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笔》四溪

3、先生

　　日子一年一年过，青牛岭的青冈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简延蹿了个子，像山里的竹子，一场春雨拔一节。十六七岁上，他已经长到一米七五的个头，肩背薄薄的，腰杆却挺得直，脸长开了，眉眼清清秀秀，是我们那一片山里头最周正的后生。

　　书也念到了头。

　　村小只到四年级，再往上，得到白沙镇上去念高小、中学，几十里山路，得住校，要花钱。简延念不起。周先生自己掏腰包供了他几年，后来先生身子骨不行了，咳得厉害，夜里常常一盏油灯亮到天明，钱也接济不上。

　　简延就辍了学，回村挣工分。

　　先生不甘心。他把简延叫到跟前，咳着说：“延娃，你这脑子，窝在山里种地，是要遭天谴的。恢复高考都这么些年了，国家要人才。你去考，去考中专，考师范——考上师范，公家管饭，毕业了就是国家的人，吃商品粮。你听见没有？”

　　简延低着头，不说话。

　　“你说话！”

　　“先生，”他声音很低，“我没钱。”

　　先生被他这句话噎住了，咳了半天，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最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手绢包，层层叠叠打开，里头是一毛两毛攒的一卷零钱，还有两张皱巴巴的粮票，硬往简延手里塞。

　　简延不要，跪在床前给先生磕了个头，起身走了。

　　这事他没跟我讲，是先生后来告诉我的。先生说：“阿荞，这娃心太重，穷人家的娃，心一重，就先把自己困死了。他是怕啊，怕欠人情，怕还不起，怕翅膀是别人给的，飞不踏实。”

　　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六，开始懂些事了。

　　山里的女娃熟得早，跟我一般大的，有的都开始说婆家了。我娘也动过心思，托人给我哥说亲——我哥林树比我大四岁，小时候爬树摔断过腿，接是接上了，到底落了点跛，家里又穷，十里八乡的姑娘没人愿意上门。我娘愁得头发一把一把掉，掉着掉着，眼睛就往我身上瞟。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山里的规矩，哥娶不上媳妇，就拿妹子去换，叫“换亲”——把我许给哪家的后生，那家的妹子再许给我哥，两边都不用出彩礼。我娘不敢明说，可她那点心思，跟灶膛里的火似的，捂着也冒烟。

　　我装不知道。

　　我心里头有人。

　　这话我从没跟谁讲过，连简延都没讲过。可青牛岭上上下下，谁看不出来呢？我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在青冈树下认字，一块儿赶集，一块儿在晒谷场上晒谷子。他看我的时候，眼睛是软的；我提起他的时候，声音是亮的。

　　村里人打趣：“延娃，你将来拿啥娶我们阿荞？”

　　他那时候已经学会不红脸了，认认真真地答：“拿我这条命。”

　　众人哄笑，只当是后生家说大话。

　　我也笑，笑着笑着，心里头甜得发苦。

　　他是真的对我好，好得不动声色。下雨天我去溪边洗衣裳，回头他准来接，蓑衣披在我身上，自己淋着；我上山采菌子，他总在不远处砍柴，隔一阵就学一声布谷鸟叫——那是我们约好的，他叫一声，我应一声，彼此知道人还在，没走远。

　　有一年三伏天，我中了暑，倒在苞谷地里，是他把我背回来的。十几里山路，他背着我，一步没停，汗把整件褂子泡得透湿，鞋里都能倒出水来。我趴在他背上，迷迷糊糊的，闻见他身上太阳和皂角的气味，听见他的心在我耳朵底下跳，咚，咚，咚，又急又重。

　　他说：“阿荞你别睡，你跟我说话。”

　　我说：“简延，我沉不沉？”

　　他说：“不沉。你再重我都背得动。”

　　我说：“那你背我一辈子呗。”

　　他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跪到山路上去，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

　　“好。”

　　就这一个字，我拿它当了半辈子的定情信物。

　　真正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是在十六岁那年的中秋。

　　山里人不过中秋，那天是周先生的生日，我们几个念过书的娃凑了点东西，去看先生。先生高兴，多喝了两盅自泡的药酒，红着脸给我们讲唐诗，讲“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讲着讲着就掉眼泪，说他这辈子困在山里，不后悔，就盼着我们这些娃里，能出去一个是一个。

　　散了已经是夜里，月亮大得像一面铜锣，挂在鹰嘴崖上，山路上白花花的，跟落了霜似的。

　　简延送我回去。

　　走到后山那棵老青冈树下，我们都站住了。

　　这棵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三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遮住半面坡。小时候他爬树掏鸟蛋，我在树底下望；长大了他在树下教我认字，听我背诗。我们俩的那点心事，这棵树比谁都先知道。

　　那天不知怎么的，谁都不想走。

　　他靠着树，我坐在树根上，月亮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得他眉眼分明。他看了我很久，看得我脸发烫，我低着头揪草，没话找话。

　　“简延，周先生教你的字里头，最难写的是哪个字？”

　　他想了想，说：“‘爱’字。”

　　“咋难写了？”

　　“上头一个爪子头，中间一个秃宝盖，下头一个友。”他用手指头在膝盖上虚虚地画，“笔画多，不好写。”

　　我那时候不知哪来的胆子，心跳得跟擂鼓似的，嘴上却故意逗他：“那‘我爱你’三个字，你会写不？写给我看看。”

　　话一出口，我自己先臊得不行，恨不得钻进树根底下去。

　　他半天没吭声。

　　我偷偷抬眼，看见他脸涨得通红，脖子都红了，月光底下，那点红一直红到眼睛里去。他喉结动了动，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阿荞，这三个字，不能写在纸上。”

　　“为啥？”

　　“写在纸上的字，是给人看的，看了就过了。”他看着我，一字一字地说，“这三个字，写了就要算数。我不能拿树枝在地上糊弄你，也不能写在信纸上叫风刮跑了。等有一天，我能名正言顺娶你的时候——”

　　他顿住了，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小的刻刀。

　　那是周先生送他的，先生年轻时喜欢刻印章，刻刀是城里带下来的好钢，木柄磨得油亮。简延一直当宝贝，随身带着，给村里刻过名章，也给我刻过木头小兔子。

　　“到那天，我把这三个字，刻给你看。”他说，“刻在硬东西上，刻进去，就再也抹不掉。”

　　我怔怔地看着他，月亮那么亮，他的眼睛比月亮还亮。

　　“那要是那天一直不来呢？”我小声问。

　　“会来的。”他说，“阿荞，你信我。”

　　那天夜里他没写那三个字，却在青冈树的树干上，刻了另外两个字。

　　他踮着脚，在我够不着、他刚好够得着的地方，一笔一画，刻了“等我”。

　　刻刀入木，沙沙地响，新茬子翻出来，在月光底下泛着白。

　　“刻在树上，树活多少年，这俩字就活多少年。”他收起刻刀，不敢看我，“阿荞，我总要出去闯一闯。先生说得对，我不能烂在泥里。我要是出去了，你……”

　　“我等你。”

　　我抢着说了，说得又快又急，像是怕说慢了，这句话就被月亮听见、收走了。

　　“你走多远，我等多久。”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胸口起伏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很轻很轻地，碰了碰我的头发，手指头抖得厉害，碰了一下，就像被烫着似的缩了回去。

　　那年他十八，我十六。

　　我们到最后都没敢拉一回手。

　　可青冈树替我们记着——树身上那两个字，“等我”，一个敢刻，一个敢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