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笔》四溪

8、城里的简延

　　简延在省城那三年是怎么过的，我是十一年后，从一个叫罗大勇的民工嘴里，连同他遗下的那些信，一点一点拼出来的。

　　罗大勇是邻乡的人，早年在省城工地上跟简延一块儿搬过砖。二〇〇三年深秋，发现尸骨后没几天，蒋渡按着信里的线索，自费跑了一趟省城，在城郊一个脚手架林立的工地上，找到了这个满脸风霜的汉子。罗大勇听见“简延”两个字，手里的钢筋当啷掉在地上，蹲在墙根抽了半包烟，才把那些陈年旧事，一句一句倒出来。

　　他说，简延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干净、也最苦的读书人。

　　一九九〇年秋天，简延头一回到省城。

　　南岭师范在城东，红砖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图书馆有四层楼。他报到那天，穿着我哥给的旧褂子，背着我绣了“延”字的蓝布包，脚上是周先生改的那双旧布鞋。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同学，有的戴着手表，有的拎着皮箱，说一口他听不太懂的、卷着舌头的普通话。

　　他在报名处门口站了很久，没敢进去。

　　他的普通话，是跟着周先生学的，带着浓重的山里口音。头一堂课点名，他答“到”，全班笑了一回；他上台做自我介绍，说了两句，底下又笑。他的褂子上有补丁，他的铺盖是粗布的，他吃饭永远是最便宜的素菜就白饭，他连食堂的饭票怎么用都要偷偷看别人学。

　　罗大勇说，简延跟他讲过这些，讲的时候是笑着的，像在说别人的事。

　　可他夜里躲在被子里哭过几回，只有他自己知道。

　　师范生的助学金一个月十四块五，管饭，发饭票。他头一个月，从嘴里抠出五块钱，跟着信寄给了我。他给我写信说“食堂白面馒头随便吃”，其实他每顿只打一个素菜，就着免费的汤下饭；他说“宿舍有电灯，亮堂”，没说他为了省电费——其实电费摊在住宿费里——总在熄灯后借着走廊的灯看书，被宿管骂过好几回。

　　他的功课是全系第一。

　　入学摸底，他从二十几名追到第一，只用了一个学期。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说他是十年难遇的好苗子，古文功底比有些青年教师还扎实。他的文章上过校刊，他的钢笔字在学校的书法比赛里拿过头奖。

　　可这些，他在信里都轻描淡写。他信里写得最多的，永远是我。

　　罗大勇没见过那些信，他见到的简延，是在工地上。

　　师范二年级，功课松了些，简延开始没日没夜地打工。学校食堂帮厨、给出版社抄稿子、周末去工地搬砖拌砂浆，什么都干。他要攒钱。他跟罗大勇算过一笔账：毕业分配，最好能分回地区或者县城的中学，一个月工资七八十块；他要攒够一笔钱，还了阿荞的一百二十六块——他说那钱他得加倍还，不是还钱，是还命——再攒够彩礼、盖房的钱，风风光光回山里娶人。

　　“他兜里永远揣着一张照片。”罗大勇跟蒋渡说，“其实也不是照片，是张一寸的小相片，褪了色，边角都磨毛了，他用塑料纸包着，贴肉放。歇工的时候别人抽烟打牌，他一个人蹲在墙角，把相片摸出来看，看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再揣回去。我们问他对象哪儿的，他说，山里的，全世界最好的姑娘。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个眼神……我罗大勇大老粗一个，都看得鼻子发酸。”

　　一九九〇年冬天，周先生没了。

　　简延回去奔丧，回到学校，人整个瘦了一圈，话更少了。罗大勇说，从那以后，他像是没了先生这个念想，把所有的指望都压在了“毕业、回去、娶阿荞”这一件事上。

　　变故出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

　　那年他在城郊一个工地打工，赶工期，连着熬了几个通宵。一天下午，脚手架上的料斗没挂稳，半筐砖头从三楼高的地方砸下来。他为了推开身边一个愣神的小工，自己躲闪不及，整筐砖砸在了右胳膊和右手上。

　　命保住了，胳膊没断，可右手——他那只写得一手好字、拿过头奖、给我写了三年信的右手——让砖头砸烂了。

　　手腕骨裂，中指和食指的筋受了伤。

　　石膏打了三个月。拆了石膏，手是保住了，可手指头不听使唤，一握笔就抖，横写不平，竖写不直，一个字写出来，歪歪扭扭，跟虫爬似的。

　　他疯了一样练。罗大勇说，他见过简延夜里在工棚里，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用那只发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了撕，撕了写，纸扔了一地。一个拿笔当命的人，忽然写不出一个端正的字了，那滋味，比砸了他的手还疼。

　　他的字，是他的脸面，是他从泥里爬出来的梯子，是他将来站在我爹娘跟前的底气。

　　如今梯子断了。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人瘦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眼睛里那点光，一点一点暗下去。校医说他是神经衰弱，让他休养；后来有老师建议他去看看精神科，说他这是抑郁之症——那年代山里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词，只当是读书人想不开、魔怔了。

　　他不是不想给我写信。

　　他是写不出一封像样的信了。

　　他给我写的每一封信，都要工工整整、漂漂亮亮，那是他隔着三百公里，能捧到我面前的、唯一的体面。如今他的手抖成那样，写出来的字东倒西歪，他不敢寄。他怕我看了担心，怕我觉得他在城里过得一塌糊涂，更怕——怕自己这个样子，配不上让我再等下去。

　　他在日记里写（这些日记后来也在他的帆布包里）：

　　“阿荞，今日试着写信，一个‘荞’字，写坏了十七张纸。我连你的名字都写不好了。我拿什么娶你？”

　　“阿荞，他们说我病了。我没病，我就是想你，又不敢想。一想你，手就抖得更厉害。”

　　“再等等，等我手好一点，等我攒够钱，我就回去。我不能这样回去见你。我答应过先生，不让你掉一滴泪。”

　　他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撕。后来实在熬不住思念，也寄过几封短信——就是我收到的那些“近来忙，勿念”。那几行字，他不知道写了多少遍才写成，每一笔都在跟自己发抖的手较劲。

　　他不知道，就连这些短信，我也只收到了寥寥几封。更多的信，连同他省下的汇款单，根本没能翻过白沙镇那道梁。

　　真正把他推进冰窖里的，是那年冬天的一封信。

　　信是从青牛岭寄来的，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盖着白沙镇的邮戳。信里只有一张纸，说阿荞已经收下别家彩礼，定了亲，来年就出嫁，让他死了心，别再写信，别再寄钱，免得耽误人家姑娘的名声。

　　信纸末尾，按着一个鲜红的手印。

　　他认得我的手印。

　　他给我寄过一张要去村里盖章的助学金调查表——那表本来该由家里按手印确认情况，是我娘拿着，哄我说是什么借据，让我在一堆纸上按手印，我稀里糊涂多按的那一张，就这么到了他面前。

　　罗大勇说，简延接到那封信，正在工地上拌砂浆。他看完，一声没吭，把信仔仔细细折好，揣进怀里，然后跟谁也没打招呼，一个人走了。

　　三天没人见着他。

　　第四天夜里，罗大勇在工地楼顶的水塔边上找到了他。十一月的天，他在水塔背后坐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人已经烧得说胡话了，手里还攥着那张按了手印的纸。

　　罗大勇把他背下来，灌了两天姜汤，他才缓过来。

　　醒过来他说了一句话：“大勇，我不信。阿荞不是那样的人。这信有假。”

　　他又开始给我写信。一封，两封，十封，二十封。他用那只还在抖的手，一笔一画地写，写他不信，写他要回来当面问我，写让我等他，千万别嫁。

　　信寄出去，石沉大海。

　　后来，信被一封一封退了回来，信封上盖着四个字：“拒收，退回。”

　　那是我哥买通了白沙镇邮局的代办员。

　　每退回来一封，罗大勇说，简延的脸就白一分。到最后一摞信退回来，他坐在工棚里，把那些信整整齐齐码在面前，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鬓角居然有了白头发。

　　他那年二十三岁。

　　可他到底没死心。

　　他跟罗大勇说，信可以假，手印可以骗，可青牛岭的青冈树不会假，阿荞眼睛里的东西不会假。他要亲眼回去看一眼。只要我当面对他说一句“我不等你了”，他扭头就走，这辈子再不踏进青牛岭；可只要我还肯等，他就是爬，也要爬回来带我走。

　　他开始拼命攒路费，盼着毕业。他甚至想好了，毕业不要城里的分配，申请回县里、回乡里教书，只要能离我近一点。

　　一九九二年农历九月十二，罗大勇从白沙镇探亲回来，带回了最终的消息。

　　他本来不想说。可简延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自己先开了口：“是不是她的事？你说。”

　　罗大勇支支吾吾，说他在镇上听人讲，青牛岭林家的姑娘，九月十六出嫁，嫁白石溪的木匠蒋渡，彩礼三百二，婚事早定下了，连嫁妆都备齐了。

　　“我话还没说完，”罗大勇后来红着眼眶跟蒋渡讲，“简延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他把手里的瓦刀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往工棚外跑。我喊他，工钱还没结呢！他头都不回，说不要了。”

　　“他回工棚卷了个帆布包，把铺盖都没要，揣上所有的钱和那一包信，借了我点钱，跑着去的车站。”

　　“我追出去，就看见他那个背影，瘦得跟竹竿似的，在风里跑，一边跑一边抹脸。”

　　“蒋师傅，”罗大勇说到这儿，号啕大哭，“我那时候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我背也把他背回来啊……”

　　九月十四，简延坐上了从省城开往地区的绿皮火车。

　　九月十五，转班车到白沙镇。

　　他算了一路的日子。

　　九月十六，来得及。

　　只要赶在九月十六天亮前翻回青牛岭，他就来得及，在那顶花轿抬起来之前，问我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