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笔》四溪

2、百家饭

　　我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外乡娃。

　　说是外乡娃，其实也不算外乡。他爹简老栓原本是青牛岭的人，年轻时穷得过不下去，带着婆娘下山，到县林场当了伐木工人。我七岁那年开春，林场来人报丧，说简老栓让倒下来的杉木拍着了，人抬到半道就没气了。他娘拖着他回村里投奔亲戚，路上受了风寒，到家第三天也闭了眼。

　　两口子前后脚走，留下个九岁的男娃，叫简延。

　　我头一回见他，是在村里的晒谷场上。

　　那天落着毛毛雨，春寒料峭，生产队长——我们都叫他三叔公——领着他挨家挨户磕头。他穿着一身洗白了的旧蓝布褂子，褂子太长，空荡荡挂在身上，膝盖处磨破了，露出里头冻得发青的皮。他剃着光头，脑袋上一根筋都看得清，脸瘦，下巴尖尖的，只有一双眼睛，黑得像山涧最深的那口水潭，静，也亮。

　　三叔公逢人就叹：“老栓家就剩这一根苗了。乡里乡亲的，一家匀一口，把娃喂大吧。”

　　就这么着，简延吃起了百家饭。

　　今儿在东头，明儿在西头，一家轮一家。乡下人穷，可也厚道，谁家锅里多添一瓢水，就多他一双筷子。他从不白吃，吃完饭抢着干活，割猪草、劈柴火、挑水、带娃，啥都干。他人小，话更少，一天到晚听不见他出三声，可手脚麻利，眼里有活，你家水缸刚见底，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你挑满了。

　　村里的婆娘背地里都说：“老栓家这娃，懂事得让人心疼。”

　　我家也轮过他几回。

　　头一回他来，我娘给他盛了满满一碗红薯饭，上头压了一筷子酸豆角。他双手捧着碗，先朝我娘鞠了个躬，才小口小口地吃，吃得很慢，一粒米都不撒。我蹲在门槛上啃红薯，眼睛一眨不眨地瞅他。他让我瞅得不好意思，埋着头，耳朵根都红了。

　　我说：“你叫简延？哪个延？”

　　他放下碗，拿手指头蘸了碗边的菜汤，在桌上写给我看：“延。”

　　那是我头一回见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得这么好看。

　　我们村的娃，名字都是狗蛋、石头、招娣、满仓，连大名都少有人有。他那个“延”字，弯弯绕绕，我盯着看了半天，说：“像山。”

　　他愣了一下，黑眼睛抬起来看我，头一回开口跟我说话。他的声音哑哑的，像没开过的胡琴。

　　“哪里像山？”

　　“你看嘛，”我拿手指头比画，“外头这一捺，是鹰嘴崖；里头这一团，是云，缠在半山腰。”

　　他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

　　那是他爹娘死后，他头一回笑。

　　后来他告诉我，就因为我那句话，他认定我是个跟旁人不一样的。村里人人见了他都可怜他，塞给他吃的，摸着他的头叹气，只有我，头一回见面，跟他谈他的名字。

　　我那时候小，不懂这些，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身后多了条尾巴。

　　我上山割猪草，他跟着；我去溪边洗衣裳，他跟着；我爬树掏鸟蛋，他在树底下张着胳膊接我。他比我大两岁，个头却没比我高多少，瘦得像根竹竿，可他护我护得紧。村里半大的小子笑话他，喊他“野娃”“没爹没娘的”，他从来不吭声，低头走他的路。可有一回，前街二牛喊我“赔钱货”，他扔下猪草筐就冲上去了，跟二牛滚在泥地里打了一架。

　　二牛比他壮一圈，把他鼻子打出了血，血糊了半张脸，他死咬着不撒手，最后把二牛的褂子撕成了两半。

　　二牛哭着回家告状，他娘领着人找上门。我娘当着人家的面揍了我哥一顿——她以为是我哥惹的祸，后来才知道是简延。简延站在我家院门口，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说：“是我打的，跟阿荞没关系。他骂阿荞。”

　　二牛他娘骂骂咧咧走了。我端水给他洗脸上的血，一边洗一边掉眼泪。

　　“你傻不傻呀，打得过人家吗你就上。”

　　他仰着脸让我擦，闷声说：“他骂你，不行。”

　　“骂我咋了，我又不少块肉。”

　　“就是不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九岁的娃，眉头皱着，像在立什么天大的誓言。我那时候不懂，只觉得鼻子酸，把灶上烤着的唯一一个红薯偷偷塞给了他。

　　他掰了一半，又塞回我手里。

　　“一人一半。”

　　打那以后，我们俩什么都是一人一半。

　　一个红薯，一人一半；一把野果子，一人一半；过年三叔公分的两颗水果糖，他那颗揣化了糖纸，揣到我面前，还是一人一半。

　　青牛岭的山是大的，大得能把人一辈子都装进去。我们这些山里的娃，生下来就在山的掌心里，会走路就会爬坡，会爬树就会砍柴。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青梅竹马，我只知道，简延在，我心里头就踏实；他要是哪天被派到远处干活，天黑了还没回来，我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望到眼睛发酸。

　　他也一样。

　　后来周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周先生说：“阿荞啊，你们俩这不是娃娃亲，你们俩这是一个人劈成了两半，掉到这山里头，找着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周先生是村小的先生，大名周敬亭，是早些年从城里下放来的，后来就不走了，留在我们这穷山沟里教书。先生瘦高个儿，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粘着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走路都像在念书。

　　简延十岁那年，周先生发现了他。

　　那年冬天，村里修晒谷场，简延去帮工，休息的时候，旁人都蹲在墙根晒太阳捉虱子，他一个人蹲在地上，拿根树枝在雪地里写字。

　　写了满满一地。

　　周先生路过，站住了，看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

　　他写的是先生前些天在晒谷场上教娃们念的一篇课文，《岳阳楼记》。先生只教过一遍，娃们跟着念了几遍，连大娃都背不囫囵，简延一个没进过学堂门的旁听娃，凭着听来的，在雪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了出来，通篇，只错了两个字。

　　周先生后来说，他一辈子教书，那样的眼睛，只见过两回。一回是他年轻时在城里的学堂，见过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学生；另一回，就是在青牛岭的雪地里，见着简延。

　　先生把他领进了学堂。

　　学费是先生垫的，书本是先生用旧报纸亲手抄的。先生跟三叔公说：“这娃是文曲星下凡，掉在你们青牛岭，是你们青牛岭的造化。可文曲星也得有人搭把手，不能让他烂在泥里。”

　　简延就这么念上了书。

　　他念书不要命。白天在学堂，晚上在油灯底下，一盏油灯熬干了，就就着月光读。他记性好，先生说过目不忘，一点不夸张，一本《唐诗三百首》，他两个月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借来的旧课本，他抄一遍，就跟刻进了脑子里。

　　可他到底是吃百家饭的娃，学堂里念着书，下了学还得干活，还得一家一家轮着吃饭。冬天没有棉鞋，他脚上是一双露脚趾的单鞋，脚冻得流脓，先生看不下去，把自己的旧棉鞋改小了给他。他舍不得穿，下雪天揣在怀里，光着脚跑到学堂，到了门口才把鞋穿上，说怕踩脏了。

　　我那时候也在学堂里混过两年，认了几个字，终究是女娃，我娘说女娃念书是给别人家念的，早早把我拽回家割猪草了。

　　可简延念书，我比谁都高兴。

　　他放了学，就来寻我，坐在青牛岭后山那棵老青冈树下，把当天学的东西教给我。他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写一个，教我念一个。

　　“荞，这个字念荞，就是你的名字。”

　　“上面是草，下面是乔。你娘生你的时候，地里的荞麦正开花，粉白粉白的一片，所以你叫阿荞。”

　　我趴在他旁边，看他写我的名字。他的字写得真好，横平竖直，清清爽爽，跟他人一样。

　　“那你的名字呢？”

　　他又写了个“延”字。

　　“延，是走得远的意思。”他顿了顿，拿树枝点着那个字，“延长，延续，还有……归心似箭的那个路，长长的，一直延到家里头。”

　　我说：“那你以后会不会走得很远？”

　　他没抬头，树枝在那个“延”字上停了好一会儿。

　　“我不走。”他说，“我走了，你咋办。”

　　风从山坳里灌过来，吹得青冈树叶子哗啦啦响。那时候是夏天，满山满岭的绿，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身上、在泥地的字上，落了一地碎金子。

　　我信了。

　　我那时候才八九岁，可我把他这句话，跟那一地的碎金子一块儿，仔仔细细收进了心里头，收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