心疼得流泪。一家人还是过年的时候吃过肉的，吃餐田螺和麻拐像过年一样。他想到自己做孩子的时候，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是父亲给他的。而现在，他当了父亲，却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带来富足的生活，连饭都吃不饱，肉味都闻不到。别人家的日子只有艰难，而自家的日常除了艰难还多了屈辱，多了害怕。他深深自责，觉得对不起孩子。“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问自己，问苍天，问鬼神。

　　时光在胆战心惊里向前走。所幸三个孩子都听话，让炳忠的心稍稍宽慰。孩子们成绩好，会读书。他们都知道自家的地主成分，从不无故与人争吵，不讨人嫌，勤快做事，不躲奸耍赖，只凭微笑让人，只凭成绩说话。在读书的事情上，没让他和妻子操过心。
　　三个孩子中，炳忠最喜欢杏芳。大女儿的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种同龄孩子身上不具备的东西，或是不寻常的聪慧？或是不寻常的坚韧？或是圣徒的品质？他说不清，抑或都有。
　　杏芳四岁时，二女儿杏莲出生，她帮着带妹妹；后来弟弟清正出生，她又帮着带弟弟。她争着做家务事。她看到别人家在水坝边上种毛豆，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敢学样，她提个小锄头就出门了。她挖好小坑，让妹妹一个坑一个坑地放上豆子。有一次，治保主任陈二苟带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护住豆苗不让拨，用孩子的变硬的目光直戳他们：
　　“你们拨了人家的才能拨我们的，因为我家是向贫下中农看齐。”
　　她说的话陈二苟找不出漏洞，气得跳起脚大骂。骂归骂，只能叫民兵先拨人家的。再拨，大队书记朱世明说话了，不让拨了。
　　杏芳初中毕业了，炳忠试探着问女儿还去不去读高中。女儿的回答让他满意。在外人眼里。女儿活泼乖巧，热情大方，而只有他知道女儿内心孤独和脆弱。因为地主分子的父亲，因为出身于地主家庭，女儿少了很多童年和少年的玩伴，少了很多游戏，少了很多快乐。他知道女儿从小就喜欢跟东峰玩耍，喜欢东峰，可是因为东峰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她就疏远他。她要过早地经历人情冷暖，过早地经历世态炎凉，过早地为父母操心，过早地走人生的独木桥。她打扮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坚强的样子，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她爱说爱笑，活泼开朗，越长越鲜明嘹亮。就算她闭嘴安静地坐在那里，他都觉得有声音在她的身体里汹涌着，奔窜着。“她其实很累很苦，很紧张很自卑。她还是个孩子啊！”炳忠想想，有些酸楚。
　　炳忠不希望女儿的一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生。背对着的青天，面对着的黄土，是乡下人的天和地。在天和地之间，乡下人佝偻着腰，很少有时间去仰望天空或星空，即便是在星空之下，劳累了一天的乡下人哪会有看星星的兴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乡下人才会仰望天空，旱时仰望天上是否有雨云聚集，涝时盼望乌云有无散去。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让他敬畏，一是头上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西方哲学家的话，和中国农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炳忠不甘心自已的女儿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爱女儿，女儿少玩伴，他就给女儿讲古书里的故事，讲远古的妇好，讲花木兰，讲李清照。他为女儿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之门，他相信与什么样的人物相遇，就会进入什么样的生命形式。他并不知道自己过早地在女儿灵魂深处播种谨慎、敬畏和爱，是不是拨苗助长。而现在看来，他的灌溉，又让女儿的人生茁壮成长，将她从灰色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为此，他又感欣慰。“人的一生很长，如果出发时有足够的信念和光亮，就能支撑并照亮一生。我的女儿那么开朗，那么阳光，未来的生活一定敞亮的。”他流下了热泪。他感到活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