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江城小崽

38、第二枚 仿她名字的

　　四月七号早上，我在本子上读那一行。
　　杆上缠三圈透明胶，缠在握的地方。
　　我读了三遍。
　　第三遍读完，我把本子合上，走到二楼东侧最靠楼梯那扇门外面。
　　他今天已经在。他背靠着墙，书包抱在怀里。
　　“禾是稻子。”他说。
　　我说嗯。
　　“你记不住的，我替你数着。”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说我昨天丢的那一截胶，你帮我再说一遍。
　　他没有马上说。他把书包换了一只手抱。
　　“有一支笔。”他说，“蓝色的杆，笔帽丢了一半，剩下的半截卡在笔尾上。”
　　我说这我知道。
　　“笔杆上缠着三圈透明胶。”
　　我说三圈。
　　“第一圈压着第二圈的一半，第二圈压着第三圈的一半，一圈一圈往笔尖那边排，排得很整齐。”
　　我说排得很整齐。
　　“缠在右手握笔的时候，食指侧面顶着的那个地方。”
　　我说食指侧面。
　　“胶已经黄了。”他说，“边上起了毛，有一小截翘起来，翘起来的那一头粘了一点灰。”
　　我说翘起来的那一头粘了一点灰。
　　我站在那儿，把这几句在嘴里又过了一遍。
　　我说还有一件。
　　他说你说。
　　我说昨天你也蹭了那截胶。你蹭的时候，是顺着缠的方向蹭的。
　　“是。”
　　我说老赵也蹭了。老赵也是顺着缠的方向蹭的，蹭了大概两秒钟。
　　“我知道。”他说。
　　我说你早就知道。
　　“昨天我就看见了。”
　　我说你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说。
　　他把书包又换回那只手。
　　“我要你自己看见。”他说。
　　我说那你现在说了。
　　“你现在看见了，我才说。”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对面那排窗子。
　　我说顺着蹭是什么意思。
　　“顺着蹭的人，”他说，“是缠过的人才有的手。”
　　我说老赵缠过。
　　“老赵缠过。”他说。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
　　老赵左手小指是弯的，伸不直。他弯腰搬箱子的时候要分三步。他把所有的搪瓷缸子摆成两只不摞起来。他把那把旧锁从筐里捡回来，自己挂回门上，挂回去那天还上了油。
　　他也给一个人缠过笔。
　　早自习铃响了。
　　他把书包背到背上。
　　我说你今天下午来吗。
　　“来。”
　　我说你每天都来。
　　“每天。”
　　上午第二节课间，陶陶来找我。
　　她走到我座位旁边，把一袋辣条放到我桌上，自己撕开一包，咬了一口。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在三楼那个楼梯拐角看见一样东西。”她说。
　　我说什么东西。
　　“我放在口袋里了。”她说，“我早上捡的，捡完就塞兜里了，我刚才上厕所才想起来。”
　　她把校服口袋翻开，伸手进去掏。
　　她掏出来的时候，是攥在手心里的。
　　她把手摊开。
　　是一枚校牌。
　　塑料壳，白底，边上有一道裂。挂绳褪成了米白色。
　　我把它拿过来，翻到正面。
　　壳里面夹着一张一寸照片。
　　我看着那张脸，看了大概三秒钟。
　　我把它翻到背面。
　　背面有四个字，是圆珠笔写的。
　　高二（3）班。苏禾。
　　我站在座位旁边，手里拿着它。
　　陶陶在旁边嚼辣条。
　　“你的吗。”她说，“我跟你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照片上不是你吗。”
　　我说不是我的。
　　“那怎么写着你的名字。”
　　我说我自己的在我身上。
　　我把手伸到胸前，把我的校牌取下来，翻到背面。
　　背面也有四个字，圆珠笔写的，是我入学那天写的。
　　高二（3）班。苏禾。
　　我把两枚并排放在桌上。
　　一模一样的壳。一模一样的绳子。一模一样的四个字，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写法。
　　连“禾”字那一撇的起笔顿一下，都顿在同一个地方。
　　我把它们拿起来，翻到背面，对着窗外那道光看。
　　我自己那枚，“禾”字最后一笔的收尾处，塑料壳上有一道白痕。
　　那道白痕不到一厘米，斜着的，是笔尖戳得太用力，把壳顶出了一小道。
　　是我入学那天戳的。那天我写名字，写到“禾”字最后那一笔，笔尖滑了一下，我手上使劲，就戳出了这么一道。
　　我抬起另一枚。
　　它背面那四个字规规矩矩地待在格子里面，一笔都没有戳出去。
　　它的壳是平的。
　　它背面没有那道白痕。
　　我站在课桌旁边，把两枚校牌在手里换了个位置。
　　我说陶陶。
　　“嗯。”
　　我说这一枚不是我的。
　　“我知道啊，你刚说了。”
　　我说这一枚上写着我的名字，字不是我写的。
　　陶陶把辣条停住了。
　　她凑过来看。
　　“那这是谁写的。”
　　我说我不知道。
　　她看了一会儿。
　　“那这照片上的人是你啊。”
　　我说照片上的人是我。
　　“那不就是你的校牌吗。”
　　我说不是。
　　她站在那儿，看了我三秒钟。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她把嘴里那口辣条咽下去，把袋子放下。
　　“苏禾。”她说。
　　我说嗯。
　　“你别吓我。”
　　我说我不吓你。
　　她把两枚校牌拿过去，一手一个，举到窗户那边。
　　“这个有道印子，这个没有。”她说。
　　我说嗯。
　　“那你撕了它。”
　　我说不撕。
　　“那你还给它。”
　　我说还给谁。
　　陶陶看着我。她把两枚校牌放回桌上，摆得并排。
　　“那你要怎么办。”
　　我说我要把它拿到那间屋子去。
　　下午三点五十，我在屋里把它们放在桌上。
　　老赵在里间。
　　他把架子最上面那一排擦完了，正在擦第二排。
　　四点半，他来了。
　　他今天来得早。他进门先看了一眼门口那个本子，然后走到桌子前面。
　　我把两枚校牌并排推到他那边。
　　他自己那枚，和这一枚。
　　我说这一枚上写着我的名字，字不是我写的。
　　他拿起桌上那一枚，翻到背面，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自己手上那枚也翻过来。
　　他两只手一手一个，举到窗口那边。
　　他把它们举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他把它们放回桌上。
　　“笔一样。”他说。
　　我说笔一样。
　　“壳一样。”
　　我说壳一样。
　　“字不一样。”他说。
　　我说字不一样。
　　他站在桌边，两只手撑着桌沿。
　　“你能认出来。”
　　我说我能认出来。
　　“你怎么认出来的。”
　　我说我那枚上有一道白痕，是笔尖戳出来的。这一枚没有。
　　他没说话。
　　我说这一枚的字写得太好了。
　　他抬起眼睛看我。
　　我说我写那四个字的时候手在抖。那天人很多，有人在旁边挤我，我写“禾”字那一笔，笔尖滑了一下。
　　我说写这一枚的人手没有抖。
　　老赵把手从桌沿上收回去。
　　“这屋子，”他说，“收过很多写得好的字。”
　　我说这一枚不是被丢的。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明天再告诉你。
　　他站在那儿，没追问。
　　五点，他来了。
　　他站在门口，看了那两枚一眼。
　　我说我不碰它。
　　“为什么不碰。”
　　我说我碰了也没有。它是被人放在那儿的。
　　他说放在哪儿。
　　我说上一枚在行政楼四楼西侧那个楼梯口。这一枚在教学楼三楼的楼梯拐角，放在窗台的挂钩上，是陶陶看见捡的。
　　他站在桌子那一边，两只手垂着。
　　“行政楼那边，”他说，“一天没有二十个人过去。教学楼那边，一节课能过两百个人。”
　　我说我知道。
　　“上一枚没人捡。”他说，“这一枚，谁来都看得见。”
　　我站在桌子这一边，看着桌上那两枚。
　　我说那他为什么要这一枚被人捡到。
　　“上一枚也是要人捡到的。”他说，“放在那儿，是等着有人捡。这一枚放在人多的地方，是不等人。”
　　我说那他不戴它。
　　“他不戴。”
　　我说那他做它干什么。
　　他把书包放到地上。
　　“做一枚校牌，是为了让它挂在谁的脖子上。”他说，“他不挂，他让它被人捡到。”
　　我说被人捡到以后呢。
　　“捡到的人交给这间屋子。”
　　我说交给这间屋子以后呢。
　　“进册子。”
　　我在心里把这三个字过了一遍。
　　进册子。
　　我说然后呢。
　　他不说话了。
　　他站在桌子那一边，低头看着桌上那两枚校牌。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了。
　　然后他抬起头。
　　“册子上有一样东西，”他说，“写着高二（3）班，苏禾。”
　　我说有。
　　“那样东西在架子上。”
　　我说在。
　　“学期末没人领的，捐走。”他说，“捐走之前，本人随时可以反悔。”
　　我说本人。
　　“老赵说的。”他说，“本人来，就能领走。”
　　我站在那儿。
　　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地方响了一下，很轻，像有人隔着很厚的玻璃敲了一下。
　　我说那他要让这间屋子里有一枚写着我的名字的校牌。
　　“有。”
　　我说然后他来领。
　　“本人来，就能领走。”他说。
　　我说那他来的时候就是本人了。
　　“他戴不戴那枚校牌，”他说，“谁看都像。”
　　我站在桌子这一边，两只手撑着桌沿。
　　我把手指抠进木头的裂口里，抠出一道白印。
　　我说那他领走它，领走的是那样东西。
　　他没说话。
　　我说领走的是一枚校牌，不是我。
　　他抬起眼睛看我。
　　“老赵第一天跟你说的话，”他说，“你还记得吗。”
　　我说哪一句。
　　“你说，东西进了这屋，归谁管。”他说，“老赵说，归这屋子管。”
　　我说我记得。
　　“老赵还说，”他说，“进了这屋，就不归原来那个人管了。”
　　我站在那儿。
　　我两只手撑着桌沿，撑了一会儿，然后我坐到椅子上。
　　我在椅子上坐着，看着桌上那两枚校牌。
　　一模一样的壳。一模一样的绳子。一模一样的脸。
　　只有一道白痕不一样。
　　我说那他要我干什么。
　　他在桌子那一边站着。
　　“我不知道。”他说，“我知道的是，他要有的东西，现在有了两枚。他要有的那个资格，还差一样。”
　　我说差什么。
　　他说差一栏。
　　我说哪一栏。
　　“领走人那一栏。”他说。
　　我说那一栏要本人来填。
　　“本人来填。”他说。
　　我坐在椅子上没说话。
　　屋里比外面安静。老赵在里间，他把抹布在水桶里涮了一下，水响了一声。
　　我把两枚校牌拿起来，走到抽屉那边，把它们放进去。
　　抽屉里有那把用报纸包着的旧锁，有那支缠了胶的笔，有那半张照片，有我那个本子，有两个本子夹在一起的铁夹子。
　　我把两枚校牌放在最里面，放在旧锁旁边。
　　我把抽屉推上。
　　推上以后我又拉开，看了一眼，又推上。
　　他站在桌子那一边看着我做这些。
　　他说你今天碰了它们没有。
　　我说没有。
　　“那你今天什么都不欠。”
　　我说我今天什么都不欠。
　　他说那你今天记下来。
　　我把本子翻开，翻到最新的一页。
　　我写：四月七号。又有一枚写着我的名字的校牌，放在教学楼三楼楼梯拐角的窗台上，陶陶捡的。这一枚背面的字是仿的，仿得很像，只差一道白痕。
　　我写：他不戴它。他让它被人捡到，交到这间屋子，进册子。
　　我写：他说，那样东西进了这屋，就不归原来那个人管了。
　　写完这三行，我把笔搁下。
　　窗外面有人在楼下按自行车的铃，两声，很短。
　　今天这两声来得早。天还没黑。
　　我听见了。我数了，两声。
　　然后我翻到最前面那一页。
　　最前面那页写着：苏禾、高二（3）班、临江七中、三月三日。
　　我在这一页底下停了很久。
　　我在这间屋子里写过很多遍自己的名字。登记簿第一页上有一遍，钥匙借用本上有一遍，便签上有一遍，门口这个新本子上有两遍。
　　现在又多了两遍。
　　那两遍不是我写的。写它的人把它们装进壳里，挂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等着不同的人捡。
　　我在这一页最下面写了一行。
　　我写的是：他写我的名字，写得比我还要好。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
　　我抬头看他。
　　我说我今天还没有说那一句。
　　他把书包背到背上。
　　“禾是稻子。”他说。
　　我说嗯。
　　“你记不住的，我替你数着。”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走到门口，站住了。
　　他背对着我。
　　“明天，”他说，“你去问陶陶要她抄的那几页。”
　　我抬起头。
　　我说陶陶抄的。
　　“她抄了十八页。”他说，“她抄的时候是按日期抄的，从头往后，一行不落。”
　　我说我的抄本少了十页。
　　“少的十页是你的。”他说，“她那十八页里，也许有你少的那些。”
　　我站在屋子中间。
　　我说你怎么不早说。
　　“我昨天才想起来。”他说。
　　他说完这句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门口。
　　老赵从里间出来，手里拎着水桶。
　　他走到门口，把水桶放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脸不对。”他说。
　　我说我没事。
　　他没再问。他把水桶拎起来，往东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