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包袱》海棠山铁哥

2、第2章 沉疴

　　我从海棠山出来那年，十八岁，兜里揣着四十三块钱，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了省城。

　　省城楼高，人多，车也密。我先是跟着老乡在建材市场扛水泥，一袋一百斤，扛一天，肩膀肿得老高，晚上躺下，觉着自己像被谁拿擀面杖从头到脚擀了一遍。后来在工地上看大门，冬天零下二十多度，缩在门房里烤炉子，炉子挨着腿，前胸热，后背凉。再后来托人介绍，进了一家饭店的后厨，从择菜刷碗干起，一路干到掌勺。颠勺颠了十年，右胳膊比左胳膊粗一圈。

　　我媳妇秀兰，就是在饭店认识的。她是前厅的服务员，人实在，爱笑。我没什么本事，就一样——说话逗乐。后厨那帮人累了一天，愿意听我白话两句。秀兰说，她就是冲我这张嘴来的。我说你可想好了，我这张嘴除了会白话，什么都不会。她说，会白话就够用了，日子苦，总得有人说话解闷。

　　日子确实苦。我们在城郊租了个平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生了闺女之后，钱就更紧了。秀兰下班回来，胳膊上挎着菜，嘴上哼着歌。我那时候觉得，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么过了：卖力气，挣钱，养家，等闺女长大，再把她送出这个城。

　　人算不如天算。四十二岁那年冬天，我开始咳嗽。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以为是抽烟抽的。后来越咳越厉害，痰里见了血丝，胸口隐隐地疼。秀兰催我去医院，我嫌贵，拖着。拖到腊月，实在顶不住了，去县医院拍了个片子。大夫把我叫到一边，看了看片子，又看了看我，说："你这肺上长了个东西，得赶紧去大医院查。"

　　秀兰当时腿就软了，扶着墙。我倒没觉得怎么着，就是脑子嗡嗡的，一片空白，跟那台老电视没信号的时候一个样。

　　后来就是辗转住院，确诊，手术。名字我到现在都没记全，太长，记不住，我就记住大夫说的那句："切得挺干净，好好养，能养回来。"我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头顶那盏无影灯，亮得晃眼，跟小时候那台破电视的雪花一样白。我想，我要就这么过去了，秀兰怎么办？闺女怎么办？我这辈子，到底留下点啥？

　　术后那几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刀口疼，夜里睡不着，翻身都不敢使劲。化疗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吐完了还得吃，秀兰在旁边一口一口喂我，喂着喂着，她自己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掉在粥碗里。我逗她："别哭啊，你看你这粥，越喂越咸了。"她扑哧一声笑了，又哭又笑，拿手背抹眼睛："都这样了你还贫。"

　　我说："贫命。"

　　病房里住着五个人。隔壁床是个修鞋的老头，肺癌，晚期，家里人凑钱给他治，他天天躺着，也不说话。有一回我半夜疼醒，听见他小声哼小曲儿，哼的是老评戏。我问他："大爷，您这是哼啥呢？"他说："哼着解闷，哼哼，就忘了疼了。"那天晚上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谁也不知道哪天就躺下了。躺下之前，总得给自己留点能哼的东西。

　　那个修鞋老头姓刘，年轻时候在戏班子跑过龙套，会唱两口老评戏。我逗他："刘大爷，您这曲儿，搁现在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不懂："啥遗产？"我说："就是宝贝。"他乐了："我要是宝贝，早让人收走了。"有一回我问他："大爷，您这辈子，有过啥念想没？"他想了想，说："年轻时候想登台，没登成。后来修鞋修了四十年，把这事儿修忘了。你这一问，我又想起来了。"他说着，又哼起来。我躺在那儿，心里翻江倒海的——我也有个登台的念想，藏了几十年，跟这老头一样，差点就修忘了。

　　病里那些日子，我把我的念想，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倒。秀兰给我买了本新本子，我趴在被窝里写。头一回写，字丑，句子也丑，可写着写着，心里头竟透亮起来。我把病房里的事也写进去：护士小赵扎针技术好，一针见血，我说她是"神枪手"；隔壁床老大爷夜里呼噜打得响，我睡不着，寻思这呼噜要是能卖钱，他家早发财了。秀兰看了，乐得不行："你呀，住院住出灵感来了。"我说："我这叫'病中作乐'。"

　　闺女那时候正上高中，礼拜天来看我，给我带了个旧手机，说是她换下来的，让我解闷。她教我：这个是开关，这个是微信，这个是打字。我头一回拿手指头戳屏幕上的小键盘，戳一下，出一个字，戳得比绣花还慢。闺女说："爸，你练练就好了。"我说："我练。"那天下午，我趴在病床上，戳了一下午，戳出一句话来："秀兰，粥别哭咸了。"发出去，自己乐了半天。秀兰回了个："你好好养着。"就这五个字，我看了半宿。

　　出院那天，我站在医院门口，太阳晃得我睁不开眼。我寻思，这半年，我啥也没干，就干了三件事：养病、写字、认手机。可我心里清楚，这三件事，是同一件事——我在给自己，找一条活路。回城的车上，我靠着车窗，看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我想起那台破电视，想起那些趴在炕上认字的日子，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像是又要从头活一遍了。

　　到家那天，秀兰做了四个菜。我夹了一筷子，说："媳妇，我想好了，我这后半辈子，不扛水泥了，我得干点'动脑子'的活儿。"秀兰说："啥活儿？"我说："还没想好，反正，得是能让我乐呵的活儿。"秀兰笑了："行，你乐呵就行。你乐呵了，这个家就乐呵。"

　　病休那半年，我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每天就是躺着、吃药、复查。秀兰白天上班，闺女上学，白天屋里就我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墙皮脱落的声音。我把电视开着，从早看到晚，不看内容，就看个响动，不然觉着屋子空得慌。

　　有一天，电视里又播相声，两个年轻的演员，在台上说得热闹。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看着，心里忽然动了一下：我这张嘴，这辈子除了跟后厨那帮人白话，还没正经说过一回相声呢。闺女小时候老缠着我讲故事，我现编现卖，编一个乐一个。可那算什么呢？没人听，没人记，风一吹就没了。

　　我想写下来。

　　我找了支笔，找了个本子，趴在床上写。写什么呢？先写我小时候捡电视的事。写了半页纸，全是错别字，一个"着"字我想了半天，写出来还是错的。我坐在那儿，对着那半页纸，又气又笑——念了那么多年字，全是从电视字幕上捡的，正经八百写文章，原来这么难。

　　秀兰回来看见我趴那儿写字，稀奇得不行："哟，铁柱同志改行当作家了？"我说："别闹，我写段子呢。"她说："写段子？写好了说给我听听。"我说："行，等我写好了，头一个说给你听。"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写一会儿。写不动就躺着想，想到了就爬起来写。写出来的东西，大部分自己看着都不像话，可偶尔有一句半句，念出来，自己先乐了。秀兰听了也乐。闺女说："爸，你写的这个比电视里那个好笑。"就这一句话，我能高兴一整天。

　　慢慢地，我开始琢磨着，把我这辈子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捡电视、扛水泥、看大门、颠勺、住院。记着记着，我忽然发现，我这一辈子，好像也没白活，有的是话说。

　　再后来，闺女教我用智能手机。她说："爸，你上网看看，现在可有意思了。"我头一回知道，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全在手机里。我像个刚学会认字的孩子，拿着手机，这个点点，那个看看，什么都新鲜。

　　闺女说："爸，你老念叨你那电视，你那电视才几个台？这手机里，什么都有。"

　　我想了想，说："是，我这辈子尽捡破烂了，这回，捡着个新电视。"

　　病好了一半的时候，大夫说我恢复得不错，让我多走动，别老躺着。我扶着墙，在楼下院子里溜达，走一圈，歇一会儿，再走一圈。太阳晒在后背上，暖烘烘的。我站在楼前的空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捡回来的命，总不能就这么躺着耗掉。

　　我寻思着，得干点啥。干啥呢？我这身子骨，扛水泥是不行了。可我还有一样东西没坏——我这张嘴，我这颗心，还有我捡回来的那些字。

　　那一年，我四十三岁。病把我按在了床上，可也正是从床上，我看见了一道新的缝。

　　光从那道缝里漏进来，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