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江城小崽

26、不在了 校牌从箱子

　　三月二十六号早上，本子最后那页，我看见昨天写的两行。
　　禾是稻子。他说要说一辈子。
　　柜子底下还有一枚校牌，是他的。他扔进筐里那个。
　　我把这两行读了三遍。
　　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坐起来，把书包从床边拖过来，拉开最外面那一层。
　　软皮本子还在。深灰色的封皮，边角磨圆了。我把它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那半行字。
　　他找了半年的那样东西，原来——
　　我盯着那个破折号看了很久。破折号后面是空的，纸面上什么都没有，连一点压痕都没有。
　　我把本子合上，塞回书包最里面那层，压在课本底下。
　　然后我把左手伸出来，看手腕上那根绳。
　　绳子还在。
　　上午第一节课下课，我就去了行政楼。
　　屋门开着，老赵不在，里间的灯也没开。我进屋，直接走到第二排架子前面。
　　架子第二排左边有一个纸箱子，是那种装过打印纸的扁箱子，箱盖上用记号笔写着一个“牌”字。这屋里所有的校牌、校徽、胸卡都放在这个箱子里。
　　我把箱盖掀开。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一枚校徽，塑料壳裂了。两张过期的借书证。一张饭卡，卡面上的照片褪成了一个白团。还有三枚校牌。
　　我把三枚校牌一枚一枚拿出来，摆在架子上。
　　第一枚，绳子是蓝的，壳里那张纸写着高一（6）班。
　　第二枚，绳子断了半截，纸没了，只剩壳。
　　第三枚，壳上有裂，绳子褪色褪成米白。我把这枚翻过来，凑到窗口的光底下看。
　　姓名那一栏是空的。
　　我盯着那个空看。
　　它是空的。这一枚不是我要找的那一枚——我要找的那一枚，姓名栏里写着“周迟”两个字，字写得很工整。
　　我把三枚校牌又放进箱子，把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全倒出来，倒在架子上，一样一样看。
　　饭卡、借书证、校徽、三枚校牌、半截红领巾、一个钥匙扣。
　　没有第四枚。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装回去，装到一半停下来，又倒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第二遍看完，我坐在地上。
　　屋里很安静。窗台上那盆绿萝死的那几根叶子又掉了几片，掉在窗台的灰上。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从头排了一遍。
　　三月十二号，周迟把一枚校牌扔进门口那个塑料筐。他自己扔的。他站在门口说，按老赵的规矩，扔进筐里的不用留名。他让我把姓名那一栏空着。
　　我把它拿进屋，登记，放进这个纸箱子。
　　三月二十四号，我在三楼化学实验室柜子底下那个暗格里，摸出一枚校牌。壳上有裂，绳子褪色褪成米白。姓名那一栏写着“周迟”，字写得很工整。
　　我把那枚校牌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一会儿，放进了口袋。
　　现在这枚校牌在他口袋里。
　　可是它三天前还在三楼柜子底下的暗格里。
　　一个东西先在这间屋子的纸箱子，然后跑到三楼柜子底下的暗格里，然后被人拿走。这三步里面，中间那一步是没人做过的——至少我没做过，周迟说他也没做过。
　　那就只剩一个可能：有人从这屋把它拿走了，送到三楼去。
　　我坐在地上，把手撑在膝盖上。
　　我想到一个人。
　　三月十一号下午四点十分，有人用我的名字在总务处借了这屋的钥匙，事由栏写着“领作业本”，归还栏空着。那天四点二十，我背对着门站在窗口看操场，老赵四点走的。那个人是从我背后进去的，写完字又走的，我一点声音都没听见。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那张桌子前面。
　　登记簿摊在桌上。我把它翻到三月十二号那一行。
　　日期：三月十二号。物品：校牌一枚。姓名班级：空。备注：筐。
　　领走人那一栏是空的。
　　我把手指按在这一行上。
　　我犹豫了大概十秒钟。
　　昨天我碰过第一页，付掉的是他的脸。我今天付不起第二次。可是我手上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这间屋子里唯一会说话的东西就是这些纸，而纸说话的方式只有一种。
　　我把两只手放到纸上，掌心贴着那一行。
　　画面来得很快。
　　是这间屋子，白天，光从窗户那边过来。有人站在桌子前面，弯着腰。
　　我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握笔的那只手。
　　他在写这一行。他写完“校牌一枚”，笔尖往右移，移到姓名那一栏。
　　笔尖停在纸上，停了大概两秒钟。
　　然后他抬起笔，往左移，移到“备注”那一栏，写了两个字。
　　画面断了。
　　我把手从纸上拿开，喘了一口气。
　　他没写名字。他把笔挪开了。
　　这个动作我认得。三月十二号那天，站在桌子前面写这一行的人是我。周迟站在门口，说按规矩不用留名。我抬头问他，他说姓名栏空着。我就空着了。
　　所以这个画面是我自己的记忆，不是别人的。
　　我白付了一次。
　　我在桌边坐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
　　我坐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我想起一件事。
　　画面里那只握笔的手，我看得清清楚楚：指节，指甲剪得很短，虎口那一侧的皮肤有一点粗。
　　那只手的小指是直的。
　　老赵的左手小指是弯的，伸不直。
　　写这一行的不是老赵。
　　我把手放下来，盯着那行字看。
　　这一行是我写的，所以我看见的是我自己。这个结论没错。可是它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件事：这个办法是有用的。我碰一样东西，看见的是“它被人放手的那一瞬”；我碰一行字，看见的是“这一行被写下来的那一瞬”。
　　那我能不能碰一行字，看见写它的人的手？
　　我刚才看见了。那是我自己的手。
　　所以如果有一行字不是我写的，我碰它，就应该能看见别人的手。
　　我把登记簿往前翻。
　　我要找一行不是我写的字，而且跟校牌有关系。
　　我翻到三月十一号前面那一页。这一页上有一行，日期是三月十号，物品栏写着“纽扣一枚”，姓名班级空着，备注栏写着“缝”。
　　这一行不是我写的。三月十号那天我在车棚，我没进这屋。
　　我把手指按上去。
　　画面来了。
　　一只手，手里捏着一枚纽扣。白的，四眼，缠着一截断线。
　　那只手把纽扣放到桌上，放正。
　　然后那只手往回收，收的时候翻了一下，手背朝上。
　　我看清了。
　　那只手的小指是直的。食指侧面有一块旧胶痕，颜色比周围深一点，是那种贴过很多次胶布留下的印子。
　　我把手从纸上拿开，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架子上。
　　架子晃了一下，最上层有一样东西掉下来，掉在地上。
　　我弯腰把它捡起来。是一支笔，塑料杆的，笔帽没了。
　　我站在那儿，把那支笔攥在手里。
　　许安宁的右手食指上有一块旧胶痕。
　　这块胶痕我三月十四号那天看见过。她自己把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写完把本子合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书上。我看见了她右手食指那一块。
　　三月二十二号，她坐在我旁边，把手从桌子底下抽出来放到桌面上，我又看见了一次。
　　可是许安宁的手小指是直的吗？
　　我使劲想。我想不出来。我只记得那块胶痕，别的我都不记得。
　　我把笔搁在桌上，走到门口，把门关上。
　　关上门以后我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你别急着下结论。
　　三月十四号那天，许安宁自己说过，她三月十一号冒我的名字借了钥匙，进了这屋，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布片一小块”。她写那一行的原因，是为了让这间屋子的纸上留下一个记号——她要有人知道那块布是被人剪下来的，不是自己掉的。
　　她写过一行。她有钥匙。她进过这屋。
　　可是她为什么要拿一枚校牌，送到三楼去？
　　我想不出来。
　　中午我在二楼东侧那段栏杆前面站着。
　　他来得比我晚。我听见脚步声，回头，看见他从楼梯口那边过来。
　　他今天背了书包，抱在怀里。
　　他走到我旁边，两只手撑在栏杆上。
　　他说三月二十六号。
　　我说嗯。
　　他说我说了我每天都要说的那一句。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
　　他说禾是稻子。
　　我说禾是稻子。
　　我说完这句我笑了一下。他看着我，也笑了一下。
　　然后我把校牌的事跟他说了。
　　我说你那枚校牌，我昨天在柜子底下找到它之前，它在这屋的纸箱子。我把它放进箱子那天是三月十二号。从三月十二号到三月二十四号，中间十二天，它从这屋到了三楼。
　　他听完，想了一会儿。
　　他说我把它扔进筐里以后就没碰过。
　　我说我知道。
　　“你不信我。”
　　我说我信你。我说我不信的是这屋。
　　他“嗯”了一声。
　　我说我要数一数这屋的东西。
　　他说数什么。
　　我说数它少了什么。这屋的东西全是被自己主人弄丢的，丢的人不知道自己丢了，所以从来没人来数。清库那天要搬走，搬走的时候会有一个清单，清单上是他们数的。我要在他们数之前自己数一遍。
　　他说你要数多久。
　　我说我不知道。三排架子，两个里间，六个箱子。
　　他说我帮你数。
　　我说你不用。
　　“我要数。”他说，“我要知道它少了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也要知道。
　　他看着操场那边。
　　“因为少了的那一样，”他说，“就是那个人想要的。”
　　我站在栏杆前面，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我说那要是它没少呢。
　　“那就说明它没被拿走。”
　　我说那要是它多了呢。
　　他转过头来看我。
　　“多了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觉得，这屋子里的东西从来只有人往里送，没有人往外拿。要是有人往外拿一次，那就说明他要的不是“得到”，是“拿走”。
　　他想了想，说：“这两个不一样吗。”
　　我说不一样。捡到东西的人是得到，从架子上拿走东西的人是拿走。得到的人不留名，拿走的人更不会留名。可是拿走的人得进来。进来要钥匙，或者要门没锁。
　　他说门没锁。
　　我说对。老赵说去年三月十九日下午这屋的门没锁。
　　他说那不是唯一的。
　　我心里跳了一下。
　　我说你还知道哪天没锁。
　　“我不知道哪天没锁。”他说，“我知道这屋的门，有时候关着，有时候没关。”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看。”
　　我说你每天看这屋的门。
　　“从去年三月开始。”
　　我站在栏杆前面没说话。
　　从去年三月开始。那时候我还没转来。
　　我说你为什么要看这屋的门。
　　他把两只手从栏杆上收回来，插进口袋里。
　　“因为我在找一样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它在哪儿，我只知道它最后会到这儿。”
　　我说什么东西。
　　他没有答。
　　下午四点，我回到屋里的时候老赵在。
　　他在里间整理东西，把一摞旧报纸捆起来，捆了两道。
　　我说老赵。
　　“嗯。”
　　我说这屋的东西，有没有人从这里拿走过。
　　他把绳子打了个结，拉紧。
　　“这屋的东西，”他说，“进了这屋就不归原来那个人管了。”
　　我说我知道，我问的是有没有人拿走过。
　　他把那摞报纸搬到墙角，码好，直起腰。他左手撑在膝盖上。
　　“你要是发现少了一样，”他说，“你就告诉我。”
　　我说我要是发现了呢。
　　“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我说写在哪儿。
　　他说写在册子上。
　　我说册子上哪有这一栏。
　　他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没有这一栏，”他说，“我就空一行。”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
　　我写的是：校牌从箱子里没了。我先在这屋碰了三月十二号那一行，看见的是我自己的手。我又碰了三月十号那一行，那不是我写的，我看见一只手，食指侧面有一块旧胶痕。
　　写完这一行，我停住了。
　　我在下面又写了一句。
　　我写的是：我不写这个人是谁。我写了，我明天就会忘。
　　写完我把笔搁下。
　　然后我伸手去拿书包里的软皮本子。
　　我想把今天这件事也记到那个本子上——不是记到我的本子上，是记到去年冬天那个我留给我的本子上。那个本子是给“我”看的，我应该接着往下写。
　　我把书包拉开了。
　　最外面那层是课本，我把它拨开。第二层是练习册，我把它拨开。第三层是一个夹层，我昨天明明把软皮本子塞进去了，压在课本底下。
　　夹层里是空的。
　　我把书包整个倒过来，倒在床上。
　　课本、练习册、卷子、笔袋、水杯、一包纸巾、一个橘子。
　　没有软皮本子。
　　我坐在床上，把这几样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看，又一样一样放下。
　　我把书包抖了两下，抖出来两块橡皮和一张公交卡。
　　还是没有。
　　我坐在那儿，心跳得很快。
　　我在心里把今天一整天排了一遍。早上我在床上翻开过它，看了最后一页那半行。然后我把它塞回书包最里面那层，压在课本底下。然后我背着书包出门，上车，到校，第一节课下课去行政楼。
　　我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我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把书包翻过来，每一个夹层都摸了一遍。
　　最里面那层，最外面那层，侧袋，前袋。
　　都没有。
　　我坐在地上，两只手撑在地板上。
　　我想起来了。
　　我早上翻开它以后，没有塞回书包。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了。
　　我爬起来，掀开枕头。
　　软皮本子在那儿。
　　我把它拿出来，抱在怀里，坐在床边喘气。
　　我坐了大概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我把本子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那半行字。
　　他找了半年的那样东西，原来——
　　字还在。
　　我把本子合上，重新塞到枕头底下，塞到最里面，用手压了压。
　　然后我坐回桌前，把我的本子翻开。
　　我在今天那两行下面又添了一行。
　　我写的是：我今天连自己把它放在哪儿都忘了。
　　写完这一行，我把笔拿起来又放下。
　　我在下面又添了半句。
　　我写的是：明天我要给它找一个固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