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包袱》海棠山铁哥

1、第1章 识字

　　我认字，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这话搁谁听都不信。一个成天在废品站边上转悠的半大小子，家里穷得连课本都买不齐，能认识几个字？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我家住在海棠山底下的小镇，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用不了一根烟的工夫。我爸在矿上上班，我妈在街口的国营小饭馆帮工，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我上学前，屋里一本书都没有，唯一带字的纸，是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一炕一墙，全是头年剩下来的。

　　那年我九岁，也可能是十岁。反正是个热得人心里发毛的夏天，知了在杨树上没命地叫。我跟几个小伙伴去镇东头的废品站"寻宝"——说是寻宝，其实就是翻破烂，捡点能卖钱的铁皮、铜丝，换两根冰棍钱。那天下午，我扒开一堆旧麻袋，底下压着一台电视机。

　　那是一台老掉牙的显像管电视，外壳裂了，后盖没了，敞着膛，露出一堆管子线头，屏幕碎了一角，像被人拿砖头砸过。小伙伴凑过来看了一眼，嫌沉，骂骂咧咧走了。我没走。我在它跟前蹲了足有半个钟头，最后鬼使神差，愣是把它拖回了家。

　　我妈看见我拖回来这么个铁疙瘩，气得拎着笤帚疙瘩撵我："你捡这破烂玩意儿干啥？咱家连电都舍不得多使，你弄个死电视回来当祖宗供啊？"我抱着电视不撒手，梗着脖子说："妈，它能出人影。"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出人影。我就是觉得，这玩意儿稀罕，稀罕得我心痒痒。

　　接下来那半个多月，我像着了魔。我去找街口修自行车的老张头借改锥，把电视拆了装、装了拆。老张头年轻时在镇广播站干过，懂点电器，看我魔怔，倒也不烦，蹲在边上教我：这根线管啥，那个件儿管啥，哪坏了怎么换。我学得比上课还认真。灯泡坏了我换灯泡，保险丝烧了我换保险丝，实在缺零件，就趁晌午没人，偷摸从废品站再翻点回来。就这么瞎鼓捣，鼓捣到第十一天上，电视"嗡"的一声，亮了。

　　满屏雪花，呲啦呲啦响，像下雹子。可我高兴得在院子里蹦了三圈。我妈听见动静出来看，愣了半天，说了句："行啊，随你爸，手巧。"

　　那是我们家第一台电视，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道光。

　　自打电视响了，我算是入了迷。老张头看我是块料，教得更起劲了：这个叫电容，那个叫电阻，哪个是变压器，哪个是显像管。他还拿了块万用表，教我量电压："你量量这儿，看有没有数儿。"我一学就会，他啧啧称奇："你这孩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我说："啥饭？"他说："修电器。"我说："我想吃说话那碗饭。"老张头乐了："说话？说话谁不会？"我说："不是说话，是说相声。"老张头说："那可得有两下子。"我挺了挺胸脯："我练！"

　　除夕那天晚上，家里破天荒炒了俩菜。我爸破例没早睡，坐在炕上，跟我妈、我一起看电视。那台雪花电视，那天晚上信号出奇地好，春晚的相声，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我爸平时不爱笑，那天也乐了好几回，一拍大腿："这俩人，绝了。"我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记，记完了，趴在被窝里，对着墙，自己给自己说。我妈说："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你别把狼招来。"我说："妈，你听我这句——"我妈听完，乐了："行，有点那意思。"

　　开学之后，语文老师考默写，我默了个全班第一。老师不信，把我叫到办公室："铁柱，你作业本上错别字一堆，怎么默写反而全对？"我说："老师，我天天看电视，电视底下有字幕。"老师愣了愣："看电视还能学认字？"我说："能，电视是我老师。"老师沉默了半天，说："那你可得挑个好老师看。"我说："我只看相声。"

　　也是那一年，学校组织联欢会，老师让我出个节目。我说："我说段相声。"老师上下打量我："你？行吗？"我说："试试呗。"我拉上同桌，一逗一捧，把从电视上学的那段，连比划带说，整了一回。底下同学笑成一片，连老师都乐了。那是铁柱这辈子，头一回登台。虽然台是讲台，观众是四十多个小孩，可那阵笑声，我记了一辈子。

　　那几年，我养成了一个毛病：见着带字的，就挪不动道。路边的招牌、墙上的标语、人家门上的春联，我都得念一遍，念错了，记下来，回家查。我那破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词儿：段子里的、新闻里的、春联上的。有一回，我在废品站翻出一本没了封皮的旧书，书页都黄了，我当宝贝似的揣回家，就着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本《相声选集》。我啃了仨月，啃得滚瓜烂熟，里头那些段子，我能背下一大半。

　　从那以后，我就不光是"捡字"了，我开始"攒话"。街坊邻里谁说了句俏皮话，我记下；收音机里谁念了段绕口令，我记下；连我妈骂我爸那句"你这死脑筋，跟井绳似的"，我都记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包袱"。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捡的那台破电视，会把我这一辈子，都搭进去。可话说回来，就算知道，我也认。

　　信号不好，只能收一两个台，还全是雪花，人影在雪花里晃，一晃就没。可我不在乎。我搬个小板凳坐在炕沿上，离电视一尺远，瞪着眼睛看。那天晚上放的是个曲艺晚会，几个穿长衫的人上台，拿扇子，一捧一逗，底下的观众哗哗地鼓掌。我听不懂他们说的字儿，可我听得懂那劲儿。他们的话跟镇上人说话不一样，跟广播里念稿子也不一样，那话带着钩子，一句咬着一句，把人心里的乐呵，一点一点全勾出来了。

　　后来我知道了，那叫相声。

　　我认字，就是从那台破电视开始的。相声演员在台上说话，屏幕底下有字幕，一个字一个字蹦。我拿它当老师，一个词一个词地对：这个字念啥？那个字是啥意思？猜错了不要紧，等它再出来，再对一遍。没人教我，我自己教自己。白天捡破烂，晚上看电视，看完了趴在炕上，拿铅笔头在糊墙的报纸上划拉，把白天认下的字，一个挨一个抄下来。慢慢地，我能把一句完整的话对下来了；再后来，我能赶在演员开口之前，把字幕先念出来。

　　有一回电视里说了一段贯口，报菜名，跟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不带喘气。我迷得不行，趴在被窝里偷偷背："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背到第三样就卡壳了，第二天接着背，背了半个月，还是卡在第三样。我跟我妈说："妈，这嘴不是嘴，这是机关枪。"我妈说："你少整那没用的，作业写完了吗？"

　　四年级那年，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全班同学写的是当科学家、当老师、当解放军，我写的是——我想当个相声演员。老师在班上把我的作文念了，念一句，同学们笑一阵。老师说："铁柱啊，你连课文都念不利索，还想说相声？先把字认全了吧。"全班又笑。

　　我也跟着笑，笑得比谁都大声。可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心里有个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我偏要试试。

　　那台电视陪我过了三年。后来它彻底坏了，修不起来了。我把它拆了，零件卖了七块钱，壳子留下，垫在院子角落里，让我妈种了一排大葱。可它给我的东西，一直没坏——我认字了，我知道这世上有一种本事，叫"把话说得让人乐"。

　　再往后，我长大成人，离开海棠山，去城里讨生活。装卸工干过，保安干过，后厨帮工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什么日子都过过。我早就不提"相声演员"这回事了，提起来自己都觉得臊得慌——一个捡破烂出身的孩子，认字都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凭什么想那些登台亮相的事？

　　可有些念头，你压不住。它就像那台电视的雪花点，你以为它没了，其实它一直在那儿，呲啦呲啦地响，等着一个信号进来。

　　那年我四十三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天花板上没有灯泡，只有一盏白得晃眼的灯。我盯着那盏灯，想起海棠山，想起那台破电视，想起我趴在炕上，一个一个字地认字的日子。我想：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可我没想到，真正的信号，还没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