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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十三章 档案室与幽灵证人 下午四点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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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十分,港城警署大楼,地下二层档案室。
档案室比证物室更深、更暗。走廊两侧全是密集架,铁质轨道嵌在水泥地面里,手摇轮盘上蒙着一层薄灰。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张和除湿剂混合的味道,冷气开得很足,温度比走廊低了五六度。沈聿宁走在前面,顾星弥跟在她身后半步,两人都没有说话。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回响。
沈聿宁在走廊尽头停下。面前是一排标着“2017-2022年内部调查科归档案件”的密集架。她握住轮盘,用力转了几圈。铁架沿着轨道滑开,发出低沉的金属摩擦声,露出里面一排排泛黄的档案盒。每个档案盒侧面都贴着标签,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年份和案件编号。
“三宗案件。”沈聿宁的目光快速扫过标签,“2018年、2020年、2021年。方敏芝经手,结案理由都是‘举报人自愿撤回’。”
她抽出三个档案盒,搬到旁边的阅览桌上。顾星弥拉开椅子坐下,打开第一个盒子。2018年的案子。举报人是一名女警,姓周,隶属港岛总区刑事部。举报内容是“同事长期性骚扰及职场霸凌”。方敏芝作为内部调查科主管负责此案,调查周期四个月,最终结论是“证据不足,举报人自愿撤回投诉”。
“四个月。”顾星弥翻着卷宗,“她查了四个月,什么都没查出来。但举报人是现役警察,有同事、有上司、有执勤记录。如果她真的被性骚扰,不可能没有任何旁证。”
沈聿宁站在她旁边,低头看着卷宗最后一页。那上面有一行打印的备注:“举报人已于2018年11月调离原岗位,自愿撤回投诉,案件结案。”没有后续联系方式,没有新地址。
“第二个。”沈聿宁把第二个档案盒推过来。2020年的案子。举报人是法证科的一名助理,姓陈。举报内容是“上级篡改法证报告以迎合调查结论”。方敏芝调查后认定举报人“精神状态不稳定,证词不可采信”。举报人被调离法证科,此后没有任何记录。
第三个。2021年。举报人是律师梁安晴,投诉对象是一名区域法院法官。方敏芝受律政司委托做内部评估,结论是“投诉不成立”。梁安晴2022年移民加拿大,走之前向监察委员会留下了一份密封材料。
沈聿宁合上第三个档案盒。三宗案件,三个举报人,三种不同的结局。但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在结案后从港城的公开记录里消失了。没有新地址,没有新工作单位,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
“周晚的备用手机里,有没有这三个人的联系方式?”顾星弥问。
“没有。”沈聿宁说,“周晚查的是江蔓的案子,她没有查到方敏芝经手的内部调查。这两条线是分开的。”
顾星弥靠在椅背上,看着桌上三个摊开的档案盒。“那我们现在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查社保记录。她们离开原岗位之后,如果还在港城生活,一定有社保缴费记录。第二条,查出入境记录。如果她们离开了港城,边检会有记录。第三条,查医院。”
“医院?”
“江蔓查促进会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前成员。她笔记里提到过,促进会处理‘问题成员’的方式之一,是把她们送进私立医院做‘心理评估’。如果这三个人被送进去过,医院会有记录。”
沈聿宁看了她一眼。顾星弥的思维速度比她预想的更快。这三条线可以同时查,但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她们最缺的东西。
“我让警长去查社保和出入境。”沈聿宁说,“医院那条线,你来查。”
顾星弥点了一下头。她把三个档案盒的编号和举报人姓名拍了下来,存进手机备忘录。然后她把档案盒合上,准备放回密集架。
就在这时,档案室入口的方向传来脚步声。沈聿宁抬起头,手本能地移向腰间。走廊尽头,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人正朝这边走过来。他走得不快,但步伐很稳,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档案室里格外清晰。
沈聿宁认出了他。是方敏芝的律师之一,今天上午在法庭上坐在方敏芝右手边那个短发女人。
她停在三米之外,没有再靠近。她的目光扫过阅览桌上摊开的三个档案盒,又扫过沈聿宁和顾星弥,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称不上笑意的弧度。
“沈督察。”她开口,声音冷静而职业,“这么晚了还在调档案。监察委员会那边知道你在查什么吗?”
“我在查什么,需要向你报备吗?”沈聿宁说。
“不需要。”律师把手伸进外套内侧口袋,取出一张名片,放在阅览桌的边缘,“我只是来传个话。方女士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沈聿宁看着那张名片,没有接。
“她说,‘那三个人,你找不到的。’”律师说完,微微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她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去,直到被档案室厚重的铁门隔绝在外面。
顾星弥站起来,走到阅览桌边缘,拿起那张名片看了一眼。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行地址,是郑书宜律所的办公室地址。她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手写的字,笔迹娟秀而急促。
“她在说谎。有一个人还在港城。周敏芝。港岛东区。”
顾星弥把名片递给沈聿宁。沈聿宁接过,看了一眼那行字,眉头皱起来。
“是方敏芝的律师留的?”顾星弥问。
“不知道。”沈聿宁把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但这个人知道周敏芝在哪里。不管她是谁的人,这条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只能去查。”
她掏出手机,给警长发了一条消息,让他查港岛东区所有社保记录里叫“周敏芝”的人。然后她看了一眼时间。下午四点四十分。如果现在出发去港岛东区,天黑之前能到。
“走。”沈聿宁把三个档案盒放回密集架,关上铁架,转身朝档案室出口走去。顾星弥跟在她身后,两个人快步穿过走廊,上了电梯。
电梯门合上之后,沈聿宁靠在轿厢壁上,低头看着那张名片。顾星弥站在她旁边,偏头看了一眼。
“你觉得这是陷阱吗?”
“有可能。”沈聿宁说,“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方敏芝的律师刚才来传那句话,表面上是警告,实际上是试探。她想看我们会不会去找周敏芝。”
“所以不管她去不去,我们都暴露了。”
“对。但如果周敏芝真的还在港城,她就是方敏芝唯一没能彻底处理掉的人。如果她还活着,她的证词会是最关键的一环。”
电梯到了一楼,两人走出警署大楼。港城的天空比下午更暗了,云层压得很低,空气里弥漫着雨前的潮湿。沈聿宁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顾星弥坐进副驾驶,把帆布袋放在膝盖上。
车子驶出警署地下通道,汇入傍晚的车流。沈聿宁没有直接往港岛东区开,而是先绕到中环,在皇后大道中兜了两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车辆之后,才转入东区走廊。
“名片上写的地址是西湾河。”沈聿宁说,“那里旧楼多,租客流动性大,适合藏人。”
顾星弥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东区海景。远处的维港在暮色中泛着灰蓝色的光,对岸九龙的楼宇已经亮起零星的灯光。她忽然开口:“沈聿宁,你说方敏芝为什么要杀江蔓?”
沈聿宁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江蔓查到了她的真实身份。”
“但方敏芝已经处理过那么多人。周敏芝、陈助理、梁安晴——她们都活下来了。为什么偏偏江蔓死了?”
沈聿宁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微微收紧。“因为江蔓不只是查到了方敏芝。她查到了整个促进会的运作模式。她掌握了方敏芝作为‘伞柄’的全部证据。周敏芝她们可能只是知道方敏芝在滥用职权,但她们不知道方敏芝为什么要这么做。江蔓知道。”
“所以方敏芝必须杀她。其他人可以闭嘴。江蔓不会闭嘴。”
“对。”
顾星弥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自己搁在膝盖上的手指上。她想起江蔓最后那封信里的那句话——“她太近了。近到我写完这封信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你。”江蔓知道方敏芝会来找她,但她没有跑。她把证据留了下来,然后等着。
“沈聿宁。”顾星弥的声音很轻。
“嗯。”
“江蔓没有跑,是因为她跑不掉。但也是因为她不想跑。她把所有东西都留下了,包括我。”
沈聿宁没有马上回答。车子驶下东区走廊,拐入西湾河的街道。这里的楼宇比中环旧得多,灰色的外墙斑驳脱落,街道两旁挤满了小商铺和修车行。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从头顶洒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
“她留下了你,”沈聿宁终于开口,“所以你现在才能坐在这里。”
顾星弥看了她一眼。沈聿宁的目光落在前方的路面上,下颌线被路灯的光照得棱角分明。顾星弥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她知道沈聿宁不擅长回应这种话。但她也知道,沈聿宁说出来的每一句,都是真的。
车子在一条窄巷口停下。沈聿宁熄了火,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警长发来的地址。西湾河太安楼,十四楼,一个叫“周敏芝”的社保登记住址。
“到了。”沈聿宁推开车门。
两人走进太安楼的大堂。这栋旧楼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大堂的水磨石地面磨得发亮,墙壁上的油漆剥落了大半。电梯是老式的铁门电梯,按了十四楼之后,轿厢发出沉闷的嗡鸣声,缓慢地往上爬。
十四楼。走廊很长,灯光昏暗,两侧是密密麻麻的住户门。空气里有饭菜的味道和洗衣粉的气味混在一起。沈聿宁走到走廊尽头,在门牌号“1408”前停下。
她没有立刻敲门。她先贴在门上听了几秒。里面很安静,没有电视声,没有脚步声,没有任何生活的响动。她伸手按了门铃。等了几秒。没有回应。她又按了一次。
门从里面打开了一条缝。门后露出半张女人的脸。四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消瘦,颧骨很高。她的眼睛在门缝里警惕地看着沈聿宁和顾星弥,手指紧紧攥着门框。
“周敏芝女士?”沈聿宁说,“我是港城警署重案组督察沈聿宁。我想跟你谈谈方敏芝的事。”
女人的表情在听到“方敏芝”三个字的时候变了。她的嘴唇抿紧了,攥着门框的手指关节发白。她盯着沈聿宁看了几秒,又看了一眼顾星弥。然后她把门打开了,侧身让开。
“进来吧。”她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沈聿宁和顾星弥走进去。屋子不大,一室一厅,陈设简陋,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台灯亮着。茶几上放着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和一叠旧报纸。周敏芝关上门,没有坐下,只是靠在门边,抱着手臂看着她们。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周敏芝问。
“方敏芝的一个律师提到了你的名字。”沈聿宁说,“但她可能不是方敏芝的人。这张名片是你认识的吗?”她把那张名片递过去。
周敏芝接过来看了一眼,表情微微松动了一些。“这个人……是以前跟我一起在港岛总区工作的同事。她后来转行做了律师。方敏芝调查我的时候,她帮我找过律师。但后来她也没有办法。”
她把名片还给沈聿宁,走到沙发边坐下。她的动作很慢,像是身体的每一处关节都在疼。
“你们想问什么?”
“方敏芝当年是怎么处理你的投诉的?”沈聿宁在对面坐下。
周敏芝沉默了很久。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很深。她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之前更哑。
“我投诉的是一个男同事。他跟踪我,偷拍我,在我的储物柜里放东西。我报了内部调查,方敏芝负责。她一开始很温和,说会严肃处理。后来她开始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问我是不是单身,有没有男朋友,平时穿什么衣服上班。再后来她告诉我,那个男同事反告我骚扰他。她说如果我不撤回投诉,她就把我的投诉记录公开。我当时很害怕。我撤回了。”
“然后呢?”
“然后我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方敏芝说这是保护我。但新岗位是一个闲职。我做了两年,做不下去了,辞了职。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的焦虑症。我一直在吃药。我不敢出门。我怕他找到我。”
周敏芝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在微微发抖。
“你手上有证据吗?”顾星弥开口,“当年方敏芝威胁你的证据。录音、短信、邮件,任何东西。”
周敏芝抬起头,看着她。“有。我留了录音。我那时候怕她反悔,偷偷录了她最后一次跟我谈话的内容。”
“录音在哪里?”
周敏芝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推开半掩的门。里面很暗,只有床头柜上一盏小夜灯。她蹲下去,从床头柜最底层抽屉里摸出一个旧手机,走回来递给沈聿宁。
“就是这个。我一直没敢删。但也一直没敢用。”
沈聿宁接过手机,打开录音文件。录音很短,不到三分钟。方敏芝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温和而清晰。
“周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要知道,如果这件事继续下去,你的个人记录会被公开。你的同事、你的家人,都会知道。你确定你能承受吗?”
“我……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公道是需要成本的。你有能力承担这个成本吗?”
录音到此结束。沈聿宁关掉播放器,把手机收好。她看着周敏芝,声音很平。
“周女士,我需要你把这个录音的原始文件交给监察委员会。作为交换,我会安排人保护你。你不用担心方敏芝再找你。”
周敏芝看着她,眼眶红了。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沈聿宁站起来。顾星弥也跟着站起来。两人朝门口走去。周敏芝在身后叫住了她。
“沈督察。”
沈聿宁回头。
“方敏芝不是一个人。”周敏芝的声音很轻,“她背后有人。我当年被调查的时候,她说过一句话。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我一直记得。”
沈聿宁看着她。台灯的光在周敏芝脸上跳动,照亮了她眼角那滴终于落下来的泪。沈聿宁点了一下头,推开门,和顾星弥走进走廊。
电梯下行的时候,顾星弥靠在轿厢壁上,闭着眼。沈聿宁站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那个旧手机。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沈聿宁感觉到顾星弥的手指伸过来,轻轻搭在了她的手腕上。
“下周一。”顾星弥闭着眼说,“这台手机,加上江蔓的笔记本。够了吗?”
沈聿宁看着电梯门上跳动的数字。一楼。
“够了。”她说。
电梯门打开。大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值班保安坐在角落里打瞌睡。两人走出太安楼,冷风扑面而来。港城的夜已经完全降临,霓虹灯牌在雨前的空气中闪烁着,把整条街映得光怪陆离。
沈聿宁拉开驾驶座的门,坐进去。顾星弥坐进副驾驶,把帆布袋放在膝盖上。车子发动,驶出西湾河,汇入东区走廊的车流。
而在港城中环的那间公寓里,方敏芝站在窗前,手机屏幕亮着。屏幕上是一条刚收到的消息,只有几个字。
“她们找到了周敏芝。”
方敏芝盯着那行字,很久没有动。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窗台上的手。那只手很稳,没有抖。但她知道,这只手能稳住的时间不多了。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是我。准备一下。”她说,“周一之前,我要离开港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去哪?”
“加拿大。梁安晴在那里。如果她留下的密封材料被公开,我需要在她开口之前先到。”
“机票呢?”
“我已经订了。周日晚上。”
她挂断电话,重新看向窗外。港城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不息,像无数双注视着这座城市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