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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第三十一章 温哥华的第一天 温哥华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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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国际机场,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二十分。
顾星弥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港城起飞时是晴天,十个小时的航程之后,温哥华的天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空气中带着太平洋吹来的潮湿凉意。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里面是沈聿宁那件黑色高领薄毛衣——临行前从沈聿宁的衣柜里拿的,没有告诉沈聿宁。毛衣的袖口略长,盖住了她半截手指。
她站在到达大厅的玻璃门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的海岸山脉。山脊线上覆着一层薄雪,和山脚下尚未褪尽的枫叶红撞在一起,色彩浓烈得像一幅油画。她看了几秒,然后掏出手机,给沈聿宁发了一条消息。
“到了。温哥华在下雨。”
几秒钟后,回复来了。
“港城也在下。伞在行李箱侧袋。”
顾星弥低头看了一眼行李箱侧袋,果然有一把折叠伞,黑色的,是沈聿宁平时用的那把。她不知道沈聿宁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她把手机收进口袋,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拦了一辆出租车。
“市中心。韦奇伍德酒店。”
出租车驶出机场,沿着格兰维尔街一路向北。车窗外的街景和港城完全不同——宽阔的马路,低矮的建筑,成排的枫树和银杏,树冠被秋雨洗得干净而鲜艳。行人不多,街道也不拥挤,整座城市像是一幅被调慢了速度的画面。
四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一栋红砖建筑前面。韦奇伍德酒店不大,藏在一条安静的侧街上,门口种着两棵修剪整齐的冬青。顾星弥办了入住,上了六楼的房间,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低矮的屋顶和远处英吉利湾的一角灰蓝色海面。
她坐在床边,掏出手机。沈聿宁没有再发消息。港城现在是早上六点多,沈聿宁应该已经醒了。顾星弥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最终只发了三个字。
“安全。”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起身打开行李箱,把衣物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箱底层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周明琬准备的介绍信、监察委员会的司法协作函件副本,以及梁安晴在温哥华的联系方式。顾星弥把信封取出来,放在桌上,深呼吸了一次。
她来温哥华不是度假的。她来是为了见梁安晴,了解方敏芝在加拿大的联络网络,为监察委员会的司法协作程序提供第一手的证人接触。
她拿起手机,拨了梁安晴的号码。电话响了四声,接通了。
“梁律师吗?我是顾星弥。港城来的。周明琬教授给我的你的联系方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带着一点沙哑和很明显的港城口音。
“我知道你会来。监察委员会上周给我发了邮件。”梁安晴说,“你住在哪里?”
“韦奇伍德酒店。”
“半小时后,我到你酒店楼下。有一间咖啡厅在隔壁。我们在那里谈。”
电话挂断了。顾星弥站起来,走到窗前。温哥华的雨还在下,细密而绵长,把远处的楼宇和树木都笼在一层薄薄的灰色水幕里。她看着窗外,忽然想起昨天傍晚在西贡石屋里,沈聿宁蹲在灶台边给她煎鸡蛋的样子。鸡蛋煎糊了一个,沈聿宁把糊的那个放进自己碗里,什么都没说。
她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目光已经变得很平很稳。
半小时后,酒店隔壁的咖啡厅。
顾星弥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是一杯没有动过的美式咖啡。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两个客人在角落低声交谈。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一个女人推门进来。她大约五十岁,短发,穿着深蓝色的羊绒大衣,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她的身形偏瘦,颧骨很高,面色带着一种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苍白。她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顾星弥身上,然后走过来,在她对面坐下。
“顾法医。”梁安晴的声音比电话里更沙哑,“你比照片上年轻。”
顾星弥看着她。梁安晴的脸上有明显的疲态,眼下的青色很深,手指在桌面上交握的时候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两年前她从港城移民加拿大,带着一宗被压下的投诉和一份密封材料。方敏芝的案子在港城开庭的消息,她应该已经知道了。
“梁律师,谢谢你愿意见我。”顾星弥说。
“监察委员会的函件写得很清楚。你在查方敏芝在温哥华的联络网络。”梁安晴端起服务生送来的水杯喝了一口,“我告诉你我知道的。但我先说一件事——方敏芝在温哥华的联系人,不止我一个。”
顾星弥的手指在咖啡杯上停住了。
“我2022年移民到温哥华之后,方敏芝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在我落地后的第二周。她说她在温哥华有一个朋友,可以帮我安顿。我拒绝了。第二次是在去年年初。她问我有没有把当年的投诉材料带出来。我说没有。她不信。她让那个人来找我。”
“那个人是谁?”
梁安晴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手指在水杯的杯壁上轻轻摩挲。“一个叫周太的女人。六十多岁,在列治文经营一家中医诊所。方敏芝说她是‘促进会在温哥华的联络人’。我没有见过她本人,但她给我打过电话。她说如果我把材料交出来,可以帮我解决身份问题。我没有理她。”
“周太。”顾星弥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你知道她的中医诊所叫什么名字吗?”
“仁和堂。”梁安晴说,“在列治文三号路。我后来查过,确实有这个地方。但我没有去过。”
顾星弥把“仁和堂”和“列治文三号路”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她抬起头,看着梁安晴。
“你当年的投诉,除了方敏芝之外,有没有其他人经手?”
“有。”梁安晴说,“律政司的一个官员。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方敏芝当时说她是受律政司委托做评估的。评估结束后,她告诉我,投诉不成立,建议我不要再追下去。我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查到促进会的事,才明白。方敏芝不只是压下了我的投诉,她还在用我的案子给促进会里的其他人做示范。告诉她们,任何试图挑战的人都压得下去。”
咖啡厅里的暖气开得很足,窗外的雨还在下。顾星弥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美式,喝了一口。苦味在她舌尖蔓延开。她放下杯子,看着梁安晴。
“梁律师,监察委员会需要你的一份正式证词。关于方敏芝在温哥华的联络网络,以及周太这个人。你愿意提供吗?”
梁安晴看着她,沉默了几秒。然后她点了一下头。
“我来这里,就是准备好了。”
顾星弥从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周明琬准备的证词模板和监察委员会的证人告知书。她把文件推到梁安晴面前。梁安晴接过,戴上眼镜,一页一页地看。咖啡厅里的音乐很轻,是一首老式的爵士乐。雨点敲在玻璃窗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梁安晴看完文件,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一支笔,在签名栏上签了字。她把文件还给顾星弥,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
“顾法医,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你说。”
“江蔓。她是你的什么人?”
顾星弥的手指在文件夹的边缘停了一瞬。她看着梁安晴,沉默了两秒。
“她是我的前女友。”顾星弥说,“她死了。方敏芝和程鸢杀的。”
梁安晴看着她,目光里有一层很薄的水光。她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我很遗憾”。她只是点了一下头,声音很轻。
“她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比我们都勇敢。我那时候不敢站出来。现在敢了,她已经不在了。”
顾星弥低下头,看着桌面上那份签好字的证词。窗外的雨还在下,远处的海岸山脉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轮廓。她想起江蔓笔记本最后一页背面的那行字——“替我去看所有我没来得及看的东西。”温哥华的天很阴,雨很密,但顾星弥坐在这间咖啡厅里,面前有一份签了字的证词,手里有一杯凉了的咖啡,口袋里有一把沈聿宁放进去的黑色折叠伞。
她把文件夹收好,放进包里。
“梁律师,周太那边,我会去查。”顾星弥站起来,“如果监察委员会需要你出庭作证,他们会通过正式渠道联系你。”
梁安晴站起来,伸出手。顾星弥握住她的手。梁安晴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小心周太。”梁安晴说,“方敏芝说她在温哥华待了二十多年。她认识很多人。”
顾星弥点了一下头,松开手,转身走出咖啡厅。雨还在下。她撑开那把黑色的折叠伞,沿着韦奇伍德酒店门口的街道走了一段。温哥华的傍晚来得早,天色已经暗了,街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洇成一片温暖的光斑。
她掏出手机,给沈聿宁发了一条消息。
“见到了梁安晴。她签了证词。方敏芝在温哥华有一个联络人,叫周太,在列治文开中医诊所。我明天去查。”
回复来得很快。
“注意安全。列治文华人多,如果周太在那边经营了二十多年,她可能有自己的关系网。不要单独行动。我让周教授联系温哥华那边的联络人,给你安排一个当地向导。”
顾星弥看着那条消息,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她打字回复。
“好。你那边怎么样?”
这次回复慢了一点。
“监察委员会今天下午收到了何蔚青和郑书宜的正式认罪供词。方敏芝的判决已经生效。温哥华这边的司法协作程序,周教授说最快两周内能有进展。”
顾星弥停在酒店门口,看着那条消息。雨点打在伞面上,声音细密而均匀。她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忽然想起沈聿宁昨天在石屋里说的那句话——“她看到了。她让你替她看的东西,就是这些。”
她打字。
“两周。我等你。”
发完之后,她没有等回复。她把手机收进口袋,推开酒店的门,走进大堂。电梯上行的时候,她靠在轿厢壁上,闭着眼。风衣口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的边角轻轻硌着她的手指。
而在港城,沈聿宁坐在公寓的沙发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三个字——“我等你”。她没有回复。她只是把手机扣在膝盖上,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港城。雨还在下,霓虹灯牌在雨幕中闪烁着。茶几上放着一碗已经凉了的泡面,旁边是那份监察委员会的司法协作进度报告。
她拿起那份报告,翻到温哥华司法协作程序的进度页。周明琬在页脚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一行字。
“加拿大司法部国际协助组(IAG)已收到港城监察委员会的正式请求。初步审核预计需七至十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将转入卑诗省最高法院执行阶段。”
沈聿宁合上报告,放在茶几上。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港城的夜很暗,雨把整座城市洗得干干净净。远处的霓虹灯牌一盏接一盏地亮着,像是一排永不熄灭的信号灯。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顾星弥没有发新的消息。
她把手机收起来,转身走进厨房,重新烧了一壶水。灶台上的火苗蹿起来,暖黄色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看着那团火焰,忽然想起西贡石屋里,顾星弥蹲在灶台前生火的样子。火苗在她瞳孔里跳动,像一颗被点燃的星。
水烧开了。她关掉火,倒了一杯热水,端着走回客厅。窗外的雨还在下。她坐在沙发上,把报告重新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