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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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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放暑假了,全校上下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热热闹闹的晚饭时分,暮色苍然,自远而至。学生区的高音喇叭却很不应景地一遍遍播放《培尔金特组曲》中最动听的那首由长笛演奏的《晨曲》。稍许有些音乐常识的都知道这段牧歌刻画的是一个浪子飘零到摩洛哥的大海上,当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晨曦初上,他尽情眺望大自然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色。
付如斯和江小斌从图书馆出来,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他长吸口气,环顾四周。美妙的音符钻进他的耳孔,让那张消瘦的脸上,总是紧皱的浓眉不自觉地舒展开来。
对这曲管弦乐,毕业于京宸附中的他们理应很熟稔才是。高中音乐课上,老师屡次“恳请”同学们抽出点空子来欣赏这支曲调壮美、主题鲜明的《培尔金特组曲》,可那时几乎人人都在做作地“抓紧时间”写数理化作业,所以付如斯今天听着只觉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曲名来。记不得也无所谓嘛。他握握拳。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偏于激昂与热烈,不大属于这个时代。
晚饭后江小斌还要去读计算机系的双学位。计算机系拨给机械系的名额只有两个。一年前经过激烈竞争,江小斌脱颖而出。班长付如斯却未报名,繁重的社会工作已占据了他大部分课余时间。这是两个人生观、价值观全然不同的人,可恰恰是他们在相恋。
站在图书馆高高的台阶上,听着广阔悠扬的音乐,二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这里俯瞰四周,可以看见那片广袤翠绿的草坪。稍远处矗立着一片高高低低的松树林。机械系办公室清燕阁——一幢飞檐斗拱的建筑被火红的落日照得金碧辉煌,楼后落满夹竹桃的小路一直通向教室,曲曲折折的清幽深远。二人骑上车,以学生特有的飞速穿越这条少人行走、落英缤纷的小路,直奔大食堂。50年代修建的大食堂具有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既高且深。土黄色大门敞开着,饭菜的香气离得很远就闻见了。
江小斌跟在付如斯后面走进去。桌边狼吞虎咽的食客几乎清一色都是男生。天气热,许多人肆无忌惮地光着膀子。一排排雪亮的肉林壮烈地扑面而来。四处流动着浓烈得呛鼻子的雄性荷尔蒙气息。一片片饥渴的目光密箭一样向她投过来。这几乎是每个走进大食堂的女生每日都要遭遇的景观。
四处都飘着大学食堂特有的饭菜味道。杜晶骑着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她就像牲口一样骑着,骑进红霞笼罩的京宸。
上一个目的地是西长安街。她给一家杂志社送去辛辛苦苦撰写的稿子,人家客气地接待她,说在这全民经商的年代竟有如此虔诚的文学青年真是让人感动。却没说用不用。
然后她又像牲口似的长途骑回西郊。在路过自己就读的中华大学时,她没进去。就像被磁铁吸着,扭转车把,她又骑向京宸。
两年多了。在酷暑难耐的夏天她骑着,在风沙漫天的初春她骑着,在飞雪如织的冬日她骑着。只有这辆忠实的座驾了解她的痛。父母以为她锻炼出了好体格,却不见她的脸色越来越蜡黄。
学生多在上自习,主马路上空空荡荡。她走到布告栏前,借着昏黄的路灯,看见上面贴着的一张被撕去半张的布告:
今晚7:00,第二教学楼402教室,“大学生下乡实践考察团”汇报演讲。主讲人:机械系二年级学生付如斯等。
她把车停在密密麻麻的车子中间,信步走上台阶。每间教室的窗子都敞开着,黯绿的常春藤爬满楼侧的墙壁,窗口的牡丹已经凋落。
从杜晶这个方向望过去,那响着慷慨激昂声音的教室灯光明亮,下面坐着的学生不是很多,中间还不断有人从后门进出。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少年岁月,是在80年代前中期,听着《春天在哪里》《什么地方到处盛开鲜艳的花朵》《闪光的珍珠》这样的经典歌曲成长起来的。这些歌曲沉睡在记忆的深处。只是当时不知道,它们的魅力。直到有一天,让你恍然发现,它们已成为了自己的潜意识,自己的根:要爱祖国,要有人民性。要有理想主义。”
站在讲台上的付如斯托托圆边眼镜,左右看看,声音有些嘶哑:“我们的人民穷啊!在座的同学中,有很多是从大山里走出的。你们应该知道,绝大多数乡卫生院根本就没有冰箱,给孩子们打的疫苗要靠赤脚医生连夜从卫生院背回来,走山路、搭便车……我敬佩你们,没有在艰苦的环境中夭折,因有幸聪明、刻苦而摆脱了困境。我更是幸运的,因为自小生长在幸运的地方。但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请不要忘了脚下的根基!”
他的手握成一个空拳,抵在嘴边咳嗽了一阵,刚平息就迫不及待地说:“其实我们都是穷困的受害者,受害的程度或大或小。无论身处天涯海角,我们的命运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他一回身,指着黑板上刚刚挂上去的照片。
在热烈的掌声中付如斯满面通红,又咳嗽起来了。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子这时走上去把手向下压压,开口道:“在寒假奔赴贵州的京宸社会实践考察团中,付如斯同学是年级最低、年龄最小的一员,但他表现最热情,最积极,而且主动去了最偏远的铁矿区,在那里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开采。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许多有深度的问题,比如矿工的职业保护问题,过量开采对当地环境造成的重大隐患问题……当他听乡卫生院干部提到没有一台电冰箱存放疫苗时,当场掏出五千元说:‘这能买几台?’并亲自去镇上买了,然后雇车给乡卫生院送去。这笔钱,是他勤工俭学的全部所得。”
掌声又热烈地响起来了。付如斯皱着眉似乎想说什么,可那老师体贴地递给他一杯水示意他润润嗓子,又继续道:“当然,这是杯水车薪。中国之大,有多少贫困乡镇?但付如斯同学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是在出风头。他还将组织一个暑期实践团重返贵州铁矿,请大家积极报名!”
插不上话的付如斯干脆坐了下来,一口气喝干杯子里的水,这才感到嗓子好受了些。外面高与窗齐的台阶上有影子一闪,他不经意地看过去,看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影子。
在一瞬间,他暗自纳闷,这个中学同窗,过去显得如此沉稳多思,曾让自己暗生敬佩甚至滋生过探究的愿望,今天怎么变成了这副毫无神采的模样?那一向恃才傲物的江小斌曾说:“咱的京宸附中同学中假正经的不少,他们身上那层画皮,我一捅就是一个洞。可说实话,我只敬服杜晶一个人。我相信她肚子里大有天地。”付如斯少见地叹息一声。这时那影子在他面前消失了,下面的掌声更热烈起来。他清清嗓子,意气风发地站起来,重新来到讲台前。
是的,人人都看出杜晶变了,但没人关心她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事实上,连她自己也无法说清。不是所有的冤屈都能诉诸法庭。
从小,人家都说杜晶是有主意的人。她在高中第二年就雄心勃勃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自行车驶入东校门后面那条林间小路时,那大杨树上的一双双眼睛真像《红衣少女》里的场景。她一面在心里唱着那支同龄人多不熟稔的歌,一面推车走在林间厚厚的落叶上,任它们在脚下发出令人心安的瓷实的碎音。
一切看起来都是这样的顺利美好。她甚至打算在将来“成功”后为那些命运远不及自己的穷困地区的同龄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身在斗室,心怀天下,要有人民性——这是父母从她幼年时就谆谆教导她的话。可是就在高考前夕,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读者大概以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里才会发生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可它几乎就是确定地发生了,然后轻而易举地毁掉了一个正在开花的人生。就此她的世界天翻地覆,她的前途灰飞烟灭。她身心交疲,时光却在飞快流逝,昔日的中学同学们多已心智成熟,兴兴头头地步上了她早精心设想过多少次的京宸子弟必走之路,她却被全世界撇下了,被残酷的命运扔掉了。她回到了原点。
世上有些迫害,是无法量化的。
对他们这一代,未来的路必将风起云涌,可她又该怎么办呢?只能在流逝的时光中暗自嗟叹?
毋庸讳言,她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人很善良,但爱钻牛角尖。这种性格使她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花苞即将开放的前夕毁于一种毫不留情的罪恶。
她本不丑,虽也不算漂亮。有机会看到她没戴眼镜时黑白照片的人会发现她曾拥有一双黑沉沉的大眼睛和极深的双眼皮。人都说如果这是一张男孩子的脸就更好。可谁让她长得像爸爸呢?就连身上那股理想主义的气质,极易受染的艺术气质都遗传了爸爸杜天明的基因,却没有完全继承他在理工科上的天赋。爸爸是在农村的土地上摸爬滚打着长起来的,她是在一个规规矩矩的牢笼里,在这个不许动,那个不让摸的严厉嘱咐里长大的。她一直暗地里认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头脑右半球的开发有一种还没有被完全研究出来也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决定性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说,中国最聪明的理工科苗子几乎都生在最贫困的地方。她信服这句话。
可身为京宸的儿女,她自然也不能免俗,也做过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似的科学梦。人都说龙生龙凤生凤,京宸的孩子至少也要做教授。当进入初三,她发现成绩排名不再是第一第二甚至跌出了前十,当她发现竟然做不出数学卷子最后那道在老师口中代表更高段位的附加题,她也大大地伤过一阵心。
好在她的文科一向是出色的,作文尤其好得出格。这使得每次大考前她都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对付数理化上。文科是她忠实的朋友。人们往往漠视那些爱着自己的,以为它们会永远不离不弃。她就曾经是这样的。
三岁时她就能无师自通地读《人民日报》,也生吞活剥地把小人书《吕后篡权》里审食其、吕雉、樊哙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统统记在心里。她逮到什么书都看,连《赤脚医生手册》都翻完了。
在小学一年级的许多个夜晚,当父母为她顽皮的哥哥不知又偷跑去了何处而大吵特吵时——顺便说一句,父母都是南方人,南方人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争执都窝在家里,走到外面看见邻居时马上一脸春风——这种性格她也完全地继承下来了,在日后造成了她生活上一系列炸弹似的悲剧。
父母在那里低声却激烈地拌着嘴,说话的主要是妈妈,她进入了更年期。爸爸虽不大言语,那股死死在心里折磨自己的劲儿也是够瞧的。她不是他们的小棉袄吗?她过去劝,妈妈却把她推到一边,大人的事,孩子不要掺和。
作业早做完了。这个年纪还不被允许写作文和用钢笔。好在无人阻止她在脑子里天马行空地想象。她用铅笔在纸上给自己编了很多五光十色、热烈快乐的应用题。儿童时期做应用题的感觉很可能是人类情感里最美丽纯洁的一种。——“红星公社今年大丰收,比去年多产二吨麦子,去年收获五吨,问这二年共收多少吨?”;“曙光化工厂大干快上,为超额完成任务,运来5吨煤,每天烧200斤,30天后还剩多少?……”杜晶做着做着,就想把纸面凿开,进入红星公社和曙光化工厂去。那里一定是个单纯快乐的世界。
二年级就开始布置作文题了。许多同学都感到头疼,她却每每一挥而就,只嫌字数限制过于严格。后来竟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连着两节的作文课上,第一节课上到中间她就文不加点地写完了。语文老师等在那里。一待她停笔就拿过来念,同学们在下面紧着抄。几乎每篇作文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然后它们被扩大到全年级,在每个班的师生那里传来传去。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自小便掌握了娴熟文字技巧的人后来却在一夜间难以遣词造句!她最忠实的朋友像一只受伤的狗,泪汪汪地看着她,突然说道:“别了!”
被殃及的还有英语。直至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开始前,英语还是不占用她任何考前复习时间的一门课。戴白边眼镜的小英语老师常常在别的同学不能很好地组织新学的语法、词汇来造句时把她叫起救场。从她嘴里毫不费力流水一样淌出来的句子就像小学五年级课堂上,当苛刻的语文老师让每个同学即兴说出一篇借景抒情的作文时,只有她能毫无嗑绊地完成任务的重演。那真是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她向来倔强,从不会与过去握手言和。她的家庭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的家庭,不参与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的父母在生活上很惯着她,其实也掐断了她参与家务的苗头,使得她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差。奇异的是她天生就懂得调养身体,在这方面继承的是奶奶的天赋;在人际关系上她却一次又一次将在别人那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变成危害人生的定时炸弹。
杜晶永难忘记1992年最后那一个星期。那年的数九寒天特别冷。就要过新年了,这是他们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新年。她这时已在文科班就读。爸爸妈妈对她的决定大都是支持的。在这点上她比王小林的境遇要强得多。
她曾拿着历届高考资料冷静地估算过,以自己过去两年拼搏出来的理科成绩(高三进入全面复习阶段)来看,如果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话,可考上外地的“一本”军医大学。她清楚自己在纯理工上的不足,也觉出心中对医学的特殊兴趣,勿宁说是对“人”的特殊兴趣。说白了这方面还是她的人文优势在起作用。但一个偶然出现的情况轻而易举就打断了她幼稚的雄心壮志:她所在的班级里想学文的同学偏偏较多。这样在高二最后一个月,文理分班前夕,想学理的就得搬着椅子去别班听强化理科题。她可不愿去别班,去硬插在一排排课桌中间的过道上任人打量。她知道这个年级有很多人都对她感到好奇,觉得她与他们大不一样。首先,她休过学,比他们都大一点;但这不是主要的。有的人天生就显得成熟和深思熟虑。她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捡起中断的学业后,她发觉自己简直没办法和这些幼稚的同窗说到一起。她课下看的是唐诗宋词,是发黄的严肃的革命小说。而他们呢?…….
在所有这些人里,只付如斯有些像她的同路人。但他比她优越的地方在他是接地气的。
她不想浸淫在别班猎奇的目光里。就为了这个摆不上台面的脆弱缘由她放弃了理科班。有时候她想,如果林之威老师得知大概会气死。
也许这并不坏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又找到了新希望。
学医实在是太苦了。而学文呢,以她过硬的文科成绩,加一门还算过得去的代数,再把立体几何死攻一攻,考取京宸附近那所以经济、法律见长的重点大学中华大学的经济系是很有希望的。这叫做曲线救国。在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逐渐确立了新目标的她呼吸着清凉的夏风,走在东校门边的林间小路里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考中华的经济系,然后出国读MBA……在这时候它还完全是新名词。虽然不能进入京宸是很深的遗憾,但没准于她个人而言,前途会更宽广。
就这样子,在高三开始的头一个月,在“十一”文理大分班的前夕,在原来的班级,在最后一节不分文理的代数课上,她出乎意料地解出了一道排列组合的难题,用的却是初中时牢牢掌握的基本解题思路。当时全班同学都还在苦苦思索,只有一个聪明的男生(后来他理所当然地考上京宸,出国留学)得意洋洋地喊出答案。老师的脸上露出笑容。她看着自己的本子,上面是同样的数字。窗子外面杨树参天,北京最好季节的和煦阳光长长地照射进来。她以一个出乎意外圆满的方式告别理科班,告别了京宸梦,连着桌椅一起搬入文科班。
就在那一天,她照例在放学后来到京宸图书馆,在俄苏文学那高高的书架前,她突然看到了一本书的名字《永远十九岁》。她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哆嗦。真是一语成谶。她的青春,她的理想,她的爱情,后来竟然永远凝固在了十九岁。
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她个子挺高,却阴差阳错坐在第二排。斜后面的第四排是一个爱疯爱闹的女生,成绩很不好却一副天塌下来也不怕的样子。她们本无交集。那个女生的母亲是初中一位极负责的化学教师,杜晶从她那里受益很多,中考化学成绩接近满分。那女生的父亲与杜晶的妈妈同在化学系,也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好人。只不过杜晶的妈妈是搞仪器分析的,这位老师是搞实验的。
渐渐地杜晶经常听见那个女生在后面以一种恶作剧的态度怪怪地清嗓子,显然是戏谑地乱咳嗽。这是一个天生就安静不下来的人。可杜晶对咳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别人都是女大十八变,无论靠天然之力或事在人为,她的外表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头一个走下来的楼梯是在八岁时就戴了眼镜,而且严格听从医嘱除了睡觉从来不摘。这样镜片就完全遮住了她的大眼睛,给人小书呆子的印象。那时长年戴眼镜的孩童还很少,顽皮的同学会叫她“四眼”。十岁那年暑假她在北京城里一民间诊所接受过一种很残酷的放血治疗,开学后短暂地摘下过眼镜。但后来度数上升很快,又戴上了。谁让她永远都离不开书呢?
别人都说她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但这又有什么办法?由于戴眼镜的历史实在太长,她的眼睛慢慢变小了,最后在视觉效果上反而戴比不戴要好得多。在高中时期,隐形眼镜的广告已充满电视屏幕,很多爱美的同学都勇敢地戴了隐形眼镜,她却已无意尝试。
第二级台阶是牙齿。不知系水土还是饮食所致,在老家她从没见过龅牙,北京却相对很多。她的牙齿原也是整齐的,只是换牙时没当心,两颗虎牙叠加在其他牙齿上。如果不笑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但毕竟这造成很多弊端。在她读小学五年级时,父母重重托了关系,下决心带她去魏公村刚成立的由日本援建,条件优越的口腔医院正畸科诊治。医生说挺秀丽的小姑娘,就得趁这个年龄矫正过来。这样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治疗期。
方法是拔掉虎牙边的四颗好牙,再用物理手法将虎牙挪进空出的位置。有些小学老师观察她后得出结论,原来牙齿矫正对脸型有影响。本来她两个耳朵下面的一条轮廓线是流畅无赘的,矫正后似略有出入。这且不论。最主要的是小学毕业那年她患感冒未受重视,终转为心肌炎。老实说那是她人生的头一个挫折。前面说过,杜晶的父母忙于工作,对医学兴趣全无。倒是她拖地、跑步时总是气喘不止,自己感觉不对,故在因咳嗽去校医院就诊时“自作主张”向医生叙述了这种特别的感觉,医生立刻让她做了心电图,马上确诊。
如果她是个粗线条的,说不定在很小的时候就报销了。
后来才有人告诉父母,如果那时在医院“有人”,就能被收院输液,急性心肌炎可永久治愈。但以她父母那种“水至清则无鱼”的人际关系,怎会“有人”呢?她遵医嘱,在小学毕业那个暑假不做家务。这一点让她的哥哥很不高兴!他就见不得她受到父母宠爱!他就见不得她正正经经一派清凉的样子!她的父母依然会为了他而无时不在地争吵!
初一开学时,心电图好歹是基本正常了,可是每天早晨从南校门(那时她家住着那里的一套两居室)猛骑20来分钟自行车匆匆赶到京宸西北面的附中,对她尚未完全恢复的心肌是重挫。这样在第一学期结束时她又感到不对头了,果然自己跑到校医院一测,心电图又出了问题。她不得不休学。这时牙齿矫正已近尾声。虎牙已就位,但随即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门牙被挤得外凸,成了龅牙。但大夫说这不是大问题,只需每天佩戴牙箍即可。但杜晶的妈妈担心戴牙箍会影响心脏,让她把牙箍摘了。她是很听话的。
……
有时她想,这就是人生。大家的心都是好的,却往往会造成悲剧。也许因为自己那敏感的性格,也因为父母放不开的性格,在她的人生路上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许多人看到她时会不由自主地咳嗽两声,上课时她也常听到坐在自己侧后方的人在咳嗽,或许因为她既戴眼镜又龅牙的侧脸最难看。要是粗线条的人,也许不会放在心里?但她还没见过不爱美的女生,甚至男生也没有。她不过十九岁,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无论外表怎样表现,心底里都是爱美的,也是敏感的。她对咳嗽逐渐产生厌烦情绪。而那个女生,在1992年的最后几天,或许是迎接新年的好心情使然,在自习时会肆无忌惮地大声干咳。然后坐在杜晶前面的一个男生就回过头去看看杜晶,又看看那个女生,两人一起咳嗽,相视大笑。
她的回击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狠狠地瞪那个女生,却不会把来龙去脉说出来,甚至打上一场架。她的家庭是讲面子的,所以她只能狠狠地瞪着她。
这样过了几日,那个女生也开始阴沉地回看她。
一日中午,放学了,她去拿挂在教室后面的羽绒服,一抬眼意外地发现那个女生不知何时已跑到讲台上,居高临下地盯着她的羽绒服。因她是敏感的,故她观察到那个女生脸上的肌肉,眼中的表情都是一个处于紧张状态中的人特有的表情。
她不自觉地检查了一下羽绒服,除了边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也没什么异样。这样尽管心中有些不安,她还是穿上走了。
比较蹊跷的是第二天上课时,她的同桌突然连连喊困。紧张复习的关卡,睡眠不足是常有的,但同桌发困的时间太突然,频率也太集中。后来她竟时不时地倒头大睡,与平日完全两样。杜晶神经质地左右察看,自己的羽绒服就在同桌身边,自己的椅子背后挂着。就连自己的桌上也落有一层明显的白灰。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粉笔灰。可她特意在下课后走到前面同学的桌子旁看了看,却是干干净净的。
到后来一向在课堂上不打瞌睡的杜晶也常常感到困倦了。因为文科班管理较松散,她特意跑到后面的空座位上坐了一节课。旁边的人也突然呵欠连天了!难道她身上沾了什么?
就在这期间她感到自己眼仁后面有一块地方好像奇怪地失去了力量,就好似橡皮筋突然失掉了弹力。她变得难以控制脸部肌肉。一向严肃的她竟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傻笑。最恐怖的是她一向引以为傲的从不分散的注意力像一把米散在地上。眼神甚至不能在一行字上聚焦。最明显的例子是她每天都要读《参考消息》,忽然间只能大致浏览一下大标题,硬是无法深入进去读下面的文章。而且这种情况在读《参考》的父亲身上重演!她注意到他常翻两下就扔掉,而不是像十几天前那样能细细阅读。他若想读下去只能靠拿着笔在一行行字上划红线,强迫自己看下去。
这是怎么了!她的人生是不是被诅咒了!
她开始怀疑那个同学在自己桌上、衣服上放了点什么。这是很容易的。那个同学总是最后离开教室。她的父母都是搞化学的,偷偷拿到点什么用来泄愤也是现成的。要毁掉一个人有时候很容易。
这以后的噩梦她不愿细细回顾。只能说到新年联欢会那天她的性情已瞬即大变。本来她的特色也就在那点冷静与自持上。失掉了这些后她的表现就不是娇憨而是稚傻。联欢会上大家包了些饺子。当生活委员端着盛满热腾腾饺子的脸盆走进教室,大家蜂拥而上时,她本是矜持的,这时却像被什么古怪的东西驱使着并不情愿的脚步,拿着饭盒傻傻地走上去,傻笑着跟那个粗壮的男生说:“多给我几个。”那男生的样子活像掉了下巴。还是敷衍着给她盛了。
外面长长的绿色走廊上,熊沉的钟声响起,全班人齐聚在拼起的长桌边高唱《叶丽雅》。她本是不会唱这种流行歌曲的,却也夹杂在其间傻傻地笑着开口,心里却酸楚无比。因为她清楚地看见对面窗户上映出的火树银花,看见火红的拉花下班主任诧异的眼睛。她的心里涌起悲凉的高浪。她很明白看似合群的自己已没了前途……
1993年到来了,可她的噩运全无好转,这一年几乎成为大凶之年。她的身体变得很坏,发高烧,几乎连坐都坐不起来。那也是她第一次住院,第一次没有参加期末考。出院后她还是很困,眼睛没有任何神采。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这种情况依然在继续。她不知该如何扭转。那个女同学依然在她的注目下掉开目光。她也每天都看到老师和外班细心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的目光:这还是那个杜晶吗?
在学习方面,代数是首先出问题的,一下子坏得离谱。如果没有前两年不掉链子的扎实学习,她真不知如今这个眼力涣散的自己还怎么维持下去。她强烈地感激自己选择了文科。如果再去学那些物理化学…..
可是如果没有选择文科班,也就不会遇到这个噩梦了吧?
可怕的是无人信她。她也不知除了父母该对谁说。按理他们应最了解她的变化。而且了解自己的变化。如果真有这样的药品,那么对男人的作用或许更大。因她不到六十岁的父亲本是言语上相当便给的,却开始磕磕巴巴,接电话时常要下死力跺脚才能说出一个词。她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看见这一年他有便血。他在业务上的能力也在急转直下。一个父亲的同事,总是夸她和爸爸一样深沉有头脑的,忽然在某一天对她爸爸打哈哈说:“你女儿真老实,看上去和你一样。”
实际上这一个学期她没有任何长进,一切都在啃老本。语言类功课还没有呈现后来的凋落,代数几何,尤其是计算能力,哪怕是她在小学初中练得很熟练的心算都已发生莫名其妙的误差。她的父亲也开始算错加减乘除。他们父女真是心灵相通。
到四五月份“一模”开始前,她的胸口经常剧痛,喘不过气来。这就要感谢她的哥哥了。他这时刚刚工作,受领导影响,知道工资要拿出来孝敬孝敬父母,遂买了些龟苓膏之类的补品。她父母偷偷给她吃了,情况才有所缓解。
但“一模”的成绩,离她自己原来的估算差了二十多分,只比预算的一类录取线高了二十分。这就使得在之后报高考志愿时非常难办。那个女生,反正是考不上的,这时候来学校不过是游戏。杜晶在表面上和她讲和了,但她们都知彼此的龌龉不会这样快溶解。她们互相猜忌着。
后来有人给她算命,说她命犯小人。高考前夕照毕业照,在三百多人合影的转角照片上,她看见了最幼稚的一个,那是从前全年级公认最严肃深沉的一个。人生悲剧如此!
在随后填报志愿时(那时候是考前报),她和她的家庭都陷入犹难。如果按照她心底的规划,成绩原将高出一本录取线四十分左右,这样就能填中华大学经济系。现在自然是差了不少。妈妈不解地说:“你干嘛不报中文系呢?你从小就喜欢写,老师在家长会上念你的作文,有的家长现在看见我还会赞叹。再加上你身体又不好,为什么就偏偏不能填中文系?”是的,她忽然觉得中文这时就坐在面前,像只湿漉漉的小狗垂着可怜的头。她对不起它。它给她带来无限荣光多少愉悦与便利,她却在这般“嫌弃”它!于是就这样定了。事实上她将无比感激妈妈的这个决定。以她后来连背点死东西都很难的状态下,在人才济济的经济系读大量的抽样数学和会计是会疯的。虽然固执如她还是在大二后辅修了经济系课程,她看着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目光烁烁的牛人,固执地想,如果没有那个意外,我会正式坐在这里。她还是这么纠结于此!因为事实上经济系的数学虽然多,但比起中学试卷上那些远难过教科书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课题,比起中学按部就班的残酷竞争,对过去的那个她是大可应付的。再加之可一展她文科特长的管理科目,她满可以在一个大的概念上走出捷径,成为不错的拿奖学金的学生。然后在1995年秋天大三那年考托福,然后考G……她还妄想着在荆棘上舞蹈,实现当初绚丽的梦。
她现在是经常在课上就睡着了,无论之前睡了多少小时。她逃中文系的课,去听那更令她困倦一头雾水的时髦的管理、会计。这在当时似乎也是很时髦的。往往是中文系的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人在读英语。当老师的和当学生的都习以为常。中文系在中华大学,在所有高校的地位,像她现在一样不伦不类。或许它的地位仅高于历史系一点点。刚进大学时,他们去参加系里聚会。门口一个研究生模样的男子好奇地也悲凉地问他们:“你们都是自愿进中文系的吗?”因为整个班近四十人,不包括几个自费生,如她这般第一志愿就填了中文的满打满算只有可怜的三个。其他人都是填了中华大学的其他系,法律啊,经济啊,未被录取而调剂到中文系来的。如果没有调剂这回事,中文系恐怕每一年都无法招满分数上了一类录取线的学生。当然,那些来自高分考区如山东四川的,他们的考分如果放在北京是完全可以进入他们理想的系所的。这就使杜晶感到一种更深沉的悲凉。他们看着她,他们不说出自己对这种地域差异的愤怒。
到处都是不公平,到处都是人事上的不如意,这一切仿佛都应该由没了灵魂的她来承担。人们隐形歧视她,这也不奇怪,就连她的脸也在莫名其妙地变歪,说话都面瘫。她去中华大学校医院开免体证明时,那戴眼镜的势利中年女医生完全不相信眼前这个人真的考上了中华大学,非把她的学生证要去细看。幸得学生证上籍贯一栏写的是老家!这并非杜晶危言耸听,那时中华大学的校医院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如果她来自农村却显得聪明机警,得到的反馈就又会不同。事实上那女医生看着她的照片只说了一句话:“像个僵尸!”她居然还讨好地笑了笑。然而这个没有廉耻的笑也未换来别人轻轻松松就能拿到的一纸证明。后来还是她爸爸托了中华大学一名老师,那老师又找了校医院一个老大夫,才办成的。
对改变后的她,办什么都是那么艰难。虽然她是北京人,虽然她来自京宸。
说到免体,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她自休学后就是一直免体的,这也使她与集体拉开了距离。所以妈妈希望在新集体她能做到和别人一样,在暑假里每天都打气鼓劲督促她跑步。一开学她就参加了军训,结果第一次集体跑步后心跳就达到150下。这使得她逃过了后面不可想象的劫运。因为她表现得完全像个弱智:根本就没学会打背包,甚至系复杂的鞋带(这对一个大学生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其次,妈妈往她包里塞了几包牛肉干,却让她轻车简从不带暖瓶。军训的第一天晚上她是向同学借的开水来咽下丹参救心片的。她根本没睡着,第二天教官来检查,她辛辛苦苦叠了半天的被子以及她傻乎乎的样子都成为小教官及一些同学善意嘲笑的对象。她已经到了完全进入不了角色的地步,就连进了饭堂两次,每次都忘了带勺子。
家,永远是一个弱者逃遁的港湾。当其他同学继续军训时,她得以躲在家里逃过严峻的考验。当她轻轻松松地躺在床上看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悉尼时,却莫名其妙地想到那天自己穿着军装,坐着学校的车回到宿舍后,重重的行李是坐在传达室里不耐烦的大妈帮她柃上二楼的。那些个簇拥在传达室前等着吊妞的男生,没有一个朝这“新生小妹妹”看一眼。她难看,最主要的是没有神采……
那个造成这一切的女生根本没有考上大学,杜晶上大一的时候她在复读。杜晶虽然已经脱离了她的视线,可她们的家还在同一个校园里。让杜晶怀疑的是她大概还在时不时地来点报复。她也曾想自己是神经过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间确有残忍的心。特别是杜晶考上了中华,而她却只能复读。令杜晶产生这种怀疑的是她竟然清楚杜晶住在哪个小区哪个楼。她解释是因为她们的父母是同事,可杜晶清楚地知道通讯录上没有地址,知识分子是不习惯串门的……
在经济系辅修的管理,本是最普通不过的一门课,小学生认真背背也会过的,她却开了红灯。同时挂的只有两三个特别不读书的男生。补考时她也结结巴巴的,有些内容居然还与初中政治课本上学的(她想起那时自己背课本是怎样滚瓜烂熟就鼻酸)有关,被她凭着记忆拿来作数。她拿着卷子走到前面监考的经济系秘书跟前,丢脸地说“我做得不好”,那秘书疲惫地叹气,面无表情地说:“要没过,明年跟着下个班继续考吧。这种题,不就是背吗?”她真要感谢过去的那个自己,那个在静谧的京宸校园的小路上踌躇满怀的自己,那个自己记得的东西为她添了关键的几分。当然也要感激手下留情的阅卷老师,他们大多会留点情的。她最后得了六十。
她那时想如果这时的自己去读小学,大概连一年级都毕不了业;如果小学高年级的自己来读大学,会成为优等生。
会计当然挂了。不出意外。虽然她傻傻地坐在脏脏的教室里没完没了地读过无数遍穿了无数条小胡同打城里一个小书店买来的《西方财务会计》(因是辅修生,只能自己去买教材),耽误了多少打饭时间。在那一段她总会感到小肚子疼,人也不从觉得饿,脸黄黄的,只知在小卖部买包饼干或在教室门口的窗户里买一块黑乎乎的不知来历的蛋糕了事。她的经济条件在同学里自然是好的,买得起这些,但其实她的背景又造成更大的耻辱。记得刚进入宿舍时,一个来自东北的同学看着她脱口而出:“哦,你居然是北京人!你居然是京宸来的!真不像啊,傻傻的……呃,不,纯纯的……”她知道那些强缀的形容词都是一回事。
会计只得了四十八分,她知道有些因谈恋爱或勤工俭学误了功课的男生会去找老师死皮赖脸地求情。她也居然走上了这条路。好心的秘书看她实在可怜,告诉她年轻的会计老师就住在中华大学的筒子楼里。那是1995年初春,雪还没全化,看上去脏兮兮的。那筒子楼,比她记忆里小时候住过的京宸西区的筒子楼还要拥挤肮脏得多。许多后来富得流油,拥有多套豪宅的老师在刚刚开始奋斗的90年代中期就住着这样公共厕所臭水流溢,过道搭满煤油炉的地方。会计老师的家在三楼深处,一个无法给人任何美好想象的黑洞洞臭乎乎的地方(那时候她的审美感也消失了,往往只能靠一点可怜的记忆来欣赏熟悉的美,譬如京宸的春天)。她按照一个老太太的指点敲响一间挂着花布帘的房间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长得很不好看的男人。屋子很小,只摆得下一张大床。这个男人随即坐回床上,和年轻的会计老师一起继续看电视里的《我爱我家》,笑得前仰后合。杜晶站在床前,看着那漂亮的会计老师,莫名其妙地想如果她是京宸子弟,会嫁给一个很英俊的博士生,出国去也……不过看样子她跟眼前这个男人过得也不错。站在这个能闻见厕所臭气的房间里杜晶头一次无比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像她那样从小就想入非非。他们一路闯荡到北京,靠的是聪明才智与达到可怕地步的务实。漂亮的女老师找了个很难看的男人,他们却没有像她想象中那样在苦读托福,而是看着《我爱我家》前仰后合……那个男人随即赢得了杜晶的感激,因为他在获知这个站在床前可怜巴巴的学生的来意后,一边继续哈哈大笑一边对妻子说:“给她过不就行了?”会计老师带着一种聪明人都有的对生活的漠然态度回答:“她差得太多了怎么照顾?”
杜晶忘记自己后来是怎么通过这至今都一窍不通的借与贷,资产与负债的。对于那不同于她从小生活其间的严谨的京宸的中华式随随便便,在不能完全同意之余她心怀感激。哪个老师会真的刁难学生呢,尤其是个选修生,还傻得可怜!
在中文系,她的英语算好的。北京孩子的英语都比外地学生好一些。可比起她从前的水平……嗨!最大的落伍是听力。仿佛在二年级的某个时刻,她的听力就突然掉下去了。聚精会神也抓不住。有时连最基本的一句话比如“它是什么”都听不出来了!
还有那曾经最不离不弃的写作能力。她不知自己是在进入大学的哪个月后发现自己写起东西来竟有力不能逮的时候。从前,在她读小学时,在她休学时,当她在黑皮本上密密麻麻信手写满小说剧本时,她文不加点,甚至随意变换文体:沉重的,轻逸的…..可山陵崩坏了,这个最忠实的伙伴也在离她而去。她经常想不起来在某个地方该用什么词,甚至写不了那种一般大学生不用培训就能挥就的公文体。她的文气就像她的眼神,变得何等稚气,简单。虽然那下面藏着的思想,因为痛苦的磨砺,往往格外深沉、尖锐。
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的爱情,都是在那个即将踏入人生旅途,走向未来的冬天结束的。
1997年初春来临了。
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王小林他们,这都是一个重要年份。香港将于这一年回归祖国;若不出意外,许多京宸子弟也将在这一年扬帆远航。
对王慕昌,这一年更是既重要又惆怅:他将在夏季退休。
王慕昌企盼着春。在生命中这个季节曾留下过诸多美好也怊怅的回忆——那怊怅也是美的——童年的嬉戏,娘与奶奶站在清水河边盛开的桃树下唤他回家吃饭(如今这条河已成死河);中学校园里朦胧的草色,碧绿的杨柳,花间与天明闲坐畅谈,憧憬外部世界时的如火激情;当然还有京宸踏青的初恋,婉转悠扬的琴声......也包括那个下午的甜蜜和恐惧.......转瞬而逝的春痕啊。
时移事去,春是准时归来了,京宸无处不浮动着深幽的春意,他却徒劳地面对吐苞的嫩柳,波摇金影的湖面。再无人来阻碍他赏春了,他却已品不出春境。只有在嗅到芳香的空气时才似曾相识。
“婉晴,我真痛苦......”
“23年前的春天,你的眉宇间压抑着极其强烈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我被那样的你所吸引,所感动。人都说春天受孕的孩子最健康聪明,尤其对你这样的父亲,更如此。”
王慕昌尴尬地笑一下,不知婉晴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提到孩子。谩想往昔,小林就是在春天,那个他生命里感情、事业最丰富多彩的春天的末尾,在允雪回来那天,薰风沉醉的夜晚偶然孕育的。
“无稽之谈。我们这代人从不信也无暇钻研优生学,孩子不也健健康康的?”
婉晴摇头,唇上又浮起一个讥嘲的笑。这是她对他失望时特有的表情。“你呀你,你是个搞文的,却缺少应有的洞察力。”
“我只是半路出家者,我什么都不是。”
他再次痛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缺失了。
活着吧,凑合过吧。感受不到春天,生命也能延续。可是,这叫什么生命啊!
春季开学后,婉晴接手科委派下的一个项目,带领教研室两个年轻同志和研究生投入繁忙工作。王慕昌却依旧清闲。除每周两次给本科生的教学外,他基本不去系里,而是呆在家里修改、润色那部专著,盼着出版以评上副教授。——争取在退休前就评上。他想。
和婉晴好不容易的结合,最终也没能给他衰老的身体注入新陈代谢的活力。他谢了顶,身体越发瘦弱,精力大不如前。看复杂的学术文章常要睡着,写作时也文不逮意。心灰意冷之余,他只能沉浸在电视剧中放松自己。久而久之,染上了电视综合症。每到婉晴上班后,他就像个逃脱了管制的孩子,身不由己地拿起遥控器。即令节目味乏可陈,他也能傻傻地看上半天。直到估摸着婉晴将回来时才赶快关上,却更感空虚颓丧。
虽不知这令人气恼的种种,但从丈夫那没有精气的眸子里婉晴也能看出一二。她也越发沉默了。为什么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后来都变得沉默?王慕昌自怨。我真成废人了。在系里如此,在家也如此。
一日上午,婉晴走后,王慕昌看了一会儿讲义便觉头晕眼花。他勉力站起,忽想:干脆提前退了算了!就算得到副教授也是名不符实。最可悲的是他更明白刚才这些勇敢的想法都是痴人说梦。不要说婉晴绝不会答应,自己也不能释怀。毕竟这个称号能证明人生全部的价值。可是,这样自欺欺人下去,又算什么?
他全身都在发痛,小腹更阵阵绞痛。这种情况已持续多时,他也无心就医。而婉晴回来时已近中午一点了。她诧异地看见王慕昌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念念有辞。
“不要吃中饭了吧。”王慕昌脸一红,慢腾腾站起来,无力地指指饼干筒,“晚上,晚上再早点开饭.....”
“你到底是怎么了?慕昌!竟懒得连中饭都不做?我可要吃的,下午还得上班呢!”方婉晴忍不住怒火了。
王慕昌下意识地捂捂耳朵。
方婉晴甩下包,走进厨房:“你那么空闲,却连饭都不做!”
王慕昌看着婉晴几乎是津津有味地把酱油、盐、糖、蔬菜一样样从碗橱里、冰箱中拿出来摆满桌子,然后“吭哧吭哧”地冲洗、剁切蔬菜,又连声吩咐:“快煮饭啊,别站在那里不动唤!”
王慕昌忍住小腹刀割般的剧痛,机械地走到水池边,拿起还未洗过的,沾满粘乎乎剩饭粒的搪瓷锅。
方婉晴看看手表,叹口气,更加使劲地剁着菜。同时回身打量一眼正在慢吞吞量米的王慕昌:“哎呀,锅底还沾着剩饭呢,你也不洗干净!快不要量米了,先洗锅!”
“婉晴!”王慕昌忽然摔下那怎么也搓不净的粘乎乎的锅,“你说人为什么非要有家庭?!”
婉晴一下愣住了,手上滴搭搭淌着水珠。
“如果这种钝刀子割肉般琐碎、埋怨、永干不完的精细家务,永闹不完的冲突,永远高八度的烦乱就是家庭生活的全部,如果人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都注定要这样度过,那我宁愿不再结婚!”他不顾一切地喊起来。
“你!”方婉晴满脸通红,几乎要痛哭出声,“你怎么从来没这样指责过林允雪?!她连家都不管!嘿,我真傻,为了你这个逃避婚姻的懦夫把什么都牺牲了,结果却是这个!好,我们再离婚吧,我方婉晴不怕被人说下贱!”
“婉晴!”婉晴刚放下锅碗瓢盆,王慕昌就立刻后悔了,他扑上前抱住婉晴的肩,”我绝不是对你这个人有意见!我是对这种生活方式,对生活。对不起,我的头脑全乱套了.....”
婉晴却不松口:“从古至今,哪一家不是这样生活着的?你以为每个周末偷偷摸摸在清燕阁的办公室幽会,再溜到小餐馆吃顿饭的情趣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我算看透了,你这种男人要的原来就是那种没有烟火,不负责任的感情!就像当初......”
“婉晴!”王慕昌爆发地叫一声,同时迅速扑过去关上窗户。
“我不怕那些老太太议论。反正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另类。你20多年前不就说过吗?”婉晴又抄起锅,“说实话,对如今这种状态,我也失望到极点,两个大傻瓜,凭着年轻人才有的激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创造罗曼谛克的人生第二春,可笑,实在可笑呵!这下那些准备看笑话的人该心满意足啦......”她歇斯底里地笑两声,把一大把菜唰地扔下锅。
在尖利的劈啪声中他捂住耳朵,逃出厨房,一头扎进卧室。
这顿饭,他没有出来吃,方婉晴也未进来小憩。他独自躺在松软的双人床上。不知她刚才的绝望之辞是真话还是一时赌气?他只听见她到卫生间洗漱,在卧室门口停了一瞬,那”喀喀”的半高跟鞋声就又向大门而去了。
大门被撞上了。他看着对面镜中衰老灰白的脸。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起身,打开卧室门。
客厅里,干干净净的餐桌正中摆着淡灰色的扣篮。他走过去,掀起半旧的扣篮,看到一碗饭,一碗南方人爱吃的炒小白菜。
他捂着脸坐下,心底立刻涌起无限悔恨和对自己的蔑视。
这是结婚以来的第几次争吵了?他茫然地数着。我们这对中年甚至已至老年的再婚人,却仍在被迫从头体验漫长的浪漫—实际—争吵—平和的婚姻过程,难道真要熬到暮年,直至吵不动了,才会归于平淡么......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再来上一次了!
是我的错。他无可奈何地想。如果婚姻的全部就是这一碗干净、碧绿、安静的小白菜,该多么纯净。他没有食欲地抓起筷子,拨拉着那碗菜。大概是昨天买来的缘故,有些菜叶已微微泛黄打蔫了。
唉。他无情绪地把扣篮扣上,静听楼梯传来的脚步声,又慢慢叹口气,踱回卧室,拉上丝帘,倚在乳白色的大床上,顺手把婉晴白色的丝绸睡衣紧搂在怀中,像一只蜷缩在静巢的蜂王,满足于手边无际的时间。工蜂们在外奋斗,自己却在挥霍光阴。他无意识地又拿起床头的遥控器,指向电视机。
是一出戏剧性很强的电视剧。他依在柔软的床上,颇有兴趣地看。电视就是他的命。那些无时不在的他人的故事,远离校园的花花绿绿的大款和女人的故事麻醉了他的心,把他带入虚幻的平静和欢乐。在这样大好的却是静谧的午后,电视剧就像那阳光浅照下的白墙,给他愧悔的心注入温暖的慰籍。
他躺在平静里,专注地,或者说命令自己在这一刻把注意力完全投入到那消磨时间的情节中,就这样从宁静的午后渡到重新热闹的黄昏去。
就这一次。他对自己说。他使自己看得如此专注,以致于连大门的响动都毫无察觉。
直到有人推卧室的门,他才恍然清醒,以为婉晴回来了,立刻去摸遥控器。让她发现自己在大白天也看电视,岂不丢尽了脸!可门已被推开了。他满脸通红地转过头,却发现石健目放凶光地立在那里。
“石健!”他惊喜地叫一声,更愧悔万分地迅速揿下开关。
石健紧皱双眉,眯着眼,几乎是轻蔑地注视着那台阳光下暗尘飘动的电视。他特意逃了一节实习,趁上班时间回来取收录机,万没想到这男人居然在家。更令他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躺在父母从前的双人床上,怡然自得地欣赏着庸俗节目,同时怀中还紧搂着妈妈的睡衣!石健的拳头攒得紧紧的垂在裤边,他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
“小健,你,你进来坐坐。”王慕昌忙跳下床,光着脚慌乱地在屋中转,却不敢向石健靠近,“这本就是你的家嘛。”
石健一声不吭,径直走向衣柜。
王慕昌忙闪开,呆视他擦身而过,打开乳白色衣柜,取出收录机。
王慕昌知趣地不再说话。
石健拎着收录机向外走,忽然停下,“叭”地一声将它打开,拿出一盘磁带,皱着眉瞥一眼,将带子甩在床上,又回身走出。
王慕昌拿起带子,原来是他那天放进去的《青年圆舞曲》!他忙追在石健后面一迭连声地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用过你的收录机......”
石健像没听见,快步向门口走。
“小健。”王慕昌怯怯地,却热切地抓住他的衣袖,“我们,能谈谈吗?”
石健倏地回过头,王慕昌惊恐地看到那双瞪圆的眼里闪出的凶光。他后退两步。
现代都市青年有的自恃无恐、很难宽容的气质使石健攒着的拳头在咯吱作响。对方那张苍老、抽搐,甚至是悲哀的脸又让拳头终于慢慢垂落了。他一转身,迅速拉开门,消失在楼道里。
王慕昌靠着门框瘫坐,头紧贴着冰凉的门。
楼上有人下来了。他依旧没有起身,就这么坐着,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