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子往上走》一分钱也是爱

14、第 14 章 那两百块钱

　　那两百块钱的活，是马姐给我找的。

　　她有个老姐妹，姓红，大家都叫红姐，早些年跟她一起在酒楼端过盘子，后来嫁了人，没辞这行，在一家会展服务公司当领班，专门给城里的大场面派临时工，发布会，开业宴，私人酒会，什么都接。四月初一个下午，马姐在店里接了个电话，挂了她就冲后厨喊我，她说红姐那边临时缺人，今晚城郊一个私人晚宴，缺两个添水的，要女的，一米六往上，黑头发能盘起来，不能戴眼镜，手脚麻利，一晚上八十，管接送，十二点前收工。我擦着手出来，我说马姐，我一米六三，头发黑，不近视，手脚麻不麻利另说，我能不能问一句，八十是不是低了，这种私人局。马姐斜我一眼，她就知道我要还价，她拿起电话又打了一遍，挂了说，红姐说你要是能再多干一小时收场，一百二。我说两百，我还能帮她管后场的杯子清点，我们店每次盘点损耗率全连锁最低，这个我有手艺。马姐又打，打完她瞪我，说红姐同意了，一百八，报销来回打车，红姐说她倒要看看我长几只手。

　　我后来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痛快，这种局，缺人是有原因的，规矩多，钱不好挣，老临时工都不乐意去。

　　下午四点我请了假，背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在北门等车。红姐的车是一辆白色面包车，连我七个姑娘，我上车挑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红姐四十来岁，瘦，嗓门压得很低，她不像马姐，她不笑，上车先一人发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制服，白衬衫，黑马甲，黑围裙，平底布鞋，还有个工牌，红绳的，上面四个字，临时用工，连名字都没有。她趁路上给我们做培训，一刻钟，话说得像念菜单：进场先盘头，碎发全收，一根都不许掉；首饰，全摘，手表都不行；指甲，今天谁涂了深色甲油现在去厕所刮；杯子这么端，托盘这么举，胳膊肘永远朝外，客人从你身边过，你是墙，墙不看客人；客人问话，三句以内，“好的”“稍等”“不好意思我是兼职的”，第四句不许有；最要紧的一条，红姐说到这儿把车速都放慢了一点，她说今晚的客人，没有一个你们得罪得起的，人家笑，你们当没看见，人家说话，你们当没听见，谁要是手痒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明天不用等红姐找你，公司的律师函自己会长腿。车里一下就静了，有个姑娘小声问，红姐，今天到底什么局。红姐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说：“人家做东，人家花钱，你们是去端盘子的，端盘子的人不挑食，也不挑局。”

　　我坐在最后一排，我把那四个字的工牌翻过来看了看，临时用工，红绳，比小刘的校徽绳还廉价。我把它戴上了，我觉得这根绳挺衬我，我这半年戴过的最好的一根绳，是夜灯的工牌绳，蓝的，印着24小时。

　　地方在城西，一个我从没去过的片区，树高墙低，车开进去像开进了公园，我一路记路，两个左转一个右拐，最后停在一家没有招牌的院子门口，门口站着人，耳朵上有耳机。我们从后场进去，后场是另一个世界，不锈钢案子摞得比人高，厨师戴着高帽子不说话，冷盘摆得一幅一幅的，像画，穿黑西装的人穿梭着对单子，每个人走路都没声音。红姐给我们分工，我分在外场外围，负责三桌的添水和空盘，地段最差，离主桌远，离门近，风从门帘底下往里灌，我一站过去就知道，这个位置是给新人的，冻不死你，但冻得醒你。我没意见，这个位置也有一样好处，它高，我站在那儿，全场有什么，我眼睛一扫就够了。

　　我这一扫，先扫的是钱。

　　水晶灯，我不知道真假，但它擦得亮，亮得能照见我自己的鞋尖；桌上的花，白的，一种我不认识的花，每桌一瓶，我估了个价，往后街那家花店的零售价上再乘五，乘五我都觉得我保守；酒，我经过备餐台时看了一眼标签，有一瓶的年份我在夜灯进货单上见过同系列的入门款，我们店那瓶卖两百八，进价一百九，他们手里这瓶，我不敢算，我怕我算错了，托盘端不稳。我一边添水一边在心里给这个晚上盘账，场地，花，酒，菜，外头停着的车，还有我们这七堵会走路的墙，这要是在我们店，流水够烤肠机转到下个世纪。我想到这儿忽然有点想笑，我穿着一身没名字的衣服，站在一屋子我一辈子都赚不出来的东西中间，我在替人家盘点，我盘得还挺认真，跟盘我自己家似的。我爸要是知道我在替人家盘这么贵的货，他得说我是贱骨头，我不觉得，我觉得这是职业素养。

　　客人七点半进场，我低着眼，按规矩看人只看杯子，谁的杯子浅了，我就过去，添满，走，全程不抬第二眼。可有些人我不用看脸也认得，我认鞋，认走路的样子，认别人给他让道的那个弧度。周屹是我先看见的，他今天没穿卫衣，一身西装，西装是好西装，穿在他身上像借来的，他整个人被捆得不太自在，看见他我就有预感，我端着托盘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主桌那边看，我看见了陆时衍。

　　他没穿正装，一件深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他在这个屋子里显得比所有人都松，别人的松是端出来的，他的松是这儿的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他用不着端。他旁边是林知夏，她今晚真好看，我是个女的我都得认，一条藕色的裙子，坐在他侧后方半个身位，那个位置我熟，我们店老板娘招呼熟客就爱站那儿，既不在主位，又全场都知道这是谁的人。她正侧着脸跟一个太太说笑，手很自然地搭在他椅背后面，没碰到，差两公分，那两公分是给所有人看的分寸。

　　再往主位那边，人群围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白，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手腕上一块表，我不认识牌子，但它在灯底下不反光，好表是不反光的，我们店里最好的烟柜玻璃也不反光，一个道理，贵到一定份上，东西自己就沉下去了。他正一桌一桌地谢，像新郎敬酒，每到一桌，那桌的人就站起来一半，他按按手，让大家坐，嘴里说的什么我听不清，我只看见所有人都在笑。后来我听红姐在后场骂一个洒了酱汁的厨师，骂顺了嘴带出半句，“阿飞哥的局你也敢……”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阿飞。这个名字我在校园墙的评论区见过，在宿舍夜谈许念她们的嘴里听过，那些话都不是什么好话，几个女孩，一些被删掉的帖子，一份据说在传的笔录，雾雾糟糟，没有一件落定，可没有一个人提起来的时候是笑着的。他今晚笑得比谁都真，他一桌一桌地笑过去，笑到主桌，有人站起来起哄，说这种日子，得让陆少讲两句，陆少跟阿飞哥是什么交情，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

　　满堂都看他。我那会儿刚巧添水添到隔壁桌，我就站在离主桌四步远的地方。他端着杯子站起来，他也没推，他站得很随意，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他举杯，他说：“阿飞这个人，还需要我介绍吗？我就一句，他这个人，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块儿，轻松。来，敬阿飞。”

　　满场杯子起来，声音碰成一片，轻松，对，轻松，大家都喜欢，我端着我的托盘，托盘上一壶水，我走到主桌边上，离他两步，该添水了，我是一堵按规矩移动的墙。我添完周屹的杯子，我的下一个杯子是他的，我俯身，水线落进杯底，很细，很稳，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从我头顶上飘出去，不大，就我们这桌听得见，我说：“资本一发言，所有的罪恶都被掩盖了。”

　　话出口的瞬间我就知道坏了。

　　那不是我的话，那是书里的话，是我去年冬天在三教204书架上翻到的一本书里的话，翻译过来的，我当时觉得拗口，在嘴里嚼了好几天，觉得它像一块没炖烂的牛肉，嚼不碎，可它有营养。我没打算说，我甚至没想，它是自己跑出去的，跑出去的那一秒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画面，新闻里那个被打了马赛克的女孩子，马赛克打得很粗，可她抱着胳膊的样子我一直记得，她抱着胳膊，像怕冷。

　　主桌静了半拍。就半拍，水晶灯连闪都没闪一下，马上有人笑了，坐主位边上的一个长辈模样的人笑着接话，说现在的大学生了不得，端盘子都端出哲理了，阿飞你这局有档次，服务员都有文化。满桌又笑起来，笑声比刚才大，大得正好把那半拍的窟窿填满。林知夏也笑，她笑得最轻巧，她端着杯子跟旁边的太太说了句什么，隔得远，我只看见“兼职的”“学生”几个字飘过来，她说完还摇了摇头，像听见一个孩子在大人饭桌上背了首不太合时宜的诗，夸一句聪明，就翻篇了。只有坐在那一圈边上的一个黑西装没笑，他身体往前倾了半寸，眼睛先看阿飞，再看陆时衍，他声音很低，我隔着两步只听见几个字，他说，陆少，这……哪家公司的，用不用……他话没说完。陆时衍没看他，他在看我。

　　他看了我大概有两秒，第一秒他没认出来，他看见的是一个黑马甲白衬衫、头发盘得死死的、脖子上挂着“临时用工”的侍应生；第二秒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对上了，像翻一本书翻到折角的那一页。他脸上什么都没动，他把杯子放下了，他对那个黑西装摆了一下手，他说：“不必。”然后他转回去，重新端起杯子，跟旁边的人说话，像什么都没发生。

　　黑西装退了。我端着托盘，按规矩，墙不看客人，我退后半步，转身，走。我走得不快不慢，托盘上的水壶没晃，我一直走到后场帘子后头，帘子一落，红姐一把把我薅到墙角，她脸都白了，她压着嗓子，声音抖，她说：“你疯了？你知道你刚才那是在哪儿吗？那是谁的桌吗？你嘴里那是什么词？我送你出去的时候你妈把你交给我，我今晚要是把你交代在这儿……”她说着说着自己说不下去了，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手抖，点了两次没点着，她把烟揉了。我站在那儿听她说完，我说：“红姐，对不起，工钱我不要了，你让我干收场，我把杯子清点完，就当赔你。”她瞪我，瞪了半天，她说：“工钱不要？公司还不一定敢不给，你当他们在乎你那一百八？他们在乎的是今晚这屋里不能有第二个人记住你。”

　　她到底还是没让我再出外场。我在后场洗了三个小时杯子，一千两百个，我数的，每一个我都洗得能照见人，洗到最后后厨只剩我一个人，水池的热水汽把我脸蒸得通红。散场的时候一个管账的大姐给我结了钱，转账，一百八，一分不少，她还多给了我一个装点心的盒子，说客人没动的，让我带走。我问她红姐呢，她说红姐送客去了，红姐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这种局以后不会再叫你了，“便利店那种活，她说她还能给你找。”大姐低头点单子，点了一半又想起什么，她没抬头，她说：“对了，你们那领班刚被问了句话，主桌那个最年轻的陆先生，问添水的是哪家公司的，是不是还在上学的学生。领班说是红姐带来的，临时公司派的，大学生。人家就点了点头，没再问。”她合上本子，看我一眼，她说：“姑娘，能让他多问一句的，你是头一个，我在这种场子里三年了，没见他问过第二遍。”我说谢谢姐，我没接她的话头，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只把那一百八的转账记录看了一眼，确认到账，锁了屏。

　　我抱着点心盒走到院子外头，已经过了十二点，打车软件排到四十分钟后，我舍不得那钱，我往大路方向走，想等夜班公交。四月的夜风还是凉的，我穿着单衬衫，抱着盒子，脚后跟那两个泡磨破了，布鞋是发的，不合脚，小半码，我每走一步都跟自己商量，再走五十步，走到路灯那儿就歇。我走到第二盏路灯底下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院子，院子的门关上了，没有招牌，没有名字，像一张闭了嘴的嘴。我想起我今晚说的那句话，翻译腔，书呆子，冒失，我在这种地方说这个，跟往烤肠机里倒红酒差不多，贵东西倒进错的机器，谁也不觉得好喝。可我不后悔那句话，我后悔的是我说早了。我那句话要是留到散场，留到我脱了这身衣服，留到我在手机上敲给一个不相干的人看，它就只是一句话。我把它说在那儿了，它就成了一个证据，一个我还没计划好、就先送出去的证据。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上一次说这种计划外的话，是在多功能厅三楼的走廊里。

　　我在路灯底下打开软皮本，没写他那页，我在最后面单独起了一页，我写：四月，城西，一百八，一句话，说早了，不收回，下次不许。写完我想了想，我又添了半句：那些女孩是真的。

　　夜班公交来了，车里没几个人，我坐在最后排，把点心盒放在膝盖上，鞋踢了，脚后跟贴着我最后一个创可贴，透明的，小刘给的粉色的早用完了。车开过后街的时候我往里看了一眼，夜灯的招牌还亮着，马姐说话算话，她的灯永远是这条街最后一个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