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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胤褆 “镇魇太子”为康熙手笔? ...

  •   前言:这是无责任推理。不负责、不保证结论的正确性。

      八月二十八日,因“诸阿哥”挞辱大臣、侍卫,挑衅苦毒诸王贝勒事,特下旨训诫,对太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
      九月初四日宣布废黜太子,接连“六日、未尝安寝。上涕泣不已。”
      初七召三阿哥胤祉至,并命胤禩署内务府总管,查凌普贪污案。
      此后,十一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接连表示了皇太子是“为鬼魅所凭”,就连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废皇太子允礽、二十四日颁诏天下废皇太子、依然归因于“类为鬼物所凭”。
      拘禁太子期间,胤褆奏言“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今钦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被康熙责骂。
      颁诏废除太子的当天,胤褆奏明已经“拏相面之人张明德”。
      次日,即九月二十五日,康熙为此事训诫胤褆“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
      过了三日,康熙因凌普案责胤禩“所查未尽”、“妄博虚名”。
      次日(九月二十九日),又因张明德案责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胤禟,胤禵舍命保奏。
      十月初一,康熙为殴打御史雍泰事件训斥胤禩“向来奸诈”、“以强凌弱”、与太子“遂成仇隙”,并表示“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己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令众人知到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
      十月初二张明德案审结,胤禩因“闻张明德狂言竟不奏闻”,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而胤褆却因“直郡王早已详悉密奏”被宣无罪。根据张明德初始的供词,谋刺太子之说是在顺承郡王处和大阿哥府提出,在胤禩处单纯相面而已(至少供词看不出张明德直接对胤禩提出谋刺太子)。之所以重罚胤禩,放过胤褆,仅仅是因为胤禩的“后必大贵”和胤褆在请杀太子惹怒康熙后的“详悉密奏”么?不论有何曲折,半月内的十月十五日,胤褆因为后胤祉的揭发镇魇太子,再也无法翻身。
      十月二十三日,康熙先后召见了胤禩和胤礽,并称“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为罚胤禩,当初大闹乾清宫,差点手刃十四胤禵,不到一月,就放下了对胤禩的成见?
      十一月八日,康熙谕领侍卫内大臣等,“近有为废皇太子条陈保奏者”,“今允礽之疾、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并再次将太子的从前诸恶归因于“被魇魅而然无疑也”,向群臣传递了欲复立太子的心思。
      次日,劳之辨上书保奏废皇太子,被康熙惩责“将朕下旨已行之事、作为己功”,可见,康熙自认为复立太子已经是顺理成章、板上定钉之事。
      自觉已经将圣意传达给了诸臣,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召满汉文武大臣,令众人于诸阿哥中择立一人为新太子,言:除大阿哥外,“于诸阿哥中,众议谁属,朕即从之。”

      一废的导火索是“十八阿哥患病……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而让康熙真正爆发的是“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即迷案之一的帐殿夜警。事发突然,康熙激愤之下没有任何预警地召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于行宫处,就宣布了废黜太子。经过几天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垂涕不已,几十年来习惯的父爱又占了上风,康熙开始犹豫废太子的仓促之举,不断为其找理由辩护“为鬼魅所凭”。哪怕是正式的废召,也以此为理由对太子的不法行为给予了袒护,或者说已经为后面的复立埋下了伏笔。后来,作为欲行复立的铺垫,更是一锤定音,“朕从前将其诸恶、皆信为实。以今观之、实被魇魅而然无疑也。”

      胤祉揭发胤褆镇魇太子一事,好巧不巧,恰是发生在“怀疑”和“笃定”之间,时机恰好地让人拍案叫绝。康熙在宣布废黜太子后第三天就先后召见了胤祉和胤禩,给胤禩的任务是署内务府总管事,至于胤祉,很可能是调查太子“被鬼物所凭”之事。也许是交待胤祉彻查,亦可能是吩咐胤祉着时机给太子洗白。如果是彻查,事后大可以坦白,不必以揭发的形式提出。那么,就是康熙暗中吩咐的可能性大了。时值大阿哥请杀太子,但惩罚胤禩时,明显杀意更大、罪证更多的胤褆却被轻轻揭过。仅以张明德案发难,最多是降爵或革爵,这样的处罚是不是不足以平康熙心头之愤?五十三年毙鹰事件怒斥胤禩的一句话,“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实则与当初斥责胤褆的一样,“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所以康熙当时隐忍不发,是不是为了让胤褆放松警惕,等待胤祉暗中安排嫁祸胤褆?既然要大大地处罚胤褆,不如顺便给胤礽洗白了,一举两得。胤祉此刻揭发胤褆,难免有栽赃之嫌,亦不排除争位的嫌疑,而康熙以其风中鹤唳的心境,竟全然信之,事后胤祉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扶摇直上,加封亲王。难道是康熙为了证明自己培养了三十多年的太子没有失败,竟然胡乱投医了?抑或本是康熙选择了牺牲胤褆来保全太子?据康熙朝实录,喇嘛巴汉格隆原为胤祉门人“臣牧马厂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这样,就好解释,为什么早就收罗了有咒诅本领的巴汉格隆的胤祉,之后的圣眷不减反增,因为本就是题目所言的康熙手笔。

      上面是第一种推论:康熙出于对太子的惯性父爱,废黜后又后悔,找理由洗白之际,胤褆请杀太子撞了上来,一为惩罚,一为太子,所以把他当作了炮灰。此事,还有后续,也许开始康熙复立太子是出于真心,但出现胤禩被百官举荐的意外后,康熙不得不重新思索皇子争权的严峻性和残酷性,这时的太子复立已经变成一种功利性的牵制,不得不为。

      早在一废前,尤其是索额图死后,太子和康熙之间就由之前的如胶似漆,变成相敬如宾、外强中干了。康熙在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坦诚,从三十六年的时候就因为“太子暱比匪人,素行遂变”,对太子“眷爱稍衰”。在五十二年时又进一步披露,太子的“迷惑所致”的“疯狂成疾”,竟“有二十余载矣”。也就是二十九年,“天颜清减”,太子却“略无忧戚之意”的时候,不满的种子已经植在康熙的心底了。从四十年开始,康熙每次出巡都把太子带在身边监视,反令胤祉率众皇子监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也正是从三十六年后期开始,由满篇的“皇太子奏”变成了“胤祉等奏”。康熙对太子的不满在四十二年的时候爆发了一次,以雷霆之势迅速处理了索额图及部分党众,对太子党给予了致命重击。事后,太子非但没有认识到康熙对他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到“挞辱大臣、侍卫”,并“每寻衅端加苦毒于诸王贝勒等”的地步,甚“伤国家大体”。康熙为此,于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特降谕旨训诫,不过为了太子颜面没指名道姓,并许诺“稍有冤抑等情、即赴朕前叩告”。

      尽管如此,康熙虽然对太子圣眷不如之前,但仍没有动过换储君的念头,毕竟是自己培养了心血。而就在康熙为此动怒的时刻,面对十八的病危,太子全无恭爱之意,让康熙极度的愤怒和失望。这种情绪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激发事件帐殿夜警,康熙一时冲动,宣布了废黜太子,心痛无以复加。

      但冷静之后,康熙迅速做出了判断,太子虽然暴戾,但非无脑,不会做出如此明显悖逆却无甚用途的窥探之态,应是有人陷害。但已经宣布,不能收回,只能谋求复立。但敲打还是必须的,所以命胤禩审理凌普案。宣布废黜太子时,作为帝王的理智,让他不忘训诫胤褆,“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避免太子逢此重创后造成胤褆的一党独大。但是胤褆的请杀太子,让康熙意识到,一二之争已到性命相搏的地步,这个长子不是训诫一下就可以的,“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于是起了用胤禩代替胤褆的念头。明明是胤褆主谋的“刺杀”案,却在胤禩身上大做文章,弄得人尽皆知,还旧事重提透露太子告密胤禩殴打御史不是因为公事,甚至透露福全对胤禩的夸赞之语引起太子的嫉恨,使太子和胤禩的矛盾明朗化并迅速升级。之后借镇魇案,让超过容忍度失去棋子意义的胤褆提早退场。
      为了防止棋子不听话,在使用之前,先借凌普案和张明德案进行了敲打,革爵,然后再引出福全之语替其造势,复封贝勒,甚至连防止胤禩超出控制的借口都想好了,“出身微贱”。九月二十七日,因出身微贱被革职的都统希恩哈,也许就是一个暗示。结果没想到真如康熙所想,情况失控到了最坏的地步。百官举荐之后,康熙惊恐地发现,胤禩已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掌控的棋子,于是,胤禩由原来牵制太子的立场,转变成了被太子牵制的立场。

      第二种推论:与第一种的不同之处是,废而复立这个念头在康熙的心里存了很久了,早在帐殿夜警之前,做为政治家的康熙就完全熄灭了父子之情,开始了一场父与子的角逐。本想废而复立让太子吃一次苦头,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十八的生病和帐殿夜警事件,给了康熙发作太子的契机。因为废而复立的念头存了很久,所以对于太子的罪状,康熙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又因为本不是真心要废,所以宣布废黜太子的同时,绝了胤褆一党可能出现的蠢蠢欲动,“岂可立为皇太子?”再因为本就是要复立,所以康熙的借口都想好了,太子疯魔系“鬼物所凭”。之后的推测,同第一点,因为胤褆的请杀太子,本想继续用来牵制太子的胤褆被当作了弃子,把镇魇太子的罪名安到了他身上,用原胤褆党的胤禩取而代之和太子成水火不容之势。

      百官举荐的意外之后,康既要面对新的威胁胤禩,又不得不正视太子失尽人心的处境,于是一方面开始盘算另择储君,一方面又要留着太子牵制胤禩一党。
      虽然关系在一废前就已经冷淡,而康熙一开始仍是真心复立太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康熙不想承认自己培养储君的失败,但是当推荐的时候,不但没有人支持太子,还有人为此冒死进谏。这就不得不让康熙重新考虑太子的处境。本来如果太子和大臣之间有些矛盾,应该是皇帝喜闻乐见的,但这个矛盾到了动摇朝廷根基的地步,也就迫使康熙必须另择储君了,二废太子势在必行。

      尽管最后太子按照原来的设想复立了,但初衷早已不在,由开始的废而复立,变成了立后再废。所以二废时与一废的态度截然不同,“前次废置、朕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虽然不管废太子之心是不是早有,帐殿夜警都不在康熙的预料之内,情绪一时失控。而二废康熙计划已久,云淡风轻。从托合齐会饮案被延后三年再以即可看出端倪。

      不论缘由如何,经过二立二废,选择储君的决定权完全被康熙掌控,“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自此,皇权集中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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