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6、第 6 章

　　第六章 必须去读书

　　在全公社的大队书记中，朱世明虽然年纪只有四十几岁，却是资历最老的书记之一。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村长不叫村长，改叫大队书记，村民不叫村民，改叫社员。朱端来原本是工作队任命的南塘村村长，他主动向公社提出不当了，理由是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公社书记让他推荐人，他故意推了几个老贫农，说他们是老党员。公社书记手一挥，说：“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以后我开会他们怎么记录？怎么传达？让你儿子当吧，他是党员，又有文化。”儿子朱世明就这样顺利地当上了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下面有十一个生产队。土改时分给所有村民的田地，都收归所在的生产队了，自己家里，只保留一点自留山。生产队长每天站在本队的一个合适的位置，或大树下，或小山岗上，或晒谷坪，吹几声口哨，队上的人就扛着锄头钯头去集合。跟部队当兵一样，队长将一天的活安排下去，大家分头去干。全大队的人刚开始都觉得这样新鲜，排着队去地里干活，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排得歪七歪八，你笑我我笑你的。那笑声爽朗，无拘无束，没有遮拦。那笑声如流星如浪花，随风渐起，随风而逝，渐行渐远，恋恋不舍，复归于平静安息，只剩下劳动的声音。
　　世明的妻子章素月也跟着生产队的人迎着日出去出工，在黄昏时候赶着牛，踩着田埂，蠕动着回家。素月一点也没有大队书记夫人的架子，一样跟队里的人干重活，一样开下流的玩笑。她率直，没有城府，顾集体也顾家。
　　出工让素月和社员们都感到新鲜，感到快乐。是的，苦难使人深刻，但生活里没有了快乐，深刻就会走向冷酷。有快乐滋润的心灵柔软，它有爱和包容，有善良和怜悯。
　　一年又一年，枯燥的出工对于章素月们不再有新鲜感了。每天都听哨子唿哨，每天都是重复同样的活计，开同样粗痞的玩笑，他们厌烦了。但厌烦又当如何？这是他们的命，他们仍要为了挣工分糊口而日出而作。他们渐渐有了怀疑，这块肥沃的土地，如何又如此贫瘠？是自己不够努力吗？是老天不眷顾吗？
　　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队里的小牛犊成了拉不动犁的老牛，生产队长陈满哥成了陈满爹，章素月也由青年到了中年，她腰枝松垮，开始显沧桑了，显老了，也不知从何时起，她眼角的皱纹更细密了，像开片瓷器上的裂纹。她有了一个儿子，又一个儿子，再一个儿子，终于生了个女儿，四个孩子。四张嘴要吃饭，章素月忙里忙外，忙白天忙晚上，没有歇息的时候。如果说过去是为自己活，为丈夫活，现在，她是为四个孩子活。她活在苦水泡着的日子里。
　　活着真难，全然不像报上和广播里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话世明在大队的大喇叭里作报告时常常引用，素月要他在家别说了，这话连孩子都不信，骗鬼呢！

　　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朱东峰领取初中毕业证回家了。拿毕业证回家的时候，东峰带回了两张合影，一张是他的初中毕业班的合影，他把全班同学都带回来了；一张是没有爷爷的全家福。相片里的奶奶和父亲母亲都慈祥，温和，四个孩子的脸上都有笑意。那天照相时，摄影师喊了一声“望这儿，茄子！”就按下了快门。这张全家福是幸福的，满足的。
　　两张合影都是黑白的，边缘齿轮状。这两张合影，先是奶奶看，后是父亲母亲看，再是弟弟妹妹看，像看一件珍宝似的。这两张合影，都被挂在相框里，挂在东峰住的房间的墙上。
　　“哥，我们初中毕业时也会照合影吗？”南峰好奇地问，他充满了憧憬。
　　“会，肯定会。”东峰说。
　　东峰放暑假了，于上学读书而言，他是打算长时间地放假了。放假第一天，他就跟着母亲去出工，参加生产队的“双抢”。过去出工，他的任务主要是扯秧、插田和割禾，现在，他找生产队长要求打谷、抽水和犁田，他要把所有的活计都偿遍。队长陈满爹有六十多了，一直跟朱家走得近。他把东峰当侄辈，有些不忍地说：
　　“那些都是重活，别干了，你只有七分工。七分工就干七分工的活吧！”
　　“七分工就七分工，七分工一样犁田。”东峰坚持说。
　　“那你还是个孩子呀，东峰。”陈满爹说。
　　那时候，在临水农村，男劳力是十分工，女人出工只有七分工。东峰尽管个子有一米六七，但毕竟是少年人，他出工也只有七分工，一个女人的工分。不过，“双抢”期间利用早晚扯秧和插田，是计酬的，视干活的多少算工分，比如扯秧100只算一分工，1000只秧就是十分工。
　　1974年的“双抢”，实际上只有“一抢”了，因为大水冲掉了禾苗，毁坏了田垄，要重新耕地，重新育苗，重新插田，重新踩田，两季变一季了。等完成这一季的抢插任务，队里的会计王眼镜跟东峰说:“你的工分跟队里的主劳力是一样算的。”
　　原来，陈满爹见东峰干活不比主劳力差，就跟会计出纳几个人商量，把他的工分加上来了。东峰觉得他们或许给了父亲的面子，但也觉得是应该的，公平的。“我做的事，不比主劳力少，只有多。毛主席说过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话，我靠自己的劳动挣工分，我可以跟任何人比。”他的内心倔强。当然，他也跟王眼镜说了声谢谢，跟陈满爹说了谢谢。
　　“人家对我好，我不能心安理得。”他对自己说。他是个周全的孩子。
　　“东峰犁田像老把式。”这话是陈满爹说的，“就凭他犁田，也要给他十分工一天。”
　　“我不是很熟练，哪些地方要犁得深，哪些地方要浅，我还没把握好。”东峰说。
　　队上有三头牛和三套犁犋，犁犋手一般是固定的，都必须身强力壮。当一代犁犋手老了，扶不动犁把了，年轻的犁犋手便会接替上来。要接替犁犋手，一般要由队里安排，东峰不是队里安排的，因为他的年龄和力气都嫩了一些。东峰未碰过犁，但他知道犁是农村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具，只有会用犁了，乡下就没有什么农活能难住自己了。
　　犁由犁弓、犁板和铧组成，形状就如一个斜卧的“力”字。铧是一个三角形的，被泥土磨得锋利雪亮。耕地时，犁铧向下，深深插进泥土。但犁要真正动起来，在土地上纵横捭阖，挥洒泥浪，雄霸土地，必须由牛拉动。东峰去牛屋牵牛时，有两头年轻些的牛被队里两个犁犋手牵去了，留给东峰的只有一头老母牛。东峰让牛喝足水，把牛牵到水田里，给牛套上牛梭。这弓形的牛梭套在牛的前肩胛上，像套上枷锁一样。牛梭两端，和犁连接起来。东峰一手握犁，一手扬起竹条，学着犁犋手一样吆喝，赶着牛往前走。老牛的肚皮耷拉下来，长长一条，犁地时肚皮犹如一只大布口袋一样，晃来晃去。东峰赶着牛，匐伏着身子，耷拉下来的□□也在晃动，像牛的肚皮。
　　翻新了两亩田之后，老牛有些疲倦，它站在田地里迈不动脚步了。东峰扶着犁杖，挥动竹条，像大人一样骂它：“做牛耕田，你就是这个命。你咋不动呢！”
　　疲倦的牛听到东峰的吆喝，仿佛知错般地抬起头，又拉着犁往前面走。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了波浪。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东峰原本白净的皮肤晒黑了，黄中带黑，脸黑了，手背黑了，脑壳上还冒出几个疖子。东峰照照镜子，看到脖子下面是白皙的，黑白以穿背心为界线，背心遮住的是白皙的。“我黑了！”黑是健康的标记，是劳动的标记，是农民的标记，是乡下人的标记。黑没什么不好！东峰阿Q似的挥挥手，用用劲，显得健壮有力。
　　他就这样融入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共同体中，稻田、谷穗、蚂蚁、蜜蜂、麻雀、杜鹃、野兔、树林、小草等等，在很多时候，很难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田野与土地，意味着艰苦的劳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乡村有静谧，有纯真，有简单和富足的时刻，然而它毕竟与辛苦相连，与年复一年的重复相连。它只有在文人眼里，才与诗意和审美相连。诗歌与沃野，在乡村，在农田和野地之间。
　　这个暑假，是东峰这些年来最累的一个暑假。“从这个暑假开始，我就回来种田了，我就是主劳力了，我就属于这片沃野了，我所有的劳动，都是值得的。”他这样对自己说，有些诗意地说。
　　他劝母亲不要在毒太阳下去出工，他说他是主劳力了，以后他来养这个家。他要用少年的瘦弱的双肩，挑起可怕的人生重担。他心疼母亲。从他记事起，就见母亲围着他和弟弟妹妹转。每天晚饭以后，母亲就叮嘱他们去做作业，她一个人洗碗筷，还有喂猪。他有时帮着母亲去剁猪草，母亲会接过菜刀，说，你的作业做完了吗？夜深了，母亲还在灯下为他们缝补衣服。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了，为全家人做早饭。白天，他们去上学了，母亲就去出工。母亲省着自己，有一年过年的时候，给四个孩子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给父亲做了身新衣，给爷爷奶奶做了身新衣，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她从未穿过新衣服，舍不得吃和穿，就是舍得力气。
　　“母亲太苦了，她把力气都用尽了。我不回来帮娘，我怎做她的大儿子？”这是东峰的心里话。
　　“等你读完高中回来帮娘，娘就不出工了，只在家里做饭给你们吃。”母亲说。她叹了口气。
　　“我不去读高中了，我的很多同学都不读高中了，我现在就回来。”东峰说。他是试探着跟母亲说，也是第一次跟家里人说出自己的想法。相比父亲，他跟母亲更亲近。
　　“那怎么行？娘不靠你这两年做事，娘还做得动。”母亲以为儿子开玩笑，就认真地对他说。

　　章素月以为东峰是随口说说不想去上高中，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跟丈夫朱世明说。东峰已打定不去上学的主意，心里盘算着找个合适的时候跟父亲说。他知道父亲压根不会想到他会放弃上学的。他一直在准备理由说服父亲。
　　眼看学校报到的日子临近。9月1日的晚饭后，全家人都在屋前坪里乘凉，南峰忽然说：“妈，我要到镇上去上初中了，我想买个新书包。”
　　南峰这句话，应该是憋了很久、想了很久、忍了很久才跟母亲开口的。他上小学用的书包，是母亲用兰色粗布缝制的，下面弟弟妹妹的也是。他羡慕哥哥东峰的那个帆布书包，那书包虽然旧了，但依然比粗布缝制的书包好看。他和东峰都不知道，那帆布书包是父亲去公社书记洪伯军家，洪家妻子随手拿给他的，是还他送鸡蛋的礼。从小学到初中，东峰就背着那个书包。同桌洪若晨实际上第一次见东峰背着那书包，就知道是她家的。她背的也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书包，不过她的新些。她没有问东峰书包的来历，东峰是班长，她怕伤了他的自尊。
　　“好。明天你爸去镇上，就给你买个新书包，也买帆布的。”母亲爽快答应。
　　“不必了。”东峰说，“我把我那书包给你，我不去上学了。”
　　东峰转过脸，对摇着蒲扇的父亲说：“爸，我正想跟你说这事，这个学期我就不去了，我已经初中毕业，我不上高中了。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不上高中了。让弟弟妹妹去上学，我可以供养他们。”
　　东峰在脑子里努力搜索不去上学的理由，他说：“您和妈太辛苦，我是大人了，我回来做事，可以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今年暑假我打了十分工呢！”
　　“这就是你不上学的理由？”朱世明说。他的声音有些严厉，但没有生气。
　　“读再多的书也得回家耕田，已没有高考这条路了。学校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上半天课，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还要耽误两年时间。我在家里，一样可以看书学习。”东峰说，谁也看不清月光下东峰的眼睛，闪着执拗而忧郁的光芒。
　　“东峰啊，上回我以为你是说说而已。你当真不去上学了？在家里看书学习怎么能跟在学校比呢？”母亲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为家里考虑，你是老大，你从小就懂事。但是，这学必须上，家里还不需要你。你一定要读到高中毕业，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朱世明说话了。他挥动着蒲扇。他拿出了父亲的权威，也拿出了大队书记的权威。如果是在白天，孩子们一定可以看到他的脸色的苍白和难看。知子莫若父，他知道东峰从小就倔，但他不打算在儿子面前退让。他说：“我们当年想读书没有书读，想去县城上个中学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有书读，有这么好的条件，岂言不去读书了？读书代表前程啊，种田代表不忘老本。十几岁，不要前程了？”
　　“哥，爷爷死时，你答应爷爷要去上学的。”南峰忽然说。他胸口有些打颤，有些害怕，他以为哥哥是为了把书包让给他，自己就不去上学了。他懂事地说：“我不要你的书包，我也不要妈妈给我买书包了。我就用我现在的书包。”
　　“我明天就去买书包，买三个新书包。东峰有了，你们三个小的一人一个。”世明说。
　　对四个孩子，世明一直觉得亏欠，不单亏欠孩子，还亏欠父亲母亲，亏欠妻子，亏欠这个家。自从当上大队书记，说是不脱产的，因为没有工资。实际上他是脱产的，公社大大小小的会多，他都要去，开了会回来还要传达，要开生产队长会，开社员会。公社布置的工作任务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落实。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去发动，去执行。有时候，连上面布置写标语这样的事，他都要事必躬亲。他把小学教师找来，把全大队读过书的毛笔字写得好的人找来，自己带着他们写，一写就是个把星期，直到把标语贴到全大队的每个角落。
　　他没有时间顾家，他顾不了家，以至他偶尔到队上去出工，家里的人和队上的社员都感到惊奇。生产队的人对他去出工从心里感到高兴，因为他有时间去出工，就意味近段没有政治学习，没有批斗会，没有政治运动。其实他也愿意去出工，愿意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们说说家长里短，说说笑话，这样他觉得轻松愉快。他一点也不情愿去组织什么学习和批斗，这都当不了饭吃，都是一些虚的。学点语录和社论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他又必须去组织政治学习和批斗，去做这些虚的，因为他是大队书记。他还必须当好这个大队书记，不能不当。
　　有次，他在大队部组织政治学习，读梁效写的大批判文章，邻近生产队的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突然站起来，说：“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自己动手了，哪里有丰衣足食？你别念这些没用的，都是一些屁话，不如来点实际的，我们要饭吃，要老婆！”
　　台下一片哄笑。他站起来喝住那汉子，正要训斥，大队妇女主任在旁劝道：“算了，他是我们队上的一个单身汉，有点宝气，是二百五呢。”
　　从这件事之后，朱世明只在大喇叭里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读“两报一刊”社论，爱不爱听，是你们的事，声势必须有。如果不是公社硬性要求，不是有公社干部现场指导，朱世明从不主动组织政治学习，他绝不去发挥，绝不去折腾。他内心觉得那单身汉说的有道理啊，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他向公社书记洪伯军请示：“现在南塘大队革命形势很好，很稳定，地主富农和□□都老实改造，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都很高，这种局面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要！”
　　洪伯军知道朱世明的用意，朱世明是不想折腾了。“这狡猾的家伙！借钟馗打鬼。”洪伯军心里赞赏，但他不能明说。他认可朱世明，在全公社十八个大队书记中，他最欣赏朱世明。他知道朱世明是借了他的指示，保持全大队革命形势不变，就是不折腾，让社员们安静一段时间，让他们去休养生息。
　　于是很多时候，南塘大队的大喇叭里唱的是革命歌曲，是花鼓戏，是革命现代京剧。只有这个时候，社员们才觉得自己是轻松的。有一次陈满爹找到世明说：“多放点花鼓戏，花鼓戏好听，特别是《刘海砍樵》，我大媳妇和我婆娘都爱听。”
　　“你个烧火佬，原来是想扒灰呀！”世明哈哈大笑。

　　南塘大队除了不甘寂寞的治保主任陈二苟时不时弄出点事来，大体是安静的。城里的□□来不了，这地方太偏僻，三县交界，不知内情的还不知道这地方归哪里管辖。从南塘去临水县城要半天时间，而去临近的茶泉县城只要三个小时。外面的人来不了，里面有朱世明压着，陈二苟掀不起大的风浪，小打小闹的。朱世明看起来憨厚，说话带笑，但骨子里强势，以至陈二苟向公社副书记程为宝汇报说：“朱世明用一个老实的假象，欺瞒了革命群众。”
　　朱世明也没闲着，他照样组织大队支委的几个人学习，还带他们去邻近大队参观，最远的他带他们去了山西昔阳县。从大寨回来，他组织全大队社员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垦荒山，栽种树木。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有一部分古树和大树砍伐掉了，他让大队林场培植苗木，让社员栽到山上去。他组织生产队之间开展竞赛，谁栽的树多，谁就评先进。先进就是一张奖状。那时候，人们看重精神上的奖励。朱世明请来了公社书记洪伯军，由洪伯军将奖状颁发给当了栽树先进的生产队长，这是多大的荣誉！
　　二是整修塘坝，兴修水利。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些水塘和水坝，朱世明就组织全大队的劳力，到生产队逐个地整修维护。这些事做完，他要以西山脚下的一个水塘为基础，修一座大型水库。小时候，他到山上砍过柴，打过猎，他知道这里水源充足。陈二苟在支委会上反对，说南塘大队有大河经过，要修什么水库？朱世明说大河只顾得了三四个生产队，还有六七个在山里的生产队管不到。在他的坚持下，修水库的决定做了下来。朱世明动员全大队的男女老少，包括放假的学生，用秋冬的时间，修了一座水库。
　　东峰在作文里写了放寒假去大队水库工地挑土的故事。那场景是壮观的，红旗猎猎，歌声嘹亮，口号震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挖土的挖土，挑土的挑土，推车的推车，筑坝的筑坝，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的。治保主任陈二苟要组织民兵在工地上开地主分子刘炳忠的批斗会，他做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做了一个挂在胸前的纸牌子，准备了铜锣。显然，陈二苟有取乐和羞辱的意味。但他的行动被朱世明叫停了。朱世明说：“刘炳忠还巴不得挨批斗呢，他正好不挑土了，躲懒了。他该挑的土由你来挑？”
　　当然，这个情节东峰没有写在他的作文里。他虽然跟父亲在心里有些疏远，但他仍然要维护父亲的形象，他不能让别人认为父亲是没有阶级立场的人。再说，他觉得父亲有担当，他保护了他的同学刘杏芳的父亲，那炳忠伯伯有蛮可怜了。
　　南塘大队是全公社最先把水库修下来的，因为是第一个修，公社给了一点资金，这些钱一部分买了筑坝用的水泥，一部分做了集体开餐的伙食费。公社书记洪伯军组织全公社所有的大队书记来参观，让朱世明介绍经验，洪伯军号召向南塘大队学习。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初中，朱东峰都不太理解父亲，觉得父亲是个不顾家的人。每当看到母亲一个人洗衣做饭，一个人推着架子车送公粮，一个人躲在一旁大口喘气，一个人累得直不起腰，他就会过去为母亲帮忙，心里埋怨父亲，怪父亲不来帮母亲，“爷爷奶奶都动不得，而父亲有力气呀，他不来帮娘，他是要把娘累死？”
　　有一次，东峰终于忍不住，对母亲说：“爸就是个吃闲饭的，您也不说说！”
　　母亲怔住了，想了想，说：“你爸是大队的人，他要为全大队的人做事，我们不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大队的事，没有他做，谁去做？别人做可能没有他做的好。再说，他当大队书记，对炳忠伯伯家就好，就不会让别人放肆地欺负炳忠伯伯。过去炳忠伯伯家对我们家有恩。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你爹的不容易！”
　　母亲的话，让东峰内心震撼，浑身打颤。他第一次听母亲说刘家对自己家有恩，第一次知道两家上一代人还有故事，第一次知道父亲当共产党的大队书记，竟然还有一个保护地主分子的使命。他惊呆了。他想到小时候的有一年端午，爷爷让他去给刘家送粽子；有一年中秋，母亲把八个月饼分成两份，一份让他去给刘家送去。他想到自己带着杏芳一起玩耍，用树杈做的弹弓吓跑欺负她的孩子；想到与杏芳的刻意疏远，想到杏芳好看的眼睛和一摆一摆的辫子。他问母亲：“爸怎不跟我们说这些事？”
　　“你们还小。不说，是对你们好，对家里好。”母亲说。
　　母亲叹了口气，又说：“你是老大，你要多想想你爸的好。他当大队书记，对家里不是没有一点好处。至少，没有人欺负我们家。农村里的人眼皮浅，你家好一点，平安一点，就有人眼红。你看看大队上讲霸道的那几个人，对我们家不是客客气气的？他们只能在心里眼红，不能表现出来。还有那个陈二苟，上窜下跳的，他敢到我们家来吗？你们几个在山上挖土栽的红薯，队上的人都看到了，也没有哪个来拨苗呀！”
　　父亲的形象，在少年东峰的心中光辉起来。“原来自己一直受父亲的庇护，我怎么没感觉到呢？我怎么没心没肺呢！”

　　朱世明当然知道孩子们对他的情绪，他不想跟孩子们解释什么。他想等孩子们长大了，成人了，就会知道他这个父亲的不容易。他一直记着父亲逃荒讨米的历史，记着刘家过去对他们家的恩情。他珍惜大队书记的职务。他要保护刘家，这是父亲的叮嘱；他要守护全大队的人，这是他的良心。为了把书记一直当下去，他要好好表现，要尽心尽力，不能有任何私心。他要紧跟公社书记，紧跟书记就是紧跟党，紧跟政治。他时不时也会去公社书记家里送点蔬菜，或送点鸡蛋，为的是更加“紧跟”，更加密切关系。这是他的私心。还好，公社书记洪伯军是个正派而厚道的人，认可他，欣赏他，支持他。他每次去洪家，洪家总要找出点什么东西给他带回来，算是还礼。他从心底里认为，洪伯军骨子里是不喜欢政治运动的，不喜欢高音喇叭里播送着的各种海报和战斗檄文，只是嘴上不说。这跟自己一样。洪家把他当成亲戚一样，从不嫌弃，“看来脚步为亲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算是高攀了！”
　　至于家里，他想全大队平安静好，家里就自然好。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家好集体好，家里就好。他将“站在家门口，放眼全世界；干着地里活，想着亚非拉”几句话写成大字标语，贴在大队部的门口，以表示他的胸怀和姿态。他虽然不做家务，不出工，但他仍然是家里的主心骨，他的话是说一不二的。

　　很少出工的朱世明，他的眼睛上看天，下看地。这“天”是天气，农民是看天吃饭的；这“天”也包括上级组织。“地”是脚下的田地。他只要看到田里的稻禾，眼睛就变得亮闪闪的，像露水一样。
　　那无边的土地上，起伏的水田里，绿浪滔滔，新莳的稻禾在阳光下生长，一天天地长高，长结实。它拔开云雾，明明亮亮。它吸取松软肥沃的泥土里的养料，捧出粉粉的花蕊。它的花，细碎而嫩黄，像抖动的米粒，白中泛黄，仿佛有骨骼一般的饱满。
　　朱世明知道稻禾开花是田地里的盛宴，是天地给予辛勤劳动的农民们的希望。如果稻禾不开花，那它与一丛青草无异。开花之后有了沉甸甸的稻穗，每一粒谷子看上去是那么慈悲与怜悯。稻禾开花的时候，他会出现在田地里。晨曦中的露水濡湿稻穗，也濡湿了他的裤管衣袖。细心的他发现稻禾上有卷叶虫，还有稻瘟，根下还爬有蚍虫。于是他就在大喇叭里号召社员灭虫，他自已也会背个喷雾器下田打药。他的鼻孔里，抽动着粗重的喘息。
　　稻穗还没有成熟。没有成熟的稻穗，谷子没有硬实，像乳白的奶一样，微甜而清香。它引来老鼠和鸟雀偷吃。在野草掩盖的岩石里，有一只老鼠窝，俨然是一个装满稻穗的仓库。生产队的社员严阵以待，要消灭它们。朱世明不做声，也不在大喇叭里说，由它们去。几只老鼠和鸟雀又能吃得多少？大大小小的稻穗，在辽阔的田野，像郁郁葱葱的小山头。它们颗粒饱满，或俯仰，或坐卧，或点头跟人打招呼，是那么娇媚，那么矜持，那么风采。它们像他一样沉静。
　　太阳炙热，大地像蒸笼一样，山上的树枝惊惧而痉挛，只有田地里的稻穗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它在热风里，在喧哗里，在期盼里，实现了生命的圆满。那满田满垄的稻谷啊，那么金黄灿烂，那么多彩绚丽，那么无边壮阔，让朱世明的脸上溢满了笑容。
　　哎！只是年年丰收，年年吃不饱肚子。疲倦的朱世明掏出旱烟用纸卷上，叼在嘴里。他的眼里充满了忧伤，他心里战栗着，哽咽着，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看见在整齐的稻茬上，遗弃了一点点谷粒，有几只鸟儿飞过来捡拾，也有孩子们捡拾。

　　9月1日的这天晚上，全家人乘凉，朱世明最后说了几句话，点燃了儿子东峰心中的理想火焰。他说：“我这辈子，虽说读了私塾，但没上中学，考不了大学，我吃了读书少的亏。现在虽然也没大学可考，但大学里招工农兵大学生，每个公社都有分配的名额。如果是高中毕业，就符合贫下中农推荐的条件。所以东峰，你一定要去读高中。等你高中毕业，我就会去求公社洪书记，为你争取一个名额。到时候，你就是我们老朱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南塘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也是你爷爷的遗愿啊，孩子！”
　　“哥，你还不去读高中吗？”南峰第一个从竹铺上跳下来，说：“你去啊。等你上大学了，我隔两年也可以去上大学，我也要爸找洪书记，当工农兵大学生。”
　　东峰从小的理想是进城，当城里人，为此他发愤读书。他读了很多书，特别是读了若晨借给他的几本世界名著，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但贫穷的现实和美好的理想就像天上的银河一样遥遥相对，他无法到达。既然当不了城里人，就早点接受现实，脚踏实地，把家经营好。现在，父亲给了他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黑夜，照亮了他的天空，照亮了他的前程。他将由这盏明灯指引，向前奔跑，向远方奔跑！
　　他想到了若晨。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若晨。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她的。具体喜欢她什么，是她那好看的酒窝？是她说话的磁性的声音？是天生的骨子里的城里人的傲气？是她的调皮，抑或都是，抑或都不是，反正就是喜欢。然而他觉得与若晨的距离就是天上银河的距离，遥遥相对，遥不可及！他只能想想，不敢往深处想。但如果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这天上银河不就跨过去了？工农兵大学生是桥，是渡，是船，能把他渡过去，渡到若晨身边去。
　　这是一个少年的小心思。人这脆弱的芦苇，有时候把另一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
　　“爸，我想错了。我去读书！”东峰说。这个心气强的孩子，终于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来，在美好的梦想面前低下头，转过了弯。
　　夜已深了，风从天边吹过来，凉浸浸的。天上的星星仿佛是数不清的一眨一眨的眼睛，它与地上萤火虫的飞舞闪烁，交相辉映。那一群群的萤火虫在凉风里飘荡，轻若浮光，飘如水里的光点。
　　“进屋睡觉去吧！”母亲说。东峰和弟弟妹妹们哪有睡意，还想说什么，只听母亲的歌谣在此时响起：
　　“火萤虫，点点红，哥哥骑马我骑龙……骑我的马，上扬州，扬州里面一枝花，摆摆尾子到姐家······”
　　母亲的摇篮曲，沉静，悲悯，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