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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一别三年 沈国渊书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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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渊书房里的灯,那一夜熄得很晚。
窗外北京的夜已经深透,沈砚站在书案前,看着父亲鬓角那点几乎不被察觉的白发,和办公桌上摊开的体检报告——上面几个红戳像两只眼睛,冷冷盯着这个太平了太久的家。
"基地心室有点问题了,老毛病,压不下来。"沈国渊合上报告,声音淡淡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沈砚没说话。
"联姻的风声,是许家放的。许老太太在董事局布的那步棋,要的是沈氏的暗庄,不是你这个人。"沈国渊抬眼看他,目光里是一个走了半辈子江湖的老人全部的沉冷,"你要稳住沈氏,就不能在北京跟许家硬碰。许家人最会造局,你留在风口上,只会被他们拖进泥里。"
"爸。"
"我已经定好了。"沈国渊打断他,语气不容反驳,"下个月,你去纽约。哈佛商学院,读完MBA,顺手把沈氏北美分公司的盘子接下来。三年。"他顿了顿,看着唯一的独子,"三年后回来,许家的泡沫也该凉透了。那才是你回北京,正经做事的时候。"
沈砚沉默了很久。
长久的安静里,只有墙上的老钟滴答滴答走着。他想起走廊尽头那扇被他叩不开的门,想起门缝里那句"沈先生,请回",想起她腕上拴着的那枚银锁——和满天的流星雨。
"……三年。"他低声重复。
"三年。"沈国渊看着他,声音难得地软了一瞬,"阿砚,爸知道放你走三年委屈了你。可你守着北京,守着那点儿女情长,守不住她的平安。许家今天能拿一张照片做文章,明天就能拿她做文章。你去把刀磨快了,回来,才护得住你想护的人。"
沈砚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那点少年气终于一寸一寸沉了下去。
"好。"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谈一笔寻常生意,"我去。"
那一夜之后,北京的天就再没放晴过。
沈砚那句"去美国"的消息,是在他上飞机前两天,才传到眠眠耳边的。是云轻轻在电话里哭诉的:"眠眠!沈砚要走了!他要赴美读MBA,还坐镇什么北美分公司,听说要三年!三年啊!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眠眠握着手机,正坐在图书馆的落地窗前,指节慢慢收紧了书页。
"轻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话,"他要走,是他的事。我拦得住么?"
"你们到底怎么了!上次你俩不是还看流星雨——那红绳呢!你的银锁呢!"
眠眠低头看了一眼已经拴在另一只手腕上、藏进袖口里的那枚银锁。她没答话,只轻声说:"我该去上课了。"
她挂了电话,坐在窗边,望着窗外银杏叶纷纷扬扬地落,坐着坐着,忽然就笑了——笑里带着一点自嘲的白气,呼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模糊的雾。
她要怎么告诉他,她不是生气。她是怕。
怕那句"恭喜"出口的那一刻,她真的会相信,她和那个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少爷之间,横亘着两家的门第、长辈的权衡、种种她看不懂的算计。她怕自己等来的不是一句告白,而是一场把她从小到大那点妄想,一并碾碎的联姻实录。
所以他不解释,她也不肯问。两个人隔着北京一百公里的距离,隔着满城的风言碎语,谁也不肯先低头。
沈砚走的前一夜,北京下了一场极细的秋雨。
眠眠关着灯,坐在自己卧室窗边的藤椅里,怀里抱着一只旧玩偶,听见雨一滴滴打在窗台上,听见楼下韩伯轻轻说了句"少爷来了",听见院子里响起一道极轻的脚步声,然后,是漫长的寂静。
她等了很久。等雨停,等天亮,等一个进屋的叩门声。
可门外的人始终没有叩门。
沈砚就那样站在顾家老宅的院门口,站了一整夜。秋雨打在他深灰的大衣肩上,湿成一片深色。他没有撑伞,也没有进屋,只是隔着那道雕花铁门,望着二楼那扇熄着灯的窗,仿佛要把那双眼睛里的光,看一眼,记三年。
天蒙蒙亮时,他从大衣内袋里取出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俯身,轻轻放在顾家老宅门口的青石阶上,用一方名片压住一角,生怕被风卷走。
他直起身,深深看了一眼那扇窗,转身,走进雾蒙蒙的晨光里,没有回头。
那封信,眠眠没有拆。
佣人清晨扫阶时发现它,送到二楼。眠眠坐在床边,看着那封静静躺在托盘上的信,看信封上他冷隽的字迹写着"眠眠亲启",看了足足一盏茶的时间,最终轻轻说:"收进抽屉里吧。我不看。"
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看。也许她知道,看了,她就再也硬不起那颗心,去面对那扇三年来逐渐合拢的门。
三年。
三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长到足够一个人把象牙塔里的姑娘,磋磨成急诊室里能独当一面的青年医师;短到仿佛只是一闭眼一睁眼,北京第一人民医院走廊尽头的"规培轮转"牌上,就已经换了她的名字。
眠眠考进一院规培的那年冬天,她在急诊科值夜班,白大褂口袋里别着一支笔,袖口挽到腕上,露出那枚始终不曾摘下的银锁,锁面早已被她摩挲得温润。
三年里,同学会的闲话她听得多——沈家大少爷在纽约读名校、执掌北美分公司的战绩,被说书似的翻来覆去传。有人替她可惜,说青梅竹马到底没能修成正果;有人劝她放下,说门第悬殊终究是道坎。眠眠都只笑着听,从不接话。
她偶尔也会梦见那晚的流星雨。梦见他把她领进紫藤广场的烛光里,梦见车顶那片不说话的星河,梦见掌心那只温热的、不肯松开的手。
醒来时,腕上的银锁还凉着,像一句没人读的信。
那个冬夜,是高考结束后,北京最冷的一天。寒风卷着雪花扑在急诊科的门上,病床亮着顶灯,四下一片消毒水与纸页哗啦的声响。
眠眠刚处理完一个急性胰腺炎的老年患者,起身灌了一口凉掉的水,就被护士长郑秀娥叫住了。
"顾医生,120拉回来一个高烧到昏迷的国际航班旅客,从纽约飞回来的,落地就倒在了航站楼。人在3号抢救间,热度四十度出头,血象不好看,先得给你看看。"
眠眠把水杯搁下,利落地套上手套,推开门走进三号抢救间。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厚厚的毛毯,只露出一截额发。高烧的人浑身上下都烧得滚烫,眉峰紧蹙,额角一层薄汗,连呼吸都带着灼烫的气息。陪行的同事递来一沓证件:"护照和登机牌都在这儿。说是从纽约……"
眠眠没有听清后面的话。她捏着病历走近,弯腰,指尖刚触上那人的额温枪,忽然顿了顿。那半张被毯子遮着的脸,眉眼、轮廓、唇线,像一幅被岁月剜了大半棱角、却依旧熟悉的画。像走马灯般,在她面前一帧一帧闪过——她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三年的事,原来一寸都没忘。
她的手悬在半空,微微发抖。
病床上的人就在这时,睁开了一双被高烧烧得通红、却仍深得惊人的眼。目光掠过她的白大褂,掠过她腕间那枚系了三年红绳的银锁,最后,落在她脸上。
三年没见的那张脸,隔着三度的体温,灼得她眼眶发烫。
"……阿砚?"
她听见自己沙哑地、不可置信地,喊出那个三年没再喊过的名字。
病床上的人却只是望着她,烧得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几乎听不清,却一字一字,落进她耳朵里:
"眠眠。我回来了。……你说过的话,还作数么。"
窗外,北京的第一场雪,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把整个急诊科的顶灯,都照成了琉璃一样干净的白。
而眠眠站在原地,攥着那枚温热的银锁,三年砌起来的心墙,在一句"还作数么"里,轰然裂开了一条缝。
雪还在下。锁还温着。三年的话,都到了嘴边。