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军（BL）》夜茶

71、第七十一

　　鞭炮厂的一次意外，当场夺走了我的父亲和另外八个人的生命，还造成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十二个人重伤。
　　当天晚上在医院的过道上，瘦小孱弱的姐姐在见到了我以后，哭昏厥了两次，最后也被医生抬进了病房。姐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她看着我和姐姐哭摊在地上，只是默默地蹲在旁边的地上掉眼泪，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

　　村上的干部带着公安，还有鞭炮厂的几名负责人于那晚上的深夜出现在了医院。所有遇难者的家属几乎都一拥而上，把他们十来个人团团围住。
　　女人们撕扯着鞭炮厂老板的衣服，男人们大声地叫嚷着要厂里给个说法，村干部和公安不停地推开欲要动手打人的人，一时间，楼道里乱成一团。

　　我很想从长椅上爬起来，冲上前去，抓住那个鞭炮厂里的老板，问他为什么，问他怎么了，或者搬起自己的整个身体砸向他，然而，我清楚地记得，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只是坐在长椅上，流着眼泪，看着眼前乱成一团的人群。我的耳边没有声音，我听不见他们的争吵的声音，也听不见自己哭泣的声音。
　　我感觉到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自内向外的冷，我的肩膀瑟瑟的发抖，上下两排的牙齿也本能地颤抖、相互敲打着。
　　姐夫也许是看到了我的无助，他站起身子，走到我的跟前，就又蹲在了我的面前。不善表达感情的农村朴实男子，那一刻出于真情，这也许是他能做到的最为亲密的安慰动作。然而，就是姐夫的这一个动作，让我再次哭出了声音，我像是个孩子，先是无助委屈地抽泣，继而是放声地大哭。

　　村上的几个干部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然后又把我带到了一个医生的办公室，紧跟着，两名公安带着鞭炮厂的领导也进来了。
　　“小东……哎……这事情谁也没想到……”，村长说。
　　“医院正在抢救你妈妈”，村上的王叔说。
　　“今天……知道你回来，我们就联系了赵厂长，赵厂长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到医院来看看你们以及伤者，你也看到了，刚刚赵厂长被张松有他们家那几孩子扇了几个巴掌，出这事……谁也不想……哎……”，村长又说。
　　“县委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事故的原因我们公安正在查，肯定会给你们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下午孙书记和潘县长都到过厂里，也来过医院，明天市里派来的专案组也会到，到时候你们家属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公安说。
　　“小东，你说句话，有什么想说的，现在就可以和我们说”，村长在公安说完后良久，又接着说。
　　我低着头，感觉前脑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我不想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责怪还是原谅，是倾诉还是痛骂，我都觉得无力。
　　我听着他们在我身边断断续续地劝说，安慰，然而我的脑子里，充斥着的全身父亲的笑容，还有父亲曾经和我说过的那些话。
　　那一天，父亲和我走在县城外的路灯下，嘱咐我别忘了家乡；那一天，父亲骑着摩托车，我坐在他身后用手抱着他，他说要是冷把头藏在他背上；那一天，父亲从他那满是火药味的外套里，颤颤巍巍地掏出200块钱，递给我，说让我自己买双鞋……那一年，父亲带着我去他所在的窑厂洗澡，已经十岁的我，他还给我穿衣服，还买红心萝卜给我吃；那一年，父亲腿上生了个疮，我还缠着他带我去镇上玩，傍晚回家的路上，父亲站在路边用树叶清理疮口留下的脓血，吓得我呜呜的哭……
　　“东，你……要是想像他们打我几巴掌，也行……叔对不起你”，我听到了赵厂长沙哑的声音。
　　我吃力地抬起头，瞬间就感觉到了咸涩的眼泪流进了口腔，我想说话，但是张开了嘴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

　　“啪”，很响的一声，门被推开了。姐夫和两个医生站在门口，怔怔地看着我。
　　“小东……咱妈……病危通知书，签字……”，姐夫哽咽着声音，对我说。

　　……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睁开眼，一切都白的刺眼，白色的一切里弥漫着刺激的血腥味和药水味。
　　姐姐和姐夫就坐在我的床边，表情木然地看着我。姐姐看到我醒来，眼角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妈已经脱离危险，爸……今天……火化……”，姐姐流着眼泪，扭过头，捂着嘴对我说，“他们说……说……秋天太干了……是自燃……”。
　　“姐……别说了……”，我看着姐姐抖动的肩膀和手臂，不想她再说下去。
　　我想看看妈妈，但心里也清楚母亲此时正躺在无菌的重症病房里，根本无法看到。

　　一夜的昏迷沉睡，早上醒来，这周遭的白色让我渐渐地清醒，可我又多想这只是一场噩梦，如果是，为何醒来还没有过去？
　　我想闭上眼睛，发现眼皮可能因为红肿已经无法闭上，眼泪本能地流着，似乎从未停歇过一样。

　　……

　　当天下午，我拿到了装有父亲骨灰的小盒子，一个暗棕色的木头盒子。我不知道里面装着的那捧白灰究竟是不是父亲留下的，但那也就是父亲最后留给我的所有。
　　村长告诉我，说抱着骨灰盒不能哭，说如果眼泪掉到了骨灰盒上，死去的人就不能干净的上路，会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迷失的。坐着殡仪馆的车，送父亲回家的路上，我闭着眼，可是眼泪还是不停地流，于是，我张着嘴巴，用嘴巴接自己的泪水，然后和鼻涕一起生生地咽下。

　　……
　　我提出要把母亲转院，送到南昌或者长沙的医院救治，可是医生告诉我说母亲的情况根本不能挪动，说那样的危险很大。
　　医生终究还是把我当成了孩子，我也的确还是个孩子。医生告诉姐姐，让姐姐做好一切准备，但却和我说，失去了爸爸，可还有妈妈，说医院会尽全力抢救。
　　我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灵，因为母亲一直是那么虔诚地相信着他们，有了他们，母亲一定不会有事。

　　我和姐姐还有姐夫压抑着失去父亲的悲恸，把心思和最后的一丝安慰寄托在了母亲身上。我们没有参加县里和市里领导组织的家属见面会，也没有提出任何赔偿的要求，我们那几天里就一直坐在医院过道的长椅上，时刻等待着母亲彻底脱离危险的消息。
　　我和姐姐说，如果母亲醒了，我会带着母亲和她离开江西，一起去北京，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们；我和姐姐说，我从小就不懂事，让父母操了那么多的心，我好难过；我和姐姐说，妈妈一定会没事，妈妈一定会没事……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
　　那天早上，医院的过道里开始恢复常态，少了前几日的恐慌和喧闹，前几天聚集的遇难者家属已经都回家了，几个重伤者的家属因为伤者脱离危险，也都平稳了下来。
　　头天晚上，经过医生的检查，母亲的生命体征基本也都恢复正常，安排在今天要再做一次局部清创手术。

　　外甥被姐夫接了过来。外甥已经十五岁了，来年就将到我曾经所在的高中上学。外甥看到我，表情有些木然。一旁的姐夫用手捅了一下他的后背，说，“怎么不喊舅舅？”。外甥走到我的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舅舅。
　　外甥的出现，多少让气氛缓和了不少，也让大人必须要坚强。
　　“明年升高中了吧？我记得年上在家说成绩很好的，比我那时候还好是吧？”我转头问和我同坐在长椅上的姐姐。
　　“是啊，明年念高中，就是成绩，哪有你好？他比你那时候贪玩，整天到处跑，我和他爸也管不了”，姐姐慢慢地说，声音有些沙哑。
　　“时间好快”，我想到自己高中开学时候的情景，那时候外甥才刚刚四岁，如今一转眼，他已经快上高中了。

　　我看着眼前的外甥，想伸手把他拉过来坐在身边，但是手从膝盖上拿起，又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力，和外甥之间的距离隔的是如此的远。
　　他这个舅舅，在这十一年期间，和他相聚的日子有十一天吗？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是我和姐姐的亲情，而维系我和姐姐的，又是父母。
　　想起高中那些日子里，母亲陪着我在县城，不认识字甚至不认识钟的她能够靠太阳照在门边的影子来判断我放学的时间，只要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冲到厨房把放在炉子上热着的饭端出来给我吃。

　　我嗓子有些难受，胸口也堵的慌，我忽然有了想抽烟的冲动。
　　“哥，有烟吗？”我抬头，问姐夫。
　　“小伟，去给你舅舅买包烟”，姐夫拍了拍站在他身旁的外甥的肩膀，从口袋里掏了五十块钱给他，又不忘嘱咐一句，“买最贵的，别忘了要火机”。
　　“诶，别……”，我想阻止外甥，让他随便买一包就是，又想让他干脆别买了，但是外甥接了钱，一遛烟已经消失在了走廊里。

　　外甥买烟还没回来的时候，一个护士从走廊的尽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进了医生的办公室，紧跟着，医生就开了门跑了出来。
　　我和姐姐，还有姐夫，三个人都站了起来，看着护士和医生穿着白白的衣服从眼前跑向走廊的尽头，那里是重症监护室，里面躺着我们的母亲……

　　太阳渐渐地升高，从走廊一头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微微泛红的光。走廊的空气里，细小的尘埃都因为光线的照射而变得清晰可见，它们漂浮在我们的周围，轻飘飘的飞舞着。

　　外甥拿着香烟，从走廊尽头的楼梯上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额头上全是汗，阳光就在他的身后，照射着他的背影。外甥向我们跑来，影子被阳光拉得越来越长。
　　外甥还没跑到我跟前的时候，他的身后又多了一个人影。医生从重症监护室里走了出来，他正缓慢地拿下口罩，抬头看到我们正在看向他的方向，于是停下了脚步。外甥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他不再奔跑，而是放慢脚步，似走似停地在走廊里看向我们，又扭头看向医生。

　　“妈……”
　　“妈……”

　　母亲被推出重症监护病房，浑身被白布完整地覆盖。走廊里，原本的安静被打破，在不知我们哭喊了多久以后，我又惊诧地发现了它的安静。
　　我和姐姐就坐在走廊的地上，一人抓着母亲病床的一个床腿。我们不再哭喊，只是呢喃地说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外甥和姐夫站在病床的一头，无声地抽泣着。

　　安静，就是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静。那些光线里的细小的尘埃，再次清晰起来，它们哪里是什么尘埃，而是周围的一切在哭泣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