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笔》四溪

5、信

　　.简延走后的头一年，信比山里的雨还勤。

　　白沙镇邮局每周二、周五各送一次信到村里，托村部代销点代转。每逢这两个日子，我天不亮就醒，竖着耳朵听代销点方向的动静。邮递员老陈的自行车铃一响，我魂都能跟着去。

　　他的信，信封总是糊得平平整整，上头的字清隽挺拔，一排一排，跟列队的小兵似的。收件人写“林荞同志亲启”，落款永远是“延”。

　　头一封信从县城寄来，他写了七页纸。

　　他写县城有多大，马路能并排走四辆汽车；写夜里有电灯，一拉绳，满屋子亮，不用点灯熬油；写学校的食堂，白面馒头随便吃，他头一顿吃了三个，撑得直不起腰；写复读班七十多个人，他底子薄，头回摸底考只排二十几名，他不服气，每天学到熄灯后。

　　写满了六页学校和县城，最后一页，才写他自己。

　　“阿荞，昨夜下了雨，我睡不着，听见雨声，就想起青牛岭。城里的雨打在瓦上，声音是脆的；山里的雨打在青冈树叶上，声音是闷的，沙沙沙，像你在我耳边说话。我摸着脖子上的星星，它贴着心口，是凉的，可我一想到是你给我戴上的，它就是烫的。我一定好好考，你等我。”

　　信里夹着一片法桐的叶子，黄了边，压得平平整整；还夹着一张水果糖的糖纸，透明的，印着红双喜。

　　我不认得几个字，他的信，我得求人念。

　　起先求周先生。先生那时候已经下不来床了，可每回我拿着信去，他都高兴，靠在床头，戴着胶布粘着的眼镜，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念到写我的段落，先生就停下来，从眼镜上头看我，笑眯眯的。

　　“阿荞，脸红了。”

　　“先生你快念嘛。”

　　先生念完，还教我认。我就着简延的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他的信是我最好的课本。他写“荞”字，我就跟着写“荞”；他写“等”字，我就跟着写“等”。别人的课本是《语文》，我的课本是他的信，一年下来，我居然能磕磕绊绊地把他的信读下来了。

　　回信也是先生替我写，我说，先生写。我说不出什么漂亮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家里都好，鸡又下了几个蛋，青冈树发了新芽，你要吃饱，别省，钱不够我再寄，你别惦记我，我等你。

　　先生写着写着就笑：“阿荞，你这信，十句有八句是‘我等你’。”

　　我臊得不行：“那……那句划掉？”

　　“别划。”先生摆摆手，“就这句最金贵。”

　　一九九〇年夏天，喜讯传回山里。

　　简延考上了。省城的南岭师范学校，公费，管吃管住，毕业包分配，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苗子。

　　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部那天，整个青牛岭都炸了。三叔公捧着那张红纸，手直哆嗦，满村子转，逢人就说：“看见没有！百家饭喂出来的娃！咱青牛岭的文曲星！”

　　那天全村跟过年似的，这家仨鸡蛋，那家半斤腊肉，凑了一堆东西，让简延放假回来拿。

　　他没放假，只来了封信，信纸上有洇开的水渍，不知道是汗还是泪。他说他拿到通知书那天，在县城的邮电所门口蹲了一下午，想给我发个电报，又不知道电文该写啥，写来写去，就写得出三个字——“我考上了”。

　　“阿荞，我离你越来越远了，有三百多公里。可我离娶你，越来越近了。师范三年，再分到学校，我就有工资了。你再等等我，再等三年，就三年。”

　　那年冬天，周先生走了。

　　先生是夜里走的，走得很安详，枕边摊着一本翻烂了的《唐诗三百首》，书页停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一页。

　　简延赶回来奔丧，三天。

　　那是他出山后我们头一回见面，也是最后一回。

　　他黑了，也瘦了，可眼睛里有光，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一群泥腿子中间，已经有了点读书人的样子。出殡那天他披麻戴孝，摔盆、捧灵、守夜，比亲儿子还尽心。

　　下葬后的夜里，他又来找我，还是在老青冈树下。

　　一年多不见，我们俩面对面站着，都有些生分，又都拼了命地想把对方看进眼里去。

　　他先开口，嗓子哑的：“阿荞，你瘦了。”

　　“你也瘦了。”

　　“城里苦吗？”

　　“不苦。”他摇头，顿了顿，又老实承认，“苦。可一想到你，就不苦了。”

　　他从衣领里把那颗银星星摸出来给我看，链子贴着肉戴了一年多，磨得发亮。“我天天戴着，洗澡都不摘。同寝室的人笑我，说简延你脖子上挂的啥，宝贝成这样。我说，是命。”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笑着捶了他一下：“就会说好听的。”

　　他握住我捶他的那只手，握得紧紧的。

　　“阿荞，先生走了，这世上真心盼我好的人，又少了一个。”他声音发涩，“先生临走前托人带信给我，就一句话——‘别辜负了等你的姑娘’。”

　　“我答应过先生，也答应过这棵树。等我毕业，就回来娶你。八抬大轿我办不起，可我要让你成为青牛岭头一个坐汽车出嫁的姑娘。”

　　那夜没有月亮，我们在黑暗里站了很久。他说明天一早就得走，学校请假难，路费也贵。

　　我送他到山嘴。他走出老远，又跑回来，把我冻得冰凉的手塞进他袖筒里暖着，反反复复就一句话：“等我，阿荞，等我。”

　　我说：“我等。你数着日子，我也数着。”

　　谁能想到呢。

　　那就是永别。

　　回到省城，他的信照旧勤。师范生有国家发的助学金，一个月十几块，他省吃俭用，开始在信里夹钱。头一回夹了五块，第二回十块，最多的一回夹了二十。他在信里写：“阿荞，这钱你拿着，买件新衣裳，别总穿旧的。你十八了，该俏了。我在城里看见人家姑娘穿的红毛衣，好看，我想你穿上一定更好看。等我过年回来，带你去白沙镇扯布。”

　　那些钱我一分没动，连同他的信，一起收进床底的木箱子。我想替他攒着，等他回来娶我时，办酒席用。

　　变化是从一九九一年开春后起的。

　　信，开始少了。

　　先是从一周一封，变成十天一封，半个月一封；后来，一个月也未必有一封。信也短了，常常就一页纸，字迹潦草，话说得没头没尾。

　　“阿荞，近来忙，勿念。注意身体。延。”

　　“阿荞，功课紧。等我放假。延。”

　　我抱着那些薄薄的信纸，心里头空落落的，可我不敢往坏处想，只当他真是功课忙。师范的最后一年，要实习，要写论文，要联系分配，是忙。

　　我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去，絮絮叨叨，把山里的事都写给他：青冈树又粗了，我家老母鸡孵了一窝小鸡，二牛娶媳妇了，先生坟上的草我割过两回了。我写得越来越长，他回得越来越短。

　　再后来，连短信也没有了。

　　整整两个月，片字皆无。

　　我慌了。

　　那时候村里的信，统一送到村部代销点。以前我自己三天两头往代销点跑，后来我哥林树不知怎么的，跟代销点的人说，以后林家的信他统一下地回来取，省得我一个大姑娘家抛头露面。

　　我哥取回来的，永远只有一句：“没有。”

　　“哥，你再问问，是不是压在镇邮局了？”

　　“问了，没有就是没有。”我哥眼神躲闪，“阿荞，不是哥说你，人跟人，是有命的。人家如今是啥身份？省城的师范生，将来的国家干部。你是啥？山里的柴火妞。他刚出去，新鲜劲没过，给你写两封信；如今见了世面，回过味来了，不写了，这不挺正常？”

　　“他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我娘从灶屋出来，围裙上擦着手，接过话茬，“男人我见得多了。阿荞，你醒醒吧。吃百家饭的咋了？吃百家饭的也是男人，进了城，见了洋楼汽车、烫发姑娘，谁还惦记山里的土坷垃？”

　　“我不信。”

　　“不信你就等着。”我娘冷笑，“等人家在城里安了家，娶了干部家的小姐，看你的脸往哪儿搁！”

　　那些话像针，一句一句往我心上扎。我捂着耳朵跑出去，跑到老青冈树下，抱着树干哭。

　　树干上“等我”两个字还在，风吹日晒，刀口有些发暗了，旁边那七道小横杠，一道一道，安安静静。

　　我摸着那些字，跟它们说：“你们替我作证，他不是那种人。”

　　我要自己去白沙镇查信。

　　我娘拦着，说家里活儿干不完；我哥拦着，说山路不安全。有一回我趁天不亮偷跑出去，跑到半路，被我哥抄近道截了回来。我哥平时窝囊，那天却发了狠，红着眼睛跟我说：“阿荞！你能不能要点脸！满世界追着男人跑，人家不要你了，你听不明白吗？”

　　我站在山路上，浑身冰冷。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家里开始走马灯似的来媒人。

　　我起先一概不见，来了就躲。我娘也不逼我，只天天在我跟前哭穷、哭你哥的腿、哭林家要绝后，哭她跟我爹活着没意思，不如一根绳子吊死干净。

　　我爹蹲在门槛上，一句话不说，只是咳，咳得像要把肺咳出来。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那些寄出去的信，和他寄回来的信，根本没有翻过白沙镇那道山梁。

　　我更不知道，有一张按了我手印的纸，已经替我，把简延往绝路上推了。

　　我只知道我等的人，忽然没了声息。

　　像一盏灯，好好亮着，风没来，雨没来，却一点一点，在我眼前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