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一折》蓝宝石别墅

34、烟景

　　很多年前，我从学校毕业，稀里糊涂到了一个出版社工作。大家都说挺好的，别管钱多不多吧，好歹是个文化单位，说不定还真能做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呢。我想除了坑蒙拐骗，谁的工作不有益于社会呢？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挺高兴的。所以，当我发现出版社的办公室和过道杂乱不堪，而且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固定的办公桌给我用时，我的失落感并不很强。
　　总编教导我说：好好干吧，争取做个好编辑，这一行并不容易呀！
　　我听了真诚地点点头。
　　那时我才２１岁，对学校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单位里年纪比我大的人，我都不由自主地叫他们“老师”。我临时坐的办公桌是鲍老师的，听说他被领导上派去为单位跑房源了（那时候，还有梦幻般的福利分房）。办公桌的抽屉里塞满了鲍老师的东西，我动都不敢动。由于我坐在他的位子上，他人又不在，同事们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经常提起他。
　　王老师坐在我对面，一边慢慢饮茶一边说老鲍这个人啊，也真不容易，他以前在农村插队时是养猪的，回来后干了好几年泥水匠，也真苦，等读完大学到这里已经年纪一大把啦，还是让上面差来差去。
　　王老师自己是画画的，他常常说着说着就拿几本自己画的连环画，搔搔半秃的脑门说，我也老啦，画不动啰。一边说团团的胖脸就红了。
　　我们办公室的厕所间有个大浴缸，满积一层褐色的污垢。林老师每次如厕出来都忍不住皱着眉头将之鄙夷一番。这也难怪，林老师经常在午休时拣菜杀鱼什么的，她是个爱清洁的人。有一次说起这只脏浴缸时，林老师就想起鲍老师，对我说：“小秦哪，鲍老师在这只浴缸里洗过澡哎！那次我们大扫除顺便把浴缸擦了一擦，第二天老鲍来了，一听说浴缸擦过了，当天下班后就下去捞了一把，第二天，哎呀呀，发了一身的红痘痘。”林老师说着说着就笑起来，大家也跟着哄笑一番。
　　那阵子，我每天上班就看些经济类读物的校样，此外除了听大家说说笑笑，也没什么好干。午休后领一碗清凉消暑的绿豆汤，不一会儿工夫就下班了。
　　鲍老师一直没来过，我想他大概是个面黄肌瘦的人，背地里发牢骚说自己四十几岁了，还像个小青年似的被人呼来唤去，郁郁不得志。
　　有一次，我无意中拉开一只抽屉，看见一张鲍的职称申报草表，上面出生地一栏填着：香港。我不禁有种奇怪的不谐调感，嘀咕说：“鲍老师是香港出生的呀。”大家就都低笑。王老师的胖脸又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三姨太生的。”我也不好意思多问什么了。
　　那些日子里，穆童在准备出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曾在弥漫着栀子花浓香的夏日校园里相拥着说过山盟海誓的话，而那些日子里，我们横越灰尘飞扬的大街茫然奔波，那孩子般的话语如梦一样留在记忆的唇边，再也说不出口。
　　旧同窗们也许都在适应各自的新环境吧，一时很少联系。我每天回家躲着父母的探视和关切，开一盏橙色的小灯，一首接一首听伤感的歌曲，其中有一支叫《浮木》的歌，特别能代表我当时的心境：“一个人回家享受寂寞，一个人回家想念朋友。”
　　我的寂寞，恐怕是浅薄的吧，回想起来，它显得清冷而透明。
　　日子就在我这诗样的寂寞中流逝。

　　一个冬天的早晨，鲍老师出现在办公室里，竟是身材高大、方面大耳的样子，只是说话的声音细细的，令人怀疑他有双软绵绵的手。果然，他与我握握手，软绵绵的。
　　好久不见了，他被大家围住了吹牛皮，摇头晃脑，怡然自得。他搓着手，笑眉笑眼地问我：“小秦哪，我的太师椅坐着舒不舒服？”我忙点头：“舒服舒服！”
　　“尽管坐，放心坐，啊。”他说着，细长的眼睛在白光光的镜片后面诡秘地眨了眨，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都说鲍老师喜欢给人算命，他果然神神道道地给我看起相来，说我天庭饱满，前程似锦；两腮有肉，后福无穷。只可惜两道眉毛太粗，定要找个财大气粗的丈夫才行，不似双眉弯弯，既长且秀。不过世上无完人，十全十美不可能。
　　听上去大家传言不虚，鲍老师算命，全然一派江湖气。
　　“小秦有对象了吗？”鲍老师未能免俗，同样关心这种私人问题。碰巧我当时私人感情颇为伤感，又不好拒绝人家的关心，只能支吾几声，扭扭捏捏。幸好鲍老师也算善解人意，打几声哈哈就算了。
　　那天下班，办公室里寒气四溢，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孤单，忍不住给穆童打了个电话。
　　没有人接。
　　穆童说他不能失去远方。穆童像个吉普赛人一样喜欢背着牛仔包沿着铁轨流浪。穆童说上海的街道过于嘈杂，天空布满浮尘。穆童想离开自己的故乡，我的爱已经留不住他。
　　我想起他那被牛仔裤裹紧的健壮的双腿、宽宽的温热的胸膛，热泪涌出了眼眶。我感到我那疲惫的爱和想家心，使我无法再追随他了。
　　我一步一步走出办公室，走上独自回家的路，在背后的旧楼和眼前的街景之间，我模糊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幻影，这反倒使我平静下来。我想任何顺乎个人本性的存在，未必是最好的，但可能是最合理的。
　　我想我跟穆童也许不会再见面了。一种明亮的忧郁像春天的雨一样密密地把我的心房塞满了。我整个人就像我的心情一样，显得潮湿而懒散，这跟出版社的背景和节奏倒很合拍。

　　很快我就明白鲍老师那天为什么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原来鲍老师就要辞职去香港了。
　　“本来嘛，”王老师说，“老鲍再这么鬼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小秦这样年纪的都来了……”
　　鲍老师准备到香港的三联书店去编辑，大家都祝贺他，说这年头，一样做老本行，自然到香港去做有劲。鲍老师打几声哈哈，也不说什么踌躇满志的话，请办公室的同事到马路对面的西菜社吃一顿，就告别了我们大家。临走时，他抱抱拳说：“诸位仁兄，人走情义在，苟富贵，无相忘。”

　　事实上，鲍老师确实令人难忘，他才走没几天，就有人上门来找他了。
　　来人五十多岁，极为瘦小。天气已经暖和了，他还穿着件旧米黄色滑雪衫，脚上是帆布胶鞋，看上去像个老实巴交的乡村老教师。
　　他自称是鲍老师联系的一位作者，姓胡，在安徽某师范学校任教，职称是副教授。他写了一本古文词义辨析方面的学术专著，原有四十万字。鲍老师看了以后十分欣赏，在他的建议和鼓励下，胡副教授把四十万字的原稿扩充成一百万字的巨著。此稿一直在鲍老师手里，前一阵子，在他一再催问下，鲍老师告诉他说书稿早已付印，即将出版。此番前来，胡教授说他想把这部书的校样看一遍。
　　我们办公室的刘主任一听脸色就变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什么书？我们怎么不知道？”
　　大家看在眼里，全都慌了。
　　胡立刻急了，脸色发黄，他出示了他和鲍老师之间的所有往来信息，嚷嚷着要去找总编。
　　刘主任抹了抹汗，眼珠一转，装出想起什么来的样子，说：“对对，确实有这么一部书稿，目前尚在请编审团审阅，请胡先生过几天再来。”一番话总算安抚了胡的情绪。
　　刘主任送走了胡作者，立即破口大骂：“小鲍简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撒这种弥天大谎？现在他人在香港，叫我们怎么收拾他拆的烂污？”
　　办公室里乱了一阵，大家都把鲍老师骂了几句。
　　刘主任稳住心神，说骂也没用啊，得先把原稿找出来才是。小秦小张，你们快动手找啊！
　　我连忙混入查找一部书稿的纷乱行动中。

　　整个春天，我不可抗拒地跟鲍老师遗留的一副烂摊子纠缠上了。我们在鲍老师丢弃于走廊的一堆杂物以及他没收拾干净的抽屉里找到了这部蒙满灰尘的书稿。我看了看书稿中夹着的鲍老师写的关于此书的选题报告，距今已经五年了。
　　“这是我一生心血，一生心血呀！”胡副教授面对半人高的脏稿子，痛心疾首地哭丧着脸，又急又气。
　　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隔壁的小会客室，说：“小秦呀，这事我跟总编商量过了，稿子是姓鲍的约来的，退吧，退稿费也一大笔，传出去更不好听，还是出吧。稿子就交给你处理吧，你没有困难吧？”
　　我慌忙说：“一百万字，还有甲骨文，我怎么没有困难啊！”
　　“哎呀！”刘主任道，“你古代汉语总读过吧？你把那些书证核对核对，不就行了吗？我们资料室嘛，《说文解字》《艺文类聚》《康熙大字典》都有，交给你啦！”
　　我不禁诚惶诚恐，心想我用了鲍老师留下的办公桌，接下来就要处理他留下来的旧稿子，这之间好像有什么因果关系似的。
　　林老师背地里跟我说：“小秦你别害怕，怕什么？过几年评职称，一部一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啧啧，你不发这本稿子简直是犯傻！”
　　我只好称是，好像平地里拣了个便宜似的，笑眯眯地去跟胡副教授办交接。

　　胡副教授黄黄的脸上满是冷傲不屑的神色，像债主。他一边不停地抽着一种没有过滤嘴的难闻的纸烟，一边愤愤地说：“你们出版社要是出尔反尔，我就可以去告你们！我有凭据。”
　　刘主任早已气定神闲，他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微微一笑，说：“胡教授，鲍先生已经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了，按说，他做的任何事，都与我们出版社没关系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管。我们出你的书，是本着扶持学术著作的宗旨，你是知道的，肯定是要赔本的呀！”
　　办公室里一片静默。
　　说到底，鲍老师不过是撒了个谎以摆脱临走时的一桩烦人琐事，而胡副教授，我们本来也不认识的呀。
　　胡闷闷的，无言以对。告辞前，他客气地跟我一本正经地握了握手，说：“小秦同志，我们以后就好好合作吧。我随时可以再来上海，费用自理。”
　　说着，他从肮脏的旅行袋中取出一本杂志，说上面有他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请小秦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
　　他走后，小张凑过来说：“他写了篇什么东西呀？”我翻到胡副教授的文章：《中华食文化之瑰宝：豆腐》。办公室里一片笑声。小张把杂志抢过去说，他要拜读拜读，长长有关豆腐的知识。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几乎有一半日子飘着细雨，空中的浮尘变成了满地泥泞。行人和街景在水幕中凌乱地交织，像一部早就该结束放映的黑白电影，仿佛人人都在等待终场时刻的到来，以摆脱某种潮湿肮脏的状态。街上悠然过往的，只剩下热恋的情侣和孤独的少年。
　　我无可奈何地擦去蒙在胡副教授文稿上的灰尘，在资料室同样积满浮灰的书架上，翻查《艺文类聚》《十三经注疏》等，为一部巨著核对书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鲍老师遗留的问题变成我日日要尽的本分。楼道和书籍之间，因多雨而散发出污水潭一般腐臭的气息。
　　有时候，我偷偷溜到另外一些书架之间翻阅旧杂志，在那里我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学或者校友，因为写作诗歌和小说，他们的名字曾带上了几缕浪漫的气息，而如今我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就像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检视陈迹。
　　现在是多雨的春季，有一首曾经在我们校园里传诵一时的诗作的开头两句写道：“黄梅雨季，有一位女孩，想回到她的北方去……”
　　而我呢，生长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没有远方。不必回北方，也无必要南行。这朴素美丽的诗句使我心中充满难以名状的忧伤，就像我总在满怀空茫的时刻，丝丝缕缕地想念和牵挂着穆童。
　　我知道穆童要走了。
　　我猜测穆童已经走了。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当穆童作为一个异乡人在西半球经霜过冬，热闹或者惨淡、欢乐或者悲哀地度过他的生命时，我将作为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人行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热闹或者惨淡、欢乐或者悲哀地度过我的生命。偶或，在我的宁静和孤单里默默地想念着他。

　　刘主任在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里再一次把我叫到小会客室里，透露我们社关于我手中这部庞大书稿的处理意见。他说，让社里为这样一部价值和市场都难预料的书稿赔钱，实在不值。没好处不说，简直是没有必要的，最好让胡副教授自己包销两千册。
　　“这样我就一分钱稿费也拿不到了。”闻讯赶来的胡副教授脸色黄得发僵，模样可怜兮兮。那种难闻的纸烟的味道渗透在他的衣服和皮肤里，令人想起他那部书稿在雨天发出的陈旧的霉变的气息。
　　我本来在繁帙的书证中核对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但望着被烟熏黄且神态苍老心情沮丧的胡，我却说不出口。

　　我在电话里告诉穆童说，我日日埋首于一部研究古代词义细微差别的庞大著作之中，确实长进了不少。比如帽子、上衣、裤子、房屋、河流、厕所、车辆等世上一切存在之物，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都有数种不同的称呼，每种称呼之间又有着极为细微但绝不能混淆的差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穆童这些，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天天纠缠于胡教授的大作之中，而穆童为什么在远渡重洋之前非要和我见上一面。
　　只有一种解释：穆童将以我们共同的美丽的青春和初恋为他的远行送别。当我为穆童的行为找出这么个非同一般的理由时，我们快乐的往昔，如短笛一般的记忆化作如烟的旋律，在暮春潮湿的天空中盘旋着碎裂。
　　轻松的笑容，使我变得伶牙利齿。我问胡副教授：“难道你出这本书只是为了得到很多的钱吗？你不是说这是你的一生心血吗？让它们就这样发霉、腐烂，你不心疼吗？”
　　胡副教授露出两排黄褐色的牙齿，苦笑道：“你说有几个人一生能出版一本一百万字的著作？我真的该知足了，是不是？”
　　谁说不是呢？

　　穆童温柔地抚摸着我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你这样很好，到美国你能做什么呢？流水横生枝节，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也许这样是最好的呢。只是穆童那温柔的抚摸让我再也不愿意离开他。
　　多么残酷的欲望啊！穆童是要我永远也不能忘了他么？
　　他的目光姜恻迷离，他的嘴角隐含沧桑，他眼中有莹莹闪烁的男儿之泪。他用恍若隔世的声音告诉我，我的头发又黑又亮，这是多么好多么美的头发啊！还这么长！
　　我紧紧地拥住他，把我的脸伏在他的肩上，牙深深地咬进他的胛骨，让所有的怨恨与无奈、热情与依恋都化作两道青青的瘀痕。
　　隔着雨痕遍布的落地长窗，我们相依的身影犹如那个春天的梦幻布景，被灰色的雨帘轻轻拂去，化作所有遥远年代的如烟春景，永不再来。

　　谁也没有想到鲍老师会再次出现在这里。他笑容满面，依然穿着跟他走时差不多的衣服，就像出了趟差回来了一样。
　　几年前听说他加入了英国籍，已经非常发达。于是大家嗟叹了一阵，说各人头上一块天，各人自有各人福，就随他去了。这个出版社的人几乎已经把鲍老师遗忘了。
　　鲍老师解释说，他是回来看老婆的。小张惊讶说：“怎么你老婆没过去呀？”
　　鲍老师笑笑：“没有没有。”
　　那时候王老师已经退休了，他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双手抖得厉害，再也不能画画了。但鲍老师一再地感慨说我们这里一点没变。我依然坐在鲍老师原来的位子上。鲍老师盯了我几秒钟，同样感慨说：“小秦你也一点没变呀，你结婚了吗？”
　　我说还没有。
　　鲍老师笑着忽然问我：“你想不想找个香港人啊？”
　　我吓了一跳，连忙说不必了。
　　鲍老师笑着说香港的出版社如何如何，只听见一阵热热闹闹。鲍老师走了。
　　我没注意到鲍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临走时鲍老师似乎与我握手，他的手依然软绵绵的。
　　自始至终，鲍老师都没有提起胡教授的那部书稿。
　　自然，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胡副教授早已升作正教授，听说，他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