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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三十三章 旧报纸与旧警察 温哥华,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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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列治文公共图书馆,下午两点十分。
图书馆的本地历史专区在二楼最角落的位置,靠着落地窗。窗外的雨比上午更大了,雨水顺着玻璃流下来,把窗外那排枫树模糊成一片暗红色的色块。顾星弥坐在微缩胶片阅读器前面,面前摊着三大卷微缩胶片,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1995年。陈嘉莉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杯自动贩卖机的热茶,安静地翻着一份列治文本地华人报纸的合订本。
顾星弥把第一卷胶片装进阅读器,屏幕上跳出泛黄的报纸页面。1990年的列治文华人社区报纸,版面不大,排版粗糙,大部分是本地商铺广告和社区活动通知。她快速翻过前几页,停在一篇关于新移民的报道上。报道列出了当年列治文新开的华人商铺名单,其中有一条:“仁和堂中医诊所,主诊医师周梁淑仪,地址三号路。”
这是周太在列治文的第一次公开记录。1992年。顾星弥把这一页截图存进手机,继续往后翻。1993年的报纸里几乎没有周太的踪迹,只有一条简短的广告:“仁和堂冬令进补膏方,即日起接受预订。”1994年同样只有广告。1995年,顾星弥翻到本地新闻版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一篇三百字左右的简短报道,标题是:“华裔中医师遭入室盗窃,警方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报道内容不长,但信息量很大。1995年3月,列治文三号路一家中医诊所遭入室盗窃,损失少量现金和药材。诊所负责人周梁淑仪向警方表示,没有贵重物品丢失。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但未能匹配到任何已知嫌疑人。案件最终以“证据不足”结案。
顾星弥盯着那篇报道看了很久。入室盗窃。没有贵重物品丢失。警方提取到指纹,但没有匹配。她把这篇文章截图,然后继续往后翻。接下来几个月,没有任何后续报道。案件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
“陈警官。”顾星弥开口,“列治文皇家骑警1995年的入室盗窃案记录,现在还能查到吗?”
陈嘉莉放下手里的合订本,走过来看了一眼屏幕。“应该可以。如果是已经结案的旧案,档案会保存在列治文皇家骑警的档案库里。但普通民众查不了,需要正式申请。你是港城监察委员会的证人,可以通过司法协作程序申请调阅。”
“需要多久?”
“走正式流程的话,三到五个工作日。”陈嘉莉说,“但如果是非正式查询,我可以通过内部系统先看一下有没有记录。不提取正式档案,只是确认案件是否存在。”
顾星弥点了一下头。陈嘉莉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她走到窗边低声说了几句,然后走回来。
“有记录。1995年3月14日,入室盗窃,地点三号路仁和堂。报案人是周梁淑仪。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提交给了当时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指纹数据库。没有匹配结果。案件于1995年6月结案,结案原因‘无进一步调查线索’。”
“指纹样本还在吗?”
“在。未匹配的指纹样本会保留在数据库里,除非案件被正式撤销。这宗案子是‘结案但未撤销’,指纹样本应该还在。”
顾星弥把这条信息记下来。然后她重新看向屏幕上的报纸,往下翻了几个月。1995年7月,一条更短的报道出现在社会版角落。
“华裔警察离世,社区举行追思会。”
报道内容很简短,只有一百多字。1995年7月,列治文华人社区为一名“前港城警务人员”举行追思会,地点在列治文一家社区中心。报道没有提及逝者姓名,只说是“一位服务港城警队多年的华裔警官,移民加拿大后因病去世”。
顾星弥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住了。她翻回1995年3月那篇入室盗窃的报道,又看了看7月这篇追思会的报道。间隔四个月。一个是入室盗窃,一个是追思会。两件事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关联,但顾星弥的职业直觉告诉她,它们出现在同一年的本地报纸上,不是巧合。
她打开手机,重新看了一遍沈聿宁昨晚发来的消息。周太的丈夫周国栋,前皇家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1989年移民,1991年车祸去世。沈聿宁查到的记录说他是1991年去世的。但1995年7月的追思会报道,写的是“因病去世”。时间对不上。如果周国栋1991年就死了,为什么1995年才举行追思会?
她拿起手机,给沈聿宁发了一条消息。
“周国栋的去世时间有问题。港城记录写1991年车祸去世。但温哥华这边1995年有一篇追思会报道,写的是‘因病去世’。同一个人,两个死亡时间。我需要你重新查一下港城那边的死亡记录。是不是有两个叫周国栋的人,还是说第一个死亡记录是假的。”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继续翻后面的报纸。1995年之后的几年,仁和堂的广告一直在,但周太本人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里。诊所正常运营,生意平稳,没有任何异常。
顾星弥关掉阅读器,把微缩胶片卷好放回盒子里。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大雨。陈嘉莉坐在旁边,没有打扰她。过了一会儿,顾星弥开口。
“陈警官,如果一个人在九十年代初移民到加拿大,她的丈夫在港城是警察,后来去世了。但她对外宣称丈夫是因病去世,实际上丈夫的死因可能另有隐情。她移民之后二十多年经营一家中医诊所,和本地华人社区关系密切。这样的人,如果要藏什么东西,会藏在哪里?”
陈嘉莉想了一下。“诊所。她最熟悉的地方。二十多年来她每天在那里,那里是她唯一不需要伪装的地方。”
“但诊所我们搜不了。没有搜查令。”
“对。”陈嘉莉说,“除非我们能找到新的证据,证明她参与了违法活动。目前只有梁安晴的证词,不够。”
顾星弥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想起一件事。今天在仁和堂的时候,周太送走前一位客人之后,转身走回诊室。她经过等候区的时候,目光在顾星弥和陈嘉莉身上多停了一瞬。那个停留极其细微,但顾星弥捕捉到了。周太在打量她们。她在判断这两个人是不是警方的人。然后她回到诊室,继续接诊。
她没有慌。她甚至没有提前关门。她坐在那里,等顾星弥走进去,给她把脉,给她开药,然后对她说“慢慢来,总会见分晓的”。一个心里有鬼的人不会这样做。一个手里有底牌的人才会。
“陈警官。”顾星弥说,“周太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陈嘉莉翻了一下手机里提前查好的资料。“周太的儿子叫周礼贤。四十二岁。在温哥华市中心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专做移民和跨境商业法。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年纪还小,是周太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在温哥华出生长大,没有港城身份。”
“周礼贤。”顾星弥把名字记下来。一个专做移民和跨境商业法的律师。方敏芝在港城,周太在温哥华,中间隔着太平洋。如果她们之间有资金往来或者文件传递,周礼贤的律所是最方便的渠道。
她站起来,把手机和笔记本收进帆布袋。陈嘉莉跟着站起来。两人走出图书馆,外面的雨比之前小了一些,但风更大了。顾星弥撑开那把黑色的折叠伞,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沈聿宁的回复。
“港城这边的死亡记录我重新查了。周国栋确实有两条记录。第一条是1991年车祸死亡,记录在港城生死登记处。第二条是1995年因病死亡,记录在加拿大卑诗省的死亡登记系统里。两个系统没有交叉核对。没有人发现过这个矛盾。我正在申请调取两条死亡记录的原始档案。明天之前给你结果。”
顾星弥看着那条消息。两条死亡记录。同一个名字,不同的死因,不同的年份。如果周国栋1991年的车祸死亡是假的,那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1995年的入室盗窃案和追思会之间,有没有关联?
她把手机收进口袋,看着面前的街道。列治文三号路的车流在雨幕中缓慢移动,远处的商铺招牌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显得模糊而遥远。她想起今天在仁和堂诊室里,周太墙上挂着的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周太很年轻,站在一间中药铺前面,笑容明亮。背景里能看到“港城”两个字。
那张照片拍摄的地点,也许就是一切的起点。1989年,周梁淑仪和丈夫周国栋从港城移民到温哥华。如果周国栋在港城警队的身份不只是“商业罪案调查科”那么简单——如果他和促进会的前身有过交集,那么周太在温哥华的角色,就不只是方敏芝的联络人。她可能是整个网络在加拿大的根。
“陈警官。”顾星弥说,“我要去一趟温哥华市中心。周礼贤的律所。”
“现在?”
“现在。”
两人走向停车场。顾星弥把伞收起来,坐进副驾驶。陈嘉莉发动引擎,车子驶出列治文,朝温哥华市中心的方向开去。雨还在下,车窗外的街景在雨幕中变得模糊而连绵。顾星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把今天所有的信息在脑子里重新拼了一遍。
周太。周国栋。周礼贤。两条死亡记录。一宗入室盗窃。一场追思会。一张拍摄于港城的中药铺照片。
这些碎片之间有一条线。她还没有找到那条线的起点和终点,但她知道它在那里。
而在港城,沈聿宁坐在警署档案室里,面前摊着两份死亡登记记录的复印件。一份来自港城生死登记处,1991年。一份来自加拿大卑诗省,1995年。两个周国栋,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出生日期,同一个港城身份证号码。但一个是车祸,一个是病逝。一个在港城,一个在温哥华。
她把两份记录并排放在桌面上,用手指点着那个相同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周教授,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1989年,皇家香港警察队商业罪案调查科,有没有一个叫周国栋的警员。他的档案里,有没有提到过任何和促进会前身有关的记录。”
电话那头,周明琬沉默了一秒。
“我今晚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