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禩被举荐之必然性和落败曲折》默夕雨

7、胤禩的一生起落和心路旅程

　　经过少时满腔濡慕的父慈子孝，太子废而再废间的短暂却灿烂的风华，毙鹰事件后的堪破君恩湮灭旧望，雍正即位后的岌岌可危凤凰涅磐，胤禩的心境也随着这起起伏伏，悲喜莫涨落。有人讽他锋芒毕露，可身为天皇贵胄，何以不能有大志，身在当时迷雾中，康熙赏罚莫明的态度加之变换的时局，又怎么不引人意动。作为一个下位者，又何曾知晓上位者居然容不下一个皇子的过于优秀。在此，仅以本人的现有的认知，拼合起胤禩一生的心态起伏变话以及当时的处境。

　　康熙三十五年，胤禩随帝亲征，年仅十五岁的胤禩作为助理随侍帐内，康熙写诗嘉奖与他“戎行亲莅制机宜，沐浴风霜总不辞；随侍晨昏依帐殿，焦劳情事尔应知”。无疑，胤禩的表现令康熙极为满意，两年后的大封皇子，胤禩与当年掌管大旗的哥哥们同被封爵。堪勘一副父慈子孝的和谐画面。此时的胤禩对康熙应是满腔的濡慕之情吧。
　　从康熙四十年起，康熙离京外出时，开始让部分年长皇子留守京师，综理政务，允禩多次与皇三子允祉一起承此重任。四十二年，胤禩与胤祉被命审理索额图。
　　到了四十七年的多事之秋，九月四日突然宣布废黜之后，九月七日，康熙先召见了胤祉，随后又命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这一要职，足见对胤禩的信任。然而形势斗转直下，只因胤褆一句“后必大贵。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父子之情始见裂痕。在审理未明之际，康熙就认定了胤褆“倘果同允禩聚集党羽、杀害允礽”，先借凌普一案，斥胤禩“所查未尽”、“妄博虚名”。次日，又在乾清宫召众皇子以警效尤，“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允礽”。在结案前，又就殴打御史雍泰一事，斥胤禩“向来奸诈”、“以强凌弱”。事实上，胤禩与张明德案牵扯并不深，“谋刺太子”是在胤褆府上先提出，所以在结案时，康熙虽然惩罚很重，革去贝勒，罪名却未落在实处，只是“竟不奏闻”。
　　虽然“后必大贵”让康熙心下不满，但在胤祉揭发了胤褆镇魇太子后，先后召见了殃及之鱼胤禩以及废太子，称“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随后圈禁了胤褆这个谋刺太子的首恶。是否真的再无嫌隙？胤禩不敢轻易断定，唯有静观后望。
　　之后，百官举荐彻底引发了康熙的帝王猜忌，初以“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暂时揭过，却又在暗示复立太子点评诸阿哥时，费心加以安抚“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并复封贝勒。这一时恼一时好之下，康熙是厌是赦，在当时怕是只有康熙自己知晓，也只有胤禛等善于猜度之人能体察一二了。经过百官举荐，胤禩初见自己埋头苦干、广播善缘的硕果，因为张明德案而低迷的心再次意动，看到康熙的安抚行为，不由相信康熙许诺的“不复再提”，再次踌躇满志，而无隐患之忧。
　　同时，对于百官举荐的嫉妒和恐慌，康熙隐忍到了次年彻查清楚后，才一举发难，“允禩获罪于朕、身撄缧绁。且其母家微贱。岂可使为皇太子。”甚至将胤禩曾经侍奉汤药的事（四十七年十一月）当作没发生，从大到细，无一不见刻意打压胤禩的痕迹：“○谕满汉诸臣曰朕自抱疾以来、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昼夜侍奉用药调治、今已愈矣。”年长阿哥一一俱数，唯独不提胤禩，并把胤禩与已圈的胤褆相提并论，“中心宽畅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其中用心昭然若揭。值太子复立之庆，广封皇子，独斥胤禩，“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绁之人。留其贝勒足矣。”
　　除却被圈的胤褆，失宠的胤祥，胤禩的处境可谓是众人皆喜，一人独悲。心中难免惶惶。然而，本就属意八阿哥者、对太子强烈不满者、百官举荐后慕名汇集而来者，几方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作为胤禩的后盾，给胤禩增加了信心。加之胤礽复立后，“自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大失人心”，结合敌我双方的情况，一废时遭受了康熙打压的胤禩，卯足了劲儿，想要重获帝宠。而此间康熙数次出行，携胤礽和胤禩同行的次数颇多。如今来看，一为监视，二为相互钳制，而当时迷局者，或许认为是重获帝宠的表现。
　　这种情况下，太子再度被废，在胤禩看来，就是康熙认识到了复立胤礽的错误决定，要对曾经受罚的自己给予肯定的信号。实际上，太子被废，作为牵制太子棋子的胤禩也就没用了，当月之内，就做出了行动“前曾拨给皇八子贝勒允禩、今彻回、仍著马齐等管辖”。可惜的是，胤禩没有体会到帝心些微的波动，反而被康熙帝颁赏二废有所表现的皇子、宗室成员、领侍卫内大臣、近御侍卫等的行为迷惑了，以为这是康熙对八爷党扳倒太子的嘉赏，并沾沾自喜，跃跃欲试，以为和康熙终于心有灵犀了。甚者，欲语还休地跑去向康熙密奏：“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反被康熙羞辱了一番，铩羽而归，“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此番事故之后，胤禩仍然心存侥幸，对支持者未多加警示，任其继续上奏推荐，企图用自己的声威挽回康熙的重视。却不知搬石砸脚，再次挑战着康熙的逆鳞。
　　直到毙鹰事件发生，康熙借机发难，“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披露了一直以来的隐忧，“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由此说出绝情之语“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对胤禩次日的上奏申辩不予理睬，继续斥责“阴险已极”，“大奸大邪”。至此，胤禩终于幡然醒悟，看破皇家亲情，心灰意冷，避人潜行。
　　翌年，胤禩大病一场。此刻，他已不复当初的天真，皇父者，必是先为君后为父，父恩已断，如今只剩君臣之份，亦不再奢求父子重归于好。大病初愈之后，面对康熙的慰问谕旨“尔疾初愈，思食何物？可奏朕知。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胤禩再无欣喜感激之意，反惶恐不安，“至门上跪求、奏称谕旨内、不敢二字、承受不起。”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生怕今日的放肆安受成为日后的诟病把柄。
　　如是，便不再奢望大位，不再纠缠父恩，转而支持交好的十四，并为弟弟的受宠而喜悦，稍感欣慰。
　　可是，夺嫡幕落，其结果是再一次的石破天惊。至此，胤禩才彻底明了帝王的深不可测，忧心于胤禛不动声色的韬光养晦，思及之前交好种种，不禁后怕心惊，深知前程之莫测，不得一日之苟安。然而，他本不是决绝之人，当日能放下夺嫡之心，今日亦可接受现实。只是新主见疑，挑错迁怒，而他选择了隐忍，且逼且退，含刀而誓“如有虚言、一家俱死”，日积月累，硬是被磨尽了性子里的平和，逼出了骨子里的血性（杖毙护军九十六事件）。
　　及至福晋下旨被休，侍女白哥前来求他向皇帝认罪求情，他终于忍无可忍，愤然而曰“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宁可日日买醉，也不愿卸下最后的傲骨，不是因为筹码不够重，只是代价胤禩承受不起。宁可玉碎，不欲瓦全，不求全尸。凤凰涅磐，再生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