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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十二章 程女士是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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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女士是怎么发现我和李念的?
她有我房子的钥匙,偶尔会过来看看我,帮我收拾下房间。就这样有一天早上她打开了我卧室的门,我和李念躺在一张床上,什么也没穿。
我想没有人能完美解释这一尴尬的场景。
幸好程女士是个蛮讲究脸面的人,发泄怒火也很克制。她面色铁青,轻拍了两下门板做提醒,然后关上门,留下一句话。“我昨天包了馄饨,给你带了点做早饭。”
我让李念晚点出去。自己先去了厨房,程女士系着围裙,在煮馄饨,旁边有两只已经放好调料的大碗,还撒上了一点葱花。那葱花颜色挺绿。
想来也是,程女士习惯了逛早市,吃完摊子的豆腐脑和油条,再去买最新鲜的菜。
我把其中一只碗里的调料倒进垃圾桶,用水洗了一遍:“李念不吃葱。”
程女士看我的眼神挺古怪:“馄饨馅里有放葱,这样她吃吗?”
我摇摇头,从冰箱里掏出一团手擀面,凑活地给李念弄了个鸡蛋青菜面。
程女士冷笑道:“就娇贵成这样?”
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尴尬,程女士问了李念家里有哪些人,问了李念读的哪所大学的研究生,然后瞥了我一眼,就不再说话。我想她对她女儿的恋爱经历不是很感兴趣。
吃完饭,我问李念:“你不是还要改论文吗?”
李念会意,一声不吭地去了书房。
然后战争开始了。我不想用这样残酷的词,但是很抱歉,我觉得这场对话很痛苦,因为我在往她的心口上捅刀子。
程女士质问我:“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情来?”
我理解她的愤怒,毕竟同性恋只是小部分群体,社会也没有开明到所有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同性恋。我只是对她的措辞感到不快。
“不道德?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是不道德的!”
“你和一个女人滚到一张床上!”
“这违背道德吗?我又没有在自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别的男人同居。”
这话不好听。我妈怔了两秒,然后给了我一巴掌。
那件事发生在我大三那年,她被公司派遣到余杭出差。八个月没有回过一次家。春节的时候人多嘴杂,亲戚间捕风捉影传出了一些难听的话,方先生听信传言,真的去质问程女士,我猜应该还说了什么,导致夫妻关系紧张。
还是那年春节,方先生动了去余杭找程女士的念头,发现他压根没有妻子的居住地址。夫妻关系疏离成这样,也是世上少有了。
对于我这个专业来说,大三是挺重要的一学年。本来是专心备考的时候,我还要额外平衡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这个打电话,那个不接,这个退出群聊,那个私信过来和我抱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用来装他们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垃圾桶不能有自己的委屈。
我不受控制地去想这些事,课上老师提到父母、家庭这样的词,我也会走神。
最糟糕的时候,我恶毒地想,我,我爸,我妈,随便降下一道雷劈死哪一个人吧,这样我们就都不用痛苦了。
我抬头看向这个女人的面庞,与十年前相比,她衰老了,白头发多了,眼角的皱纹也多了。我想心疼她,脑海里却浮现了另一个男人可憎的脸,那个视频聊天时三番五次晚上九点出现在她住处的中年男邻居。对于方先生来说,程女士出轨是他已经确定但没有实质性证据的猜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事实。
我终于没有力气了,不再和她对视。我和程女士说:“我不想和你吵架。如果你还试图对我的性取向指指点点,就请你离开吧。”
程女士走后,李念从书房出来,给我找了冰袋敷脸。我躺在沙发上,枕在她腿上,过了好一会儿,我闷声道:“我和你说过吗?我二十岁就决定这辈子不要结婚了。”
李念的笑如菡萏花苞舒展开来:“我们国家还没通过同性婚姻法呢。”
不结婚多好。恋爱分手要走的程序是很简单的。结婚要想分开,就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若有谁不愿意有谁想找不痛快,免不了要诉诸公堂,是一点体面都没有了。
我爸妈在我毕业后成功拿到离婚证。
听陪行的亲戚说,他们在民政局门口诅咒对方去死,用尽了世上最难听最恶毒最侮辱人的话语,差一点动起手来。
我还是说一点和方先生有关的事吧。
不是想替程女士辩白什么,只是觉得夫妻两个人的事如同一团乱麻,理不清道不明,只讲一个人的不好哪里能够,不如两个人好坏都吐槽一遍,这才算公平嘛。
方先生和程女士的婚姻并不和睦。也许一开始是琴瑟和谐的,而后这点甜腻终于消磨干净,在公公催生男孩的话语里,在婆婆亲手拔去的又一株玫瑰花里,在方先生每天的满杯白酒和怡情小赌里。爱这样走了,于是很多事就难以忍受了。
程女士和我说过她的痛苦,她总结都是些让人透不过气的日常小事,不能再小了。
也许我还应该提另一件事。程女士曾经透漏给一位和她关系很好的阿姨,有一次她和方先生在老家三楼收拾东西,她昏倒在地,过了十多分钟才醒过来,方先生在楼下一点也没察觉。她既后怕又怨恨:“如果靠着他,有哪一天我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他们吵架、分居、离婚,我都不参与。
我偶尔也想知道我爸离婚时闹得那样凶,会不会是出于对我妈的爱情。三个月后,他领着我姑妈介绍的一个女人又一次走进了民政局,次年十月,我有了一个弟弟。
我与方先生的父女关系也是不大好的。
他总是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以我为荣,然后指着我鼻子骂不肖子孙。这可能和我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曾是别人交口称赞的好学生,高考却发挥失常,只去了一所二本院校的师范专业,毕业后侥幸考上了本市的教师编制。不到一年,我辞职,与人合伙创业,头两年过得穷困潦倒,二十三四岁的韩钰隔三差五带着我去她爸妈家蹭饭。
方先生当时是不管我的。他常说要等着看我的笑话,最后没能如他的愿。
父母对儿女天然地存着一些爱,这爱是要有前提的。
当方先生发现我并不满足他关于我的幻想时,这爱就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居高临下,他指点说教,他干涉我的交友,他给大学的我设下晚七点的门禁,而后他失败颓废,他自暴自弃,他批评我的穿着、说话和表情,他批评我的一切。
方先生会在我假期去看他时说:“你整天哭丧着脸给谁看啊?看见你就心烦!”
我不明白,我只是没有表情而已。我应该整天傻笑让别人看着觉得喜庆才好嘛?
我想还可以用一件小事来说明这样的爱。
很让人苦恼的一件事,关系到一种食物,我现在是不吃了。冶越有一种烤鸭,和北边的不同,是火炉里慢慢旋转着焖烤出来的另一种风味,要配上咸甜的卤汁。
方先生常给我买上半只,不到五十块钱。这事很多人知道,因为他会向别人说给假期回家的女儿准备了喜欢的东西,而后在饭桌上故作唏嘘:“给你买的烤鸭怎么一口不吃啊?不是你回来我和你奶奶哪里舍得买?你看我们两一筷子都不敢动!”
我于是一口不吃,可下次下下次的饭桌上还是有这东西,像是驱散不去的噩梦。
这样的事发生太多次。类似的还有“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真要砸锅卖铁吗?我不知道,只是愧疚又害怕。
因而我的性子渐渐歪了。我不是很能从容地去花我父母给的生活费,大学住校时也是每天在食堂吃最实惠的快餐,我精打细算将吃饭成本控制在每天不到二十五元。
我以为我替方先生省钱了。这种认为自己懂事乖巧的情绪戛然而止,因为他说:“那是你自己傻!”那口气,好像我是一头蠢猪。
发现方先生常去麻将馆是再后来的事。我是知道他会去玩麻将,却不知道他几乎是天天去玩两把,总是一上牌桌就玩到晚上十一二点,要打电话去催他回家,我也不知道他一次可以输个一二百,数字不大,可以买四五次烤鸭吃了。
这两年方先生忙着给小儿子攒钱,除了逢年过节问候几句,不怎么和我联系了。
我和他的关系算不上好,因为我很像他。我从他那遗传到的还有一点坏脾气。
方先生喝多了酒会拍着桌子说:“你听我说——”
我不喝酒,嗓门也不小:“你听我讲——”
这画面是有点好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