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语》voids

2、报馆 清平镇

　　清平镇的报馆，在旧巷往东拐三个弯的一条窄街上。
　　窄街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得侧着身子。街面是青石板铺的，年头久了，石板缝里全填着黑泥，黑泥里又长出些绿苔藓，踩上去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得摔个嘴啃泥。报馆的门脸儿夹在一家纸扎铺和一家剃头棚之间，灰扑扑的，门框上的漆皮掉得跟鱼鳞似的，一片一片地翘着。门楣上挂着一块匾——“清平公报”——四个字是陈启新亲笔题的，写得倒也有几分颜体的骨架，只是“公”字那一撇甩得太长，耷拉下来，像一条没拧干的裤腿。
　　我第二天上午到报馆的时候，太阳刚爬过屋顶。秋天的日头，黄黄的，没什么热气，斜斜地照进来，把满屋子的灰尘都照得清清楚楚。那些灰呀，细细的，碎碎的，在光柱子里慢慢地转着圈儿，飘飘悠悠的，跟谁在天上撒了一把金粉似的。
　　一进门，先闻着味儿了。油墨味儿最冲，浓得呛鼻子，一呼一吸之间，那股子又苦又涩的味儿就黏在嗓子眼儿上，怎么咽唾沫都咽不下去。油墨味儿底下，还压着别的味儿：陈年的纸张味儿，潮乎乎的，带点霉；茶壶里隔夜的剩茶味儿，馊馊的，酸叽叽的；还有一股子不知道哪儿来的咸菜味儿——后来我才看见，陈启新的桌子底下搁着一只粗瓷坛子，坛口拿油纸扎着，上面压了块砖头。
　　“哟，来啦！”
　　陈启新从稿纸堆里抬起头。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厚得跟瓶底儿似的，镜片后面的眼睛被放大了两圈，鼓鼓的，像两只水泡。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干干净净，袖口挽了两道，露出来一截白布衬衫的袖口，也干干净净，扣子还钉着，一颗不少。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齐齐整整地往后抿着，只是发际线往后跑了，脑门上明晃晃的，被日头一照，泛着油光。
　　“坐坐坐！”他从椅子上弹起来，动作快得很，跟他的长衫一点儿都不搭调。他拉开一张方凳，拿袖子在凳面上抹了两把——灰布长衫的袖子，抹完凳面，袖子上一道黑印子——“昨天赵四那儿见着你，还没来得及说话呢！省城怎么样？听说闹得凶？学生娃都上街了？有没有——”
　　他突然住了嘴，拿手推了推眼镜，往门口看了一眼。
　　门口站着一个人。
　　瘦高个儿，肩膀窄窄的，撑不太起那件蓝布褂子。褂子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边儿上还吊着几根线头，走路的时候跟着风晃荡。他手里提着一把胡琴，琴筒拿蓝布包着，包得四四方方，上面打了个补丁，针脚粗粗大大的，一看就是男人的手艺。头发乱蓬蓬的，像刚从被窝里爬出来没顾上梳，一绺翘在头顶心，一绺搭在耳朵上，还有一绺垂在眼睛前面，他拿手背一拨，拨到耳朵后面去，手一放下，头发又滑回来。
　　“金老板让我来的。”他说话声音不高，低低软软的，带着点水乡口音的糯劲儿，“说是配曲。”
　　“柳生！”陈启新一叠声地叫起来，手掌拍在桌面上，“啪”的一声响，茶碗盖儿跳了一下，“来来来！进来进来！这就是沈慕之——沈先生！本子就是他写的！写得那个好啊——那个悲啊——我看了一遍，眼眶子都热了——”
　　“陈先生，”柳生抿了抿嘴，“您看的那是第一稿，第二稿还没改完呢。”
　　“第一稿就好！就好！”陈启新一挥手，跟赶苍蝇似的，“改什么改！不用改！我看——我看这戏要是排出来，一准儿轰动！满城轰动！到时候——”他压低了嗓子，脖子往前伸了伸，眼镜片儿反着光，像两只小灯泡，“到时候，方敬斋那帮老顽固，鼻子非得气歪了不可！哈哈哈！”
　　他笑得开心极了，声音在报馆的四壁之间撞来撞去，把屋顶的灰都震下来几粒，飘飘荡荡地落在他的秃脑门上。
　　沈慕之坐在角落的桌子后面，一直没说话。他那张桌子靠着墙，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挂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把剪刀，一沓裁好的白纸条，一串钥匙，还有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镜面上全是灰，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跟鬼似的。桌面上更乱：稿纸堆得跟小山似的，高的地方都快没了他的头顶；墨水瓶搁在稿纸堆的边上，瓶底儿粘着一圈黑乎乎的干墨渍，瓶子里的墨水只剩了个底儿，瓶壁上糊着一层黑膜；毛笔搁在笔架上，笔尖硬邦邦的，干得翘了毛。
　　他抬起头，看了柳生一眼。
　　就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改稿子。毛笔在稿纸上划拉，写两个字，停下来想想，又划拉两个字。“沙沙沙”的声音，细细碎碎的，跟老鼠啃纸似的。
　　“沈先生，”柳生走到他桌边，把胡琴搁在桌角上，“金老板说了，曲子得赶在十五之前出来——县公署那边，陈先生去说通了，十五那天在城隍庙的戏台上试演。”
　　“嗯。”沈慕之没抬头。
　　“您写的那段——那段哭灵——我昨儿夜里谱了一段，您听听？”
　　“嗯。”
　　柳生把胡琴从蓝布里拿出来。琴筒是竹子的，颜色深红发亮，像块老腌菜，琴皮上松香末子积了厚厚一层，白花花的。他把琴筒往腿上一搁，弓子搭上琴弦，调了调，试了一个音——“铮”的一声，又尖又细，像根针往耳朵里扎。他停了停，又试了一个音，低了点，又低了些。
　　沈慕之的毛笔停了。
　　“这个音，”他头一回把整张脸抬起来，“高了。”
　　“高了？”
　　“高了半个调。哭灵那段——是压着嗓子哭的，不是放声哭。你拉到高处，就成了喊了。”
　　柳生歪着头想了想。他那颗虎牙在嘴唇上咬了咬，咬出一个小窝窝。“那——这样呢？”
　　他又拉了一句。这回低下来了，低得沉，沉得闷，像从水底下冒上来的一个泡，“咕嘟”一声，破了，又冒上来一个。
　　沈慕之的毛笔搁在稿纸上，墨汁洇开一个小圆点，慢慢大起来。
　　“再低一点。”
　　柳生又拉了一句。更低。低得发涩，涩里头还带着一点颤，像哭到一半憋住了气。
　　沈慕之没说话。他把稿纸翻过来，拿毛笔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描，笔画粗粗的，墨色浓浓的——然后推给柳生。
　　柳生低头一看，虎牙又露出来了。“这也太苦了——金老板说了，苦戏得苦中有乐，要不观众坐不住。”
　　“坐不住就别坐。”
　　“那不行！金老板说——”
　　“金老板懂戏还是懂钱？”
　　柳生一下子噎住了。他张了张嘴，虎牙露出来，又收回去，又露出来，像一只拿不准该不该咬食的猫。
　　陈启新在旁边看热闹，乐得直搓手。“好！好！有商有量！有商有量才好嘛！我早就说了——这戏啊，一个能写的，一个能拉的——你们两个搭班子，绝了！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啊——这戏能排起来？能吗？不能！所以啊，你们俩可得给我好好干！”
　　他说“好好干”三个字的时候，拿手指头在两人之间比划了一下，像裁缝量布。
　　沈慕之没理他。柳生也没理他。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中间隔着一把胡琴，头凑得很近——近得都快碰上了。沈慕之指稿子上的一行字，柳生弯下腰来看，头发丝儿垂下来，扫在沈慕之的手背上。
　　沈慕之的手顿了一下。只顿了一下，然后接着往下指。
　　“这儿——这三句，连着拉，中间别断。”
　　“连着拉就太赶了——”
　　“要的就是赶。赶得人喘不上气来，才好。”
　　柳生想了想，虎牙一咬嘴唇。“行。试试。”
　　他直起身来，坐回板凳上，把琴筒往腿上一搁。弓子搭上琴弦，眼睛看着沈慕之，等着。沈慕之低下头，看着稿纸上的字，嘴唇微微动着，在默念戏词。念了两遍，抬起头来，对柳生点了一下头。
　　胡琴响了。
　　我的天。那琴声——那琴声跟昨天我在巷子口听见的完全不一样了。昨天是散的，断的，一截一截的，没着没落的。今天连上了，一根线从琴筒里抽出来，又抽出来一根，又抽出来一根，五根六根七八根，绞在一处，拧成一股绳，往人心口上勒。勒得紧，勒得疼，勒得你连喊都喊不出来，只能坐在那儿，眼睁睁地挨着。
　　陈启新的手不搓了。他靠在桌子边上，眼镜片后面的水泡眼一眨不眨的，嘴张着，里头黑乎乎的，像一口没水的井。
　　报馆后间——那间平时堆旧报纸的小屋子——门帘子掀了一条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阿棠。他每天上午来报馆送浆糊——报馆糊窗缝、粘剪报，用的浆糊都是吴婶铺子里打的，阿棠顺路送过来。今天他送完了浆糊，没走。躲在帘子后面听。
　　一曲终了。
　　柳生的弓子悬在琴筒上头，没落下来。沈慕之的毛笔滚到桌边，被他一把捞住了。
　　“行。”沈慕之说。就一个字，然后他把稿纸翻回正面，毛笔蘸了蘸干得差不多的墨，接着改。毛笔在纸上划拉，“沙沙沙”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柳生的虎牙又露出来了。这回他没咬嘴唇，就那么露着，虎牙尖儿在日头底下白生生的。“那——明天我还来？”
　　“嗯。”
　　“还这个时辰？”
　　“嗯。”
　　“那我走了——金老板让我回去排新戏的调度——”柳生把胡琴拿蓝布包好，往腋下一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沈先生，您那个哭灵——要不我再低半个调试试？”
　　沈慕之抬起头。这回他看了柳生两秒钟——说不定有三秒——然后说：“你自己看。”
　　“哎。”
　　柳生走了。门帘子晃了晃，人没了。
　　陈启新回过神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拍得墨水瓶跳起来，瓶子底儿上那圈干墨渍“咔”地裂了一道缝。“绝了！我跟你说——绝了！这曲子——这曲子放出去，满城的人，不哭也得哭！沈兄！你那个本子——你得给我署个笔名！你那个名字太素了，不够响——我给你想一个——‘血泪书生’怎么样？要不然‘山河客’？再不济‘清平一恨’——”
　　“陈先生，”沈慕之打断他，“你桌子底下那坛子咸菜，拿出来吧。阿棠送来的浆糊，我闻着都酸了。”
　　陈启新一愣，弯下腰去把坛子拖出来。油纸一掀，酸味儿“轰”地一下冲出来，满屋子都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坛子里夹了一筷子咸菜，搁在茶碗盖上，递给我。
　　“尝尝——吴婶腌的——芥菜疙瘩——下饭好得很！”
　　我尝了一块。咸，酸，脆生生的，嚼起来“嘎吱嘎吱”响。咽下去之后，嗓子眼里返上来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又像咸菜，又像油墨，又像刚才那段胡琴声。
　　我在报馆坐了一上午。临走的时候，沈慕之叫住我。
　　“你昨天问我的那个话——”
　　“哪个？”
　　“要说不累呢。”
　　他没再说下去。他手里捏着一沓稿纸，纸边儿被他捏得皱巴巴的，汗津津的。他低着头看了半天，然后把稿纸翻过来，拿毛笔在背面写了两行字，递给我。
　　上面写着：
　　阿棠的鞋底薄了。你回来的时候，带一双。要三十七码的。
　　我折好纸条，塞进口袋里。“你自己的鞋呢？你那双——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我的不急。”他把眼镜摘下来，又拿衣角擦镜片，慢悠悠地擦。“阿棠的脚，冬天爱生冻疮。”
　　我出了报馆。日头已经爬到头顶了，黄黄的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碎一地。窄街那头，柳生夹着胡琴正往戏班走，蓝布褂子的后摆被风掀起来，一飘一飘的。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把胡琴从腋下拿出来，搁在膝盖上，弓子搭上弦，拉了一句——就一句——低低的，闷闷的，从嗓子眼儿里往外挤的那种。
　　拉完了，他把胡琴一夹，接着往前走。脚下轻快得很，布鞋底儿“啪嗒啪嗒”地拍着石板路。
　　报馆里头，陈启新又扯着嗓子喊起来了：“沈兄！那个笔名——你再想想——‘清平一恨’怎么样——哎你别不理我呀——”
　　我笑了一声。回头看了一眼报馆的匾——“清平公报”——陈启新题的那四个字，在日头底下灰扑扑的，“公”字那一撇还是耷拉着，像条没拧干的裤腿。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条。纸被汗浸得潮乎乎的，边角上还沾了一点墨——沈慕之写字的时候，毛笔漏水，滴了一滴在“三十七码”的“七”字上，那一点墨慢慢洇开，把“七”字洇成了一个黑疙瘩。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往姚家鞋铺走去。
　　走着走着，耳朵边上又响起来了——那段胡琴声。低低的，闷闷的，拉一段，停一停，又拉一段。明明是从报馆里听来的，这会儿却好像满街都是：在石板缝里，在墙头草里，在姚掌柜打瞌睡的呼噜声里。
　　满城都是。
　　可满城的人，这会儿正忙着吃午饭呢。赵四的铜壶“咕嘟咕嘟”地响着，吴婶的针“噗”地扎进布里，方敬斋的筷子夹起一筷子咸菜，阿三翻了个身，把更夫帽子盖在脸上。
　　谁也没听见。
　　谁也没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