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伯格成长记之躁动青春》伍拾一

8、第 8 章

　　第八章 陈年旧事

　　时间进入公元一九八三年。

　　刘志民的哥哥建国初中毕业了。家里的老大总是要比其他孩子承担更多的责任。窘迫的生活使建国不得不放弃继续读书，到建筑工地去打工赚钱。

　　那天下午，建国从万家屯回来。进门之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刚刚领回来的毕业证书和另外一张纸片--那是他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他用极其平常的语调对母亲说了一声："妈，我要挣钱。"母亲也是刚刚到家，正在生火做饭。听到建国的话，她并没有抬头，手上的动作只是稍微迟滞了一下，说："明天我和工地的头头说一下。"

　　建国跟着母亲到建筑工地上打工去了。一个十五岁的大孩子真是干不了太重的活，只能干些零活。建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干活不耍滑，人又不笨，工地上的人都很喜欢他。于是那些大技工们就开始教给他各种手艺。建国来者不拒，电焊、水暖、瓦匠……，全都学得有模有样。

　　上班一个月之后，建国拿到了自己用辛苦的劳动换回来的第一笔钱。他从这笔钱中抽出十八块买了一块电子手表，剩下的全部交了给母亲。

　　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也确实需要一块手表来看时间。可是，在那个几毛钱就可以到饭馆吃一顿饭的年代，十八块钱也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自然引起了父亲的不满。他的不满主要是在于这么多年以来他自己都没有买一块手表，现在他的儿子居然擅自买了一块；他的不满还在于建国居然敢擅自动用十八块钱的"巨款"而不跟自己请示。所以他强行没收了那块电子手表。

　　建国也很不满。他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没收了他的手表，更多的是源于他在心底里积压了多年的怨愤。穷人家的孩子通常都是早熟的，建国早就不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懂的孩子了。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他在家里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都不说而已。

　　刘志民的父亲早年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不往家里寄钱，使得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过得很苦。那时候建国已经懂事了，这些事情他都是记得的。后来一家人到了省城，父亲每一次发了工资之后，仍然把钱都带在自己身上，没过多久就不知道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每一次，母亲都要经过多番争吵，才会使父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拿出一点。

　　还是由于自己长期一个人在外，刘志民的父亲还养成了酗酒的毛病。在万家屯和省城近郊居住的那几年里，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会和几个酒友聚在家里边喝酒，还要划拳行令。常来的三个人外号分别叫"大挎兜子"、"大合适"、"一撮毛"。每次酒到酣处，几个人吆五喝六，声音大得很。几十年之后，刘志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若干酒令："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呀，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三星照呀，腚后头啊！五魁首呀，腚后头啊！……"。这还不算，他们一边说一边还要做动作：说犄角的时候，双手要放在头上，装作犄角的样子；说尾巴的时候，要把一只手要放在屁股后边，当尾巴。当时的刘志民年纪还小，他本能地觉着这些东西很有趣、很好玩。可他越是长大，就越是对此感到厌恶。以致于后来在职场上，每次被迫参加各种酒局的时候，他都显得极不情愿。因此，他总是显得和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甚至被认为是自命清高。

　　生活的艰难固然不能完全都怪到一个人的头上，但是父亲的行为使他看起来也确实不像是一个合格的一家之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志民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在农村。

　　刘志民的母亲原本是一个贤淑之人，一开始还好言相劝，可是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时常拌嘴，再后来就发展成大吵大闹；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家里边战火纷飞，甚至曾经一度闹到准备离婚的地步。后来，父亲和那几个酒鬼就转移了阵地，于是又经常性地不醉不归。即使是在没有酒局的时候，父亲仍然会独自在家畅饮，每次必定喝得红头涨脸、酩酊大醉，说话时连舌头都不好使。

　　那个时候建国还在上学。他心里明白这些事，但是还不敢表露出来，只好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刘志民更小，还帮不上什么忙。

　　刘志民回想起来，自打到了省城之后，大哥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当初，从万家屯往省城近郊搬家的时候，父亲单位的车碰巧都去了外地拉货，家里又舍不得花钱雇车，一家人只好背着自己的破烂家当乘坐火车搬家。家当虽少，但是人力实在有限，只能背着点锅碗瓢盆和铺盖先过去，剩下的东西再想办法。那时候请假是要扣工资的，所以母亲没有让父亲请假。第二天，她借来一辆两轮手推车，带上建国沿着公路足足走了一整天，才把父亲的两个大工具箱子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给推回来。那一年，建国才十二岁，回来之后倒头就睡，直睡了一天一夜。搬到近郊之后，建国上学就成了问题，每天不到四点钟就得起床，去赶头一班通勤火车--就是那种是个小站都要停一下的火车，俗称"小逛荡"。再加上之前因为没有吃的，休息日回老家背粮食的事情，建国认为造成一切的原因，就是父亲对于家庭责任的淡漠。

　　现在，建国自己工作了、能赚钱了，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他的年纪也长大了几岁，一些原先不敢说的话，开始逐渐表达出来。当父亲没收了他的那块手表之后，他更是表达了自己不满。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争吵。父亲异常恼怒。他怒的是儿子居然开始跟自己顶嘴；他怒的是家里除了妻子之外第一次出现另外一个人试图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两个人越吵越凶，建国把过往的种种事情全都翻腾了一遍，父亲理亏无法还嘴，就冲过去要打建国，建国只好暂时逃走，等双方平静之后再回来。

　　从此之后，父亲对建国就更加看不上眼，喝醉了没事就骂。建国如果还嘴，就必定会演变成一场更大的"战争"。

　　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刘志民认为母亲和哥哥的不满是有道理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家庭收入就应该统一管理，这确实是父亲的缺点。刘志民工作以后，关于家庭收入是不是要统一管理、由谁来管理的问题，曾经作为一个闲聊话题在一众男女同事之间进行过讨论。刘志民发现，大多数传统家庭的收入都是由女方统一管理，男方管钱的很少；另外，也有极少数家庭两个人挣了钱之后各花各的。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情况就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了婚之后，两个人的钱根本就不放在一起，各自花各自的。对于这一点，刘志民的理解是：除了人的观念和以前不一样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的收入比以前多很多。通俗地说就是钱够花，夫妻双方各花各的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矛盾。理解归理解，可是刘志民仍然坚持认为家庭收入应该统一管理：两个人个自花各自的，那还结婚成家干什么？钱放在一起，本身也体现了夫妻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

　　有趣的是，当刘志民结婚之后，他和妻子两个人都坚决地不想管钱。从结婚那一天起，两个人的工资卡全都放在家里，卡的密码也都互相知道。他和妻子两个人都不乱花钱，谁要用钱就和对方说一声：--我要拿点钱，买件衣服；--我拿点钱，孩子外语班该续费了……，然后就直接拿钱。对于大笔的支出，俩人更是事先商量好再动。这种把钱放在一起没人管的模式，刘志民家恐怕是独一份。他的同事们对此表示难以理解，纷纷摇头说："这要是搁我们家，非乱套不可，钱几天就得花光！"

　　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和建国两个人打工赚的钱逐渐多起来，除去生活的开支，还能存下一些钱。每次学校有活动，比如运动会或者是"六一"游园的时候，建国还会从自己的零用钱中拿出几毛钱，给刘志民当作零花。

　　至于父亲，只要他不主动闹事，母亲和建国也就懒得和他争吵，慢慢地也就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