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值异常》我是废物小宝贝

18、第十八章 传唤 雍庭川从物

　　雍庭川从物证鉴定处旧楼出来之后，没有回家。

　　他沿着城东老城区的巷子走了大概十分钟，拐进一家社区诊所。诊所不大，候诊区摆着几排塑料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中医经络图。他在最角落的椅子上坐下，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机是老式的按键机，屏幕很小，他按了几个键，把听筒贴在耳边。

　　电话响了四声，接通了。

　　“是我。”

　　对面没有说话。雍庭川等了几秒，又开口了：“检察院的人去了旧楼。把2007年的档案拿走了。贺行舟跟他们谈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像是咳嗽又像是叹气的声音。

　　“我知道了。”周远声说。

　　“你知道了？”

　　“贺行舟前天去了检察院。我看到了。”

　　雍庭川的手指在手机边缘收紧了一下。“你看到了，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周远声的声音很平，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的倦怠，“你2017年去找戚霖，找到了吗？2021年去医院门口蹲着，蹲到了吗？你做的那些事，哪一件成了？”

　　雍庭川没有说话。诊所的护士从柜台后面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东西。

　　“档案拿走了，证据就齐了。”周远声说，“贺行舟的原始记录，戚霖的标签，褚慎的便签。检察院手里有这些东西，立案是迟早的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雍庭川能听到周远声的呼吸声，很慢，带着老年人气管里那种轻微的杂音。

　　“什么都不办。”周远声说，“我七十多了，高血压，糖尿病。检察院能把我怎么样？抓进去？监狱里还得给我配医生。”

　　“2007年的案子——”

　　“2007年的案子判了。2009年的案子也判了。被告人在监狱里，申诉了十三年，没人理。”周远声说，“现在检察院翻了旧账，最多是再审。再审改判了，又能怎么样？我退休金取消，工资追缴。我还能活几年？”

　　雍庭川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上。诊所里的暖气开得不大，但他的手心在出汗。

　　“你当初让我去找戚霖，说‘把东西拿回来’。”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去了。没拿到。你又让我去医院门口等着，说‘他一定会出现’。我蹲了四天。他走了。”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说‘什么都不办’。”

　　周远声没有接这句话。电话里又是一阵沉默，长得让雍庭川以为对方已经挂了。然后周远声的声音重新出现，比刚才更轻了。

　　“庭川，你今年也七十了。你的高血压比我还重。你儿子在加拿大，你孙子你见过几次？”

　　雍庭川握着手机的手指松了一下。

　　“检察院要查就让他们查。”周远声说，“你和我，一个退休处长，一个退休副主任。我们没有犯罪记录，没有在逃，没有销毁证据。他们最多以滥用职权立案，然后呢？取保候审。开庭。判了也是缓刑。你怕什么？”

　　雍庭川听着这些话。他想起2017年秋天，他在印刷厂门口等戚霖。那天风很大，他站了两个小时，戚霖出来的时候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他到现在还记得——不是害怕，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

　　“我不是怕。”雍庭川说。

　　“那你是什么？”

　　雍庭川没有回答。他挂了电话。诊所里很安静，护士在柜台后面写着什么，墙上的挂钟指着上午十点二十三分。他站起来，把手机放回口袋，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阳光很淡，照在巷子的水泥地面上。他往家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物证鉴定处旧楼的方向。那栋灰白色的楼在巷子尽头露出一个角，二楼的窗户黑洞洞的。

　　他不知道检察院的人还在不在里面。但他知道，贺行舟跟她们谈了。贺行舟那个被调去档案管理岗的、沉默了十五年的人，终于开口了。

　　雍庭川继续往前走。他的背比在旧楼走廊里的时候更驼了一些，深灰色夹克的袖口磨白处蹭着巷子墙壁的灰。

　　闻述在当天下午向佟检察长提交了补充侦查报告。

　　报告附了四组材料：2007年原始数据表（3.17，贺行舟手写）、替换数据表（3.5，打印）、贺行舟便签“原表已交周处长”、贺行舟询问笔录。加上此前已经入库的物证保管中心台账、褚慎便签、戚霖记录和原始标签，证据链覆盖了2007年和2009年两个案件的全部关键节点。

　　佟检察长看完报告，在批准栏签了字。然后他打了一个电话。

　　“传唤周远声。明天上午九点，到省检察院办案区。”

　　传唤通知书是当天下午送出的。闻述派了一个书记员和一名法警，按照法定程序，将传唤通知书送达周远声位于城东的住址。送达过程有签字确认，周远声本人签收了通知书，没有提出异议。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分，周远声出现在省检察院一楼大厅。

　　他比桑栀想象中矮一些。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薄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的位置，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领口扣得很紧。他走路很慢，步子很小，右手拄着一根折叠式拐杖，左手拎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一个保温杯和几份折叠的报纸。

　　闻述在一楼大厅等他。看到周远声进来，她走上前去，出示了工作证。

　　“周远声，我是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闻述。今天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就2007年和2009年两起案件中的鉴定报告复核问题进行调查。”

　　周远声点了点头。他的表情很平静，像是来办一件早就预料到的事。他把拐杖夹在腋下，腾出手来，配合法警做了登记。登记表上填的是他的姓名、年龄、住址和联系电话，字迹工工整整。

　　“可以走了。”他说。

　　传唤在办案区的谈话室进行。和贺行舟、戚霖用过的同一间屋子，同一张桌子，同一台录音录像设备。周远声坐在桌子对面，把布袋放在脚边，拐杖靠在椅子扶手旁边。他的双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着，关节有些肿大，是老年风湿的痕迹。

　　闻述宣读了传唤的法律依据和权利义务告知书。周远声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点了点头。

　　“我明白。”

　　闻述按下录音设备的开关。桑栀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周远声，请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周远声，1985年进入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技术科，1992年任物证鉴定组组长，2001年任物证鉴定处副处长，2005年任处长，2013年免去处长职务，转任技术顾问，2015年退休。”

　　“2007年，省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一份鉴定报告，鉴定人为褚慎。这份报告在正式移送办案单位之前，经过了省厅物证鉴定处的复核。复核人是你。”

　　“是我。”

　　“复核期间，物证鉴定处的检验人员贺行舟完成了一份微量物证原始数据表，钙含量检测值为每克组织三点一七毫克。这份数据表上报给你之后，发生了什么？”

　　周远声看着桌面。他的手指交叉着，没有动。

　　“我让贺行舟重新做了一份数据表。数值改成了三点五。”

　　“为什么？”

　　“因为三点一七这个数值偏高。按照当时的鉴定规范，钙含量超出正常值范围达到这个幅度，需要启动复检程序。复检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而当时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催得很紧。如果延期，物证鉴定处会被认为工作不力。”

　　“所以你把数值改了。”

　　“我让贺行舟重新做了一份数据表。三点五这个数值也在偏高范围内，但偏高的幅度可以用‘环境干扰’来解释，不需要启动复检。”

　　“贺行舟同意了吗？”

　　“他提出了异议。但我说这是处里的决定。”

　　“什么处里的决定。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有人授意？”

　　周远声抬起头看了闻述一眼。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目光是稳的。

　　“是我个人的决定。”

　　“2009年，另一起案件中，同样出现了钙值异常。这次是12号样本，检测值为每克组织三点二毫克。同样被‘环境干扰’的解释圆了过去。这次的复核意见，也是你签的。”

　　周远声沉默了几秒。

　　“2009年那个案子，我已经不在检验岗位上了。我签的是复核意见。”

　　“你签复核意见的时候，知道12号样本的数据异常吗？”

　　“知道。”

　　“你知道异常被处理的方式，和2007年一样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签了‘同意鉴定意见’？”

　　周远声把交叉的手指松开，放在桌面上。他的手背上有几块老年斑，皮肤薄得能看到青色的血管。

　　“因为2007年已经这么做了。”他说，“2009年如果再启动复检，物证鉴定处和鉴定中心的关系会很紧张。褚慎那边已经在催，说鉴定报告再不出，案件要超期。我签了。”

　　“你知道这份复核意见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鉴定报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你知道2009年那起案件的被告人因此被判了无期徒刑吗？”

　　周远声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拐杖靠在椅子扶手旁边，折叠的金属关节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我知道。”

　　闻述翻了一页材料。“2007年和2009年两个案件，你在复核意见上签字确认鉴定报告有效。但你同时知道数据异常被修改过。你在签字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

　　周远声看着桌面。沉默了一会儿。

　　“我退休快十年了。这些东西我早就不想了。”他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你们检察院要查，就查。我配合。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

　　“你说。”

　　“我改数据，不是为了钱。我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钱。我也没有和案件的任何一方有利益关系。我改数据，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处理‘更有效率’。案件需要结论，鉴定中心需要出报告，物证鉴定处需要完成复核。如果每一个数据异常都走复检，整个流程会瘫痪。”

　　闻述看着他。桑栀在角落里，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紧。

　　“效率。”闻述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对。效率。”周远声说，“我当时是处长。我要对处里的工作负责。如果鉴定报告因为复核环节被卡住，案件超期，责任是我的。我选择了最快的方式。”

　　“你选择的方式是让一个可能被错误定罪的被告人承担后果。”

　　周远声没有接这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他的手指微微弯曲着，关节肿大，是一双做了几十年实验的手。

　　闻述继续询问了几个问题，关于2011年的案件、关于雍庭川的角色、关于2015年的复查。周远声的回答很简短，大部分是“是”“对”“我签的”“我知道”。他承认了2007年和2009年的操作，但对2011年的案件表示“记不清了”。关于雍庭川，他说“雍庭川是鉴定中心的副主任，实际操作是他负责的，我只做复核”。

　　关于2015年的复查，他说：“复查是省高院要求的，我调了档案，看了报告，维持了原结论。当时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贺行舟的原始数据表当时还在物证鉴定处的档案柜里。你复查的时候没有调取吗？”

　　“没有。复查只调取了鉴定报告的正式档案，不包括检验原始记录。”

　　“为什么？”

　　“正式档案里有鉴定报告和复核意见，足够支撑复查结论。检验原始记录不在复查调取范围内。”

　　询问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中午十二点前，闻述结束了询问。周远声在笔录上签了字，每一页都签了，字迹工工整整。他签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把笔放下，看着闻述。

　　“我签完了。”

　　“你可以走了。后续如果需要补充询问，我们会再联系你。”

　　周远声站起来。他把拐杖从椅子扶手旁边拿起来，撑在地上，慢慢站直。他把布袋拎起来，搭在肩上。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谈话室。

　　“那个被告人，”他说，“再审的时候，会改判吗？”

　　闻述看着他。“检察机关会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周远声点了点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灯管亮着，他的脚步声很慢，拐杖敲在地砖上，一下一下，渐渐远了。

　　桑栀从角落里站起来。她走到桌前，看着那几页笔录。周远声的签名工工整整，和他在2007年、2009年复核意见上的签名一样。

　　“他承认了。”闻述说。

　　“承认了。但没有悔意。”

　　“他说他改数据是为了效率。”

　　桑栀走到窗边。窗外是省检察院的后院，冬天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伸展开来。她想起贺行舟说的那句话——“三点一七就不行，高出正常值太多，必须复检。”一个必须复检的数据，被改成了不需要复检的数据。改这个数据的人，说这是为了效率。

　　“闻述。”

　　“嗯。”

　　“2007年的案子，被告人在监狱里服刑。2009年的案子，被告人也在服刑。他们申诉了十几年，没有人理。”桑栀说，“现在周远声承认了。但他说这是效率。”

　　闻述把笔录收进文件夹。她走到桑栀旁边，也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

　　“再审检察建议明天提交。”她说，“2007年和2009年两个案子，一并提出。”

　　桑栀从包里拿出那个白色马克杯。杯子里没有水。她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

　　“褚慎那边，”她说，“他知道周远声今天被传唤了吗？”

　　“不知道。”

　　桑栀把杯子放回包里。“我去告诉他。”

　　闻述看着她。“现在？”

　　“现在。”

　　桑栀拿起外套，走出谈话室。走廊里很安静，周远声的脚步声已经听不到了。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谈话室的门。门关着，磨砂玻璃后面透出灯光。

　　她走下楼梯，推开检察院大楼的玻璃门。外面是阴天，风很大，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被吹得满地都是。她站在台阶上，从包里拿出手机，给褚慎发了一条消息。

　　“周远声被传唤了。他承认了2007年和2009年的事。明天提交再审检察建议。”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站在台阶上等了一会儿。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大概过了五分钟，褚慎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两个字：

　　“知道了。”

　　桑栀把手机放进口袋。她走下台阶，走向停车场。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用手拨开。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