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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琴   柳生住 ...

  •   柳生住在戏班后头的柴房里。
      说是柴房,其实就是金老板堆破烂的地方。半间屋子码着劈柴,劈柴上头落了一层白毛,是霉。另一半搁着一张竹榻,榻上铺了一床薄被,被面是蓝花的,洗得都快成白的了,补丁摞着补丁,摞得硬邦邦的,盖在身上“哗啦哗啦”地响,跟盖了一张纸似的。墙角搁着一只木盆,盆底儿积着水,水里泡着一件褂子,泡了三天了,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花,彩虹色的,一动就碎。
      柳生不在乎这些。他坐在竹榻上,把胡琴往腿上一搁,弓子搭上弦,先拉了个长音——“铮”——声音从琴筒里钻出来,在柴房里撞来撞去,撞到劈柴堆上,撞到潮乎乎的墙上,撞到那件泡了三天的褂子上,“嗡”的一声,散了。
      他又拉了个长音。这回低了半个调,闷闷的,沉沉地往下坠,坠到嗓子眼儿那儿,停住了。
      “柳生!”
      金老板在外头喊。金老板的嗓子,怎么说呢——又尖又亮,像铁锹刮锅底,刮得人牙根发酸。他这个人也像铁锹:脸是铲子形的,下巴宽,额头窄,两腮帮子上各垂着一道肉,松松垮垮的,说话的时候一抖一抖;腰粗,腿短,往那儿一站,五短身材,浑身上下圆滚滚的,跟个装了半袋子面的麻袋似的。可他走路快得很,两条短腿倒腾起来,“咚咚咚咚”,地皮都跟着颤。
      “来了——”柳生把胡琴往蓝布里一裹,塞到竹榻底下,掀开帘子出去。
      院子里金老板正叉着腰站着,面前蹲着三个戏班的人:拉二胡的老孙头,打鼓的小六子,还有唱武生的陈大个子。三个人的脑袋都耷拉着,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唱!接着唱!昨儿个那段《斩黄袍》,唱得什么玩意儿!”金老板拿手指头点着陈大个子的脑门儿,一下一下地点,点得陈大个子往后一仰一仰的,“高腔上不去!低腔下不来!那嗓子跟破锣似的——你当是砍柴呢?咣当咣当的——那是唱戏!唱戏!懂不懂?”
      “金老板,”陈大个子嘟囔,“昨儿个夜里受了凉——”
      “受了凉?受了凉不会多穿件衣裳?我这儿是戏班,不是善堂!嗓子坏了你赔?你赔得起吗?”
      柳生站在檐底下,没往前凑。他把手揣在袖筒里,手指头在里头绞着,绞了一下,又绞了一下。
      金老板骂完了陈大个子,转过头来,一眼逮住柳生。“你!昨儿个下午去哪儿了?”
      “报馆。您让我去的——配曲。”
      “配曲配到天黑?阿三说报馆的灯亮到三更!三更!那是配曲的时辰?”
      柳生没吭声。他把下巴往里收了收,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布鞋,鞋尖上沾着点泥,是昨天去报馆路上蹭的,干成一小片灰白的印子。
      “我跟你说——”金老板走过来,短粗的手指头戳在柳生的胸口上,一下,两下,“你是戏班的人,吃的是戏班的饭!别一天到晚往那个破报馆跑!陈启新那个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方敬斋那边要是真较起真来——你吃罪得起?我吃罪得起?”
      “戏是陈先生要排的——”
      “陈先生?陈先生算个屁!”金老板一挥手,跟赶苍蝇似的,“他在县公署说得上话吗?方敬斋一个帖子递上去,他陈启新就得缩脖子!我跟你说,这戏啊,悬!你得心里有数!”
      柳生把嘴唇咬了咬。虎牙在嘴唇上陷下去,又弹回来。“那曲子还配不配了?”
      金老板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料到柳生会这么问。他拿手在油晃晃的鼻子上抹了一把,眼珠子转了两圈。“配!怎么不配!万一排成了呢?钱都花了,不配白不配!可是——你白天去!白天去!天一擦黑就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还有——”金老板又拿手指头戳了一下,“那个沈慕之,你跟他远着点。那人,啧——”他咂了咂嘴,腮帮子上的肉抖了两抖,“怎么说呢——三十岁了,连个老婆都没有!成天价写那些个东西——哭啊、死啊、坟啊——我跟你说,这人心里头,没准儿就有病!”
      “沈先生没病。”柳生说。声音不高,但硬邦邦的,像一颗钉子扎进湿木头里。
      金老板瞪了他一眼。瞪了两秒钟,笑了。“行行行,没病没病,你说没病就没病。我管他有没有病——你把曲子给我配好了,把戏给我排好了,别到时候拉不出来,砸了我的招牌!”
      他一甩袖子走了。短腿倒腾得飞快,“咚咚咚咚”,一眨眼就没了影。
      老孙头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凑到柳生跟前,压着嗓子:“柳生啊,金老板那话——你别不当回事。方敬斋那边,真在递帖子呢。我听姚掌柜说了,方敬斋找了几个遗老,联名——要县公署禁戏呢。”
      “禁就禁。”柳生说。
      “禁了,你怎么办?”
      “拉我的琴。禁了戏,还不让人拉琴了?”
      老孙头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小六子跟在后头,回头看了柳生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到底没说,一溜烟跑了。
      柳生站了一会儿,回柴房里把胡琴拿出来。他坐在竹榻上,把蓝布解开,琴筒往腿上一搁。弓子搭上弦,先拉了个长音,又拉了个长音,还是昨天在报馆里拉的那个调子——哭灵。低,闷,涩,涩里头带着颤,颤里头又憋着口气。
      他拉了三遍。第一遍拉完了,眉头皱着;第二遍拉完了,眉头松了松;第三遍拉完了,把弓子一放,站起来,揣上胡琴就往外走。
      “又去报馆?”老孙头在后头喊。
      “白天!金老板说了白天去!”
      老孙头“嘿”了一声,没再管。
      柳生走到街上,日头正毒。秋天的日头毒起来比夏天还厉害——夏天是热,秋天是晒,晒得人头皮发麻,脸上跟贴了一层辣椒面儿似的。他贴着墙根儿走,哪儿有阴凉往哪儿钻。走到街拐角,姚家米铺门口围了一堆人,叽叽喳喳的,跟一笼炸了窝的麻雀似的。柳生抻脖子看了一眼——是阿三,站在人堆中间,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
      “我跟你们说——昨儿夜里——三更天——我打更走到报馆后头那条巷子——你们猜怎么着?报馆后间的灯——亮着!两个人影——在窗户纸上——一个高的——一个矮的——高的那个坐着,矮的那个站着——站着那个,手搁在坐着那个的肩膀上——”
      “哎哟——”吴婶抱着胳膊站在人群外头,嘴角一撇,“阿三,你一天到晚的,不传点闲话就浑身痒痒是不是?”
      “我传什么闲话了!我亲眼看见的!”阿三急了,癞痢头在日头底下泛着油光,脸涨得通红,“我就说灯亮着!我说别的了吗?我说他们干什么了吗?”
      “你是没说,”吴婶把手里的针往头发上蹭了蹭,“你就是让人家自己去想。”
      阿三噎住了。周围的人笑了一片。姚掌柜笑得直拍柜台,米糠从柜台上扑簌簌地往下掉。赵四的铜壶“咕嘟咕嘟”地响着,他从茶馆门口探出半个圆脑袋来——“说啊!阿三接着说啊!手搁肩膀上——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你走什么呀!你再多看两眼嘛!”
      “我看什么看!我打更的!我管人家灯亮不亮——”
      柳生站在墙根底下,把胡琴往腋下夹了夹,低下头,加快脚步往前走。他走得快,鞋底儿“啪嗒啪嗒”地响,走过姚家米铺,走过王家药铺,走过那家纸扎铺,走过剃头棚,一直走到报馆门口。
      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
      陈启新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脸底下垫着一张旧报纸,口水洇湿了一大片,把“清平公报”四个字的“报”字给泡得看不清了。沈慕之坐在角落里改稿子,毛笔“沙沙沙”地响,头都没抬。
      “来了?”
      “来了。”
      “坐。”
      柳生坐下来,把胡琴掏出来。“那个哭灵——我昨儿夜里又试了试——低半个调不行,太低了,金老板说听着跟出殡似的——”
      “本来就是出殡。”沈慕之抬起头,眼镜腿上的白线在日头底下白生生的。“《山河泪》第四场,主角他爹死了,他在灵堂里守夜——不是出殡是什么?”
      “可金老板说——戏得苦中有乐——太苦了观众坐不住——”
      “那让他自己写。”
      柳生“噗”地笑出来了。虎牙在嘴唇外头露着,白亮亮的,尖尖的,日头一照,亮得像一小块碎瓷片。“您要是见着金老板,也这么跟他说?”
      “见不着。他不敢来。”
      “他为什么不敢来?”
      “来了就得听我说话。他受不了。”
      柳生笑得更厉害了。他把脸别过去,拿手背掩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笑声从指头缝里往外钻,“吃吃吃”的,像一只偷偷啃东西的老鼠。
      沈慕之没笑。可他也没低头改稿子了。他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端起冷茶喝了一口,眼睛越过茶碗的边儿,看着柳生笑。就那么看着。
      柳生笑完了,拿手背擦了擦嘴,把胡琴往腿上一搁。“那——我还试低半个调?”
      “试试。”
      弓子搭上弦。低半个调。涩,闷,颤。像有人拿一块湿布,把人的嘴给捂上了,哭不出来,喊不出来,只有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
      沈慕之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茶碗挡住了他的脸,只露出眼镜框的上半截和白线缠的镜腿。
      “再低半个。”
      “还低?”
      “再低。”
      柳生又低了一点。这回低得离谱了——低得琴弦松了,弓子拉上去,声音沙沙的,跟锯木头似的。
      “不行不行——”柳生自己先笑了,“再低就成拉大锯了——”
      “那就这个。”
      “哪个?拉大锯这个?”
      “刚才那个。比拉大锯高半个,比出殡低半个。”
      “那叫什么?”
      “叫哭不出来。”
      柳生不笑了。他看着沈慕之,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低下头,把弓子搭上弦,把那个“哭不出来”的调子,从头到尾拉了一遍。
      报馆后间的帘子掀了一条缝。阿棠的半个脑袋探出来,头发上沾着一小片报纸屑。他手里攥着一只浆糊碗,碗沿儿上糊了一圈白糊糊。他本来送完浆糊就该走的,可他又没走。他把浆糊碗搁在膝盖上,歪着头听,虎牙咬住了下嘴唇,咬得嘴唇发白。
      拉完了。柳生的弓子悬在琴筒上头,没落下来。
      “行。”沈慕之说。他把稿纸翻回正面,拿毛笔蘸了蘸墨——墨汁又干了,他拿笔尖在瓶底儿上刮了刮——“明天还这个时辰?”
      “还这个时辰。”
      “把金老板说的话,回去学给他听。就说,哭不出来,比哭出来,值钱。”
      柳生把胡琴一夹,站起来。“那要是他问谁说的呢?”
      “就说沈慕之说的。他受不了也得受。”
      柳生“嘿”了一声,虎牙又露出来了。他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沈先生。”
      “嗯。”
      “您那个笔名——陈先生给您想的那些——真不用?‘清平一恨’——多响啊——”
      “你要喜欢,送你了。”
      “我不要!我拉我的琴,要笔名干什么——”柳生笑着出了门,门帘子晃了两晃。
      陈启新被吵醒了,从桌子上爬起来,脸上印着报纸的纹路,横一道竖一道的,跟罗盘似的。“啊?谁?谁来了?柳生?走了?曲子——曲子定了没有——”
      “定了。”沈慕之低下头改稿子。
      “定了?什么调?苦不苦?乐不乐?观众坐得住坐不住?”
      “哭不出来。”
      “啊?哭不出来?那不行啊!哭不出来观众怎么——等等,哭不出来——什么叫哭不出来——”陈启新推着眼镜想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好!好!这个好!哭不出来比哭出来狠!我跟你说沈兄——你这个脑子——绝了!真绝了!”
      沈慕之没理他。毛笔在稿纸上“沙沙沙”地响,写着写着,突然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门帘子已经不动了,安安静静地垂着。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接着写。
      那天夜里,三更。
      阿三提着更锣,从街东头走过来。月亮被云遮着,街面上黑漆漆的,只有报馆后间那扇窗户亮着黄黄的一小方光。窗户纸上映着两个人影:一个高的,坐着的,头低着,是沈慕之;一个矮的,站着的,弯着腰,头凑过去,是柳生。站着那个的手搁在坐着那个的肩膀上——就搁了一下,又缩回去了。
      阿三站在巷子口,抻着脖子看了两眼。更锣提在手里,没敲。
      “三更天——”他喊了一嗓子,声音拖得长长的。喊完了,自己嘟囔了一句:“管人家灯亮不亮呢。”
      他提着锣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窗户纸上的两个影子还在——高的那个低着头写东西,矮的那个坐在旁边拉琴。琴声从窗户缝里钻出来,细细的,低低的,闷闷的,像谁在哭,又像谁在憋着哭。
      阿三把更锣往胳肢窝里一夹,两只手揣进袖筒里,缩着脖子往前走。走远了,琴声听不见了,他才拿手背在鼻子上蹭了蹭,自言自语:“这曲子——听着怎么这么——这么——”他想了半天,想出两个字来——“瘆人。”
      可他又觉得瘆人归瘆人,好像还挺好听的。他不敢跟人说。说了,人家又要问——你怎么听见的?你又去打更了?你又往人家窗户里头看了?
      阿三把更锣换了个胳肢窝夹着,加快了脚步。
      “四更天还没到呢——”他喊了一嗓子,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撞来撞去,撞到报馆的墙上,弹回来,跟琴声搅在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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