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微事录》花喜儿

49、她们，我们 徐

　　徐清沅没想到，西蒙教授约见面的地方，会是塞纳河边的一个旧书摊。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她沿着河岸走了很久，一路数着那些墨绿色的铁皮箱子。卖画的、卖旧书的、卖明信片的，摊主们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偶尔和路人聊几句天。

　　她在一个堆放哲学旧刊的摊位前找到了西蒙教授。

　　老先生正蹲在地上翻一本泛黄的小册子，听见脚步声，抬起头，从镜片上方看了她一眼。

　　“来了。”他说，语气日常，像在课堂上打招呼，“等我一下，这儿有本我需要的书。”

　　徐清沅点点头，站在一旁等着。目光却不自觉地被旁边的景象吸引。

　　一个穿着墨绿色大衣的年轻女人正倚在书摊边上，手里拿着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读得入神。她看上去二十七八，没戴帽子，卷曲的棕发随意披着，风吹过来，她抬手拢了拢，眼睛却没离开书页。

　　不远处，另一个女人正和摊主讨价还价。她穿着素净的灰色套装，夹着一叠建筑图纸，语气不紧不慢，却威压十足。摊主是个老头，被她驳得哑口无言，最后摆摆手，嘟囔着“算了算了，拿去吧”。

　　更远些的河堤上，一个年轻姑娘支着画架在写生。她身边围了几个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她头也不回，只管自己画。

　　徐清沅站在那里，看着这些，忽然有些难过。

　　在绍兴，在陈家，在宁波，她见过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姆妈那样，一辈子弓着腰，看人眼色，在主人家说话都不敢大声。大小姐那样，锦衣玉食，却连出门都是奢望。辛兰那样，聪明能干，可那些本事都是在家破人亡里，在大家族暗处，在被卖之后，硬生生熬出来的。

　　更别说，战乱过后。

　　没有一个人，能像眼前这些法国女人一样。

　　站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读诗。

　　和男人讨价还价，寸步不让。

　　支起画架，只管画自己的。

　　她们的眼睛是坚定的，背也是挺直的。

　　“这些，平常的……有什么，很吸引你吗？”

　　西蒙教授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本旧书，站在她身边，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徐清沅回过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法国，女人如此自由？”她问。

　　虽然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见，她还是忍不住发问。

　　“当然。”西蒙教授说，“不过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她们争了很多年。现在至少，走在街上，不用低着头。”

　　他顿了顿，看向徐清沅，一脸淡然。

　　“现在，你也可以。”

　　徐清沅没说话。

　　她想起姆妈常说的一句话：“小水，把头低着走，别惹眼。”

　　她低了许多年。

　　“教授，”她忽然开口，“真的，很感谢您，我也很抱歉。”

　　西蒙教授没说什么，只是从容的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她。

　　“这是我读书时候的一个校友，他那边需要一个中文助手，整理一批与中国艺术相关的资料。虽然给不了你正式的学籍，但这也是一份体面工作，有报酬。”

　　徐清沅愣住了。

　　“您……还愿意帮我？”

　　西蒙教授看了她一眼，那目光毫无波澜，却让她想起她第一次进入索邦时的情景，他看向她的目光，如同对待一个稚童，关切赞赏。

　　“我不是在帮你。”他说，“我是觉得，你这样的人，不该被一张纸卡住。”

　　他把信封塞进她手里。

　　“回去吧。好好想想，你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然后，只管努力，全心全意。Manon，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女人。”

　　徐清沅攥着那个信封，站在那里，看着他慢慢走远。

　　“小姐，打扰一下。请问那位老先生的钱是您代付吗？”

　　书摊老板的声音唤回了失神的她，

　　“当然！”徐清沅掏出法郎，多付了小费。

　　风吹过来，塞纳河上的光碎成一片一片的，晃得人眼睛发酸。

　　她转过头，又看了一眼那个读诗的女人。她还站在那里，风又吹散了她的发丝，她抬手将发别在耳后，继续读。

　　那句话在她的心头回响：“她们争了很多年。”

　　她们争了很多年，才换来可以不低头的日子。

　　那她呢？祖国的女人们呢？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个信封。

　　她是那么幸运，够得上那么多得以昂首的机会，可她们呢，什么时候才能站直了身子，肆意的大步的行走在阳光之下。

　　那一天，她在旧书摊附近站了很久。

　　她就那么站着，站到太阳偏西，站到那个读诗的女人终于合上书，夹在腋下，施施然走了。站到写生的女人收了摊，把画夹绑在自行车后座，叮铃铃按着车铃消失在桥那头。

　　站到塞纳河上的光从碎金变成橘红，再变成一片沉沉的灰蓝。

　　她低头，研究起了手里的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她抽出来看了一眼。那是西蒙教授的亲笔信，寥寥几行，介绍她去见一位叫杜普雷的先生，地址在第六区，一家专门出版东方艺术书籍的小出版社。

　　她把信折好，放回去，贴身揣进大衣内袋里。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比来时慢，寒风钻进锁骨，但她好似已经浑然不知寒意。

　　她的脑子里乱糟糟的。

　　她想起一次夜聊时辛兰曾对她说，刚被救出来时，她在理查德的庄园里住了小半年，才敢一个人出门。辛兰说，在马赛那几年，她走在街上永远低着头，永远贴着墙根走，永远怕有人从背后拍她的肩膀，怕又一次被人贩子掳走。

　　“后来有一天，”辛兰说，“理查德带我去了塞纳河边。他指着那些晒太阳的女人说，你看，她们都是女人，你也是女人。她们不怕，你也不用怕。”

　　徐清沅漫步在桥头，看着河水在暮色里缓缓流淌。

　　她想起自己刚来巴黎那会，走在路上很多时候其实也总是低着头的。怕走错路，怕被人笑话，怕被人看出自己是乡下丫头，只想隐身在墙角里。恐惧又让她时常得装作无所畏惧的姿态，她慢慢学会抬头，学会用法语和人讨价还价。

　　回到庄园时，辛兰正在客厅里等她。炉火烧得旺旺的，桌上摆着两副碗筷，还有一锅热腾腾的炖菜。

　　“怎么这么晚？”辛兰抬头看她，“还以为你在外面吃了。”

　　徐清沅在她对面坐下，接过她递来的筷子。

　　“辛兰，”她忽然开口，“西蒙教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辛兰筷子顿了顿，看着她。

　　“什么工作？”

　　“一家出版社，整理中国艺术方面的资料。不是读书，是做工，但有报酬。”

　　辛兰没说话，等她继续。

　　徐清沅低头看着碗里的菜，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想，”她说，“也许这也是一条很不错的路。国内也有出版社，说不定我回去了，也能去出版社找一份工作。”

　　辛兰看着她，嘴角慢慢弯起来。

　　“想好了？”

　　徐清沅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也不是。”她摇摇头，嘴角弯了弯，“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顿了顿，垂下眼，像是在想什么。片刻后又抬起眼来，眼里是认真，是少有的沉静。

　　“其实，我觉得陈司微是对的。”她说，“我们既然先一步出了国，见了这些，学了那些，总是得为那些滞后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大家该一起进步才是。”

　　辛兰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瞬，然后稳稳地落在她碗里，夹了一筷子菜。

　　“那就试。”辛兰说，声音轻轻的，却每一个字都落得实，“为了自己，也为了她们。试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回来吃饭就是。”

　　——

　　徐清沅接下那份工作后，日子忽然就又忙了起来。

　　她没有再去缪斯花园，毕竟根据辛兰拜托理查德先生查询到的消息，莱昂与钟瑞的家族颇有联系，她不敢再以身涉险。她对他，不敢再有信任。

　　杜普雷先生的出版社在第六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推门进去却别有洞天。

　　满墙的书直抵天花板，木梯滑动的声音吱呀作响，空气里浮着纸张和墨水的味道，还有一点陈年的灰尘。她不讨厌这个味道，甚至觉得安心。

　　杜普雷先生的年纪和西蒙教授差不多，只是他看起来更加沉默寡言一些。他给她安排的工作是整理一批即将出版的中国艺术资料。那些资料五花八门，有传教士几十年前写回的游记，有汉学家翻译的古诗，有从敦煌流失出去的石窟照片，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手稿，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

　　令徐清沅有点烦恼的是，杜普雷先生是个烟农，总叼着烟斗，说话含含糊糊的。

　　他安排工作也很直接，把一摞资料往她桌上一放，说：“你先看，看不懂的问，问完了再整理。”然后就钻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整天不见人影。

　　徐清沅就坐在那堆资料里，一张一张翻，一张一张看。

　　起初她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来做。

　　可看着看着，有些东西就钻进了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有一份手稿是一个法国女人写的，她跟着丈夫在北平住了七年，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讲她看到的中国女人。她说她们裹着小脚，走路摇摇晃晃，像随时会倒下的瓷瓶。她们不出门，不见客，一辈子活在院子里，从院门到堂屋，从堂屋到灶房，就是一生的路。

　　“她们的眼睛是活的，”那女人写道，“可她们的身子，被绑住了。”

　　徐清沅看到这里，手顿了顿。

　　又有一份，是一个英国记者写的。她在上海住了两年，专门采访那些新式学堂的女学生。她说那些女孩子剪了短发，穿蓝布褂子，走在街上敢抬头看人，和旧式的中国女人很不一样。她们说以后要去当老师，要去开工厂，要去办报纸。

　　“她们是□□的希望。”那记者写道。

　　徐清沅盯着那几个字，盯了很久。

　　未来的希望。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连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长大以后可能会嫁人，要生孩子，要像姆妈那样忙碌繁杂的过一辈子。

　　可那些女学生，她们知道，知道的比如今的自己早。这让她心头一热，感到欣喜。

　　还有一份，是一个中国男人写的，准确来说，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男人写的，用英文，发表在纽约的杂志上。他说中国女人受了几千年的苦，缠足、守节、从一而终，这些不是传统，是枷锁。他说中国要想强大，得先让女人站起来。

　　“一个把一半人口绑在地上的国家，飞不起来的。”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徐清沅合上那本杂志，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一个把一半人口绑在地上的国家。

　　她想起巴黎街头的女人们，她们买花，看报，逛街，慵懒而随性。

　　她们没有被绑着。

　　而印象中的同乡女子们，还有她自己，她们被绑了多少年？被什么绑着？被谁绑着？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忽然很想找到答案。

　　——

　　那天晚上回去，她在灯下坐了很久。

　　辛兰遣人进来过一趟，给她送了一碗银耳汤，只交代说辛夫人忙不过来出了趟门，便出去了，很有分寸。

　　她端着汤，看着碗里浮沉的银耳，忽然想起生病时候，姆妈也煮这个给她喝，但材料都是白日里小姐太太用剩下的。

　　那时候她躺在木板床上，姆妈坐在旁边，一勺一勺喂她。喂完了，姆妈叹了口气，说：“丫头，你要是个男娃就好了。”

　　她那时候不懂，问：“为啥？”

　　姆妈没回答，只是摸了摸她的头。

　　现在她懂了。

　　她不是男娃，所以姆妈叹气。不是因为不爱她，是因为知道她这辈子会比男娃难走很多。

　　她放下碗，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几个字。

　　“她们，我们。”

　　写完了，又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窗外的月亮很亮。她把那张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躺了下去。

　　这一夜，她没有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