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4、第 4 章

　　第四章 无穷无尽之青春

　　每一天，像沙覆盖沙，像水淹过水，像铃声压过铃声，像一个村子的木匠，为另一个村子的画工，钉好了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一天一天，就这样不经意地了无痕迹地过去，最后汇聚成我们隐秘的一年年。
　　两年的初中学习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有一天，班主任王老师把朱东峰叫到办公室，说：“按照往年的惯例，初中毕业要搞一台文艺汇演，庆祝无产阶级专政下教育革命取得的胜利。学校开了会，初中部的十几个班就一台文艺汇演，每个班出三个节目。我们班的具体组织，由你和刘杏芳负责。我已经和刘杏芳说了。”
　　“好。”朱东峰答应。
　　“东峰啊，马上要初中毕业了，我还真舍不得你们这班学生，没让我操什么心。昨天校长答应我了，让我把你们这个班学生带下去，带到高中毕业。”王老师感慨地说。他用手往后理了理头发，他的鬓角已经斑白了。他又说，“有些同学可能不来上高中了，听说黄亚明就准备顶他父亲的职去当工人。所以我想把我们班选送的三个节目组织好，至少有一个节目要大家参与，展示我们的少年风貌，让同学们永存记忆！”
　　“我一定努力。”东峰回答。自己是在不准备来上高中的同学之列，但他不想跟王老师说，现在不是说的时候。他说，“我呆会就去找刘杏芳。”

　　刘杏芳住在南塘大队，是地主分子刘炳忠的大女儿。她比东峰小半岁，两人一同上小学，又一同到镇里读初中。杏芳跟父亲的老实本分不同，性格活泼，全然没有因为出身地主分子家庭而感到任何压抑。她似乎感觉不到压迫的存在，始终抬头走路，该吃时吃，该睡时睡，该哭时哭，该笑时笑，该跟人家吵时就跟人家吵，大大方方的，好像没心没肺的。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从操坪经过，一个男同学故意用脚挡她，让她差点摔倒。她骂他无聊，男同学说：“挡你又怎么样？你这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她撸胳膊挽袖子，摆出一副不怕打架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说过，出身不可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选择做了好学生，你能跟我比学习成绩吗？你选择做了捣蛋鬼、坏学生！”那男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哑口无言，她“哼”地一声扬长而去。
　　杏芳长得漂亮，双眼皮，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走路时一条辫子，一摆一摆的，好像是骄傲的公主出行。
　　“这杏芳是刘炳忠的女儿吗？刘炳忠一脸憨厚，老实巴交的样子，女儿却是个麻利婆，连走路都带风似的。”
　　“谁知道刘炳忠是不是装的？这地主分子火烧冬茅心不死呢。”
　　大队社员，也就是左邻右舍的这些议论，刘炳忠听到过，杏芳也听到过。他们不吭声，全当左耳进右耳出。从土改开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在“运动”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什么都不能说，一说就会遭更大的罪。杏芳心疼父亲，父亲在社员大会上挨批斗，她带着妹妹去给父亲送水喝，自告奋勇背毛主席语录，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父亲被押着满村游走，回到家里她给他捶背，宽慰父亲。
　　“我的女儿真懂事。难为了我的女儿。”刘炳忠眼睛潮湿，“我们家祖宗积了福，让我修来了这么好的女儿！”

　　放学了，刘杏芳背个书包走到教室后面朱东峰的座位前，对东峰说：“我们一起回去吧，一起商量毕业演出的事。”
　　还在整理书包的洪若晨听到杏芳说话，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她瞥了一眼东峰，起身就走。
　　东峰与刘杏芳不住在一个生产队，一个是上屋场，一个是下屋场，只隔一条垄，不远，指门对户的。在小时候，杏芳是东峰的跟屁虫，她喊东峰为东峰哥，东峰哥走到哪里，她就会跟到哪里。他们在一起嬉戏，一起玩乐，一起捉迷藏，谁家孩子要是敢斜摆杏芳一眼，要是欺负杏芳，东峰就会拍拍小皮带上斜插的一把树杈做的弹弓，瞪瞪眼，吓跑人家孩子。他俨然是杏芳的小保护神。到饭点的时候，杏芳逗留在朱家，东峰奶奶就会叫她上桌吃饭，给她碗里夹菜。东峰奶奶喜欢杏芳，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拍打着她的小肩膀，说：“多好的孩子！”
　　长到大些，懂事些的时候，两个孩子有意识地疏远了。一个是大队书记的儿子，一个是地主分子的女儿，他们是不能玩在一起的。朱家倒没跟孩子说过什么，没灌输过划清界限的思想。相反，朱家奶奶经常问东峰，怎么没看到杏芳？
　　“还不是因为我爸批斗杏芳的爸。”东峰小嘴嘟哝。
　　东峰父亲朱世明在小学操场里，主持全大队的社员开会，批斗地主分子刘炳忠和富农分子张志义，还有□□家属白贵仁，□□分子熊奇林。每家每户要去人，有两三百人参加。全大队地主、富农、□□分子、□□分子各一人。地主、富农和□□家属是原产，是南塘大队的，□□是外来的，是小学的老师。他们都是南塘的“宝贝”，一到运动来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都是必斗对象。熊奇林斗得少些，因为他要上课，而且“改造”好了。□□家属和富农也是陪斗的，主要斗地主。
　　白贵仁成为村里的□□家属有些荒诞。白老汉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共产党的人，一个是国民党的人。共产党的人是他的二儿子白朗朗，白朗朗自幼好学，十六岁那年，他在长沙城的广益中学读书，受地下党老师的影响，跟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延安。解放军横渡长江时，白朗朗已是解放军的侦察连长，他奉命渡江侦察，获得江防图。本来，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他坚持做一颗钉子，钉在南岸以配合大部队渡江。在解放军的大部队横渡长江时，白朗朗发现长江边上敌人的一个暗堡里，有几挺重机枪在疯狂地扫射，几个战士前去炸暗堡都牺牲了。白朗朗怒吼一声，背捆手榴弹上去了。暗堡炸平了，白朗朗牺牲了，牺牲在南京解放的前夜。他跟他的战士们说“打过长江去，打到南京去，打回家乡去。”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父母两年之后收到了一块“革命烈属”的牌匾。
　　国民党的人是白老汉的大儿子白明明。1946年春节前夕，白明明去县城买年货，刚进食品店的门口，就被几个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兵抓了壮丁。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弟弟白朗朗已去了延安。白明明自幼习武，非常勇猛，穿上国民党兵的服装后，被送去了徐州前线。打仗时别人都怕死，都往后缩，甚至逃跑。他不怕死，排长打死了他当排长，连长逃跑了他当连长。他知道只有当上了官，才有机会回自己的家乡。解放军要渡江了，营长命令他率连队驻守长江南岸的两个火力点。他死守，他不知道营长早跑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亲弟弟就在渡江的部队里。最后，他被解放军的炮弹炸死了。
　　土改工作队进驻南塘村之后，了解到白老汉的两个儿子，一个为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而献身，是英雄；一个为国民党卖命而战死，是□□。工作队长说，有儿子为国民党死，那无疑是□□家属，是可耻的；为共产党牺牲，白家应是革命烈士家属，是光荣的。于是，白家挂了两块截然不同的牌子。
　　□□家属是要开批斗会的，而革命烈士家属没什么表彰。白老汉就跟白老太商量，由他当□□家属，他的身体比她好些，由他上台挂牌挨斗。但是后来，白老太见自己的老头被斗得发晕吐血，患上了肺结核，就去找工作队长要求改过来，或者轮着当，工作队长说这是你们自己家商量好的，已经报经上级批了的，怎么能随便改呢？就这样，南塘大队只要有运动来，只要有风吹草动，只要开批斗会，白老汉是必须挂牌上台的。
　　他被斗了二十多年，斗得越来越瘦，越来越佝偻，像一根残枝败叶的竹子。他有时发牢骚：“是国民党把我家老大抓去的，你们去找国民党啊，怎么能怪我呢？要是抓他的是共产党就好了，为共产党死，我家就有两块烈属牌子，我和婆婆子一人一块，虽没什么好处，不会多吃一块肉，不会多吃一颗粮，但至少不会挨批斗，戴高帽。”
　　他有时跟地主分子刘炳忠比较，从比较中获得安慰。他说比炳忠好，炳忠要被人控诉，游垄唱歌，而他不要，他只陪斗。

　　刘炳忠被押到台上，□□家属白贵仁、富农张志义和□□分子熊奇林也被押上台。白贵仁和刘炳忠居中。太阳照在他们身上，照得久了，他们的脸上淌下汗滴。朱世明在台上讲话，也淌下汗滴。他让几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控诉刘家在解放前是如何剥削的。有一个贫农说着说着，就说起刘家的好处来，他说：“冬天家里没米过年了，是刘炳忠的父亲差人给我家送来一袋米，还有两斤肉。我的老母亲病了，没钱抓药，是刘炳忠的父亲差人拿走药方去药铺捡的药。你们说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地主，他是大善人啊。”
　　朱世明赶紧叫停，叫老贫农下台去。台下一片哄笑。知子莫若父，只有朱世明的老父亲朱端来知道，这样的批斗会，这样的“控诉”，是世明有意安排的。他就要这样的效果。地主不一定都是恶霸，也有开明绅士，比如刘家。世明要让大家常念刘家的好。
　　那一天，七八岁的东峰和杏芳也在台下。杏芳的小脸绷得像鼓皮似的，对东峰说：“你爸是坏人，他斗我爸，我以后不叫他世明叔叔了。”
　　东峰不示弱地说：“你爸才是坏人呢！”但从这以后，东峰看父亲的眼神有些陌生，他与父亲有些疏远了。他问爷爷：“我爸为什么要批斗炳忠伯伯？”
　　爷爷说：“你爸没有办法呀，他是书记，上面要批斗，他怎能不听上面的呢？他批，比别人批好，你爸不会让人打他。其实，他们两人从小就关系好着呢。”
　　东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杏芳不跟东峰玩了，不到朱家去了。刘炳忠故意问女儿：“怎么不去你世明叔叔家了？”杏芳说：“谁叫他批斗你呀。”
　　“他是奉命行事，有什么办法？”刘炳忠说，“你不跟东峰玩，你不少了一个玩伴了？”
　　“谁叫他是世明叔叔的崽呢！”杏芳噘着小嘴说，“我才不理他呢。”
　　“我女儿懂事。”刘炳忠说。他停了停，叹口气，继续说，“东峰是个好孩子，他命好，生在大队书记家。”他本想说自己女儿命不好，生在他这个地主分子家，但他没说出口。他不想给女儿太多阴影。

　　杏芳聪明，记性好，上小学一年级就能背二十条毛主席语录。学校没有谁能背过她的。这让她在学校一下就出了名。她与东峰的成绩不相上下，她还有个特长，会唱歌，嗓子好像天生似的。如果不是学校老师顾虑她是地主分子的女儿，不能高出贫下中农的儿女，就刻意冷落她，否则她会出尽风头。冷落她，她也不怕，她凭成绩说话。她在小学没当班干部，上初中反而当上了班干部。云阳中学不是南塘大队的中学，是全公社乃至全县的中学。公社中学的眼界开阔。班主任王老师不知是否知道她是地主分子的女儿，还是故意装糊涂，反正让她唱了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就让她当上了文娱委员。
　　刚报到时，镇上的一些男同学见杏芳穿一身带补丁的土布衣衫，就私下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乡下妞”。一同报到的还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女同学，就因为杏芳长得俊秀，土布衣衫遮掩不住她的漂亮，她太出众，惹人注目。那时候，很多调皮的男同学专门同漂亮的女同学作对，突显自己的“本事”。杏芳知道别人给她起绰号，她不在乎。“我当上文娱委员了，我是班干部，看你们敢当着我的面乱叫！”
　　仿佛有束光照在自己身上，当上文娱委员的杏芳，变得自信了，身上的使不完的劲似的。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由一个怯怯的新生变成活跃分子。班上有什么事，她都主动去做。每星期一的早晨上课之前，她都主动组织全班同学唱一首革命歌曲，以至每星期一，同学们都形成了早一些到学校唱歌的习惯。开头的一次，来自镇上的一个叫薛向东的男同学故意捣蛋，说别的班也没唱，为什么我们要唱？杏芳说：“早上清清嗓子，唱唱歌，这一星期都会有精神，有精神学习，有精神劳动，干嘛不唱？”
　　王老师听说后，在班上表扬了杏芳，说她文娱委员当得好。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由外界的认可带来自信，逐步过渡到内在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刘杏芳是地主分子的女儿，她心里明白自己的身份。她一直记得刚进小学的时候，学那篇忆苦思甜的课文：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背起书包把学上。

　　杏芳的头是埋着的，几乎埋到□□里。她不敢跟老师一起念出课文的声音。别看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在坚硬的外壳里，她内心很脆弱，很自卑。很多年以后，杏芳在镇上开店子做买卖，碰见王老师，她问王老师知不知道她的出身，她的阶级成分。王老师笑而不答。王老师居然让她这个地主分子的女儿当了文娱委员，当了班干部，这是对她的认可，是对她的奖赏。这种认可和奖赏，让她看到了自己与众不同，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自信心的增长，让她觉得与大队书记的儿子东峰的鸿沟在缩小。
　　脚踏黄土地，她拼命地仰望人人都认为不属于她的东西。她牢记父亲跟她讲的《了凡四训》里袁了凡改变命运的故事。

　　虽在一个大队，虽从一条山路上去云阳中学，杏芳基本上不跟东峰一路走。如果东峰在前面走，她会故意慢几步，如果东峰在后面走，她会加快步伐。如果撞到一起，她会大大方方地打个招呼。他们彼此心里都有距离，但彼此的心里依然留存着孩时的美好，他们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的玩伴，他们本来是友好的，亲密的，他们本应一同结伴去上学，一同牵手回家来。他们没有间隙，没有敌意，只是两个人家庭出身不同，两个人的身份不同，让他们彼此疏远，刻意保持着距离。
　　这是一条沟的距离，他们跨不过这条沟。这条沟是世俗的鸿沟，是阶级的鸿沟，是时代的鸿沟，是政治的鸿沟。
　　两个少男少女，在时代鸿沟面前，束手无策，缴械投降。可怜的孩子，他们生来就注定要背负政治的包袱！

　　在今天回家的山路上，杏芳和东峰有时一前一后，有时挨在一起。他们要商量毕业汇演的事情。
　　初夏季节的傍晚，天上升起了一片又一片云霞。山道两旁，绿意盈盈。樟树、枫树、银杏、水杉、马尾松、丛树，各种知名不知名的青褐灌木，柔叶纷披，掩映纠缠，像层层起伏的古老绵延的水绸，波浪般涌来，迸发出万物奇异的生机。那土墙的青瓦、红瓦或茅草的农家院落，墙角偶露出的亮红的桃李，缀在枝头，风一吹过，摇摇晃晃地仿佛要坠落。还有青青碧碧的溪流，涓涓流淌，叮咚叮咚，像唱一支歌。
　　杏芳说：“全班同学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来领唱，如何？”
　　东峰说好。杏芳又问：“你当班长的，准备一个什么节目？”
　　“我还没想好。”东峰说。他准备说自己不准备上高中了，但没说出口。“不上高中了，更要表演一个节目，这样才对得起王老师。”这是他的心里话。
　　“我们唱一段花鼓戏《打铜锣》怎样？”杏芳用征询的口气问。实际上她已经有主意了。
　　“那，好吧！”东峰勉强答应。从接到王老师的任务开始，他就想过自己要准备一个什么节目，他甚至想跟若晨一起搞个两人唱，但从未想过要跟杏芳合演节目。他还没有来得及跟若晨说，杏芳就主动提了出来，他不忍心拒绝。内心里，他总觉得欠了杏芳一点什么似的。他甚至有点同情杏芳，觉得她出生在地主分子的家庭，活得苦，生活不容易。
　　“那我们现在就来唱唱。你做补锅的蔡九哥，我来当林十娘。”
　　东峰说好。那时候，农村里的文化生活就是公社放映队每两三个月到各大队放一场电影，县剧团每半年到各公社唱一次花鼓戏，公社就让各大队轮着来。前不久，县剧团在南塘大队唱了一场花鼓戏，在云阳中学也唱了一场花鼓戏，唱的都是《刘海砍樵》和《打铜锣》。前几天，村里的大喇叭早晚都播放这两出戏的录音。戏里的唱词，很多人都会几句。杏芳记性好，这两部戏的唱词，她都能记下来。

　　初中部毕业班的文艺汇演相当成功。王老师带的初二（13）班送的三个节目，都获得了学区主任和学校校长、年级老师的好评。学区主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同志，齐耳短发，胸前戴一个毛主席像章，她对校长说：“大人唱的《打铜锣》由孩子们来唱，有意思，风趣，有味。”在这三个节目里，有一个《青春》的节目，把整个汇演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节目是洪若晨为主表演的。本来，若晨不准备表演节目，她看到杏芳跟东峰唱《打铜锣》，心里酸酸的。她与杏芳的关系，不远也不近，不好也不坏，淡淡的。两个人在班上都出众，成绩都好，老师都喜欢，但她们彼此间总有层隔膜，热乎不起来。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这鸿沟就是各自的出身。若论出身，东峰与她若晨更接近一点，一个是大队书记的儿子，一个是公社书记的女儿。更何况东峰是自己的同桌，是班长，刘杏芳凭什么叫他一道去演节目呢！她不能示弱，不能让刘杏芳的风头盖过自己。
　　于是，若晨主动找王老师，她要表演一个节目。
　　《青春》是李大钊的文章，课本里没有，是王老师给班上同学开小灶，讲过这篇文章，同学们都很喜欢，若晨和东峰能背诵。若晨聪明，她请音乐老师为《青春》谱曲。音乐老师薛娟娟是若晨表姐，早年读于中央音乐学院，因父亲划为□□被送去劳改农场，恋爱对象又离她而去，母亲病故了，家没有了，若晨父亲洪伯军就通过关系，让她来云阳中学当了老师，教音乐。音乐老师的母亲，是洪伯军的亲姐姐，是一名歌唱家。
　　在台上，班上的二十几个女同学站成三排，齐声朗诵《青春》之后，由穿着白色连衣裙的若晨领唱：
　　“以青春的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歌声澄澈震撼，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个偏远小镇上的中学，一群无邪的孩子，一些天真的少年，要用激情和热血去演绎无穷无尽之“青春”。
　　东峰显然受了感染，热血陡涌，眼睛闪着泪光。他在心里说，也是想对若晨说，要告别了，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舍不得你们，但是，我要回去了，我长大了，我是青年了。我要用青春之我，去创建青春之家园，青春之农村！

　　在毕业汇演之后的一天，学校按惯例组织初中毕业班的学生合影，十几个毕业班一个班一个班的照。轮到东峰这个班时，东峰和班委会的几个人把王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围在中间，拍下了人生第一张合影。摄影师把手臂举起，说一句“看这儿，茄子！”大家就被定格在一张相纸上了。
　　东峰看到摄影师，就想到父亲一直张罗着要为全家人照张全家福的事。爷爷去世要开追悼会时，没有相片，父亲朱世明就差人翻山去邻县一个大队请画匠来，那个大队有个专门为人画像的画匠很有名。画匠来了，张口就说要拿相片来画。
　　父亲朱世明说：“有相片，我还要请你来干什么。”
　　“没有相片怎么画呢？”画匠茫然无措。
　　朱世明也愕然了。最后，画匠要大家一起说爷爷的形象，画了一张不是很像的相，摆在灵堂上。
　　这以后，父亲就觉得要为全家人照张合影。他到镇上照相馆联系，说尽好话，摄影师就是不愿到乡下来。现在，东峰看到摄影师，就想到父亲的愿望。他想央求摄影师，但他想摄影师是不会理睬的。他就在旁边恳求王老师，他跟王老师说自己爷爷死了连一张相片都没有，照一张合影对于朱家有怎样的意义。王老师被朱东峰的故事打动，就出面找摄影师说好话。摄影师是镇上照相馆的，考虑到与学校多年的关系，也考虑自己的儿子马上要到云阳中学上初一，需要学校关照，就答应了王老师的请求。
　　东峰带着摄影师回家了。摄影师带了一台巨兽般的蒙着黑布的照相机。那一天，全家人在房屋前的土墙下照了一张全家福。奶奶坐前排中间，左边坐的是父亲，右边坐的是母亲，东峰和三个弟弟妹妹站在后排。
　　这是朱家第一次合影，第一次照全家福。东峰送摄影师回镇上时，挑了一小担母亲准备的红薯和辣椒南瓜等蔬菜送给摄影师。
　　“这件事你办得好。”父亲赞许东峰，让东峰有成就感。这是父亲第一次表扬他，东峰办成了他想办而没办成的事。
　　只有奶奶遗憾地说了一句：“要是你爷爷在时，有一张合影就好了。”
　　大家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