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岁月的痕迹》梦斜阳

76、母亲的恩人

　　跟着大人回来时，走到半路上，远远地看到浪死岗子的坟地里升起了一片火光。我们走的是北路，中间还隔着四队的麦茬地，离的较远，但在火光的映照下，还是能看到很多坟头。有一个女人叹息了一声说；“可怜呐，这是谁家的小孩又丢了！”老金接着说；“咱这四队五队没有听说那一家生小孩，南街口也没有，可能是西南头的吧！”
　　老金说的西南头，就是舅舅住的豆腐巷以南，那里有三个生产队，住的人也挺多。田淑珍小声地说；“妈呀！我一看到这心里就害怕。”母亲说：“这有啥，以前在浪死岗子烧死孩子的多咧，过个三五天就能见到。”老金也说；“可不是，那解放前更多，那个时候也落后，俺还见过一天烧两个的。”田淑珍的声音有些颤抖的说；“你们别说了，俺真害怕。”
　　那一片火光只着了一会儿就慢慢地消失了。田淑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她说害怕也许是真的，可我更害怕，脚步也跟着母亲更紧了。我们这里的这个风俗也不知道是从何时传下来的，小婴孩死了不能埋，就用麦秸扎上，抱到浪死岗子烧掉。自从我知道有这个风俗时，就一直不能接受，为什么要烧掉呢，为什么不埋呢？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不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我们这里的人把婴孩死去了称为“丢了”，直接说死了又不好听，说夭折又太斯文，农村人也不明白夭折是什么意思。
　　这一片火光又让我想起了夜里做的噩梦，坟地里伸出的那个白森森的手。59年真是可怜，既然连烧的柴火都没有，那锅里煮的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母亲说的那时候吃杂草是对的，冬天里的野菜很少，就是有一点也早被人吃光了。更可怕的是还不允许私人起灶，锅全部被砸烂收掉，你在家里喝一口热水恐怕也很难。大沟里的杂草很难吃，要不然也不会留到最后，这种东西就是生长在水里，我跟二叔一块儿放牛的时候，见新河里的杂草很多。听母亲说，那时候新河刚刚开挖完工，河里面还没有杂草。灶膛里烧的是死人的木头板子，锅里煮的是大沟里的杂草。食堂的外面是一群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也许这一群人中还有我那个当时只有三岁，最后差一点饿死的大哥。想到这里，总感到后背发凉，好像有一只手要抓我，后面陆续还有好多人，我没有必要这么害怕。
　　第二天，女人们开始去稻田里插秧。因为我们五队的稻田都在大沟的旁边，母亲等人就顺着浪死岗子北侧的路过去。当我跟着母亲走到这一段路上时，见坟地里有几条野狗窜来窜去，大人们本来有说有笑的，见了这几条狗一下子都不说话了。我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等走到近前时，一条被咬败的狗从坟地里窜出来，一纵身就从水沟那边窜到路上，那狗的嘴角还有血，几个女人吓得惊叫了起来。五黄六月的，我也一连打了几个哆嗦。
　　女人们就这么默默地走到地头。舅舅已经用浅筐把秧把子挑到田垄上，正一把一把地往水田扔。插秧是很辛苦的活儿，光着脚站在水田里，撅着屁股弯着腰，左手拿着稻秧，右手一颗一颗地捏着往泥里插，插完了一排后退一步，又不能蹲下歇一歇，不然屁股就挨着水湿掉了。还有那可怕的蚂鳖，叮到人的腿上拼命地吸血，任凭你怎么打它就是不松口，直到你把手和腿都拍红了，它才懒懒地一松口掉进水里。刚开始下水时，腿上的肉还很敏感，蚂鳖一叮，你还有疼痛感，可以用巴掌拍，到了最后腿都泡木了，蚂鳖再叮咬就没有感觉了。
　　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尽管我没有被它咬过，看着大人使劲拍打自己的腿肚子，就像打在我的腿上一样，那时尽管我光着脚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却很少下水，就是下去了一会儿，也会很快就爬上来，上来以后就要先看看腿上有没有蚂鳖。这种东西就是奇怪的很，很清澈的河水里没有，家里的寨沟里也没有，就是野外的大沟里和水田里有。这个东西的学名叫水蛭，我们叫蚂鳖，像手指头一样粗的东西我们叫蚂蟥。大一些的孩子见到蚂蟥会用草棍夹到大路上，然后用破鞋底子使劲团它，这个东西最后会变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再用草棍从它的□□里一捅，这个东西会被从里到外翻过来，这种让人恶心的鬼把戏，我可从来没有玩过，不过我也没有这个胆量。
　　比起插秧，这拔秧苗的活就会好一些，他们会搬个小板凳，坐在秧田里把浓密的秧苗拔起来，用稻草扎成把，堆到稻田边，等着舅舅来挑走，有的人害怕被蚂鳖吸血，会穿上长筒的胶鞋，他们有说有笑的显着很轻松。
　　舅舅在生产队里并没有什么特长，不过他在南乡里待了这么几年，他也会插秧，在这里男人插秧的很少，舅舅就负责把稻秧从秧苗田里挑过来，放在田垄上，然后一把一把地扔到水田里，有时我也会拿着秧把子往水田里扔。这个时候陪我玩的小孩还是王婶的儿子文军，我们俩胖瘦差不多，小孩子们在一块儿也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当时光顾着玩了，也不记得说些什么。水田里很忙，打谷场上一样很热闹，留在这里的人都是有一定技术的，昨天脱出来的麦秸要重新垛起来，不能散堆在那里，脱下来的麦子要扬出来，这就更需要技术了，主要是那个老赵，张广济，老队长张景富，张景斌，还有那个小于的丈夫。
　　扬场就需要风，不然麦糠就不会被吹走，这也要看扬场人的技术。会扬的人就是没有风，也能把麦子给扬出来，那个老赵就有这个本事，他用力将扬叉上的麦糠混合物往前一甩，麦子和麦糠很自然地就分开了，扬叉是六个齿的木叉，用来扬头一遍麦子，因为第一遍的麦糠特别多，木锨派不上用场。第一遍用扬叉把大部分的麦糠扬出来之后，杨第二遍时才能用上木锨。扬出来的麦糠被年轻人远远地推到场屋后面的水沟边。这东西最没有用处，生火做饭点不着，牲口也不吃，只能放到不碍眼的地方。
　　第二遍是麦子和麦穗的混合物，那些麦穗都还没是没有完全成熟，里面还有未被脱下来的麦子，有一定的重量，很难扬出去，这就要看漫场人的功夫。扬第二遍时，张景斌叔叔是专门漫场的，他戴着草帽，用大扫帚上的竹稍轻轻一拨，那些麦穗就被拨到一旁去了。等第二遍把麦穗清理完了，还要扬第三遍，这一遍是要把一些麦瘪子也扬出来。等把黄灿灿的麦子完全清理干净的时候，整整一天也就过去了。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在谷场上看张景斌叔叔扬场，一会儿去稻田里看母亲插秧。
　　看到白杨树上的鸟窝，我还和文军商量着爬到树上掏鸟窝，我刚脱下鞋子准备往上爬的时候，被爷爷发现了，他很不满地把我们给撵跑了，在这荒郊野外，有两个喜鹊陪着爷爷，那也是很幸福的事儿。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刻有图案的大木板的用处，大人们将粮食一笆斗一笆斗地扛进场屋，用芦苇编的粮食茓子打着转儿把粮食茓起来，最后用木锨拢起一个尖顶。这时那个李队长将那块大木板递给张景斌，张景斌就抓着那块大木板的手柄，在粮食上挨着按，每按一下那粮食上就留下一块图案，等一圈转过来，那粮食上就印满了图案。这样一来，只要有人在粮食上动一下，那个图案就会消失，就说明有人偷粮食。这个木板由队长专门保管，第二天来的时候，队长验看过没有问题，再把粮食抬出去晾晒。晚上再把粮食收回场屋，再用这块大木板按图案。
　　张景斌叔叔说这个东西叫粮戳，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在当时真的很神奇，那东西往粮食上一按，真的没有人敢偷。至于什么时候分粮食？还早着呢。要等到再把另一垛麦子也脱出来，最后扬净晒干，还要等交完公粮之后才能分粮食。
　　这一段时间，队里的社员很忙，大队书记王启良和大队长张志洪也没有闲着，他们会带着大队里的几个干部到各个生产队里巡查，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乔建奎，好像和那个中石街的乔建华是兄弟，反正这永安城也没有几家姓乔的，基本上也是一个族系的，只是那个乔建华白白净净的，这个乔建奎有些黑瘦，还有一个戴近视镜的，这个人叫谢华操，就住在大队长张志洪的东边不远处，好像是大队的会计，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她叫陈起影，这个人很随和，见到母亲和别的女人总是有说有笑的，可就是不干活。他们这几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招来一片羡慕的目光，当干部太好了，不会被风刮日晒，不会被蚂蟥叮咬，不会累得腰酸背痛，分粮食的时候只会多分不会少分，而且还有工资，各队的小干部还会争着拍他们的马屁，他们一脸严肃地说：“一定要把最好的粮食叫公粮，支援国家建设。”小队长们便拍着胸脯保证：“放心，一定要把最好最干净的粮食交到粮站里去。”
　　有时候他们还会陪着区里的干部来检查工作，这区里的干部一来就是一大帮，主要是王国强带队。革委会的师红宝等人不会来，他们只抓阶级斗争，这农业生产的事儿他们才不管呢。这一群人中有一个我认得很清楚，不是王国强，因为王国强大家都认识，这个人是李庭光，59年救过母亲的命，所以母亲常把他挂在嘴边，他是母亲的救命恩人，自然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也应该感激他。母亲见了他也很客气，他对母亲也很客气，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他不当干部，在农村只能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本分人。在农忙时节，他们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看一看，也算是慰问一下劳苦大众，给一点精神上的鼓励，至于更好的奖励他们还真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