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岁月的痕迹》梦斜阳

75、脱粒机

　　当时像我一样大的孩子由于在家里没人玩，都会跟着大人跑到地里来，这里面就有王婶的儿子文军，他也很爱玩水，他和我一样大的年纪，可是他特别喜欢抓花水鸡。花水鸡就是青蛙，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青蛙这个词，也没有田鸡这个词，我们就叫花水鸡。他的父亲还给他做了一个五股的小叉，是用铁丝磨出来的，绑在一根竹竿上，他就用这个东西去叉花水鸡。因为当时水很多，花水鸡也多，他抓上来的花水鸡都是用绳子穿上，带回家去喂鸭子。
　　我当时也跟着他去到处跑着叉花水鸡，当时我们只觉得好玩，并不觉得有多残忍，就如同我去冬瓜塘里钓鱼一样。大人们很说得来，我们两个也玩的很好，有时我去爷爷家玩，顺便也会拐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就住在我爷爷的东面。这一段时间去爷爷家玩的时候，发现三姑不在，当时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小孩子贪玩，不太关心大人的事，其实这个时候三姑已经出嫁了。这个时节也是最忙碌的时候，队里的几百口人被分成了无数个小组，有的犁地，有的浇水，有的种黄豆，有的种玉米，还有红麻，粟粟，只是这两种东西种的比较少，反正秋后的作物非常繁琐，都是队里的几个干部根据不同的地块种不同的作物。
　　插秧是个很大的活，只能等到谷场上的麦子脱出来再干。脱麦也是人们最幸福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快要分到粮食，可以吃上白馍了。脱麦的这一天，我也一样很高兴，吃完早饭就跟着母亲往地里跑。到了中学的操场上，见到舅舅拉着架子车等在那里，架子车上装着两个八仙桌，我一时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母亲问；“你那土坯都脱好了吧？”舅舅很老实地回答：“还没有，等队里干完了活，俺再脱一点就够了。”母亲又叮嘱了几句；“你那晒干的土坯要垛好，别让雨淋着了，辛辛苦苦地干了这么多天，要是淋倒了不就白干了吗？”舅舅说；“俺都盖好了，雨淋不着。”母亲又叮嘱了一番，舅舅只是很顺从地应着。
　　等了一会儿，张景斌叔叔和几个社员走过来，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大捆粮食茓子，那人将粮食茓子放到架子车上，用绳子绑好。舅舅也让我坐到车上，我非常高兴地爬了上去，让舅舅拉着我，比自己步行舒坦多了。走在路上是我发现张景斌叔叔的手上还拿着一个大木板子，这东西比盖房子的红瓦要大一些，背上有个手柄，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就问了一句：“叔，你那是啥子呀？”张景斌叔叔晃了一下那黑乎乎的东西说；“这是粮戳。”我还是不明白，又问；“干啥用的？”张景斌轻笑了一下说：“怕你偷粮食。”我更不明白了，这东西怎能管住我不偷粮食呢！是不是我偷粮食时，好用这个东西打我的屁股。一时也不敢再问。

　　到了谷场上，舅舅将我抱下车，他们就忙了起来，有的去场屋里往外拿木叉，有的往大麦垛上爬，有的将两张八仙桌抬到脱粒机的跟前，有的忙着将一根很长的皮带套在脱粒机和柴油机的飞轮上……这一下我明白了那两个八仙桌的用处，它们依次排在脱粒机进口的铁斗后面，为的就是往脱粒机里塞麦秧子方便。
　　爬上麦垛的两个人开始往下挑麦秧子，下面的人开始用木叉将麦秧子挑散，母亲和几个女人忙着往头上扎毛巾。那个队长李队长忙着指挥着别人干活，他的脸上总有几分笑意，矮胖的身体走起来一点也不显笨拙。他来五队当队长，还带来了一个哑巴弟弟，那个弟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弟弟，比他高，他要不说话你还看不出来他是个哑巴，他跟别的男人一样，在谷场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张景康拿着摇把走到柴油机旁，见那条大皮带已经装在柴油机的飞轮上，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这么重，能摇得动吗？”他将摇把放在柴油机的水箱上，抓着皮带用力一拉，没有拉动，他有些生气地弯下腰，按住柴油机的进气阀门，让站在一旁的老金的大儿子宴治全去扒那条皮带，宴治全拉着皮带一用劲，皮带带着柴油机和脱粒机一起转动，他再往外一扒，那皮带便滑落下来。
　　张景康一手按住柴油机的进气阀，一手握着摇把，用力摇动机器，胳膊上的青筋也暴露起来，柴油机的飞轮慢慢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最后他一松进气阀，柴油机咚咚咚地冒了一阵黑烟，就旋转起来。听到柴油机响，母亲和几个女人走到脱粒机的后面，在那两个方桌两边各站了三个人，站在那边的人还无所谓，站在柴油机这边的就要特别小心，因为那长长的皮带就在他们的大腿后面。
　　张景康安皮带时，还特别嘱咐了她们一下，他用摇把勾着皮带，往柴油机的飞轮上靠，身子向后一用力，皮带便套在飞轮上，柴油机喘着粗气带动着脱粒机轰轰隆隆地转动起来，声音很大，压住人们的说话声。不过也用不着说话，各有分工，多少年都是这样干的。
　　男人们用木叉将麦秧子往方桌上挑，女人们则手接手地将麦秧子往脱粒机里送，脱粒机飞快地块旋转着，将送上门的麦秧子一口一口地吞下去，麦秧子从它肚子里吐出来时，一下子变成了麦秸，轻飘飘地飞出去老远。脱下来的麦粒则顺着铁箅子流到脱粒机的肚子下面，两个拿着木叉的人将落下来的麦秸挑到更远的地方。那个因为舅舅的宅基和母亲吵架的老赵，则拿着木锨负责将脱粒机肚子下面的麦子掏出来堆在一旁。
　　这是一年之中最紧张的时刻，队里的社员分成了好几拨，轮番上阵，一直干下去会把人累趴下的。天气很热，也很脏，轮换下来的人就跑到沟边的树荫下喝水、洗脸、休息。场屋的东山墙下打了一口水井，一根麻绳拴着一个陶罐用来打水，口渴的人就直接捧着陶罐喝水，喝剩下的水倒到搪瓷盆里洗脸。那井里的水我也喝过，也许是因为打的太浅，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反正很难喝。我们五队离家太远，从家里提水也不方便，只能喝这里的水。
　　井旁不远有一颗大白杨，这颗白杨长得很直很高，上面还有一个鸟巢，两只大花喜鹊在上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一拨人闲下来，一拨人又上去，机器隆隆作响，麦芒麦糠夹杂着灰尘被脱粒机搅得漫天飞舞，落得人头上身上都是，鼻孔里也都是麦糠味。我很喜欢看大人脱麦时忙碌的情形。母亲见我落了一身了灰，又在阳光下面，她骂了我两句，噪声太大，我没有听见，她跑过来一巴掌把我给打跑了。
　　一头钻进爷爷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没有人，爷爷睡的床很简单，用土坯支起来的几块木板，上面铺了一张旧芦席，被子卷在一边，农具都被拿出去了，房子里显着很空，土坯墙上钉着一个木橛子，挂着半张渔网，那是爷爷用火麻线织的，网梭还插在上面。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块木板，就是张景斌拿过来的那个，现在就扔在爷爷的床上，我坐在床上把那东西拉过来，很沉，我用双手才能把它抱起来，看那样子有一定的年头了。正面有很粗的线条，像是一个有规律的图案，那线条跟大人的手指头一样粗，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张景斌叔叔说这个东西可以不让我偷粮食，它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用它来打屁股好像也不太顺手！
　　我正想着它究竟有什么用途时，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叫，我愣了一下，赶紧把那东西扔到床上往外跑。在那口水井边上，那个叫小于的矮胖的女人站在那里一脸的惊慌，那个打水的陶罐斜躺在一边的一堆麦秸上，罐子里的水洒了一地。母亲等人见她这个样子，忙过来问；“咋了，咋了？”那个小于喘了一口气说；“哎哟！我的妈呀！一个癞蛤蟆，吓死我了。”
　　果然在那罐子的旁边有一只癞蛤蟆还趴在那里。原来这个小于不会用陶罐打水，她把陶罐放到井里，只打上来了半罐水，可能是她太渴了，捧起罐子就喝，等凑到嘴边才发现，罐子里面有个鸡蛋大小的癞蛤蟆，吓得她一下子把陶罐给扔了，偏巧是扔在麦秸上，不然那罐子就摔碎了。那只癞蛤蟆可能是在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傻乎乎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别人见她这个样子都开她的玩笑。连那个李队长也对她说：“于呀，你吓坏了没事儿，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吓着了可就麻烦了。”别人都笑了，还有人说；“你要是把这个罐子给摔了，咱水也喝不成了。”这小于挺着大肚子，看来是怀了几个月的身孕了，她的男人拿着木锨走过来，一木锨就把那只癞蛤蟆给铲飞了出去，那东西在空中张开四肢，翻了无数个跟头，啪地一声掉进了水沟里。
　　五队有两个麦垛，这一天只能脱一垛出来。单单是这一垛，队里的男女老少整整干了一天，一直到天黑才收工回家。谷场上的东西没有人管了，都太累了，场上的事情也都交给了爷爷。爷爷将马灯吊在门头上，默默地把散落在四周的农具往屋里拿。这一夜不是爷爷一个人睡在场屋里，因为麦子已经脱出来了，尽管还和麦糠混在一起，没有被扬出来，但那也是实实在在的粮食，被谁偷去了一包，也能蒸很多白馍，所以队里又派了两个人陪着爷爷，可能也有看着爷爷不能监守自盗意思。我想爷爷也是个本分的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