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民企老板们——写在2014年的分水岭上》前溪岸

8、故事背后的故事：韦大宝续集

　　写完《韦大宝的前半生》后，有数位朋友问我：“在新常态下，韦大宝式的神话是否还能持续？”
　　“我不知道”，我很茫然地回答。
　　我这样疑虑，并非出于谦逊。我历来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势缺乏前瞻认知。历史长河意外转折、甚至突然出现逆流，在史实中并不少见。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智慧去判断所谓大势。
　　在这八卦为主、分析为辅的续集中，我也只能就“故事背后的故事”交代一二。撇开公共道德立场，韦大宝的两位原型（A先生与B先生）都是精彩绝伦的人物。在2014年的分水岭上，他们的人生走向，或许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大势”。

　　A君
　　我在2005年初认识A先生。在商学院小圈子里，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佐餐。
　　他曾是骨灰级摇滚青年。在图书馆档案室一份发黄的权威音乐刊物上，留有他22岁时的青涩照：长发及肩的他，身穿军装，怀抱架子鼓，坐在男生宿舍杂乱至极的下铺，似乎在吟唱什么歌曲，眼神迷离，表情沉醉，很像年轻时的郑钧或老狼。
　　这样一个人，你很难想象，他日后的职业道路会是“韦大宝的前半生”。
　　从商后，老A很少展露文艺才华。偶尔兴起，奏一段英雄交响曲或来几笔写意山水，每每技压群芳、惊艳全场。
　　他有与生俱来的煽动性与感染力。每逢餐聚，举座皆是官学商三界的老油条，个个见多识广、巧舌如簧、好为人师；但只要A君一入座，少则五六人，多至二三十人，都会乖乖静坐，听他一个人谈笑风生、纵横全场。
　　曾有前辈说：“如果江南春登上讲坛，99%的商学院教授都得失业。如果A同学登上艺坛，德云社明天就要关门。”说实话，我不觉得这是过誉。老A几乎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有才情的人”。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难以评判：如此优异的禀赋，对他的人生，究竟是福是祸？
　　A君的前半生，始终致力于制度漏洞间的高智力游戏——“如何创造最丰厚的政策红利”、“如何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具升值空间的资源”或者“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赚快钱的最优捷径”。至于企业经营管理中那些常识性的工作（了解客户需求、优化产品研发、改善日常服务、提升品牌溢价），他从来不肯稍微用心琢磨一下。
　　这些“琐事”，在他看来，全是事倍功半的“笨人笨功夫”，不值得他投入宝贵的时间精力。
　　他在人际交往上也是“纯高端导向”。A公司年会历来名流荟萃、冠盖云集，明星阵容堪比央视春晚。老A信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向来不屑与默默耕耘的制造业人士来往，更不愿在庸庸碌碌的打工仔身上倾注感情。
　　他追求的是高利润、高效益、高附加值。
　　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误以为可以只手遮天，到头来的结果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在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意愿的支配下，A公司最终成为《韦大宝的前半生》结尾描写的、那个常理尽失的怪胎。“三份履历”、“六套账本”、“国际精英俱乐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从无高管团队概念”、“最长情的员工服务时间不超过3.5年”、“价值逾千万、却从未上线的ERP”以及“韦氏地产、无官不贪” ……此类乱象，皆为A公司写实。
　　将心比心，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人前显贵的A先生长年生活在数不清的陌生人、数不清的信息不对称与数不清的谎言中。他是否有真实情感的出口？有倾吐秘密的树洞？有回归本我的些许可能？
　　天晓得，炫目的光环背后，是何等冷酷的事实。

　　A公司倒闭的原因，不是政治靠山垮台，不是太子党PE抽资，更不是戏剧性的豪赌与宫斗。他被自己一手缔造的治理机制与组织文化反噬。假账太多，内幕重重，机关算尽太聪明。到最后，连他本人都无从推究：下一步，该怎么做？公司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2014年6月，A公司关门歇业。淡出江湖的老A只身去了北京，据说，在宋庄与一群艺术家舞文弄墨。
　　半年后，也就是2015年元旦，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告知最新消息：两手空空的A君在北方某省会城市郊区拿到了近600亩毛地，转身进军文化地产业。
　　“在如今这种严打的局面下，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老A在业内的口碑众所周知，为何总有冤大头愿意往他身上砸钱呢？”爆料者这样感叹。
　　我不知如何应答。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这是A君得意时的名言。二十多年来，他高超的杠杆运作能力总是可以吸引到闻风而来的各类资源——资金、土地、人才、政府关系。
　　如是“吸引力”的背后，是法治的薄弱、人性的贪婪，还是二者的互为加强？
　　我们无法简单归因。
　　撂下电话，我在网上检索老A近况。一份投资基金计划这样写道：
　　“本基金收购项目公司80%的股权……项目公司在未来一年半内实现的10亿元现金净流量优先用于偿还本基金投入资金的投资额及预期收益。
　　项目公司法人A先生夫妇对本基金的资金及利息收益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A君重出江湖，看来是确凿无疑了。
　　10亿元，一笔不小的钱，够他搭台唱戏，再续数年风光。但深知老A根底的我们都明了，他独擅的商业模式、侥幸重生的轨迹、沉重的历史包袱、愈加高昂的内外部交易成本、潜在风险进一步放大的利益链，注定他只能在A公司遗迹上，再造一个缩小版的韦氏。
　　这“缩小”——从公共福利的口径来衡量，就算是时代的某种进步了吧？
　　韦大宝式的神话，仍在继续。
　　舞台或有缩减，剧情基本不变。
　　希望若干年后，A君还能有全身而退的余地。愿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B君
　　B先生的故事与A先生结构相似，却又有细节上的不同。
　　B是地产业的后起之秀。2006年入行，短短数年，成为某省叱咤风云的大亨。我和他本人并无交情，却因机缘巧合，与他的几位旧部有过深入接触。当时，B公司资金链已然断裂，坊间众说纷纭，我从各种或近或远的评语中拼凑出这位主人公的大致面貌。
　　有人说，他曾任某中央首长的警卫员或司机；有人说，他是某知名企业家的私生子；也有人说，他不过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市井少年，那些似是而非的“背景资料”都是他本人有意释放的烟雾弹。
　　B君不像老A，至少有重点大学文凭与上市公司执董的优良背景。他所有的书面履历都从2006年写起，他36岁以前的人生俨然是茫茫人海中一缕飘散的轻烟。
　　B惯以儒商自居。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对内部员工讲话，均引用大段文言文。公司官网上有他的手泽，写的是“大方无隅”、“上善若水”之类的哲语。从表象上看，他的出身似乎比A更为扑朔迷离。

　　B的发迹之路与A倒是完全一致：久居异乡的他们，某一天“忽然”身携巨资，荣归故里，成为地方政要们的座上宾。
　　我强调“忽然”二字，是因为他们此前并无商海沉浮的资历，更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身携巨资的实力。韦大宝式的发家没有任何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正是韦氏神话的痛脚所在，也为A、B公司日后的盛极而衰埋下了深远伏笔。
　　冯仑在《野蛮生长》第一章中说：“原罪”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在处理公司与外部环境、财务资源以及内部组织的关系时，“从根上就错了”。白手或负债起家，决定了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过分追逐，导致其陷入“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的怪圈。如果企业家不善反省、或者没有及时把握改正的机会，公司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在隐含的危机就会滚雪球般暴露出来。到最后，企业运作的基本原理统统被扭曲。冯仑用四句话形象概括了这些扭曲的现象——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帐为经营。
　　商业模式决定治理机制，治理机制决定组织文化。
　　我花了近两年时间，才读懂这四句话背后的逻辑。
　　而韦大宝式的原罪，对民企来说，除了上述财务危机外，更多了一重先天的信任危机。我的盈利模式中有太多难以启齿的秘密，怎能让未经考验的你知情太深？于是，管理团队中先天就有亲疏远近之分，主观信任取代客观绩效或专业技能成为关键人事任命的标尺。在这样的治理准则下，党争与山头主义是不可消弭的产物，职业化建设与创新文化的培育从何谈起？
　　即便在经营业绩高歌猛进的2010至2011年，B公司的内斗也是闻名遐迩，一批批空降兵满怀激情而来，又遍体鳞伤离去。公司管理政策长期在人事更替中震荡，各类职场荒诞剧轮番上演，令人啼笑皆非又不胜唏嘘。不出意料，在楼市如火如荼的2012年，B公司出现巨亏，资金周转不灵。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3年初，B君的恩庇者调离本省。受高层权力更迭影响，数家背景深厚的投资机构从其地产项目中撤资（所谓“背景深厚”，指的是这些投资机构在项目成立时未必有真金白银的投入，但撤资时，B公司必须付出足额现金），B公司回天乏力，以致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说，B先生既是幸运儿，也是危机处理高手。面对接二连三的灾祸，他依然为这摊来路不太经得起推敲的家业找到了实力雄厚的接盘者。
　　2014年初，某国资开发商以80多亿元现金整体收购B公司资产。B君的公关技巧相当了得，公司彻底易主后，当地市民才从售楼广告上看到开发商信息已悄然更换。在之前长达半年多的谈判与交易过程中，虽然偶有传言，但B公司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似无大碍。
　　当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次收购案时，B先生早已飘然南下，远赴重洋。有人说，他早有海外布局；有人说，他只是避祸疗伤；也有人说，出国无非障眼法，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昔日靠山赴任的省份华丽转身，再造一番韦氏传奇。
　　其中内里，唯B君自知。
　　我们这些热心观众，只有拭目以待了。
　　衷心盼望他下次出场时，可以换方舞台、换个剧本，不枉素昧平生的我为他费尽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